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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西婭問我：“還去心理訓練學校嗎？” 我看了看我那塊民用表，已經是下午5點50分了，“歡樂時光”又要開始了。我說：“不去了。送我去軍官俱樂部。” 我們的車向軍官俱樂部駛去。軍官俱樂部坐落在一座小山上，沒有基地那么繁忙吵鬧，又离基地很近，所以很方便。 辛西婭沉默了一會儿，然后問我：“你對坎貝爾將軍有什么看法？” 我思考了片刻。听到人死的消息后，盡快掌握死者的朋友。親人和同事對死者的反應是相當重要的。我已經破過不少凶殺案，有些就是看誰的反應不正常，便順藤摸瓜追下去而破案的。我對辛西婭說：“他沒有一般父母听到孩子死去噩耗時的那种悲傷和絕望。從另一方面來講，他就是他。” 她不解地問：“那么他又是誰呢？” “他是一個軍人，一個英雄，一個高級將領。地位越高，人情味就越淡。” “可能吧。”她沉默了一會儿，說：“考慮到安·坎貝爾是怎樣死的……嗯，是怎樣被找到的……我覺得她父親不會是凶手。”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尸体被發現的地方死的，也不知道她死的時候是穿著衣服還是沒穿，因為事情往往并不像看起來那么簡單。一個聰明的凶手，能讓你只看到他想讓你看到的東西。” “保羅，我還是不能相信他會親手把親生女儿勒死。” “當然這种事不同尋常，但也并非聞所未聞。”我接著說，“如果她是我的女儿，我知道她在性生活上的那些丑事后，也會大發雷霆的。” “但你再大發雷霆，也不至于對親生女儿起殺心啊。” “我是不會，但誰敢保證呢？我只是在論證一下殺人的動机而已。” 我們在軍官俱樂部前停了下來。我打開車門對辛西婭說：“你要不是穿著這身衣服，我就請你吃晚飯了。” “哦……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回去換，除非你想一個人吃飯。” “我在小餐廳等你。”說完我下了車。她開著車走了。 我走進俱樂部時，擴音喇叭里正放著退兵的號聲。我來到俱樂部干事的辦公室，出示了犯罪調查處的證件，要了本電話號碼簿。因為查爾斯·穆爾上校家的電話號碼不在基地電話號碼簿里，所以我只好撥通了心理訓練學校。當時已經是晚上6點過一點儿了，但不必擔心沒人值班，這就是部隊的一大优點。一位值班中士接了電話，并幫我接通了查爾斯·穆爾辦公室，只听有人說：“我是查爾斯·穆爾上校。” “穆爾上校，我是一級准尉布倫納，是《軍隊時報》的記者。” “啊……” “我想跟您談談坎貝爾上尉被害的事情。” “可以……啊，上帝啊，太可怕了……那真是一場悲劇啊！” “是的，長官。我能問您几句話嗎？” “當然可以。啊……我曾是坎貝爾上尉的頂頭上司。” “是的，長官，這我知道。上校，您現在是否方便到軍官俱樂部來見我？請放心，不會超過10分鐘的，除非您讓我感興趣，上校。” “這個……” “我只有兩個小時的時間了。我至少要和她的上司談談。” “當然。在哪儿——？” “在小餐廳。我穿一件藍色西裝。謝謝您，上校。”我挂斷了電話。多數美國人都知道如果他們不想和警方談話就可以不談，但他們對新聞界卻不知為什么會覺得有一种義務而必須去談。盡管如此，我今天大部分時間的身份是犯罪調查處的布倫納，而現在要再隱瞞身份真令人難以忍受。 我又把那本米德蘭的電話號碼簿拿過來，仔細看了看，發現查爾斯·穆爾和安住在同一個花園公寓區。雖然維多利花園通常不是上校軍官選擇的住所，但這事也并沒有什么好奇怪的。也許因為他欠了債，也許他作為一名神經科醫生，從不在乎在停車場碰到上尉和中尉。還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想住得离安·坎貝爾近些。 我快速記下了穆爾上校的地址和電話號碼，然后撥通了辛西婭的電話。她剛進門。我對她說：“穆爾上校一會儿來見我們。記住我們是《軍隊時報》的記者。還有，看看能否在你那儿給我找個房間，因為現在亞德利肯定安排了人巡邏，我不能回‘低語松林’了。請你在陸軍消費合作社下車，幫我買一支牙膏、一把刮胡刀，還有一條中號短褲、一雙襪子。可能還要一件襯衫，15號領子。別忘了給你自己帶雙跑鞋，我們過會儿去射擊場時好穿。再帶只手電筒，好嗎？辛西婭？喂？” 可能是線路接触不好吧。我挂斷電話來到樓下的小餐廳。這儿雖然不像那間大餐廳那樣正規，但卻馬上可以吃到東西。我要了一杯啤酒、一些土豆條和果仁，一邊吃喝一邊听著周圍人的談話。所有的人都在談論安·坎貝爾，談話的聲音都壓得很低，因為不管怎么說，這儿畢竟是軍官俱樂部。米德蘭的酒吧里肯定也正談著同一個話題，只不過在那儿談起來就可以放肆多了。 我看到一位中年男子走了進來。他穿著綠色帶鷹形圖案的上校軍裝，走進來朝著這間屋子四周看了一會儿。我觀察了他足有一分鐘，見沒有一個人向他招手，也沒有人和他講話。顯然，穆爾上校在這儿并不出名，也許是沒有人緣。我站起來向他走去。他看到我勉強地笑了笑：“你就是布倫納先生？” “是的，長官。”我們握了握手。穆爾上校的軍裝皺皺巴巴，而且做工很差。這也正是他所從事的那個特殊行業的一個標記。“謝謝您的光臨。”我說。穆爾上校大約50歲，一頭黑色鬈發，頭發很長，看上去就像昨天才入伍的一個地方神經科醫生。軍隊上的醫生、律師、精神科醫生、牙醫都能使我產生濃厚的興趣。不過，我始終搞不明白，他們是真的愿意穿那种粗制濫造的軍服呢，還是他們真正是有獻身精神的愛國主義者。我把他帶到角落的一張桌子旁坐了下來，問他：“想喝點什么嗎？” “是的。” 我示意一位女招待過來，穆爾上校要了一杯奶油雪利。我們就這樣開始了不怎么愉快的談話。 穆爾盯著我看了一會儿，好像在猜度我的神經哪根出了毛病。為了不讓他失望，我主動說：“听起來她好像是被一個心理變態的人殺的，可能是慣犯。” 他不愧是搞這一行的，馬上把矛頭對准了我：“你為什么這么說？” “只是貿然猜一下而已。” 他告訴我：“在這個地區還沒發現類似的強奸和謀殺案。” “類似于什么？” “類似于發生在安·坎貝爾身上的事。” 确切地說，發生在安·坎貝爾身上的事情不該讓這儿的人都知道，但軍隊是流言蜚語滋長的溫床。因此，關于穆爾上校、福勒上校和坎貝爾將軍都知道些什么，什么時候知道的，怎樣知道的，你是無法猜到的。我問他：“她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 他回答說：“當然她是遭強奸后被殺的，在射擊場上。” 我拿出筆記本，呷了一口啤酒，說：“我剛從華盛頓過來，還沒掌握多少資料。听說她被赤身裸体地捆在那儿？” 他考慮了一會儿，說：“這個你最好去問問那儿的憲兵。” “好吧。您做她的指揮官有多久了？” “從她來到哈德雷堡開始，大約在兩年前。” “這么說您挺熟悉她了？” “是的。我們的學校很小，一共只有大約20名軍官，另外30人是被派到此地服役的。” “明白了。听到這個消息時您感覺如何？” 他說：“我完全被惊呆了，直到現在我還不敢相信這會是真的。”他又說了許多諸如此類的話。其實在我看來，他除了震惊以外也看不出別的什么感受來。我經常与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打交道，知道他們常在說著得体的話時做出一些不得体的事來。我相信職業和人的個性有著很密切的關系，這一點在軍隊里表現得尤為突出。比如說，步兵軍官往往會有些孤僻、傲慢、自以為是。犯罪調查處的人都慣于騙人、冷嘲熱諷，而且特別聰明。一般精神科醫生大都選擇与腦子出了毛病的人打交道的工作。這种工作雖然陳腐，還是有不少人愿意為之獻身。查爾斯·穆爾是一個戰爭心理學專家，他的本行是把敵人本來健康的腦袋弄出毛病來。這和為細菌戰制造麻疹菌的醫生又有什么區別呢？ 不管怎么說，查爾斯·穆爾在我看來就是不太正常。開始較短的一段時間，他似乎距我很遠，而后突然莫名其妙地盯著我看了好半天，似乎要從我的臉上或心里看出些什么來。這使我很不舒服。他除了有些怪癖外，眼睛里還冒出一絲凶光——很深，很黑，很富有穿透力。他的聲音也很特別，很慢，低沉，帶點儿裝出來的溫和語气。估計他在學校教書時用的就是這种聲音和語气。 我問他：“您在擔任此職務之前就認識坎貝爾上尉嗎？” “是的。我第一次見到她是在6年前，那時她正在布拉格堡多功能學校學習。我任她的教官。” “她剛在喬治敦讀完了心理學碩士。”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像是我說了什么他認為我不知道的事，然后回答說：“我相信是這樣。” “在布拉格堡時你們就在一起嗎？” “我在學校——而她正在第4心理訓練隊。” “后來呢？” “后來就去了德國。我們差不多是同時到那儿的。再后來我們又回到了布拉格堡肯尼迪特种軍事學校，在那儿當了一陣教官。之后我們被派到海灣去執行同樣的任務，之后又去五角大樓。簡單說來，兩年前我們又一起來到了哈德雷堡。怎么，難道這些都有必要講嗎？” “您在哈德雷堡都做些什么，上校？” “這是保密的。” “噢。”我邊記邊點了點頭。兩個人能這么久在一起執行任務确是不常見的，尤其是在戰爭心理學這一特殊領域。就我所知，在部隊里，即使夫妻倆也沒有他們這樣的好運气。比如說可怜的辛西婭吧，她當時雖然沒和特种部隊的那個家伙結婚，但已經和他訂了婚。辛西婭被派到布魯塞爾，他卻被派往巴拿馬運河區。我對穆爾上校說：“你們的工作關系很不錯嘛。” “是的。坎貝爾上尉非常聰明能干，有追求，能言善辯，而且值得信賴。” 听起來好像是他每半年在她的工作總結上寫的評語。顯然，他們很合得來。我問他：“她算是你的‘被保護人’嗎？” 他瞪了我一眼，似乎想到了我用這個法語詞會讓人聯想到另一個詞“情婦”或者其他更肮髒的外來詞。他回答說：“她是我的下級。” “對。”我把他的話歸在我早已擬好的“廢話欄”中。“您認識她的父親嗎？” “是的，不過不太熟悉。” “來哈德雷堡之前您見過他嗎？” “是的，偶爾能見到。我們在海灣時見過他几次。” “我們？” “安和我。” “哦。”我也把這記了下來。 我又問了他几個問題。顯然我們兩人都覺得這些沒什么意思。其實我這次和他談話的目的，就是想在他知道我的真實身份前，先對他有個准确的印象。一旦人們知道談話對象是警察就會采取對策。另外，《軍隊時報》的記者是不能問“你和她有過兩性關系嗎？”這類問題的，但警察可以問。于是我問他：“你和她有過兩性關系嗎？” 他站了起來：“這是他媽的什么問題？我要控告你。” 我把證件亮了出來：“我是犯罪調查處的。上校，請坐下。” 他先是盯著我的證件看了一會儿，繼而又轉向我，兩眼頓時射出咄咄逼人的紅色死亡之光，像恐怖電影里的一樣十分可怕。 我又說：“請坐，上校。” 他鬼鬼祟祟地朝這個坐了半屋子人的房間看了看，好像擔心自己有被包圍或其他什么危險。最后，他坐了下來。 上校跟上校不同。從理論上講，官銜比擁有這個官銜的人重要，即使不尊重這個人也要尊重這個人的官銜。但實際上卻并非如此。比如說，福勒上校擁有上校的權力和尊嚴，所以和他打交道就要小心。而穆爾上校就我所知卻与任何權力机构都沒有聯系。我對他說：“我正在調查安·坎貝爾上尉被殺一案。你不是本案的嫌疑犯，所以我不想宣讀你的權利，請你如實地、完整地回答我提出的問題，好嗎？” “你無權冒充——” “那就讓我自己為我的雙重性格煩惱吧，好嗎？第一個問題——” “沒有律師在場我拒絕回答。” “我想你是因為看了太多的非軍事電影。你沒有權利找律師，也沒有權利保持沉默，除非你是嫌疑犯。如果你不主動合作的話，我就把你列為嫌疑犯，宣讀你的權利，把你帶到憲兵司令部大樓，宣布我有了一個嫌疑犯，他要請律師。那你就陷入了軍法約束之中。怎么樣？” 他想了一會儿，說：“我根本沒有什么可隱瞞的，可我抗議你把我弄到這樣一個被動的地位。” “好吧。第一個問題：你最后看到坎貝爾上尉是什么時候？” 他清了清嗓子，調整了一下態度，說：“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是昨天下午大約4點半時，她說她要去俱樂部弄點吃的，然后再去要求值勤。” “昨晚她為什么自愿值勤？” “不清楚。” “晚上她從基地總部給你打過電話嗎？還是你給她打過？” “哦……讓我想想。” “基地上所打的電話都是可以查到的，而且值勤官還有工作記錄。”其實，在基地內部打的電話是無法找到通話人的，而且坎貝爾上尉也不會記下私人往來的電話。 穆爾回答說：“是的，我确實給她打過電話……” “什么時間？” “大約晚上11點。” “為什么這么晚？” “哦，因為我們要討論一下第二天的工作，我覺得那個時間最安靜。” “你在哪儿打的電話？” “在我家。” “家在哪儿？” “基地外面，維多利街。” “被害人不也住在那儿嗎？” “是的。” “你去過她家嗎？” “去過。經常去。” 我盡力想象這伙家伙赤身裸体背對著鏡頭或帶著皮面具時會是什么樣子。不知道法醫研究室有沒有真正的特异功能檢查員，男的或者女的，能透過放大的照片認出這些不露真面的家伙。我問他：“你和她有過兩性關系嗎？” “沒有，不過你肯定會听到好多謠言的。我們走到哪儿都有謠言跟著——” “你結婚了嗎？” “結過。大約7年前离了。” “你常有約會嗎？” “偶爾。” “你覺得安·坎貝爾很有魅力嗎？” “哦……我很敬佩她的聰明。” “你注意過她的身体嗎？” “我不喜歡這類問題。” “我也不喜歡。你覺得她很性感嗎？” “我是她的長官，又比她大近20歲。她又是將軍的女儿，所以我連一句性騷扰的話都沒對她說過。” “我并不是在調查性騷扰，上校，我是在調查強奸和謀殺。”我對他說，“為什么會有謠言呢？” “因為人們的腦子都有肮髒的一面，連軍官也是如此。”他笑了笑說，“就像你本人。” 我停下記錄，又要了兩杯飲料。一杯雪利酒可以讓他放松，一杯啤酒可以使我平靜下來，不至于上去揍他。 辛西婭來了。她上穿一件白色襯衣，下穿黑色褲子。我把她介紹給穆爾上校，然后對她說：“我們現在已不是《軍隊時報》的記者了，是犯罪調查處的。我正在問穆爾上校与被害人有沒有兩性關系，他保證說沒有。目前我們正處于僵持狀態。” 辛西婭笑了笑，對穆爾說：“布倫納先生非常緊張勞累。”然后她坐了下來。我們聊了几分鐘，我把談話內容都告訴了她。辛西婭給自己要了一杯波旁威士忌加可樂的混合飲料，還有一個三明治，給我要了一個乳酪餅。她知道我喜歡乳酪餅。穆爾上校謝絕和我們一起吃晚餐，他解釋說自己太煩，沒胃口。辛西婭問他：“作為安的朋友，您知道她都和誰有過關系嗎？” “你指性關系？” “我想這就是我們在這張桌子上要談的話題吧。” “啊……讓我想想……她曾和一個年輕人約會過，不是軍人。她很少和軍人約會。” “那人是誰？”辛西婭問。 “一個叫韋斯·亞德利的年輕人。” “亞德利？是警察局長亞德利嗎？” “不，不，是韋斯·亞德利，是伯特·亞德利的一個儿子。” 辛西婭看了我一眼，然后問穆爾：“他們交往有多久了？” “從安來到這儿起，他們就時斷時續地約會。他們的關系很糟糕。實際上，你們不需要問我，應該找那個家伙談談。” “為什么？” “為什么？這還不很清楚嗎？因為他們有過關系。他們吵得很凶。” “為什么吵？” “為了……哦，她跟我說過，他對她很不好。” 這有點使我吃惊。“他對她不好？” “是的。他不給安打電話，而且經常和別的女人幽會。只有在他需要安的時候才去找安。” 這倒有些不合情理了。連我都愛上了安·坎貝爾，為什么別的男人不像哈巴狗那樣跟在她后面轉呢？我對穆爾上校說：“她為什么要忍受呢？我是說，她……討人喜歡，又很有魅力……”是的，她有惊人之美，又很性感，她的玉体可以讓男人為之賣命，為之殺人。 穆爾笑了笑，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這人使我很不自在。他說：“有那么一种人——說這方面的事我就外行了：安·坎貝爾喜歡那些很厲害的男人。凡對她比較禮貌、殷勤的男人，她都覺得很不夠味儿，因而鄙視他們。恐怕大多數男人都是如此。對她有吸引力的是些對她很凶的男人，簡直就是虐待狂。韋斯·亞德利就屬于這一類。他像他父親一樣，也是米德蘭的警察，是當地有名的花花公子。他有很多女朋友。我想，他長得很英俊，頗有南方白人紳士的魅力，而且身体也很健壯。‘流氓’或‘惡棍’可能是描寫他的最合适的詞匯。” 我還是理解不了，又問穆爾：“安·坎貝爾竟然和他交往了兩年？” “斷斷續續地。” 辛西婭說：“安·坎貝爾上尉把這些都告訴你了？” “是的。” “是因為工作需要嗎？” 他意識到了辛西婭的話中有話，點了點頭說：“是的，我是她的醫生。” 辛西婭對穆爾說：“這么說，你几乎了解安·坎貝爾的一切。” “我想是這樣。” “那么我們就請你幫我們進行一下心理分析。” “幫助你們？你們連表面的東西都抓不住，森希爾小姐。” 我對他說：“我們需要你提供每次和她談話的記錄。” “我從來沒做過什么記錄，那是我們約定了的。” 辛西婭說：“你是會幫助我們的，是不是？” “為什么？她已經死了。” 辛西婭回答說：“有時候心理分析能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凶手的心理狀態。我想你知道這一點。” “听說過。我對犯罪心理學所知甚少。如果你想听我的意見，那不過是一堆廢話而已。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一种瘋狂的犯罪的心理，只不過大多數人都有個很好的控制系統而已。這個控制系統可能是內在的，也可能是外部的。一旦喪失了這一系統，就會成為凶手。我在越南就見過正常的人殘殺嬰儿。” 一時間，我們3人各怀心事坐在那儿，誰也不說話。 最后還是辛西婭打破了僵局：“我們還是希望你作為安的知心朋友能告訴我們關于她的一切情況，她的朋友、敵人，還有她的內心世界。” “看來我是沒有選擇的余地了。” “是的。”辛西婭肯定地告訴他，“即使你不熱心，我們還是希望你主動合作。你一定也希望能看到殺害安的凶手受到公正的判決。” “我想看到殺害她的凶手被抓住，是因為我很好奇，想知道他究竟是誰。至于公正嘛，我敢肯定凶手本人認為他所做的才是公正的。” 辛西婭問穆爾上校：“你這是什么意思？” “我是說，像安·坎貝爾這樣的一個女人被人在她父親眼皮底下奸殺，這不能不說明一個問題。肯定是有人對她或對她的父親，或是對二者都不滿，也可能是出于正當的理由，至少在凶手看來是正當的理由。”他站起身，說：“我很難過，覺得有一种沉重的失落感，因為她再也不能和我一起工作了。所以如果你們不介意的話……” 我和辛西婭也站了起來。不管怎么說，他畢竟是個上校。我說：“我明天再找你談。明天別安排得太緊，上校。你很讓我感興趣。” 他走了。我們兩人坐了下來。 飯端上來了。我開始吃我的乳酪餅。 辛西婭說：“我不愿這么說，但安可能是性虐待狂，對那些垂涎她美貌的男人進行精神折磨，以滿足她的這种性虐待狂的欲望。同時她又愿受男人虐待，她喜歡熟悉的男人把她看成無恥之徒。很可能韋斯·亞德利了解這一點，知道自己要扮演的是什么樣的角色，而且扮演得很成功。安可能對他的其他情人很妒忌，他可能對她另覓新歡的威脅毫不理睬。在他們創造的那個畸形世界里，他們的關系還是很不錯的，所以韋斯·亞德利成為嫌疑犯的可能性很小。”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這個……我本人雖然不是這樣，可我見過這种女人，而且為數不少。” “真的嗎？” “真的，你可能也見過類似的男人。” “可能吧。” “看來你已經很累了，你變得有些遲鈍和愚蠢。去睡一覺吧，過會儿我叫你。” “我很好。給我找到房間了嗎？” “找到了。”她打開了手袋，“給你鑰匙。你要的東西都在我車里，車沒鎖。” “9點叫醒我。” “沒問題。” 我走了几步又折回來，對她說：“如果她与基地里的軍官沒關系，只迷戀米德蘭的那個警察的話，那么照片上那些男人又是什么人呢？” 辛西婭正吃著三明治，她抬起頭來說：“去睡吧，保羅。”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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