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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土地上有一個博學的漫畫家，他喜歡問自己，地滾球、填字游戲卡、小提琴、煮洗的衣服和門前的擦鞋墊會怎樣看待這個世界呢？ 不過，我想知道的倒是受命操縱大型現代化攻城炮的人的心理反應。戰爭中許多人從事形形色色奇怪的工作，但哪一個比發射貝爾塔型巨炮更荒誕呢？ 其它士兵或多或少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飛行員可以從飛騰而起的紅光中判斷是否擊中了煤气工厂。 潛艇指揮員可以兩三小時后返回，通過遺棄的殘骸判斷成功的程度。 壕溝里的可怜虫知道要堅持在某個塹壕里便是守住了陣地，心里也沾沾自喜。 甚至野外的炮兵向看不見的目標射擊后，也可以拿起耳机，向藏在七英里以外一顆枯樹上的同伴詢問，所要摧毀的教堂塔尖是否有坍倒的跡象，是否需要變換角度再打一次。 但是，使用貝爾塔型巨炮的弟兄們卻生活在奇怪虛假的孤獨世界中。他們冒冒失失地把炮彈射往天空，卻無法預見炮彈的命運是什么，就連知識淵博的彈道學教授也無濟于事。炮彈也許真的擊中了目標，也許落在了兵工厂或要塞中心。然而它也會打中教堂或孤儿院，或安靜地潛入河底或扎入墓穴，沒有造成任何傷害。 在我看來，作家在許多地方与攻城炮兵有相同之處。他們也在操縱一門重型火炮，他們的文學炮彈也許會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引起革命或動亂。不過一般發射的只是可怜的啞彈，無聲無息地靜臥在附近的田野里，最后被當做廢鐵，或制成雨傘架和花盆。 的确，在這樣短的時間內，消耗了這么多紙漿，這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這個時代就是通常說的“文藝复興”。 意大利半島上的每一個托馬索、里卡多和恩里格，條頓大平原上的每一個托馬西醫生、里卡都斯教授和多米尼·海因里希，都急匆匆地印刷出自己的作品，所用的紙張最小也是十二開的，更甭說模仿希腊人寫的動人的十四行詩的托馬西諾和學照羅馬祖先的佳篇文体寫頌歌的里卡蒂諾了。還有不計其數的人熱衷于收藏古幣、雕塑、塑像、圖畫、手稿和古代盔甲，几乎整整三十世紀兢兢業業地把剛剛從前輩的廢墟里挖掘出來的東西分類、整理、制表、登記、存檔和編纂，用無數對開紙印出集子，再配上美麗的銅版和精制的木刻。 印刷術的發明毀了谷登堡，卻使弗勞本、阿爾杜斯、愛琴尼以及其它新印刷公司發了財，他們從強烈的求知欲望中大撈油水。不過，文藝复興的文學產品并沒有在當時的世界——作家們生活的十五、十六世紀——產生巨大的效果。貢獻出新思想的人只是為數不多的几個鵝毛筆英雄，他們象那樣開大炮的朋友一樣，并沒能親眼看到自己取得多大成功，作品造成了多大的毀坏。但是，他們總的說來是鏟除了進步道路上的种种障礙。我們應當感謝他們干淨徹底地清掃了堆積如山的垃圾，沒有他們，這些垃圾還會在我們的思想里礙手礙腳。 不過嚴格他講，文藝复興起先并不是“向前看”的運動。它鄙視剛剛消失的過去，稱上一代人的著作為“野蠻”之作（或“哥特式的野蠻”之作，因為哥特人曾一度和匈奴人一樣名聲狼藉）。文藝复興的主要志趣在藝術品上，因為藝術品里蘊藏著一种叫“古典精神”的物質。 文藝复興的确大大振興了良知的自由、寬容和更為美好的世界，不過運動的領袖們并沒想這樣做。 早在這之前很長時間，便有人提出質問，羅馬主教有什么權力強行規定波希米亞農民和英格蘭自由民必須用哪國語言析禱，必須以何等精神學習耶穌的教誨，必須為自己的放縱付出多少代价，必須讀些什么書和怎樣教育子女。他們公然蔑視這個超級王國的力量，卻被它打得粉身碎骨。他們甚至還領導或代表過一場民族運動，但終不免失敗。 偉大的簡·胡斯余火未息的骨灰被不光彩地擲入萊茵河，這是對全世界的警告：教皇体制仍然是至高無上的統治。 威克利夫的尸体被官方執刑人焚燒了，它告訴列斯特夏的下層農民，樞密院和教皇還能把手伸到墳墓里。 顯然，正面攻擊是不可能的。 “傳統”這座堅固堡壘是在十五個世紀里靠巨大的權威逐漸地精心建成的，靠外力攻打休想占領它。在高牆壁壘之中也有不少丑聞。三個教皇動起干戈，誰都說自己合法，是圣彼得的唯一繼承人；羅馬和阿維尼翁教廷腐敗透頂，制定法律只是為了使人通過花錢疏通來破坏的；君主的生活完全道德敗坏；貪財謀利之人以日益加劇的煉獄恐怖做幌子，要挾可怜的父母為死去的孩子繳納大筆錢，所有這些都人所共知，卻又絲毫無礙于教會的安全。 然而，一些人對基督教事務毫無興趣，對教皇和主教也無切身之恨，他們胡亂開了几炮，卻使這座陳舊的大廈倒坍了。 布拉格的“瘦小蒼白的人”向往基督美德的崇高理想，可他未盡之事卻被一群雜混的平民百姓實現了，這伙人別無他求，只想做為世界諸般善事的贊助人活著和死去（最好等老了以后再死），做圣母教會的虔誠弟子。 他們來自歐洲的各個角落，代表各行各業，如果當時的歷史學家點破他們所作所為的真實本意，他們還會怒發沖冠。 以馬可·波羅為例。 我們知道他是個非凡的旅行家，看到過奇光异景，無怪乎拘謹于西方城市巴掌大地方的人們稱他是“百万美元的馬可”。他向人們描述說，他看到的金色御座有寶培那么高，大理石牆的長度猶如從巴爾干到黑海的距离，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這個小家伙束手無策了，然而他在進步的歷史中起了絕頂重要的作用。他的文筆并不好。他對文學也怀有同時代同階層的人的偏見。一個紳士應該揮舞寶劍而不是耍鵝毛筆，因此馬可先生不愿意當作家。但是，戰爭使他進了熱那亞監獄。為了打發枯燥的鐵窗時光，他向同牢的一個可怜作家講述了自己一生的奇怪故事，靠這种間接的途徑，歐洲人終于了解了許多過去一無所知的事情。馬可·波羅是個頭腦簡單的家伙，他固執地相信他在小亞細亞見過一座山被一個虔誠的圣人挪動了兩英里，因為圣人想告訴异教徒“真正的信仰能做到什么”；他也輕信了許多廣為流傳的故事，講沒有腦袋的人和三只腳的雞，但他講述的事情卻胜過前一千三百年中的一切，從而推翻了教會的地理學理論。 馬可·波羅從生到死當然一直是教會的虔誠弟子，誰要是把他比做几乎是同時代的著名的羅吉爾·培根，他還會怒不可遏。培根是個地地道道的科學家，他為了追求知識，忍痛整整十年沒寫作，還在監獄里關了整整十四年。 不過這兩個人中還是波羅更為危險。 十万人中最多只有一個人會跟隨培根追逐天上的虹，琢磨娓娓動听的進化理論以顛扑當時的神圣觀點，而只學過ABC的平民百姓卻可以從馬可·波羅那儿得知世界上還存在著《舊約》作者從未想到過的東西。 我并不是說在世界尚未獲得一絲一毫的自由之前，僅靠出版一本書就能引起對《圣經》權威性的反叛。普遍的啟蒙開化是數世紀艱苦准備的結果。不過，探險家、航海家和旅行家的朴實宣言卻得到了大家的理解，這對怀疑論精神的興起起了重大作用。怀疑論是文藝复興后期的特點，它允許人們去說去寫那些僅在几年前還會使人落入宗教法庭的魔爪的言論。 以薄迦丘的奇特故事為例，他的朋友們從佛羅倫薩出發，進行趣昧宜人的長足旅行，頭一天便听到了這些故事。故事里面講所有宗教体制都可能有對有錯。可是如果這個說法成立，所有宗教体制都對錯相等，那么許多觀點就無法證實或否定，既然如此，持各种觀點的人為什么還要被判處上絞架呢？ 象洛倫佐·瓦拉這樣著名學者的探險更奇特。他死時是羅馬教會政權中深受崇拜的政府官員。可是他在鑽研拉丁文時卻無可辯駁地證明說，傳說中關于康斯坦丁大帝曾把“羅馬、意大利和西方所有省份”贈給西爾敏斯特教皇的說法（從這以后的歷代教皇都以此為依据，在整個歐洲作威作福）只不過是個拙劣的騙局，是皇帝死去几百年后教皇法庭里的一個一文不名的小官編造的。 也可以回到更實際的問題，看看一直受圣奧古斯丁思想熏陶的那些虔誠基督徒。圣奧古斯丁曾教導他們說，地球另一側的人所持的信仰是褻瀆和异端的，那些可怜的生靈不可能見到第二次基督降臨，因而根本沒有理由活在世上。不過，當一四九九年達·伽馬首航印度歸來，描繪了他在地球另一端發現的人口稠密的王國的時候，這些善男信女又該如何看待圣奧古斯丁的教義呢？ 這群頭腦簡單的人一直被告知說，我們的世界是平面圓盤子，耶魯撒冷是宇宙的中心。然而“維托利亞”號環球航行后平安返回，這表明了《舊約》中的地理有不少嚴重錯誤，那么這些人應該相信誰呢？ 我重复一下剛才所說的。文藝复興不是自覺鑽研科學的時代，在精神領域中也很遺憾缺乏真正的志趣。這三百年里在一切事物中作主導的是美和享樂。教皇雖然暴跳如雷反對一些臣民的异端教旨，可是只要這些反叛者健談、懂一點印刷和建筑學，他倒也十分樂于邀請他們共進晚餐。美德的熱情鼓吹者，如撒沃那羅拉，和不可知論者冒有同樣大的危險，年輕的不可知論者很聰明，在詩歌和散文中抨擊了基督信仰的基本觀點，而且言詞激烈，絕不是和風細雨。 人們表露的是對生活的新的向往，但是里面卻無疑蘊藏著一种潛在的不滿，反對現存的社會和擁有無上權力的教會對人類理解發展的束縛。 薄迦丘和伊拉斯謨之間隔有近兩個世紀的間隔。在這兩百年里，抄寫匠和印刷商從未清閒過。除教會自己出版的圖書外，所有重要的著作几乎無一不間接地暗示，由于野蠻入侵者造成的混亂局面取代了希腊和羅馬的古代文明，西方社會落入了無知的僧人掌管之下，世界便陷入了极為悲慘的災難。 馬基雅維里和羅倫佐·美第奇的同代人對倫理學并不很感興趣。他們講究實際，最會利用現實世界。他們表示要与教會和平共處，因為它的組織強大，魔爪甚長，會帶來很大害處，所以從不有意識地參加改革的嘗試，或對管轄他們的制度提出質詢。 但是他們對過去事情的求索之心總也得不到滿足，他們不斷追求新的刺激，活躍的思想极不安穩。人們在這個世界上從小就堅信“我們知道”，但是從這時起人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我們真的知道嗎？” 這要比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詩集和拉斐爾的畫集更值得后世紀念。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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