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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沿著主干道向西開，一邊試圖讀懂汽車駕駛手冊。按了几下擋泥板的按鈕，那邊的“指示”框上便顯示所有數据，百分之百的美國性能。這應該是坐在車子前座上能做到的最有趣的事。 當下我感覺技術上長進不少，于是拿自己的蜂窩式電話打通我的電話留言机。“我告訴你，要是那些人現在看到我們正駕車經過這些舊農庄和村落——” 這時留言机答道：“您有三條留言。” 有一條一定是貝思留的，但事實上是麥克斯。他重申我不要再管這案子，叫我回個電話，我可不愿意。第二條來自法納利：“晴！約翰·柯里，听我說，如果你需要從那儿脫身出來，只管叫我。同時，我有一些關于開槍者的線索，所以我不想到處張揚，除非你需要幫助。為什么這么多人想殺死我的搭檔？嗨，我和沃爾夫私下談過了，他不相信電視上的人不是你，而且說有消息證實是你，要你接受他的質詢。我建議他監听你的電話，現在就是了，可要少惹麻煩。” “謝謝。” 最后一條也不是貝思的，正是我的頂頭上司安德魯·沃爾夫中尉。他只講了句，“望你盡早回個電話給我。”事情不妙。 我怀疑納什和沃爾夫是否真認識，但無疑納什的确已告訴沃爾夫電視上的人就是約翰·柯里，而且正在療養期間破一起凶殺案。所說的都是事實，我猜測沃爾夫正想從我這得到解釋。我想自己能解釋是怎么卷進這起案件的，但很難解釋為什么沃爾夫中尉在約翰口中卻成了個傻瓜。 前后思量了一番，看來最好是不回電話，也許應該找律師。沒有做好事不受懲罰的，我是說，我在竭力做個好公民，麗說服我卷入案件的那家伙，我的伙伴麥克斯，竊取我的腦力勞動的成果，又讓我同聯邦特工搞可惡的競爭，甚至還把我的徽章取走了，事實上他從未給過我徽章。貝思還是沒有電話。 我一直提醒自己做個英雄，但我确信遭到槍擊不會是英雄行為。還是孩子的時候，只有向坏家伙開槍才是英雄，可眼下每個生病的，遭劫持或槍擊的都成了英雄。可我如果能利用這次英雄事跡擺脫可惡的麻煩，我當然會做。問題是媒体創造的英雄只有大約九十天的短命，我在四月中旬遭槍擊，也許該通知我的律師了。 現在我正從卡橋格村開往城區，如果你不注意我的車一下子就會開過去。這個村庄歷史悠久，古雅干淨，与大多數村庄一樣繁榮，我猜部分原因在于葡萄酒生意。大街上拉著各式廣告的橫幅，比如每年一度的東區港海洋節，還有在霍頓角燈塔舉行的伊索托普爵士舞專場音樂會。多的就不用說。 嗯，夏天正式結束了，對于當地居民和一小部分的游客來說秋季也有許多事可做。我總怀疑這儿每年十一月都要舉行一場只對本地人開放的大型聚會，名字就叫“北福克居民慶祝游客滾蛋的狂歡節。” 就這樣我一邊慢速開車一邊留心那幢匹克尼克歷史協會的房屋，我記得在主干道附近。大路的南面是有村庄的綠化帶，宣稱坐落有紐約最古老的房子，標志上寫著大約在一六四九年。這儿看上去不錯，我駕車沿著一條窄道穿過綠化帶，上面坐落著一些由老式隔板和木瓦砌成的建筑物，幸虧沒有頸手枷、木樁、浸水凳或者其它早期美國人為受虐和施虐者准備的公共陳列物。 終于我看見离村庄綠地不遠處有一間白色大房子，隔板制的，很像一間大樓，前面有几根高高的白梭子。草坪上豎著一塊木制齊乎達爾風格的標志牌，寫著“匹克尼克歷史協會”几個字，下面寫著“博物館”和“禮品店”，“店”字拼成了兩個“p”和一個“e”。我曾經贏過一次拼宇游戲，里面就有這個詞。 由兩條短鏈子懸著的另一張標志牌上則寫著這家博物館兼禮品店開放的日期和時間。勞動節之后，只限于周末和假期開放。 牌子上有個電話號碼，我便撥了這個電話，是錄音信息。一個女人用仿佛錄于一六四0年的聲音重复著時間、事件等情況。 我可是從不讓別人的日程耽誤自己事的人，于是下了車拾級走上大門廳，敲敲古舊的黃銅門環。我使勁撞擊了一下，但似乎周圍都沒有人，那邊的小型停車場也沒有車子。 我又回到車里，撥通新朋友瑪格麗特·威利的電話。她接了電話，我說：“威利夫人，早上好，我是柯里偵探。” “你好。” “您提到可能去匹克尼克歷史協會的博物館看看，我整天都在想這個事。您認為今天去可以找到負責人談話嗎？主席叫什么?威瑟斯布恩？” “叫怀特斯通，愛瑪·怀特斯通。” “對，今天能見到她嗎？” “不知道……” “我為什么不打電話給愛瑪·坏特斯通——” “我來打，她可能會同意在博物館里見你。” “太棒了。非常感激——” “我怎么找您？” “听我說，過十到十五分鐘我給您回電話，我現在在車里，但得停下來給母親買件禮品，今天是她生日。嗨，我打賭你們博物館里一定有個禮品店。” “的确有。” “太好了，順便說一聲，我和哈里叔叔談過并轉告了您的問候。” “謝謝。” “他說向您問好，并說离開此地時會打電話給您。”我沒提哈里叔叔已經失去性能力了。 “太好了。” “對，那好，如果怀特斯通夫人或者歷史協會的其他負責人上午能見我的話我將深表感謝。” “我盡力而為，也許得親自去。” “麻煩您了，也謝謝您昨天的幫助。” “不用謝。” 我險些忘了謝她：“那十五分鐘后我再打過來。” “今天你朋友在你身邊嗎？” “我的搭檔？” “對，那位年輕女士。” “她過會儿就來。” “她令人愉快，我喜歡和她交談。” “我們打算結婚。” “多么不幸。”她挂了電話。 噢，就這樣吧。我又把車子挂上擋，那個女性聲音又回來了，叫我“取消緊急剎車裝置”，我依言照辦。我又玩了一會儿計算机，想把這套選擇系統刪掉，希望那個聲音說，“你為什么要殺死我?不喜歡我嗎？我只是想幫你。” 要是車門被鎖、油踏板又掉到地板上該怎么辦呢？我邊想邊把駕駛指南扔進皮套箱里。 我將車往南開上“臭鼬路”，名字很有趣，接著又穿過通向拿騷角的堤道。 開到戈登家所在的街道時我注意到麥克斯那輛白色吉普停在犯罪現場外。于是我轉進墨菲家的車道，開出了戈登房屋的視野。 我把車徑直開到墨菲家的后院，看到他們都在看電視，那間屋又被稱做佛羅里達式，相對于原先房子是一种遮窗式的沿伸。電視正放著，我敲敲紗門。 埃德加·墨菲站起來，看見是我，便打開門說：“又回來啦？” “是的，先生，我只需占用您一會儿時間。” 他揮手讓我進去，墨菲夫人站起來隨便打了個招呼，電視還在放著。那一瞬間我仿佛置身于佛羅里達父母的家里——同樣的房間，同樣也開著電視，甚至人也相似。不管怎樣，我得問問他們：“請描述一下你們在六月份看到停在隔壁的雙座輕型汽車。” 他們倆都講了一番，但描述能力有限。最后我從口袋里掏出一支筆，隨手拿張報紙讓他們把汽車的輪廓畫下來，但他們說設法畫。我便給他們畫了輛“保時捷”的外形。本來是不可以像這樣引導證人的，可這又算什么。他倆點點頭，墨菲先生說：“是的，就是這樣，又大又寬，像個翻過來的洗衣盆。”墨菲夫人也表示同意。 我又從口袋里取出托賓酒厂的宣傳冊子，折起來只顯出厂主托賓的一張黑白小照片。我不讓他們看到整個冊子，防止他們告訴每個熟人警察正怀疑托賓謀殺了戈登夫婦。 墨菲夫婦仔細看了看照片。同樣，這种不把其它照片和這張混合在一起的做法也是誤導證人的行為，可我早巳沒有時間和耐心去照章辦事。但也沒有說：“這就是你們看到的在車里的男人？” 可這時墨菲夫人卻說：“我看見的就是這個男的坐在車里。” 墨菲先生也贊同，并且問我：“他是嫌疑犯？” “不，先生。那好，對不起又打扰你們了。”我又問道，“有人試圖向你打听過這個案子嗎？” “沒有。” “記住，除了麥克斯威爾局長，我和彭羅斯偵探外，不要和任何人談這件事。” 墨菲先生又問道：“她在哪儿？” “彭羅斯警探？她得了孕婦晨吐症，在家休息。” “怀孕了？”艾格尼絲問道。 “大約一個月了，”我答道，“好——” “可我沒見她戴結婚戒指，”她又說。 “您知道現在的年輕女性是如何處世的。”我傷心地搖搖頭，接著說，“那好，再一次感謝你們。”我很快退出來，回到吉普里駕車离去。 顯然托賓先生到過戈登家不止一次，可是他似乎并沒有回憶起六月來過。但也許并不是他，也許是另一個長著黑胡子的男人，開的也是一輛白色“保時捷”車。 也許我應該查查為什么托賓先生要撒謊。 我又打通留言机，又有兩條新信息。第一個是麥克斯打來的：“約翰，我是麥克斯威爾警長，也許我還沒有使你清楚地明白目前你的處境。你不再替市鎮工作了，好嗎？我接到托賓律師的電話。他們很不滿意，懂嗎？我并不确知你和托賓的談話內容，但我認為那應是你和他之間的最后一次官方會談。給我回個電話。” 有意思。我所做的一切正是在幫忙，而且也是被本地的老伙伴們叫回家鄉的。 另一個則是我前妻打的。她叫羅賓·潘恩，名字對她很恰當，碰巧也是個律師。她說：“約翰，你好，我是羅賓。我想提醒你我們一年的分居在十月一日結束，到時我們將依法离婚。你會收到郵寄去的判決書复本，不需要你簽名或者做什么即自動生效。”她又用柔和的音調說，“嗯，十月之后我們是不會构成通奸的，除非你又結婚。可是在你收到判決書之前不要結婚，否則是重婚罪。在新聞上看見你了，听起來案件挺吸引人，保重。” 對，順便說一聲，羅賓曾是曼哈頓地區的助理檢察官，由此我結識了她，我們在同一陣營的。可她變換立場，在一個大名鼎鼎的辯護律師那儿要了一份高薪工作，那個律師欣賞她在法庭上的風格。也許不只喜歡她的風格。可從那開始，我們的婚姻變成一种利益沖突，我是說當我努力把那些渣滓們關進監獄去時，和我共枕的女人卻在試圖使他們道遙法外。終于有一次我再也不能忍受，她替一個重要毒販子辯護。那家伙除了在美國犯法外，哥倫比亞警方也因賄賂一名法官在通緝他。我是說，得了，女士，我知道得有人去辦這個案子，錢也不少，可我感到男性尊嚴受到挑戰。所以我告訴她：“在你的工作和我之間作出選擇吧。”她回答說：“也許你應該換掉工作，”她是指她的公司需要一名私家偵探，想讓我去做。我想得出替她和那位笨蛋老板做私人偵探工作的情形，或許能在辦案間隙喝上他們的咖啡。對，那就請离婚吧。 除了這些小的職業摩擦外，我們的确曾經相愛過。不管怎樣，十月一日到時她將正式成為我的前任，我也會失去做通奸犯或者重婚者的机會。生活有時真的不公平。 車子爬過堤岸上了主干道，回頭向卡橋格村駛去，我又撥通瑪格麗特·威利的電話。 她說：“和在花店里的愛瑪通過電話，她正在到匹克尼克歷史協會的路上。” “她犧牲自己的時間，真是太好了。” “我告訴她涉及到戈登夫婦的謀殺案。” “可這一點我并不能肯定。威利夫人，我只是感到好奇——” “你可以和她討論，她正在等你。” “謝謝您。”我相信她在我之前挂了電話。 我于是把車開回到匹克尼克歷史協會，開進那個小車場，并在寫有“怀特斯通花店”的車子旁邊停了下來。 我走到前門，門環附近貼了一個黃色紙條，上面寫著：“柯里先生，請自己進來。” 我便走進去。 這個房間我看很大，約建于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典型的富商或者遠洋船長的家產。大門廳左邊是一間大型起居室，右邊則是餐廳。這地方都是古玩，當然依我看大多是廢舊物，但可能對一群小伙子來說有价值。沒有看到或听到屋里有人，我便一間一間地逛。其實這并不是個供展覽的博物館，只是一家特定歷史時期的陳列室。我沒能看到室里有什么可怕的東西；牆上沒有表現燃燒的教堂的油畫，也沒有黑蜡燭、針尖狀的巫術五角星和黑貓，廚房里也沒有騙人的巫婆常用的大鍋。 我不能肯定自己為什么來這，但有什么東西把我拉到了這里。另一方面，我想我已經得了衰老性超負荷症，和一位七旬老人對話實在令我難以承受。我本該把那瓶托賓的啤酒打開，在會見怀特斯通夫人之前一飲而盡。 這時我發現那間禮品店——禮品商店——我想以前是間夏季廚房，于是走進去。燈沒開，陽光從窗戶里透進來。 禮品各式各樣。從本地出版的書籍到手工藝品、印度的手藝品、針繡花邊、干草藥、折花、草藥茶、花制香水、蜡燭(不是黑的)，還有水彩、漆瓦和袋裝种子等等。人們要這些玩意于什么呢？ 我撿起一塊受過日晒雨淋的谷倉扳，有人在上面畫了一只老式航船。就在我仔細看油畫時，感覺有人在注視我。 我轉向禮品店出口，看見一位三十歲上下的漂亮女人站在那盯著我。我說：“我我愛瑪·怀特斯通。” “你一定是約翰·柯里。” “對，你知道她在嗎？” “我就是。” 仿佛時光在倒流一般。“哦，”我說，“我以為見到的人會者得多。” “哦……” “瑪格麗特說你是個年輕人，可我覺得你更像個中年人。” “晤——”她走近我，伸出手，說：“我是匹克尼克歷史協會的主席，能幫你什么忙？” “嗯……我也不清楚。” “我同樣。” 好了，情況就是這樣：她個子較高，只比我矮一英寸左右，体形瘦小勻稱，齊肩的棕發沒有燙但已洗過。化了淡妝，沒有指甲油、珠寶、耳環和結婚或訂婚戒指。她的衣服穿得不多，一身齊膝的米色棉制夏裝，肩部是細細的吊帶。里面只有內衣之類的，肯定沒戴乳罩，但我能看見比基尼式襯褲的邊沿，而且她還赤著腳。如果讓我聚描述一下怀特斯通女士今天早上穿戴的情形，她一定先是套上內褲和夏裝，涂一點口紅，然后梳了几下頭，就這些。可以設想整個小超過四秒鐘，要是有我幫忙會更快。 “柯里先生？你在考慮要我怎么幫你嗎？” “對，是在考慮。等一下。”她沒有過度發育，速度和耐力應該不錯。一雙好看的眼睛是談綠色的，臉龐不僅漂亮，而且一眼瞥去顯得天真。她使我想起我見過的六十年代嬉皮士的照片，也許我想到這些是因為她是個花匠。看第二眼時，覺得她的面相還十分性感，真的。 我還得提一下，她有些黑，好看而且周勾，皮膚有一种牛奶咖啡的顏色。愛瑪·怀特斯通，這是個漂亮性感的女人。 “這事与戈登夫婦有關嗎？” “對。”我放下那塊谷倉板問：“你認識他們嗎？” “認識，我們相處友好，但還不是朋友。”她又補充道，“太可怕了。” “你有什么……線索嗎？” “沒有。” “我听收音机里說他們可能偷了一种病毒。” “看上去像。” 她思考片刻，接著又說：“你認識他們。” “不錯，你怎么知道？” “你名字出來過几次。” “是嗎？希望是好事。” “很好的，”她又說，“朱迪有些愛上你。” “是嗎？” “你不知道。” “也許。”我想換個話題，所以我說，“你這儿有成員名單嗎？” “當然有，辦公室在樓上，你到的時候我正在上面整理文件。跟我來。” 我跟著她，她身上有一股熏衣草的香味。我們穿過大房間的時候，我說了聲：“漂亮的房子。” 她回頭看著我說：“待會儿我將領你單獨參觀一下。” “妙极了。帶照相机就好了。” 沿著寬敞曲折的樓梯拾級而上，我稍稍跟在她后面。她的襯褲真小，如果你仔細看，她還有漂亮的雙腳。 上三樓她領我進了一個房間，她稱之為樓上客廳，然后請我坐在壁爐邊的靠背椅上。 她問：“需要來一杯草藥茶嗎？” “謝謝，我已經喝過几杯了。” 她坐在對面的木制轉椅上，長長的雙腿交叉在一塊。她問道：“柯里先生，具体你想了解什么？” “約翰，請叫我約翰。” “約翰，請稱呼我愛瑪。” “好，愛瑪，”我開始問她，“我首先想問你几個關于匹克尼克歷史協會的問題，這個協會是做什么的？” “和歷史有關。北福克地區有一批本地的歷史協會，大多數坐落在古老的房子舊地里。這里是最大的一家，匹克尼克這個名字本是這個地區的印第安叫法。我們有近五百會員，有一些名人，還有朴素的農夫，協會旨在保存、記錄和傳播我們的歷史遺產。” “還有發掘更多的遺產。” “是的。” “通過考古。” “對，進行研究，這里有一些有趣的檔案。” “等一下我能看看嗎？” “等一下你想看什么都行。”她笑道。 峨，我的天。我想這是嘲諷還是當真？我朝她笑笑，她也笑笑。 談正事吧。我又問她：“戈登夫婦是活躍分子嗎？” “是的。” “他們何時參加？” “大約一年半前，他們已從華盛頓特區搬來。戈登夫婦是中西部人，但他們在華府替政府工作。我猜你知道這點。” “他們曾和你談過工作嗎？” “沒怎么談。” “你去過他們家嗎？” “去過一次。” “你和他們有過社交往來嗎？” “偶爾有過。匹克尼克歷史協會社交非常廣泛，所以他倆很高興參加。” 我又提出了一個有些微妙的話題：“湯姆對你有興趣嗎？” 她沒有顯出受侮和震惊的神情，答道：“可能有。” “但你沒有和他發生過性關系？” “沒有，他從未說過。” 我清清嗓子，”我明白——” “听著，柯里先生——約翰。你的這些問題在浪費你我的時間，我不知道是誰因為什么殺死了戈登夫婦，但那和我毫無干系，也沒有和我產生三角關系。” “我沒說有，只是作為整個調查的一部分，看看會不會与性愛有關。” “那好，我沒有和湯姆睡覺，我認為他是忠誠的，就我所知朱迪也一樣。在這里桃色新聞很難不讓大家知道。” “那可能是你的推測。” 她注視我片刻然后問：“你和朱迪有染嗎？” “沒有，怀特斯通女士。這不是下午放映的肥皂劇，而是一起謀殺調查，讓我問問題。” “不要這么急躁。” 我深吸了口气，說了聲：“對不起。” “我希望你能找到凶手，接著問吧。” “好。這樣……我想問……你听到他們被殺時的第一個反應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猜凶殺和他們的工作有關。” “好。現在你怎么想？” “沒什么想法。” “難以置信。” “我們接著談吧。” “那好。”我仍然不清楚這次詢問應從哪人手，或者說我想具体找尋什么。但我腦子里有個意向，像地圖一樣，上面有普拉姆島、拿騷角、長島海灣的懸崖、托賓葡萄園和匹克尼克歷史協會。如果你把這些點連成線，便會得到一個五邊形的几何圖，毫無意義。但倘若你抽象地思考一下這些點之間的聯系，也許有點意思。我是說，這五點的共同特點是什么？也許沒有，但無論怎樣似乎又有聯系，像是都和什么有關。是什么呢? 我考慮究竟是什么使我的思想總在普拉姆島上轉。歷史？考古？就是這個，可究竟是什么? 我又問怀特斯通女士：“你認識在普拉姆島上工作的人嗎？” 她想了一會，然后答道：“不怎么認識，只有几個顧客在那工作。除了湯姆和朱迪外；我并不認識任何科學家，也沒有人參加過這個協會。”她又說，“他們是個團結的群体，只在內部交往。” “你知道有關在普拉姆島發掘的情況嗎？” “只有湯姆·戈登答應過給歷史協會一個机會，到島上開展挖掘活動。” “你有沒有參加考古活動？” “沒有，我喜歡檔案工作，也有個檔案學的學位。哥倫比亞大學的。” “是嗎？我在約翰·杰伊學院任教。”那個學院事實上在哥倫比亞南部約距五十個街區，總之我們找到了共同點。 “你教什么？”她問道。 “刑偵學和陶瓷學。” 她笑了，一邊扭動腳趾一邊又重新交叉起雙腿。米色，她的裙褲和外衣一樣顏色。我簡直几乎想要交叉起雙腿讓怀特斯通女士注意一下我的那家伙正從休息狀態中惊覺起來。把你的“小便”憋在“帳篷”里吧。 我接著說：“檔案學，很有吸引力。” “可能會，我在斯通尼·布魯克工作過一段時間，后來在這里卡橋格免費圖書館弄了份工作。圖書館建于一八四一年，但薪水依舊。我是這里長大的，很難在外面生活下來，除非有一份差事。我擁有一個花店。” “對，我見過那輛貨車。” “對了，你是個偵探。”她又問，“那么你到這來干什么？” “療養。” “噢，是的，我記起來了。你看上去气色不錯。” 她气色也不錯，但你不應該向一個證人進行還擊，所以我沒有提。我又發覺她那柔美的聲音伴著呼吸十分性感。 我問她：“你知道弗雷德里克·托賓？” “誰不知道？” “他是匹克尼克歷史協會成員。” “他是我們最大的贊助者，經常給我們葡萄酒和資金。” “你是葡萄酒鑒賞家嗎？” “不，你呢？” “是的。我能分辨出‘麥勞’和‘百威’兩种酒，蒙著眼也行。” 她笑了。 我又說：“我打賭很多人希望許多年前就已加入葡萄酒行業。我是說做生意。” “我不知道，這倒有趣，但不會很賺錢的。” “對托賓來說是盈利的，”我指出。 “他并不靠這种方式生活。” 我坐了起來：“你為什么這么說？” “他就是這樣做的。” “你很了解他？個人情況？”她反問我：“你了解他個人嗎？” 我可不喜歡被質詢，但我在這儿如履薄冰，有力量的人會怎樣掉下去呢？我答道：“我參加過一次他辦的品嘗酒會，那早是七月份的事了，你當時在嗎？” “在。” “我和戈登夫婦在一起。” “對了，我見過你。” “我沒有看見你，否則應該記得。” 她又笑了。 我又問：“你了解托賓多少？” “事實上，我們有染。” “在什么方面？” “我指是情人，柯里先生。” 听到的消息讓我失望，然而我得辦正事，又問她：“什么時候？” “開始于……哦，大概兩年前，一直持續到——這有關嗎？” “你可以拒絕回答任何問題。” “我知道。” 我又問她：“那你們的關系發生了什么變化？” “沒有什么。托賓只是不斷地与許多女人交往。我們的關系保持近九個月，對我倆都不算長，可也不差。我們去過波爾多、洛瓦爾和巴黎，周末去曼哈頓，過得很好，他很慷慨。” 我思索了一番。我已經有點戀上愛瑪·怀特斯通，而且有些惱恨弗雷德里克已把我一下子打到悶罐里。我又說：“想問你一個私人問題，你可以不回答，可以嗎？” “可以。” “你還……？我是說——” “我和他還是朋友，他現在正金屋藏嬌呢，名叫桑德拉·威爾士，十足的騙子，包括那個名字。” “對。你說過托賓是不單靠他的工作生活的。” “是的，他擁有銀行和私人投資的小塊產業，但花費太大。可悲的是他很成功，如果不去福克斯伍德可能他能靠收人活得更好。” “福克斯伍德？” “對，你知道，那個印第安賭場，在康涅狄格州。” “噢，對。他賭博嗎？” “一直賭。我陪他去過一次，一個周末就輸了近五千美元，主要是在紙牌和輪盤賭上。” “我的天，但愿他還有回程的船票。” 她大笑起來。 去福克斯伍德，你可以駕車過東方角輪渡去新倫敦，或者乘坐直達那儿的汽車的輪渡，去那好好玩一通，然后周日晚上回到東部。對中北福克地區的忙碌世界真是項美好的娛樂消遣。如果你不是強迫的話，可以在那儿玩個痛快，贏或輸了几百美元之后，吃頓晚餐看場球賽，然后睡在一個豪華房間里。這樣的周末約會真不錯。然而，很多本地人并不喜歡這种近乎有罪的生活，有些主婦也不想讓男孩們拿著買水果的錢去賭博。可是和其它情形一樣，這事得相對而言。 看來，弗雷德里克·托賓，這個冷靜而外表華美的葡萄園栽培家，表面上鎮靜自若，實際上是個賭徒。但如果你想想看，有什么比每年种植葡萄更冒險的嗎？事實上，在這里种葡萄尚屬試驗性，目前情況良好。沒有枯萎病沒有虫災，沒有霜打和高溫打擊。但某一天，“安拉貝爾”號颶風或者“塞克”號會把上億顆的葡萄吹進長島灣，有點像庫拉德生產的最大的培育植物桶一樣。 同樣還有湯姆和未迪，他們拿那些病原菌在賭博，還用其它東西在賭，結果輸了。弗雷德里克在种植葡萄上賭贏了，然后就轉到紙牌和輪盤賭上，結果輸了。 我對怀特斯通女士說：“你知道戈登夫婦和托賓先生曾經一道去過福克斯伍德嗎？” “我想沒有。但我不清楚，我和托賓分手快一年了。” “對，但你們仍然是朋友，你剛才還說。” “我猜是這樣，他不喜歡以前的情人都憎恨他，想和他們保持朋友關系，這使晚會很有趣。他愛讓和他有過性關系的几十個女人在一個屋里。” 誰不愛那樣？我又問她：“你認為托賓先生和戈登夫人有染嗎？” “我當然不知道，但我認為不會，托賓不追求有夫之婦。” “多好的騎士風度。” “不，他膽小如鼠，那些丈夫和男朋友使他害怕，他一定曾經受過挫折。”她的呼吸聲里夾雜著輕聲笑。接著又說，“不管怎樣，他宁可和湯姆做朋友也不愿和朱迪做情人。” “為什么？” “不清楚，我從沒有搞懂弗雷德里克為什么會和湯姆接触緊密。” “我想一定有其它原因。” “大多數人也這么想，弗雷德里克主動結交湯姆的。” “為什么？” “不知道。起先我以為他想接近未迪，可后來我了解到他并不追有夫之婦，那一定和戈登夫婦的魅力与工作有關。弗雷德里克還是個社交家，夢想自己是北福克地區的社交領袖。也許他是，他不是最富的，但葡萄酒業為他奠定了一些社會地位。你懂嗎？” 我點點頭。有時候你整周整日的求索卻一無所獲，有時候你卻會碰到金子，但有時候只是傻子的金子。我是說，這妙极了，可和那起謀殺案有什么關聯呢？這未免夸張吧？有點在報复怀特斯通女士嗎？這可不是我那位前妻，她把我送到錯誤的地方以便使對方的生活變糟。于是我直截了當地問道：“你認為弗雷德里克·托賓有可能是殺死戈登夫婦的凶手？” 她看著我仿佛我失去了理智，然后說：“弗雷德里克？他可做不出任何帶暴力的事。” “你怎么知道？”她邊笑邊答：“天知道，我能舉出很多理由來證明我的話。”接著說，“他簡直不做体力活動，對自己的脾气和情感控制有加，而且他為什么要去殺戈登夫婦？” “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他們為什么被殺，你呢？” 她停了片刻才答道：“也許為了毒品。” “你為什么這么想？” “嘿……弗雷德里克關心過他們，戈登夫婦吸可卡因。” “他告訴過你？” “對。” 有意思。特別的是弗雷德里克從未向我提起過，而且沒有一點道理。我知道一個吸可卡因者的形狀和行動情況，戈登夫婦不會是這种人。那么為什么托賓要把這個加于他們身上呢？我問她：“他什么時候告訴你的？” “不久前，有几個月了。托賓說他們來找他，想知道托賓有沒有什么好貨，想買下來保持他們的習慣。” “你相信嗎？”她聳聳肩：“可能是這樣。” “那好……再回到托賓先生和戈登夫婦的關系上來。你認為是托賓先生找到后者并且培養相互關系的。” “看上去如此，在和他相處的九個月里我知道是這樣，他多次和他們電話聯系，而且很少有聚會不邀請他們的。” 就此我思考起來，這當然和托賓先生告訴我的不相一致。我問怀特斯通女士：“那么對于戈登夫婦托賓先生的魅力何在呢？” “不清楚。盡管我知道他使每個人以為有另外的原因，好笑的是戈登夫婦似乎很合得來，仿佛他們以与弗雷德里克為伍自豪。可是，有几次我們四個在一起時，你可以看出他們還是以和他地位平等自居的，你懂嗎？” “懂，可他們為什么要演戲呢？” 她聳聳肩：“誰知道？”她看了我半天接著說：“好像整個看上去是戈登夫婦在敲詐弗雷德里克，好像拿到了他的什么把柄。公開場合他是大腕；私下里湯姆和朱迪与他則相當熟悉。” 敲詐，對此我仔細思慮了好一會。 愛瑪·怀特斯通又說：“我只是在猜想，在推測，并不能證實任何情況。我和弗雷德里克相處愉快，我喜歡他，當他要分手時并沒有傷害我。” “好。”我看看她，四目相對。我問道，“凶殺案后你和弗雷德里克交談過嗎？” “有，昨天早上。他打電話過來。” “他說什么？” “和別人一樣，標准的套話。” 我們談了些電話交談的細節，的确听上去很正式，僅僅是形式的客套。 我問：“他今天和你談過嗎？” “沒有。” “今天上午我拜訪過他。” “是嗎？為什么？” “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為什么來這儿？” “對。”我不想解釋自己已經不再掌握關于普拉姆島案件的潛在證人和墨菲夫婦，而且不再負責了，只好去訪問那些縣警局不會想到的人。我不是完全在孤注一擲，但有點在夾縫中前進的樣子。 我又問她，“你認識戈登夫婦其他朋友嗎？” “我并未真正介人他們的社交圈，除了我們和弗雷德里克在一起時，那個時候我們都是他的朋友。” “麥克斯威爾警長不是他們的朋友嗎？” “我想是的。但我一直理解他們的關系如同戈登夫婦和弗雷德里克的一樣。” “我們似乎很難找到戈登夫婦的朋友。” “就我所想到的，他們所有的朋友就是普拉姆島上的人，這并不很异常。我告訴過你——他們是個團結緊密的群体。”她又補充道，“你最好去那儿看看，比在這轉好。” “可能是這樣。” 她問我：“你怎么看弗雷德里克？” “一個令人愉快的人，我很高興和他在一起。”這是真的，但既然我知道他已經把這儿的怀特斯通女士搞到手，我更相信世上沒有公正的性愛。我又加了句：“魚眼。” “而且善于隨机應變。” “對。”我說，“我能請你幫個忙嗎？” “說吧。” “你不要告訴他我們的談話好嗎？” “我不會詳細介紹的，但會告訴他我們談過。”她又說，“我不撒謊，但會對一些事守口如瓶的。” “這正是我希望的。” 在曼哈頓，沒有像這里這么多連鎖關系。我得記住這個，小心應付，還要适時改變自己的辦事風格。我是聰明人，能夠做好。接著這個話題我問愛瑪·怀特斯通：“我猜你認識麥克斯威爾警長吧？” “誰不認識？” “你和他約會過嗎？” “沒有，但他要求過。” “你不喜歡警察？”她笑起來，腳趾又扭動了一下，同樣又雙腿交叉，我的天。 接下來我們又聊來聊去，過了十五分鐘左右的時間，愛瑪·怀特斯通有很多關于別人的閒話和評論，盡管大多与此案無關。問題是我還是不清楚自己來這干什么，但很愉快，盡管我得說我是個君子。偶然找找女警官是可以的，因為作為同伴她至少可以告訴你出去徒步旅行一下。可是，和百姓在一起，尤其是那些可能在警察面前玩花招的人，你得小心。你也不想傷害自己或證人的利益，但我對此感興趣。 不，我并非本性多變，仍然熱戀著貝思。我問怀特斯通女士：“可以用你的電話嗎？” “當然，就在那邊。” 我走進鄰室，好像從十九世紀進入二十世紀一樣。這是歷史協會的工作套間，完全現代辦公條件，包括檔案柜、复印机等等。我拿起其中一個桌子上的電話，撥通我的留言机。只有一條消息，一個男聲說：“柯里偵探，我是南侯德縣警局的柯林斯警探。彭羅斯警探叫我打電話給你，她正參加一個長會；說她今天下午不能見你，晚上或明天她會打電話給你。”到此結束。我挂上電話，環顧辦公室，一個桌子下面有條皮帶，很可能是怀特斯通女士的。 我回到圖書館，但沒有坐下來。 愛瑪·怀特斯通看著我問道：“出了什么事？” “沒有，我們談到哪儿啦？” “不知道。” 我看了看表，然后問她：“午飯時能接著談嗎？” “當然。”她站起來，“首先我領你參觀一下我們的房子。” 她真的帶我一間間看過去。樓上大多數屋子用于辦公、儲藏、展覽和檔案存放。但有兩間是古色古香的臥室。愛瑪介紹說一間是十八世紀中期造的，另一間和整個房子同時建于十九世紀中期。她又說：“這房子由一個在南美洲創業的航海商人建造的。” “种植可卡因？” “不，別傻了。他從巴西購買次等寶石，名叫塞繆爾·法恩斯華斯船長。” 我向下按了按那個凹凸不平的床，問她：“你在這儿打盹？” 她微笑道：“有時候，這是羽毛床墊。” “白色的裝飾羽毛？” “可能是，据說已經用光了。” “它們又大大复歸了。” “每個東西都在复歸。可惡的鹿吞掉我的杜鵑花。”她領我走出臥室說，“你說過想看檔案。” “對。” 她領我來到一間大號房子，以前可能是臥室，現在則放滿了檔案柜、書架和一張橡木條桌。她說：“我們有早到十七世紀中葉的書籍和文件的原件，有契約、信件、遺囑、法令、布道書、軍令、商店宣傳單和航海日志，有一些吸引人的東西。” “你怎么干上這一行的？” “嗯，我猜這与我在此地長大有關，我的家族可以上溯到最早的殖民地定居者。” “我希望你不是瑪格麗特·威利的親戚。” 她笑道：“与我們家族有些關聯，你不喜歡她？” “無可奉告。” 她接著說：“檔案工作一定有點像偵探工作。你想——很多謎和問題等待回答，許多東西等待發現，你不覺得如此嗎？” “我同意，既然你提到這一點，”我說，“實話告訴你，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想當名考古學家，有一次還找到一枚毛瑟槍彈，在附近什么地方記不清了。”我又補充道，“現在我身体弱，年紀大了，也許應該做做檔案工作。” “噢，你并沒怎么老，你可能會喜歡這項工作，我可以教你讀檔案。” “不是英語吧？” “是英語寫的，只是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古英語可能難懂，拼寫糟透了，手稿有時很難解讀。給，看看這個。”她把桌上的一個大活頁夾遞給我，里面裝有舊羊皮紙的几張塑料唱片套。翻到其中一頁她說，“讀讀這個。” 我彎腰仔細看著書里的那張褪色的稿紙，讀道：“親愛的瑪莉，不要相信關于我和法恩斯華斯太太的傳言，我對你誠信忠貞，你呢？愛你的丈夫喬治。” 她大笑起來：“上面可沒這么說。” “看上去像這樣。” “來，我讀給你听。”她把夾子拉了過去，說，“這是一封一個叫菲利普·雪萊的人寫給欽命總督貝拉蒙特公爵的，時間是一六九八年八月三日。”她把那封我無法破譯的信讀給我听，里面盡是“老爺”、古語的動詞“有”和“您卑下的仆人”這類話。那家伙在抱怨處理一塊土地紛爭時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我是說，這些人橫渡大洋來到新大陸以后仍然有在薩斯沃德時一樣的苦惱。 我對怀特斯通女士說：“很感人。” “這有什么，你可以在几個月內學會，我用兩個月教會了弗雷德里克，現在他連注意力間距都沒有了。” “真的。” “語言并沒有手稿和拼寫那樣難。” “對，”我又問她，“你能給我一份會員名單嗎？” “當然。”我們走進辦公室，她給我一本乎裝的會員通訊錄，然后穿上便避。 我問她：“你怎么得到這份工作？” 她聳聳肩，“我不知道……這种工作令人厭煩。也是弗雷德里克出的一個往上爬的餿主意。我本是這儿的檔案保管員，我很樂意這份工作，后來他提議我當主席。弗雷德里克想什么就能做成什么，而且我還是個檔案員、賣花女兼匹克尼克歷史協會的主席和檔案保管員。” “你餓不餓？” “當然，我給花店打個電話。”她打電話的時候我在四周轉了轉，听見她輕聲說，“下午我可能回不去。” 不，怀特斯通女士，要我說你是可能回不去的。 她挂上電話，我們下了樓。她又說：“我們這儿有小型招待會和晚會，圣誕節聚會很不錯的。” “這使我想起——你打算周六參加托賓先生的晚會嗎？” “也許，你呢？” “我想我會去的，作為一項職責。” 她建議道：“你為什么不在眾人面前逮捕他，用手鍺將他帶走？” “听起來有意思，只是我認為他沒有做錯什么事。” “我确信他做錯了事。”她將我帶到前門，外面天气暖和多了。 她鎖上門，摘掉那張留言條。我說：“我來開車。” 我用遙控裝置啟動車子，她說：“這倒不錯。” 我說：“遠距离引爆汽車炸彈才不錯。” 她笑了起來，我可沒有開玩笑。 我們鑽進我的車。我開始倒車，有意讓車門半開，那個女性聲音又響了：“駕駛員的邊門處于半開狀態。” 愛瑪說：“這可不怎么樣。” “我知道，听起來像我的前妻。我真想殺死它，我指這個聲音，不是前奏。” 愛瑪一邊擺弄著計算机按鈕一邊問我：“你离婚有多久？” “其實十月一日才正式生效，我同時在努力避免通奸和重婚。” “應該不難。” 我可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到。這時我將車開出停車場，我對她說：“想去哪儿？你選個地方。” “我們干嗎不保持這份情調找家歷史名館？韋恩將軍酒店怎么樣？你知道它嗎？” “知道，不就是約翰·韋恩的家嗎？” “別傻了，是瘋子安東尼·韋恩，他葬在那儿。” “怎么瘋的？凹凸不平的床墊？” “不……你不懂歷史嗎？” “毫無道理。” “瘋子安東尼·韋恩是一位革命戰爭時期的將軍，領導過格林山的童子軍。” “對，他們的口號是‘我的心在燃燒，你正坐在我的水管之上。’” 愛瑪·怀特斯通沉默片刻，我知道她在考慮自己是不是選擇對了。未了，她說：“在野豬岭上，我會給你指路的。” “那好。”看來我們要去一個坐落在野豬岭地方的韋恩將軍酒店。我是說，自己能有這個心思嗎？不挂念曼哈頓嗎？很難說。我要有錢就可以兩者兼顧，可我沒有許多錢。這使我想起托賓事實上也沒多少錢。過去我一直忌妒他，以為他幸福到极點——葡萄、女人和金錢——原來他什么也沒有。更糟的是他還欠了債，對于像托賓這种人來說，失去這一切等于失去生命。他也許就要死了，可還沒有，而湯姆和朱迪卻死了。有聯系？也許，這顯得有趣得很。 但是時間對我來說已不多，也許還能冒充四十八小時的警察，然后將被關進南侯德警局、紐約或者薩福克縣警局。 怀特斯通女士在我沉思的當儿指引起路來，最后她問我：“關于病菌的事他們對我們說的是實話嗎？” “我想是的，不錯。” “和細菌戰有關嗎？” “不會。” “還是毒品？” “我不能确定。” “偷竊？” “看上去像，但我認為和被盜的疫苗有關。”誰說我不是個團隊合作者？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樣擺出這些官方的廢話。我間她，“你有其它想法？” “沒有，只是感覺戈登夫婦被殺有某种我們不能理解的原因。” 正是我所想到的，一個聰明的女人。 我又問她，“你結過婚嗎？” “結過，當時上大學二年級，年紀輕輕，一塊過了七年。”她又說，“加加看，离婚也有七年了。” “你二十五歲。” “你怎么得出二十五歲？” “難道是四十二歲？”她說：“向右轉，我這邊。” “謝謝。” 這是個令人愉快的駕車經歷，很快我們就到達野豬岭——卻是伸進海灣的一個半島。有些位于拿騷角的東北部，有時也叫小豬岭。 我注意過這一帶地名主要有三個來源——取自當地美國人、英國定居者和房地產經紀人的名字，后者的地圖上常有他們自己造的好听的地名，用來代替像野豬岭這樣令人發笑的稱呼。 我們又路過一個叫卡斯特研究所的小型天文台，威利夫人曾跟我提過。我還了解過這家天文台和它對面的美國印第安博物館的大致情況。 我問愛瑪：“戈登夫婦對天文學感興趣嗎？” “我不清楚。” “你知道他們從威利夫人處買過一畝地嗎？” “知道，”她猶豫了一下接著說，“不是個好交易。” “為什么他們要那塊地？” “我不知道……我一直沒搞懂。” “弗雷德里克了解這個情況嗎？” “知道。”她把話題轉到周圍環境說，“那邊是怀特斯通家族最早的房屋，建于一六八五年。” “還是你家的？” “不是，但我打算把它買回來。”她又說，“弗雷德里克本可以幫我忙，可是……后來我意識到他并沒有表面上那么富裕。” 我沒做評論。 拿騷角、野豬岭等類似的地方大多是村舍，還有一些較新的周末度假屋，其中許多用灰瓦蓋得古色古香。愛瑪說有些田野從殖民地時代起是公共草地，而且到處是樹林。我問道：“印第安人友好嗎？” “現在沒有印第安人。” “全走了？” “全走了。” “除了康涅狄格州的一部分人在這儿和拉斯維加斯開辦了最大的賭場。” 她說：“我有一點土著美國人的血緣。” “真的？” “真的。許多舊家族都這樣，但他們并不張揚。有些人來找我實際上想從檔案里勾掉那些親戚。” “不可思議，”我知道有個政治正确的評論方法，可每次我嘗試它時，結果都告吹。我是說，這東西每周都在變化，只有一條我用起來沒有問題，“种族主義者。” “由种族引起的，沒有必要說成种族主義者。不管怎樣，我不介意誰知道我有印第安血緣，我外曾祖母曾是科翹哥族人。” “嗯，你膚色很好。” “謝謝。” 這時我們朝那間有著白色護牆板的高大建筑開去，周圍是几畝林地。事實上記得我孩提時曾見過這地方一兩次。至今腦海里還存有這些童年記憶，如同夏季的靜物畫，又有點像從取景器中看雪崩一樣。我對怀特斯通說：“我想還是個小孩時曾和家里人來這吃過飯。” “很可能，有二百年了，你多大？” 我沒理會她接著問道：“食物怎么樣？” “因人而异。”她答道，“環境不錯，偏离大路，沒人會看見我們，不會招來非議。” “想得周到。”我把車開進砂礫車道，停下來，又啪地一下打開車門，發動机還沒有熄。這時一陣小鈴聲響起，車的圖式系統又顯示出車門的半開狀態。我說：“嗨，你關掉了那個聲音。” “我們不想要你前妻的聲音厭煩你。” 我們下了車走向酒店。她挽起我的手臂，這令我感到惊訝。 她問我：“你什么時候下班？” “現在。”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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