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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已相當練達世故，几乎喪失了為任何事感到吃惊的能力了；但是我當時那么小就這么被人輕而易舉地給拋棄了，就是現在也叫我多少有些吃惊呢。一個才能优异的孩子，一個具有很強的觀察力的孩子，机敏、熱心又纖弱，身体和精神很容易被傷害，卻沒有一個人表示出半點為我著想，我至今覺得不可思議。沒人為我著想，而我年方十歲便成了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的小苦力了。 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的批發店就設在河邊，位于黑弗萊爾的一角。那地方已被現代的改良舉措改變了，不過那批發店還是一條窄窄街道盡頭的最后一所房子，而那條窄窄街道彎彎曲曲從小山上下來直達河邊，街盡頭有几級供人們上、下船的台階。那房子相當破舊，但有自己的碼頭，漲潮時它与水相連，退潮后則与爛泥櫛比，事實上它已被老鼠占据了。它那鑲板房間的顏色已被一百多年——我敢這么說——的污垢和煙气改變了，他的地板和樓梯也已腐朽，在地下室里爭斗的灰老鼠吱吱尖叫，充斥那里的是腐敗和齷齪；這一切在我心中并不是多年前的事，而是具在眼前。就像當年被奎宁先生握著我顫抖的手第一次走過這一切一樣歷歷在目。 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和很多种人有生意來往，不過主要交易還是給一些郵船提供萄葡酒和烈性酒。現在我記不得這些船主要是去什么地方了，不過，我想它們中有一些是前往東印度群島和西印度群島的。我還知道這种來往的結果之一就是有了許許多多空酒瓶，于是一些男子和男孩被雇來把那些瓶子對著陽光來檢查，剔出有裂紋的再擦洗。空瓶子洗完了，就往裝滿酒的瓶子上貼標簽或配木塞，或封住木塞，或把這一切都就緒的瓶子裝箱。所有這些活都是我干的活，也是和我一起被雇的少年們干的活。 我們——連我算在內——有三或四個。我的工作地點設在批發店的一角，奎宁先生想站在帳房凳腳上的橫木上就能從寫字台上的窗口里看見我。在我如此幸運地開始獨立生活的第一個早上，那几個長期在此干活的少年中最年長的那個被派來指點我干活。他名叫米克·沃克爾，系著條破破爛爛的圍裙，戴著頂紙帽子。他告訴我說，他父親是個船夫，系著黑天鵝絨的頭巾在倫敦市市長就職舉行的賽會上競走過１。他還告訴我，我們中為頭的是另一個男孩，并告訴我這男孩的名字——這名字真是奇特怪异——叫白粉·土豆。可我發現那年輕人的教名并不是這樣的，這只是批發店里人們給他取的名，因為他膚色很淺很白，像粉一樣。白粉的父親是個水手，并以任消防員而名气大，從而又被一家大劇院雇來滅火；白粉家的年輕成員——我想是他的小妹妹吧——在那劇院的啞劇里扮演精靈。 -------- １沃克爾（walker）：意為步行者。 我淪落到這么一個圈子里，把這些從此与我朝夕為伴的人与我快樂童年時代的那些伙伴——不必說斯梯福茲，特拉德爾，以及其他同學了——相比較，我覺得我要成為博學多識、卓越优秀的人希望在心頭已破滅了。當時的徹底絕望，因所處地位的卑賤，深信過去所學、所想、所喜愛、并引起遐想和上進心的一切正一天天、一點點离我而去，那年輕的心所受的痛苦，對這一切的深刻記憶是無法寫出來的。當米克·活克爾上午离開后，我的眼淚立刻流進了洗瓶子的水里，我哽咽著，好像胸頭有一道裂縫隨時行將迸開一樣。 帳房的鐘指到十二點半，大家都准備去吃午吃了。這時，奎宁先生敲敲帳房的窗子，作手勢要我進去。我進了帳房，看到那里有個大塊頭中年人，穿著褐色外套、黑色緊身褲和黑鞋。他的頭很大，亮光光的；上面的頭發決不比一個雞蛋上的多，他把那寬寬的大臉完全轉向我。他衣衫寒酸，卻戴一條很打眼的硬假領。他的手杖挺帥气，上面還系了對褪色的大穗子，外套上還挂了個單片眼鏡——后來我發現這只是個飾物，因為他几乎從不用它看什么東西，就算他看也看不見什么。 “這，”奎宁先生指著我說，“就是他。” “這，”那位陌生人說，他給我印象很深的是那种屈就下交的語調，還有那种從事上流職業的無法形容的神態，“就是科波菲爾少爺了。我希望你貴体無恙，先生。” 我說我很好，也希望他很好。我當時十分不安，上天知道；但我不愿在那時訴苦，所以我說我很好，并希望他也很好。 “謝天謝地，”那陌生人說，“我很好。我收到默德斯通先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說，希望我把我那現在未住人的后一部房屋當作——簡言之，出租——簡言之，”那陌生人笑了笑，迸發出勇气說，“當作臥室——租給我此刻有幸結識的年輕創業人——”那陌生人揮揮手，把下巴擱進那硬襯領里。 “這是米考伯先生，”奎宁先生對我說。 “嗯哼！”陌生人說，“這是我的姓氏。” “密考伯先生，”奎宁先生說，“和默德斯通先生相識。他給我們拉生意，只要他拉到了客戶，我們就付他佣金，他收到了默德斯通先生請他替你安排住處的信，并愿意收你當他的房客。” “我的地址是，”米考伯先生說，“都會路，溫澤巷。我——簡言之，”米考伯先生又一度迸發出勇气說，但還是用那种上流人的神態——“我就住在那里。” 我向他鞠了一躬。 “依我之見，”米考伯先生說，“你在這大都市的見聞尚不甚廣泛，要穿過這現代巴比倫的迷宮時都會路——簡言之，”米考伯先生又一次迸發出勇气說，“你可能會迷失方向——我很高興今晚來這里，用最近的路線的知識將你武裝起來。” 我真心真意地謝了他。因為他竟愿意費神，真是太熱誠了。 “几點，”米考伯先生說，“我可以——” “八點左右。”奎宁先生說。 “大約八點，”米考伯先生說，“再見，奎宁先生。我不再打扰了。” 于是，他戴上帽，夾著手杖，身子挺得筆直地走了出去，哼著曲子离開了帳房。 就這樣，我正式被奎宁先生雇在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的批發店里做我力所能及的事，薪水嘛，我想是一星期六先令吧。我記不清是六先令還是七先令了。在這一點上我不能确定，我傾向于是六先令；先是六先令，后來是七先令。他立刻付了我一星期的（我相信是他從自己口袋里掏的），我又從中拿出六便士給白粉，請他晚上幫我把那箱子拿到溫澤巷去——箱子雖說不重，仍不是我那時的力气所能扛起的。我又為我的午飯付了六便士，那由一張肉餅和街頭水龍頭的飲水組成。我還在街上散步了一會，把規定用來吃那頓飯的一個小時打發掉了。 晚上，到了約定的時間，米考伯先生又來了。我洗了手和臉，以示對他的那种派頭的敬意，然后我們一起朝我們的住宅走（我想，這時我也該這么說了）。一路上，米考伯先生把街名、拐彎住房屋式樣都教我記住，這樣明天早上我就不會費事地找到回去的路了。 到了他在溫澤巷的住宅后（我看出，這住宅也和他一樣寒酸，也和他一樣盡可能裝体面），他把我介紹給米考伯太太。米考伯太太是個瘦削憔悴的女人，一點也不年輕了，她正坐在客廳里（樓下沒有任何家具，窗帘總是放下好擋住鄰居的眼光）給一個嬰儿喂奶。這嬰儿是一對雙生子中的一個。我在這里可以說一下，我和這家相處時，從沒見過那對雙生子同時不在米考伯太太怀里的時候，總有一個在吃奶。 還有兩個孩子——米考伯少爺，大約四歲；米考伯小姐，大約三歲。還有一個皮膚很黑的年輕女仆，她有哼鼻子的習慣。不過半個小時，她就告訴我她是個“苦儿”（意思是孤儿），從附近的圣路加貧民習藝所里來這儿的。這一家就有這么些人。我的臥室在后面的頂樓上，小小的房間全貼著一种花紋的牆紙，我童稚的想象力把那花紋和藍松餅聯想在一起，屋里只有很少的几件家具。 “沒結婚之前，”米考伯太太喘著气說，她帶了雙生子和另兩個孩子上樓帶我看住處，這時她坐了下來，“我和爸爸媽媽住在一起時，我從沒想到過，我會不得不招收房客。可是米考伯先生遇到困難。我不能再考慮個人的感受了。” 我說：“是的，夫人。” “目前，米考伯先生的困難几乎把人壓倒，”米考伯太太說，“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度過這難關，在娘家，我和爸爸媽媽住在一起時，我真不懂困難這詞是什么意思，不懂我現在所說的這個詞的意思，可是經歷使我懂得了——正如爸爸常說的那樣。” 我不能肯定，究竟是從她那里我知道米考伯先生做過海軍軍官，還是出于我想象。我只知道，至今我仍然相信他一度入過海軍，但不知道為什么。他現在為各种商戶在城里拉顧客，但我恐怕他收入很少或几乎沒有進項。 “如果，米考伯先生的債主不肯給他時間，”米考伯太太說，“他們就得自食其果了。他們把這事辦得越快就越好。石頭榨不出血，米考伯先生也榨不出錢還帳（更別說付訴訟費了）。” 可怜的米考伯太太！她說她曾努力試過，我并不怀疑她曾這樣做過。臨街門上中間几乎被一塊大銅牌全遮住了，那銅牌上刻著：“米考伯夫人青年婦女宿舍”，可我從沒見到任何青年婦女在這里住宿過，沒見過任何青年婦女來過或提出過要來，也沒見過這里做過任何接待青年婦女的最低標准的准備。我見到或听到的來客全是債主。他們總是在任何時候來到，其中一些還好凶。有一個一臉髒兮兮的人，我猜他是個鞋匠，總是早上七點鐘就鑽到走廊里，朝樓上的米考伯先生嚷嚷說：“下來！你還沒出門呢，你知道的。還我們錢，好不好？別藏著，你知道，那太可鄙了，我要是你就不會這么可鄙。還我們錢，好不好？你要還我們錢，听見了嗎？下來！”這番辱罵得不到回應，他就气得罵出“騙子”、“強盜”，而這樣仍得不到回應，他就走到街對面，沖著二樓窗子（他知道米考伯先生在那里）叫罵。這時，米考伯先生好生傷悲羞愧，以至（有一次，我從他太太的尖叫聲中得知）用把刮胡子刀對自己比划了一下。可是半個小時不到，他就會不惜力气地擦亮皮鞋，哼著曲子出門時，那神气較平日還更像個体面人。米考伯太太也具有一樣的彈性。我曾親眼看到她在三點鐘時被法庭批下的帳單和訟費單逼昏過去，可是四點鐘時，她就吃裹面炸的羊排，喝熱麥酒（這些是當掉兩個茶匙后買回的）。有一次，我偶然提前在六點鐘回家，見她昏倒在火爐前（還帶著雙生子中的一個），頭發披在臉上，原來法庭剛剛強行采取了手段。可就在那天晚上，她一面在廚房的灶前烤牛肉，一面給我講她爸爸媽媽的故事，還告訴我他們過去的交往，我再沒見過她那樣興高采烈過了。 在這所住宅里，和這一家人一起，我度過工余的時間，我給自己的早餐是一便士的面包和一便士的牛奶。我把另一小片面包和另一小塊干酪收在一個特殊的碗櫥里特殊的一層，留著我晚上回家做晚餐。這在那六或七先令里是筆很大的開支了。我對此很有數；我整天就呆在那批發店里，整整一星期就靠那筆錢養活自己。從星期一早晨直到星期六的夜晚，我記不得有任何人給予我任何忠告、意見、鼓勵、安慰、幫助或支持，到我希望到天堂時也記不起。 我是那么年輕、那么幼稚、那么缺乏能力——我不是那樣又能怎么樣呢？——處理我自己的一切生活事務，每天早晨去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時，我常因不能抗拒擺在糕餅店前以半价出售的隔夜蛋糕而花去了我預備買午飯的錢。這樣我就不吃午飯，或只買一個蛋卷或一薄片布丁。我記得有兩家布丁店，我根据我的財政情況在兩者之間做選擇。一家就在靠近圣馬丁教堂的一個廣場上——就在教堂的背后——現在已全遷走了。這家店里的布丁是用葡萄干做的，是种很特別的布丁，价格很不菲，兩便士能買到的不比一便士的普通布丁量多。另一個店在斯特蘭大街——在后來已改建的什么地方。這家的布丁是一种灰色的大塊布丁，沉甸甸，松軟軟，里面稀稀落落地撒了些大葡萄干。每天我下班時，正好這种熱布丁上市，我就吃它當晚飯。如果要吃得像頓正經晚飯，我就在一家小餐館里吃一條香腸和一便士的面包，或一份四便士一碟的紅牛肉；或者去我們營業地點對面的一家又破又舊的酒店里吃上一碟面包和干酪，還喝上一杯啤酒。那家酒店店名叫獅子或獅子和別的什么來著，我已經不記得了。我記得，有一次我胳膊夾了塊面包（那是我早上從家里帶出來的），面包被張紙包著像本書，我夾著它到杜里巷附近那家赫赫有名的牛肉店１，點了一“小碟”那种精致食品和面包一塊吃下去。對我這么一個獨往獨來的奇怪小家伙，那招待是如何想的，我不知道；不過我吃飯時，他那盯著我的樣子至今我還記得，他還叫了另一個招待來看我。我給了他半個便士，真希望他當時沒收下。 -------- １18世紀英國學者約翰森常去該店吃飯。 我想，我們有半個小時吃茶點的時間。我錢夠時，總買半品托沖好的咖啡和一片奶油面包。我沒錢時，就去看艦船街的野味店，在這种時候，我也間或走到考文特花園市場去看菠蘿。我喜歡在阿德爾菲街一帶徘徊漫步，因為那地方有一個黑色拱門而顯得神秘。我記得，一天晚上我從靠近那河邊小酒店的一個拱門里走出，酒店前有片空地，一些扛煤的工人在那里跳舞；我坐在一張凳子上看他們。不知道他們對我作何感想！ 我是那樣一個孩子，那么小，當我走進陌生的酒店要買杯麥酒或黑啤酒以佐我帶來作午飯的東西時，他們竟不敢給我。我記得，一個很熱的晚上，我走進一家酒店，對老板說： “你這儿最好的——特別特別好的——麥酒一杯要多少錢？”因為那天是個特別的日子。我不知道是個什么日子。也許那天是我生日。 “兩個半便士，”老板說，“這价錢買的是貨真价實的斯丹宁麥酒呢。” “好吧，”我拿出了錢說，“請給我上滿滿的一杯貨真价實的斯丹宁吧。” 老板听后，露出一絲怪怪的笑，在柜台那儿把我從頭到腳打量著；他沒去倒酒，反而朝屏風后望來望去，對他妻子說了些什么。他妻子拿著針線活從屏風后走出來，和他一起打量我。現在，我們當時仨人的模樣都在我眼前活靈活現了。老板沒穿外套，靠在柜台的窗架上；他的妻子從那下面那小部門關住的門上方往外看；我呢，就在柜台外面莫明其妙地仰臉看他們。他們問了我很多問題，如我叫什么，多大了，住哪儿，怎么做工，怎么來的。為了不牽連什么人，恐怕我對所有這些問題進行的回答有的是編造。他們把麥酒給我，不過我怀疑這不是貨真价實的斯丹宁；那老板娘推開柜台的那半節門，俯下身來，把銀退還給我，還怀著半稱贊半同情的心情吻了我。我相信這一切都是出于好心和善意。 我知道，我并不是有意或無意地夸張我的經濟匱乏和生活困難。我知道，如果奎宁先生給我一先令，無論何時，我就把它花到一頓飯或一頓點心上。我知道，我是個窮小子，從早到晚，跟普通的成年人和少年郎一起干活。我知道，我又餓又饞地在街上逛來逛去。我知道，如果不是蒙上帝眷顧，在我所受的那种照顧下我會很容易地就變成一個小強盜或小流氓。 我在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也始終處于某种地位。奎宁先生是個不細心的人。又那么忙，事情又那不尋常，也顧不上對我另眼相看，何況不論對成年人還是少年人，我也從不說我的來歷，對于我在這里的愁苦也不流露半分。我暗自忍受，我乖巧忍受，除了我自己，沒人知道。我忍受了多少，正如我已經說過，是完全超出我敘述能力的。但我堅守這秘密，苦做我的那份工。我一開始就知道，如果我不能像任何其他人那樣干活，我就必然受到輕視和侮辱。不久，我就變得至少和那兩個少年一樣利索和熟練了。雖然我和他們都很熟了，可由于我的行為神態与他們的相异之甚而使我們之間有种距离。他們和那些成年人總叫我“小先生”，或“小薩福克人”。裝箱工頭是個叫葛里高利的成年人，另一個穿著紅衣的車夫叫提普，這兩人有時也常叫我大衛，但我想這總是在我們很親熱的時候，也就是我在大家干活時給他們講我看過的那些書讓他們高興時（很快，那些書也從我記憶中消失）。白粉·土豆曾對我的优越地位抗爭過一次，但馬上就被米克·沃克爾制服了。 我認為我沒希望擺脫這种生活了，也就完全放棄了這种希望。我認認真真這么想：我從沒對這种生活退讓過，也從沒不因它而苦惱，哪怕一個小時也沒有這樣過。但我忍受下去，連對皮果提也不曾在任何書信中透露過只字片語（我們通了很多信），這樣部分是出于愛她，部分是因為我羞于那樣做。 米考伯先生的困難更加重了我的精神痛苦。我在這种孤苦伶仃的情形下，和那家人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時時惦著米考伯太太的各种籌款計划，時時心頭壓著米考伯先生的債務。星期六的夜里是我的好時光——部分因為我口袋里有了六或七個先令，回家的路上望著那些店舖，盤算著這筆錢可以買什么，這可是了不起的事；部分因為我能回得早——米考伯太太會把最傷心的秘密向我傾訴；星期天早上她也會這樣，那時我把頭天晚上買回的茶或咖啡在一個刮臉用的小罐里調好，開始坐下吃那已過了鐘點的早餐。在這類星期六的夜間談話開始時，米考伯先生總要痛苦忘情地哽咽一番，而談話將近結尾時，他卻又在唱“杰克快樂地和南在一起”了。我曾看到他流著淚回家吃晚飯，嘴里叨念說只有進監獄是唯一出路；然后又盤算“如果有什么机會出現”（這是他很引以自得的句子）可以弄到裝弓形窗所需的費用入睡了。米考伯太太跟他完全一樣。 我們各自的境遇在我們之間形成了（我深信）一种奇特的友好平等關系，雖然我們的年齡懸殊得可笑。在米考伯太太把我視作她的心腹之交以前，我從不肯接受他們的邀請而由他們掏錢、和他們吃喝，因為我知道他們和屠戶及面包商關系緊張，他們自己通常也沒什么太多的吃食。一天夜里，米考伯太太就像下面所說的那樣和我結成了心腹之交。 “科波菲爾先生，”米考伯太太說，“我把你不當外人，所以不怕對你說：米考伯先生的困難已達到危急關頭了。” 听到這話，我好生難過，看著米考伯太太紅紅的眼睛，我滿怀著無限同情。 “除了一塊荷蘭干酪的皮——這是不适合一個有這么多小孩的一家所需的”——米考伯太太說，“食品間里真是什么也沒有了。我和爸爸媽媽住在一起時，總習慣了說食品間，我几乎不知不覺就說這個詞。我的意思是：家里什么吃的也沒有了。” “天哪！”我很關切地說。 那時我口袋里那星期的工錢還有兩或三先令——由此我猜我們談話時是在一個星期三的晚上——我忙掏了出來，誠懇地請米考伯太太把它們收下權當向我借的。可那太太一邊吻我，一邊叫我把錢放回口袋，并說她連想也不能這么想。 “不能這樣，我親愛的科波菲爾先生，”她說，“我壓根就沒往這上面想！不過，你顯得比你的實際年齡要老成，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另一件事上幫我，我一定滿怀謝意接受這种幫助。” 我請米考伯太太說出來。 “我已親自把日常餐具脫手了，”米考伯太太說，“六把茶匙，兩把鹽匙，一把糖夾，都由我分別在几次拿出去抵押借了錢。想到爸爸媽媽，我為這交易痛心，但這雙生子是個大包袱呀。我們還有几件小物件可以脫手。米考伯先生的感情決不允許·他·親·自來處置這些東西，克莉吉特呢，”——這是那個從習藝所來的女孩——“又生就下流，如過于信任她，反會令她叫人痛心地放縱。科波菲爾先生，如果我可以請求你——” 這時，我明白了米考伯太太的意思，便求她只管差使我。就在當天夜里，我開始處置那些較輕便的財產了；几乎每天早晨，在去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之前，我總要為同樣的交易出門一次。 在米考伯稱做圖書室的屋里一個小柜上，有几本書，先被脫手的就是它們。我把這些書一本接一本拿到都會路一家書攤上——那條路在靠近我們住所的部分在那時几乎全是書攤和鳥舖——不管多少錢就都賣了。攤主住在書攤后的小房子里，他每天晚上都酩酊大醉，早晨就被他妻子痛罵一頓。不止一次，我一早上到那儿時，他就在一張翻得直立起來的床前接見我，他額上的一處傷痕或一只又腫又青的眼睛證明他頭夜又喝得太多（恐怕他喝酒時喜歡和人爭吵）；他伸出發顫的手在亂扔在地板上的衣服口袋里一只只搜，想找到所需的錢，他的妻子則抱著一個小毛頭，趿著雙便鞋，罵他個沒完沒了。有時，他把錢弄丟了，就請我再去一次，可他老婆總有點錢（我猜是趁他大醉時拿了他的），我們一起下樓時，就偷偷了結了那筆交易。 在當舖，我也開始小有名气了。在柜台后主事的主要人物很留心我了。我記得，他和我談生意時，常要我用一個拉丁文的名詞或形容詞變位、或活用一個拉丁文的動詞給他听。每次這种交易成交后，米考伯太太就舉行一個小型宴會，大致是頓晚餐，這些樣的晚餐我都記得很清楚，每次都有一种特別的美味在其中。 米考伯先生的困難終于到了危急關頭。一天清早，他被捕并被送進市里最高法院的監獄。他走出住宅時對我說，他的末日降臨了——我真的以為他的心都碎了，我的心也碎了。可后來我听說，有人在午前看見他快快活活地玩了九柱戲。 他被送進那里后的第一個星期天，我打算去看望他，和他一起吃午飯。我得問路到那么一個地方，到那地方我會看到附近另外一個地方，在后者我又看到附近有一個院子，走過那院子一直走下去，直到看到一個看守。我一一如此這般做來，當我終于看到一個看守（我是多么可怜的一個小東西！），我就想到洛德利克·蘭頓在債務人監獄時那里有怎樣一個身上僅有一塊破布的人，那看守頓時在我神色暗淡的眼中和跳得很快的心上浮游晃動起來了。 米考伯先生正在大門里等我。我們走上去到了他的房間（從頂上往下數的第二層）大哭了一場，我記得，他鄭重其事地請求我以他的遭際為鑒，并要我注意到：如果一個人年收入為二十磅，他花去十九磅十九先令又六便士，他會快活；但如果他花了二十鎊一先令就會苦惱。這以后，他向我借了一先令給看守，并給我寫了一張收條憑其可向米考伯太太要回那一先令，然后就收起小手帕，興致又高了起來。 我們坐在一個小火爐眼前。生了銹的爐門里一邊放了一塊磚，以免燒煤太多。我們在那里一直坐到和米考伯先生住一間屋的另一個債務人從面包店回來，他還帶來了我們合伙吃午飯用的羊里脊肉。然后，我又被派到最頂頭的房間去見“霍普金斯船長”，帶去米考伯先生的問候，并說明我是米考伯先生的小朋友，向他借一把刀和叉。 霍普金斯船長借給我了刀和叉，并附上對米考伯先生的問候。在他的小房間里有個髒兮兮的女人，還有兩個病懨懨的女孩蓬著頭發，那女孩們就是他的女儿。我想好在是借霍普金斯船長的刀叉而不是借他的梳子。船長本人實在邋遢得無以复加，他長著一臉大糊子，穿著件很舊的褐色外套，外套下再無別的衣物。我看到他的臥具被卷著放在一個角落里，還看到他架子上放的鍋碗瓢盆是些什么樣的，我斷定（上帝知道我是怎么斷定的）那兩個蓬頭發的女孩是霍普金斯船長的女儿，可那髒兮兮的女人并沒嫁給霍普金斯船長。我怯怯地在他門口呆了不過兩分鐘，卻帶回這么多見識，就像我握在手里的手叉一樣實在可靠。 那頓午飯有种吉普賽的風情在其中，而且很愜意。過午后不久，我去還霍普金斯船長刀叉，然后就回家，將探訪的情況向米考伯太太報導以給予她安慰。一看到我回來，她就昏了過去；然后我們談著這事的時候，她用一小罐熱雞蛋甜酒來慰勞我們。 我不知道，為了這一家的好，那些家具是怎么賣出去的，又由誰經手賣的，我只知道我沒經手它們。不過，家具都被賣掉了，由輛貨車拖走的，只剩下床和几把椅子，還有一張廚房用的桌子。帶著這點東西，我們像駐營地一樣住在溫澤巷那所空房子的兩間客廳里。米考伯太太，孩子們，那孤儿，還有我，都日夜住在那兩間房間里。我不知道到底住了多久；不過我覺得很久很久。米考伯太太終于決定搬進監獄去住，米考伯先生現在在那里住著一個單間了。于是，我把鑰匙還給房東，他很樂意地收回鑰匙，除了我的床，其它的床全送到最高法院監獄；我的床送到監獄圍牆外不遠的一個小房間里了，這很合我意。因為在我們的坎坷中我和米考伯一家人彼此相處得太好，誰也舍不得离開誰了。那孤女也在那附近找到一個房租低廉的住處。我的臥室是一個斜屋頂下的后頂樓，面朝一個木場的大好風景。住在這里，想到米考伯先生的困難已到了危急關頭，我覺得這小屋實乃天堂了。 在那段日子里，我一直在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怀著和一開始時同樣的屈辱感，同樣卑賤地和同樣卑賤的工友為伍做苦力。可我從沒結識任何人——無疑這是我的幸事——也不和每天進出于批發店而在吃飯時間里游蕩在街頭的那些少年中任何一人交談。我還是那么過著暗自不快的生活，我仍那么獨自地過那生活而不仰仗任何人。我能覺察到的唯一不同是：我變得更寒傖了，這是其一；其二是我對米考伯夫婦的种种憂慮已減輕；因為在他們困難時有些親戚和朋友幫助他們，他們在獄中反比在獄外的許多時間還過得更愜意。憑著某种安排（具体情形我已記不得了），這時我常和他們一起吃早飯。我也不記得監獄的門早上什么時候開，我可以進去；可我知道我常常六點起床，沒事我喜歡走來走去的地方是老倫敦橋，我常坐在那里的一個石龕里，看過往行人，或從欄杆上俯看那在紀念碑頂上燃燒的太陽投在水中的倒影。那孤女有時在這里看到我，我把關于碼頭和倫敦塔的一些恐怖故事告訴她；說到這些故事，我也只能說我希望自己能相信是真的。晚上，我總回監獄去，和米考伯先生在空地上走來走去，或和米考伯太太玩牌，听她回憶她的爸爸、媽媽。默德斯通先生是否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我也說不准。我從來不告訴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的那些人。 米考伯先生的事雖然挨過了緊急關頭，卻又卷入了某個契据的麻煩中。關于那种契据，我听說過不少，据我現在想來那應該是一种先前寫給債權人的文書，不過當時我怎么也鬧不明白，現在看來我當時是把這玩藝和那些被認為一度在德國廣為時興的魔鬼般的文件混為一談了。后來不知怎么搞的，這契据似乎失效了，不管怎么說，它不再像先前那樣妨礙人了。于是，米考伯太太告訴我，“她娘家人”已決定：米考伯先生應當根据破產債務人法要求被釋放。她預計這可在六個星期內辦成。 “那時，”米考伯先生說，當時他也在一旁，“我再也不欠債了，謝天謝地呀，我一定要過一种全新的生活，如果—— 簡言之，如果出現了什么机遇的話。” 為了把可記的事都寫下來，我想起大約在這時，米考伯先生起草了一篇呈文給下議院，懇請修改因債務坐牢的法律。我所以把這事記下來，因為我用以往讀過的書來套我已發生了變化的生活，把那些街頭所見和男男女女來編入我的故事，記下這就給我自己提供了我當時這种做法的一個例證；而且，在我寫自傳時，這也能向我自己證明我無意間性格發展得具有某些特點是怎樣在那時逐漸形成的。 監獄中有個俱樂部，由于米考伯先生是上流人物，他成了其中了不起的權威人士。米考伯先生把這呈文的意見在俱樂部里宣布后，得到那里的人們熱烈贊同。于是，米考伯先生——他是個地地道道的好好先生，他對凡与他自己無關的事都非常熱心積极，只要忙著于他自己絕無利益可言的事，他就興致勃勃——就著手寫起呈文來。他起草后又用一張大紙謄好，舖在一張桌子上，并指定一個時間，讓全体俱樂部成員和所有關在牆內的人來他房里簽名，只要他們愿意。 听說了這即將進行的盛典后，我是那么急于想看他們一個接一個進屋的場面，雖說我已經認識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他們也認識我了，我還是向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請了一個小時的假，為了能仔細觀察，我把自己安置在一個角落里，俱樂部的要員們盡這小房間能容地擁進來，米考伯先生被簇擁在那呈文前，而我的老朋友霍普金斯（為了表示對這一庄嚴事件的敬意，他把自己洗過了）就站在呈文附近，把它讀給那些尚對其內容不詳的人听。然后房門大開，普通的男友開始排成長隊，一個接一個地進去簽了名后就走出去。霍普金斯對每一個進來的人都說：“你讀了呈文嗎？”——“沒有。”——“你想听人讀呈文嗎？”哪怕那人略有半點想听的表示，霍普金斯就會響亮地把呈文逐字讀給他听。如果有兩万個人想听他讀，這位船長一定會把它讀上兩万遍。我還記得，每當讀到“出席國會的人民代表們”、“故請愿人敬向貴院請求”、“仁慈陛下的不幸小民”這類話時，他總要搖頭晃腦，好像這些話在他嘴里變成了什么美味的實在東西一樣；這時，米考伯先生听著，怀著一個作者的些許虛榮心，并且把目光停駐在（并不是認真看）對面牆上的大鐵釘上。 每天我都在薩德克和黑弗萊爾之間行走，而午飯時間里，我都在一些無名小街上徘徊，這些地方的石頭說不定已被我童年的腳底踩平了。不知道，當時伴著霍普金斯洪亮的聲音一個個受我檢閱的那么些人中，多少已不在了！當我現在回憶往事時，想起青少年時那种鈍鈍的痛苦，我就猜想：我為那些人編造的身世也有多少是像一層迷幻的霧一樣籠罩在記得清清楚楚的事實上！當我腳踏到舊日的地面上，我似乎看到我前面走著一個天真浪漫的少年，經歷那么奇特，處境那么齷齪，卻使他創造出一個想象中的世界，我對他怀一掬同情；這一切并不讓我惊奇。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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