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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西婭已穿戴整齊，陽光從窗戶照射進來，我聞到咖啡的香味。 她坐在我的床邊。我坐起來，她遞給我一只塑料茶缸說：“樓下有個咖啡間。” 我問她：“几點了？” “剛過7點。” “7點？”我想下床，但猛然想起自己身上一絲不挂。“你為什么不叫醒我？” “去看看被撞坏的樹木還要惊動多少人？” “你去過了？找到什么了嗎？” “是的。可以肯定有一輛車從喬丹机場路開進了樹林，在距步槍射擊場路50米遠的地方。輪胎印雖然被雨水沖沒了，但還留下了車轍，而且還有被撞斷的灌木樹枝，那儿有一棵顯然是不久前被擦傷了皮的松樹。” 我呷了一口咖啡，一邊慢慢清理思路。辛西婭下著藍色牛仔褲，上穿白色网球衫，顯得精神煥發。我問她：“擦傷了樹皮嗎？” “對。所以我就去喬丹机場，把可怜的考爾從睡夢中叫醒。他帶著一個人与我一起赶到現場，將撞坏的樹枝砍了下來。” “然后呢？” “啊，我們回到了机庫。透過顯微鏡，我們看到上面粘有漆斑。考爾要把樹枝樣品送到吉勒姆去，我告訴他我們怀疑那是一輛黑色切諾基吉普車。他說可以通過汽車制造商，用存檔的汽車油漆標本核實一下。” “好。我們去看看肯特太太的吉普車有沒有撞樹的痕跡。” “希望能找到。這樣我們就有了證据，可以證明你為肯特設想的行動計划可以成立。” “對。”我打了呵欠，清清嗓子，“可是，如果這漆确實是黑色切諾基吉普車的，也只能證明有一輛黑色切諾基吉普車撞上了那棵樹。不過，這就足以讓我确信自己的判斷了。” “對，就我來說也是如此。” 我喝完咖啡，把茶缸放在床頭柜上。“我希望你當時能叫醒我，你有沒有試過？” “沒有。你睡得太香了。” “哦……好吧。干得不錯。” “謝謝。我還把你的靴子拿給考爾·塞夫爾了，他把你的靴印与塑料模子上沒有确認的腳印比了一下，發現你的腳印与他圖紙上的腳印大小相符。” “謝謝你。我是嫌疑犯嗎？” “還不是。考爾确實需要排除你的靴印。” “你有沒有把我的靴子擦干淨？” 她沒有理我，繼續說道：“考爾從吉勒姆弄到一個電腦程序。他正在机庫編制程序，用來顯示每個已被确認或尚未确認的腳印。我向考爾扼要地介紹了一下我們推測出來的那天夜晚發生的事。”她站起來，走到窗口，說：“雨停了，出太陽了。這對農作物有利，對喪葬儀式也有利。” 我發現床上有張紙，便拿了起來。這是安·坎貝爾寫給肯特太太那封信的電腦打印件。信的開頭是這樣寫的：“親愛的肯特太太：我冒昧地寫信給您，是為了跟您談談您丈夫和我之間發生的事。”信是這樣結尾的：“雖然在工作上我十分尊重您的丈夫，但是就個人而言，我對他毫無興趣。我建議，他應該尋求心理咨詢，或是他單獨一人去，或是由您陪同。他也可以調動工作，或者要求休假。我關心的是您丈夫的事業和名譽，還有我的名聲。我不希望在我父親的管轄區內發生任何不得体的事情。您真誠的安·坎貝爾。”我大聲念道：“在我父親的管轄區內發生任何不得体的事情。”我几乎笑出聲來。辛西婭轉過身來，說：“這說明她很有膽量。我一定幫助她實現這個愿望。” 我將信扔在床頭柜上：“我敢打賭，肯特看了這封信一定气瘋了。對了，考爾有沒有奧克蘭那個腳印專家的消息？” “還沒有。” “行了，我要起床了。我光著身子。” 辛西婭把浴衣扔給我，掉轉臉面向窗外。我套上浴衣，進了洗漱間。我洗臉時，肥皂泡沫抹了一臉。 我房間的電話鈴響了起來，辛西婭拿起話筒。水龍頭聲音太大，我無法听清她在說些什么。大約過了一分鐘，我正在刮胡子，辛西婭從門口探進頭來，說：“是卡爾的電話。” “他要干什么？” “他想知道電話是否打錯了房間。” “哦……” “他在亞特蘭大，大約10點到這儿。” “給他回電話，就說我們這儿正在刮龍卷風。” “可他已上路了。” “太好了。”刮過胡子，我開始刷牙。辛西婭又回我房間去了。我剛打開淋浴，就听到她房間里的電話響了起來。我想她恐怕沒听到，就朝我房間看了一眼，發現她正要打電話。我想也許那電話有什么重要事情，就走進了她的房間，拿起了話筒：“你好。” 一個男人的聲音問道：“你是誰？” 我反問：“你是誰？” “我是肖特爾少校。你在我妻子的房間里干什么？” 問得好。我完全可以告訴他電話打錯了房間，也可以隨便說几句，但我說：“總而言之，我在做我在布魯塞爾做過的事。” “你什么？你究竟是……？布倫納？你是布倫納嗎？” “愿為你效勞，少校。” “你這雜种。你這個混蛋，你知道嗎，布倫納？你是個混蛋！” “在布魯塞爾，你運气不錯，但你只有一次運气。” “你這狗娘養的——” “森希爾女士不在，要我轉告嗎？” “她在哪里？” “在淋浴。” “你這狗雜种。” 既然他們正在离婚，而他又有了新的女友，這家伙干嗎這么惱羞成怒？男人可真有趣，即使离婚手續都快辦完了，他們還以為該獨占自己的妻子，是不是？不對，好像不太對勁。我有一种直覺，我犯了大錯。 肖爾特少校在電話里說：“我要你好看，布倫納，我決不會饒了你。” 他說得真有趣。我問他：“你和辛西婭不是快离婚了嗎？” “离婚？哪個混蛋告訴你的？你讓那婊子听電話。” “准備分居？” “讓她這該死的來接電話。馬上！” “等一下。”我把電話放在床上，頭腦里一片混亂。有時候生活真是無聊透頂，過一陣又稍好轉，人就變得樂觀開朗起來。等你心情輕松了、腳步也隨之輕快起來的時候，又有人突然絆你一下，讓你跌個措手不及，你的生活就再次變得毫無希望。我拿起听筒：“我讓她給你回電話。” “去你媽的，你這個不要臉的混蛋，見你媽的鬼去——” 我挂斷電話，回到洗漱間。我脫下浴衣，開始淋浴。 辛西婭站在走道里，我听到她的聲音越過“嘩嘩”的水聲傳來：“我剛給心理訓練學校打了電話，證實穆爾上校是在那儿過的夜。我留了話，讓他一小時后去辦公室見我們。可以嗎？” “可以。” “你的禮服我給准備好了。去參加喪禮，我們得穿禮服。” “謝謝。” “我去換衣服。” “好吧。” 透過玻璃，我看到她穿過洗漱間，走進她自己的房間。待她房門一關，我就關掉淋浴，走了出來。 8點鐘，我們身穿A級軍禮服，坐在我的追光牌汽車里，朝著憲兵大樓駛去。辛西婭問道：“你有什么心事？” “沒有。” 到了辦公室，我喝了杯咖啡，還瀏覽了一遍電話留言記錄和備忘錄。穆爾上校進來時顯得有點衣冠不整，但他為參加喪禮，也穿著A級禮服。他不知從什么地方找到了這套服裝和這雙鞋。辛西婭請他坐下。我沒有任何開場白，單刀直入地問他：“上校，我們有理由怀疑是肯特殺了安·坎貝爾。” 他顯得万分惊訝，几乎惊呆了。他沒有回答。 我問他：“這符合邏輯嗎？” 他想了好大一會儿，才答道：“他是成問題，可是……” “安跟你說起他什么？” “嗯……說他不分晝夜隨時都給她打電話，說他給她寫信，說他經常突然闖到她家里或她的辦公室。” 我問他：“她被殺的那天夜里，你在基地司令部跟她通電話時，她有沒有說他在跟蹤她，或是他給她打了電話？” 他想了一會儿，然后回答：“事實上，她确實告訴我她晚上不准備按原來的計划用自己的巴伐利亞車，她讓我為她另找一輛吉普。她說比爾·肯特又在騷扰她，說她用吉普車就不會太引人注目，還說她要讓他看見她的車一夜都停在司令部停車場。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因為她的車上有部電話，我有一只移動電話，我們原來准備在她駕車去射擊場途中保持聯系的。但這個問題并不重要，所以她還是開著吉普出去了。我們按時見了面。” 辛西婭問他：“你們見面時她提起了肯特沒有？” “沒有……” “她提到有人跟蹤她嗎？” “沒有……不過，她說她看到后面有輛車，那車朝喬丹机場方向去了。”他又說：“她覺得一切正常。于是，我用移動電話給她父親挂了電話。” 辛西婭說：“隨后你們就去了步槍射擊場？” “是的。” “做完這些，你就在公共廁所旁邊等著，看事情是否在按計划進行。” “是的。” “你有沒有想到，”辛西婭問，“肯特上校有可能到過現場？” 他沉默了一會儿，然后說：“我承認這种想法曾一閃而過。他似乎無時無刻不在騷扰她。” “你從沒想到他真的在跟蹤她，并且可能殺了她嗎？” “這……現在細起起來——” “你可是個頭腦很敏銳的偵探，上校。”我打斷了他的話。 听了這話，他顯得很不安。他說：“我原以為是將軍……我真不知道該怎么想。一听說她被殺了，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她父親殺了她……但我也想到，她父親只是把她扔在那儿不管了，還應有另一個人……一個瘋子……正好路過……我恰恰從沒把這想法跟肯特聯系起來……” “為什么？”我問。 “他……他是憲兵……是有婦之夫……他愛她……不過，是的，經你們一提，這确實合乎邏輯。我的意思是，從心理學角度看，他已失去理性，不能自拔。安已控制不了他。” “是安，”我指出，“造就了一個怪物。” “是的。” “她知道這一點嗎？” “有點知道。她不習慣于跟她控制不了的男人打交道，除了她父親，也許還有韋斯·亞德利。現在回想起來，她是沒有對比爾·肯特給予足夠的注意，她判斷錯了。” “她對101型變態心理沒研究好。” 他沒說話。 “行了。我要你做的是，回自己辦公室，把這些寫下來。” “寫什么？” “你所了解的一切。這件事涉及到你的一切詳細情況。葬禮之后在教堂交給我，給你兩個小時，抓緊時間打出來。這件事，對任何人都要守口如瓶。” 穆爾上校起身走了，他看上去像是我几天前碰到的那個穆爾上校的模糊影子。 辛西婭說：“這案子很棘手。我們干得那么辛苦，可答案其實就在我們的眼皮底下。” “正因為就在眼皮底下，才難以看到它。” 辛西婭一個人閒扯了几分鐘，我一直一言沒發。她不斷地打量著我。 為了避免不愉快，我拿起話筒，給基地司令部的福勒上校挂了電話。他立即接了電話。我對他說：“上校，我建議你：第一，把你和福勒太太到第6步槍射擊場去時穿的鞋子拿去毀掉；第二，跟坎貝爾將軍統一口徑，咬定你沒有去射擊場；第三，葬禮過后立即讓福勒太太乘汽車或飛机离開這儿。” 他回答：“謝謝你跟我說這些，但我覺得，我必須把我跟這事的牽連說清楚。” “你的上司希望你不要這么做。將軍的希望就是命令。” “這命令是不合法的。” “請你為了所有人的利益——為你自己、為你的妻子、為你的家庭、為軍隊、為我，也為坎貝爾一家——忘了你与這事的牽連。請你慎重考慮。” “我會考慮的。” “有個問題——你有沒有拿她的那枚西點軍校的戒指？” “沒有。” “你到那儿時，地上是不是插著把刺刀？” “不在地上，刀柄插在她陰道里。” “是這樣。” “我把它拿出來，扔掉了。” “扔哪儿去了？” “從奇克索河大橋上扔進了河里。”他又說：“我猜你原本會很高興去檢查上面的指紋的。” “是的，我本來是會的。”但事實上，肯特是不會留下指紋的。 我挂上了電話。 一個大個子走進了這間小辦公室。我和辛西婭都站了起來。他漫不經心地點了點頭，朝四周看了看，然后跟我們握手。此時，辛西婭的職位最低，因此就把她的座位讓給了大個子卡爾也。他坐了下來，辛西婭則另找了張椅子。我坐在我的桌旁。 跟我們一樣，卡爾也穿著綠色禮服。他把帽子往桌上一扔。 卡爾和我一樣，當過步兵。我們倆一同在越南服役。我倆的軍服上綴著基本相同的勳章和獎章，包括那枚銅星勇敢獎章和令人羡慕的步兵戰斗勳章。由于經歷過同樣的考驗，又都已到中年，我倆之間通常是不拘禮節的。但是，今天上午我沒有卡爾那樣的好心情，所以我有意堅持對他以禮相待。我問他：“要咖啡嗎，長官？” “不要，謝謝。” 我們寒暄了三秒鐘，然后，卡爾說：“現在，讓我听听，你這儿有什么最新進展？”然后他又轉向辛西婭：“也許你可以跟我談談。” “是，長官。”辛西婭先跟他談了法醫證据、格雷斯·狄克森的電腦發現、那兩個姓亞德利的家伙，以及鮑爾斯少校、威姆斯上校和其他參謀不幸与此案有牽連的情況等等。 卡爾專心地听著。 辛西婭接著向他有選擇地匯報了我們与坎貝爾將軍、坎貝爾夫人、福勒上校、福勒太太及穆爾上校的談話，我沒有留意去听，可我的确注意到了，她沒有提到福勒上校和他太太在此案中所扮演的确切角色，沒有提起安·坎貝爾的地下室，也只字沒提比爾·肯特這個人。這正是我的處理方法。她在短短的兩天之內竟然學會了這么多東西，這不能不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辛西婭對卡爾說：“所以，你知道，這一切都跟复仇和報應分不開，是心理戰中一個反常的實例，与10年前發生在西點軍校的事情有關。” 卡爾點了點頭。 現在回想起來，辛西婭談到安·坎貝爾的人生哲學時，确實講到了弗里德里希·尼采。卡爾好像對此很感興趣，我知道辛西婭是有意說給上校听的。 卡爾靠在椅背上，十指交叉在一起，顯出一副沉思的樣子，就像一個偉大的哲人准備解答人生之謎。辛西婭最后說：“保羅干得很出色。跟他一起工作受益匪淺。” 瞎扯。 卡爾像尊石雕，一動不動地坐著，足足有一分鐘。我突然想起，跟前這位大哲人可像是在云里霧里，什么都不明白。辛西婭想吸引我的目光，可我偏偏不看她。 終于，赫爾曼上校說話了：“尼采，是的。在复仇和愛情方面，女人往往比男人更殘酷。” 我問：“長官，這是尼采的話，還是您自己的？” 他看著我，那眼光表明我的話說得不討人喜歡。他對辛西婭說：“很好。你解釋了作案動机，揭露了這儿普遍的墮落現象和重要的秘密。” “謝謝。”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手表：“我們是否該去教堂了。” “是的，長官。” 他站起身來，我們跟著站起來。我們拿起帽子，走了出去。 我們3人一起上了我的追光牌汽車，卡爾坐在后面客座上，我駕著車往基地教堂駛去。這時，卡爾終于忍不住問：“你知道是誰干的嗎？” “我想我知道。” “你愿意講出來讓我听听嗎？” 你听了有什么用？但我回答：“我們掌握了一些間接證据、證人證詞和一些法醫醫据。這些證据都說明是肯特上校干的。”我從后視鏡中看到卡爾的眼睛瞪圓了。這是今天我第一次感到一陣興奮。不過，他那岩石般的下巴還沒有掉下來。“就是那個憲兵司令。”我赶緊加了一句。 卡爾恢复了常態，問我：“你們准備正式指控他嗎？” 問得好，卡爾，謝謝你。我回答：“不。我准備把證据交給聯邦調查局。” “為什么？” “還需要進一步調查研究。” “告訴我你掌握了哪些情況。” 我把車停在基地小教堂的停車場。我們下了車，站在炎熱的陽光下。停車場停滿了車，我們都站在路上和草坪上。 辛西婭從手提包里取出一張紙，遞給卡爾，說：“這是從安·坎貝爾的私人電腦中找到的，是寫給肯特太太的私人信件。” 卡爾讀完信，點點頭，然后還給辛西婭，說：“是的，我能理解，肯特上校得知他妻子接到這么一封信，一定羞憤交加。但是，這能讓他去殺人嗎？”這時，威廉·肯特上校正巧從旁邊經過，朝我們揮了揮手。辛西婭告訴卡爾：“那就是肯特上校。” 卡爾看著他走向教堂，說：“他看上去沒有作賊心虛的樣子。” “他情緒不安，”辛西婭回答，“我想他几乎說服了自己，相信自己做得對，然后又把這想法暗示給我們。” “你們還有其他的證据嗎？” 辛西婭給他迅速報了一遍流水賬，如：重要的腳印、撞坏灌木的吉普車，以及我們与嫌疑犯的交談。她最后說：“他有作案的動机，有作案的机會，也許還有作案的意愿，至少在那一刻。他不是殺手，但他是個警官，因此對殺人并不陌生。他還有很理想的護身符。他參与調查，還能操縱調查，控制證据——比如，他使犯罪現場遭到了破坏，但是，案發時他不在現場的證据很少或几乎沒有，隨机性的犯罪往往是這樣。” 卡爾一邊听著辛西婭的介紹，一邊點頭。然后，這位大人物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你們判斷正确，而且能設法提供證据，那么，你們可以結案，免得大家都受到牽連。如果你們弄錯了，這案子將會葬送你們自己，并且在以后的調查中，還會毀掉更多的人。” 辛西婭回答道：“是的，長官，正因為這樣，我們才日夜不停地拼命工作。但這事确實已不是我們能控制掌握的了。”她看看我，然后又說：“保羅是對的，我們不希望提出正式指控。這無論是對我們，對你，對犯罪調查處，還是對整個軍隊，都沒有任何坏處。” 卡爾暗自權衡了一下利弊，然后轉向我，說：“你今天出奇地安靜，怎么不說話？” “我沒什么好說的，上校。”我特意用軍銜稱呼他，以此提醒他，他肩上的上校銀鷹才有說話的資格。 辛西婭插了一句：“他整個上午一直悶悶不樂。你來之前就這樣了。”她笑容滿面地對著我，但我卻板著臉。她臉上的微笑消失了。我真想离開這儿，离開哈德雷，离開這灼熱的陽光，离開佐治亞，离開地球。我說：“我們要找不到座位了。”說罷，我轉身朝教堂走去。 卡爾和辛西婭跟在我后面。卡爾對辛西婭說：“給他最后一個坦白的机會。” “你是說保羅？”她故意問。 “不，森希爾女士，是肯特上校。” “對，我們有這個打算。” “你知道，只要給他們創造一种适當的气氛，即使犯下了最殘暴的罪行，人也是會坦白承認的。一個人將自己所愛的人殺了，這個人一定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他希望別人分擔這种壓力。与職業罪犯不同的是，他們沒有犯罪同伙，沒有知心朋友。他們十分孤獨，找不到一個人可以吐露心中最大的秘密。” “是，長官。”辛西婭回答。 卡爾說：“肯特上校特意找你和保羅處理這件案子，你認為這只是他的權宜之計嗎？不，在他的潛意識中，他希望別人能把他看破。” 我們走上台階，進了門廳，有十几個人在那儿輕聲交談著。在來賓簿上簽名后，我就徑直走進了昏暗的教堂，里面不見得比外面涼快多少。我發現長椅上人快坐滿了。將軍女儿的葬禮雖然不要求人人參加，但只有白痴才不來，至少也要在之后的儀式上露上一面。 風琴在我們頭頂的唱詩班樓座里輕輕地彈奏著。我們在中間的走道上站了一會儿。也許，我們都在猶豫是否該向安的靈柩走去。棺材被安放在祭壇台階下的靈柜台上。終于，我開始沿著長長的走道，朝它走去。辛西婭和卡爾緊跟在我后邊。 走近覆蓋著旗幟，向左邊半開的棺木，我停住腳步，低頭注視著死者。 正像肯特說的那樣，安·坎貝爾神態安詳。她的頭枕在粉紅色綢緞枕頭上，長發舖展在頭和臉的四周。我想，她生前大概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濃妝艷抹過。 說真的，這是一幅震撼人心的畫面：棺材中粉紅色的綢緞內襯，襯托著美麗的臉龐、金黃的頭發、金色的穗帶、閃亮的軍劍和雪白的制服。 當然，我是在不到5秒鐘時間內把這一切收入眼中的。我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在胸前划了個十字，然后，繞棺一圈，順著中間走道离開了。 我看到坎貝爾家的人坐在右邊的前兩排座位上，有將軍、坎貝爾夫人，還有一位年輕人。我在安·坎貝爾的影集上見過他，知道他是將軍夫婦的儿子。其余的顯然是這個家族的其他成員。他們老老少少，都按照軍隊的習慣，穿著黑色外套，臂上戴著黑紗。 我盡量避免与他們的目光相遇，同時等著我的兩位同伴赶上來。 我們在鮑爾斯少校坐的那張長條椅上找到了相連的三個空位。 隨軍牧師埃姆斯少校走上講台，人們安靜下來。他沒有穿牧師法衣，只穿著綠色軍禮服。埃姆斯少校說：“親愛的朋友們，我們來到這里，聚集在上帝面前，向我們的姊妹安·坎貝爾告別！” 許多人嗚咽起來。 我悄聲對卡爾說：“這位牧師也玩過她。” 這一次，卡爾的下巴終于掉了下來。看來，今天還有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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