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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和精神上的宁靜与安逸有沒有玄學的根据，全要看每個人的性情和經驗的傾向而定。生活到處都陷在不可知的境界里，只有暫時的或歷史性的場面留下來作為指導——并且那也會過去的。尤金在精神和肉体的痛苦中，有一時期竟然會愛好各种宗教性的玄想，這似乎有點文不對題，可是生活在大風大浪中是會這樣。這种玄想就成為逃避自己，逃避他的疑惑与失望的避難所，所有的宗教思想也都是這樣的。 如果要我解釋宗教，我會說它是人類所發明的、用來保護被環境弄得血淋淋的心靈的繃帶；一個把他從不可逃避的渺茫不定中包起來的套子。我們盡量把一切想著是永恒的，盡量把它們當作是永恒的。宗教顯然給了生活一個安身之處和一個名義——雖然那只是一個幻想。所以我們給帶回到時間、空間和無涯的心靈那儿去——可是我們給當作什么呢？我們總是站在它們面前，把我們所不知道的東西都歸之于它們。 但是對宗教的需要并不是經常的，象生活里所有別的那樣。一個心靈恢复了健康以后，它很容易又回到以前的幻想上去。女人又進入了他的生活——請不要相信會有什么別的情形——也許是給尤金的那种沉思和孤單的意境吸引住了。雖然悲劇使他平靜下來一個時期，他又活躍起來。他更怀疑地看著她們走近，可是心里不能不給她們勾動——那些他應邀赴會的會客室里走進來的女人，想引起他興趣的太太小姐們（她們几乎不由他不感覺興趣），舞台上的女人——女藝術家、女詩人、雜技表演人、評論家、理想家。由于這許多接触、通訊和聚會，他跟有几個發生了關系，結局也跟過去一樣。他還是沒有變嗎？變得不多——不。只是在思想和情感上更無情了——鍛煉成了一個為生活和工作而工作的人了。也有劇烈的場面、眼淚、分离、遺棄、冷淡的相會，瑪特爾照顧著的小安琪拉總呆在一邊作為他的支柱和安慰。 尤金是一個徹頭徹尾不敬神的藝術家，只愛《圣經》里句子的美妙和叔本華、尼采、斯賓諾莎、詹姆士１等所提出的奧秘。他發現他的孩子有著极可愛的個性，并且引起了他研究的興趣——他有時能夠帶著親切的關怀默想著她，發現她有點象自己，也有點象安琪拉，一面還猜度著她將來的結果。她會變成什么樣子呢？她會對藝術發生興趣嗎？她那么大膽、活潑、頑強，他想著。 -------- １詹姆士（1842—1910），美國心理學家，哲學家。 “你的孩子簡直象個韃靼人，”有一次瑪特爾對他說。他笑著回答： “不過我還是要看看我對她有沒有辦法。” 他有時候想著，要是他跟小安琪拉漸漸能夠互相完全了解，她不太早結婚，那末他就可以拿她作為中心，建立起一個美滿的家庭。也許，她的丈夫不會反對跟他住在一塊儿。 最后的一幕我把它安排在蒙特克勒爾他的工作室里。瑪特爾和她的丈夫經常住在那儿，替他主持家務，小安琪拉成了他的安慰。他住在那儿工作。有天夜晚，他坐在火爐前看書，一部歷史書中有一個意見使他想起了斯賓塞的《事實与批判》里論“不可知的”那几章奇妙言論中的一節，于是他站起身去尋找。在他的書籍里尋找了一會儿后，他找出了那本書，心領神會地又讀了一遍，因為關于生活方面，它很配合他的性情，尤其是他的思想狀況。這一節跟他的觀點特別有關系，所以我把它引來說一下： “我們感官所認識的物体的奧秘，是超越我們知識范圍的，宇宙的子宮里（如果我們可以這樣稱它的話）所呈現的東西更超越了我們的知識范圍，因為前一种還可以（并且也是）給許多人認為是可以用創造的假設來解釋，給其余的人用進化的假設來解釋，而后一种就不能這樣來解釋了。有神論者和不可思議論者得同意承認·空·間的各种性質是內在的、永恒的、非創造的——是在所有創世之先，如果有過一次創世的話。所以要是我們能夠識破生存的奧秘，還有更卓越的奧秘擺在我們面前。凡是被認為既不是創造的又不是進化而來的東西，比起看得見、触得到的東西所呈現的事實，就根源上講，是更不可想象的了……想到這個空白形体的存在，盡管在我們目力所及的地方向四下探索，可是還有未經探索的部分，我們的想象力所橫跨的部分要是跟未經探索的部分一比，就變得极微小的了——想到一個空間，我們不可衡量的星球体系跟它一比，就變成了一小點。這种思想簡直把我們難倒了，使我們無法去思索。最近几年，對這個無邊的、無原始的、一直存在著并且一定得永遠存在著的空間的認識，在我心里產生了一种可怕的感覺。” “唔，”尤金說著回過頭去，因為他覺得听見一個輕微的聲音，“這的确是我所看過的關于人類思想限度的最好的解釋。”接著他看見小安琪拉走進來，穿著一件有點儿象小丑服裝的袋形小睡衣。他微笑著，因為他知道她喜歡撒嬌，又机靈、又調皮。 “你現在上這儿來干嗎？”他裝著很嚴厲地問。“你知道你不該這么晚還不睡。要是給瑪特爾姑媽看見了，那還了得？” “可是我睡不著呀，爸爸，”她狡猾地回答，急切地想跟他在火爐邊多呆上一會儿，所以撒嬌地輕輕跑上前來。“您抱著我，好嗎？” “好，我知道你怎么睡不著，你這坏東西。你上這儿來要我抱著睡。快去！” “哦，別這樣，爸爸！” “好吧，來吧。”他把她抱起來，又在火爐邊坐下。“現在你好好睡，不然就回到床上去。” 她蜷縮起來伏著，黃頭發靠在他彎著的胳膊上。他一面望著她的面頰，一面回想到她誕生時的那場暴風雨。 “花一般的小姑娘，”他說。“可愛的小娃娃。” 她沒有回答。一會儿，她睡著了，他把她抱到床上，蓋好被。回來的時候，他走到外面枯黃的草地上。十一月末的寒風吹著殘留在樹枝上的枯黃葉子沙沙作響。滿天星斗——獵戶星座的庄嚴的一環和那些形成北斗和大小熊的神秘的星星，還有那被稱作銀河的遙遠、模糊的星河。 “在這一切里，”他想著，一面用手抹著他的頭發，“安琪拉到底在哪儿呢？我將來會在哪儿？人生是個多么可愛的渾沌——多么丰富、多么溫柔、多么猙獰、多么象一支五音繁會的交響樂曲。”他望著閃耀的高空，心靈里涌起偉大的藝術美景。 “風的聲音——今儿晚上天气多美，”他想。 接著，他靜靜地回進房去，關上了門。 重讀德萊塞的《“天才”》 1911年，德萊塞的第二部長篇小說《珍妮姑娘》出版以后，《“天才”》，這部以美國藝術家命運為主題的小說，就已經完成了初稿。但是，作者對自己精心构思的這部作品的初稿還覺得不甚滿意，因此將它擱置了數年，等自己的思想更成熟、布局更縝密后，才于1914年起1915年間重寫了二稿，也就是最后的定稿，并于1915年9月繼《金融家》和《巨人》之后出版，成為他的第五部重要作品。這部最后的定稿与初稿相比，意義更為深刻，悲劇性也更強；它更加有力地揭示了有為的青年在金圓万能的影響下如何每況愈下，終于成為一些精神失常、思想紊亂、品德墮落的人。由此我們不難看出作者本人是何等重視這部小說，而這部小說在他的作品中也确實占有獨特的地位。 我們知道，德萊塞出生于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小城鎮，年輕時到了芝加哥，在那里當過地產公司和家具公司的收賬員，后來成為一個新聞記者，往來于各大城市之間，最終到紐約定居，成為專業作家。這大体上也正是《“天才”》的主人公尤金·威特拉所走的道路。我們試將德萊塞的自傳《談我自己》与《“天才”》相比，便能找出許多德萊塞本人和他筆下的尤金相似的經歷，例如《“天才”》中的璐碧就是德萊塞年輕時的女友艾麗斯，璐碧寫給尤金的那封信，大体上就是艾麗斯寫給德萊塞的那封信（見《談我自己》第二十二章）。所以，《“天才”》中的尤金·威特拉，尤其是第一部中的尤金，實際上就是寫的德萊塞自己。 德萊塞從中西部到芝加哥和紐約時，看到資本主義大都市的發展和表面的繁榮，一度曾對資本主義社會充滿了幻想，希望能在那里成功發跡，得到“名譽”、“財富”、“勢力”、“社會地位”等等，可是他在那里的親身經歷与耳聞目睹使他的幻想徹底破滅。他逐漸看穿了資本主義美國的真面目，認識到美國社會的實際情況。他發現美國的現實是殘酷的、非正義的。那些年里，他有了种种切身的体會，看到在資本主義美國，有才華的青年人如何受到摧殘和腐蝕，如何蒙受迫害，他們的發展如何遭到妨礙。他看到許多本來奮發有為的青年作家、詩人、劇作家、藝術家、演員等在金圓社會的引誘和壓迫下，一天天墮落下去，成了一些庸庸碌碌、頹廢貧乏的資產階級“御用工具”。盡管他自己看清了美國的真相，站穩腳跟，不顧資產階級惡勢力的攻擊、迫害、奉承与收買，始終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正如美國進步作家邁克爾·高爾德（Michael Gould）所說的，盡管“他是不可能被人收買或被人剝去人性的”，然而周圍的許多他原來很欽佩或很賞識的藝術家卻在那种生活方式的影響下一個個垮了下去，陷入了才華枯竭的境地。因此，德萊塞覺得骨鯁在喉，痛切地感到非常有必要來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對美國藝術的腐蝕作用。這也正是這部長篇巨著的主題。德萊塞寫的是畫家尤金·威特拉的一生，實際上是勾勒出了美國資本主義文學藝術界的一個典型人物。 尤金·威特拉起初是一個正直、誠實、頗具才華的青年畫家，可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种种物質享受的誘惑之下，竟然變得思想混亂、利欲熏心、荒淫無恥，終于走進了創作貧乏的絕境。德萊塞無情地揭露了主人公四周的种种怪現象，使我們相當清晰地看出了造成尤金·威特拉之流的那些社會條件。同時，他也告訴我們，在空口侈談自由的國度里，一個有才能的青年要有所作為，勢必要進行艱苦的斗爭，因為美國的生活方式和天才是不能相容的，一個人無法既為金錢效勞又為藝術出力。那樣，他可能在物質享受上十分优裕，但在精神上卻必然感到空虛、孤獨。作者是根据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感受，以及他在報館工作時期所接触到的真人真事來寫他本人十分喜愛的這部作品的。這里有德萊塞自己，有他的親友，有他在某一時期的思想、情緒、感触，有他對周圍事物的批評、斥責以及嬉笑怒罵，無怪故事情節和人物的刻畫塑造如此真實、生動，如此令人信服。 我們都知道，《“天才”》出版以后不久，就成為美國反動陣營猛烈抨擊的對象。紐約市的所謂“消滅罪惡協會”對德萊塞恣意進行攻擊，并向法院提出了控告，說他“傷風敗俗”。這激怒了國內許多正直的作家，如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艾米·洛威爾（Amy Lowell）、威拉·凱瑟（Willa Cather）、門肯（H．L．Mencken）等，他們成立了一個保衛《“天才”》的委員會，聲援《“天才”》的作者，并為這部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進行了政治性的斗爭。通過這場斗爭，他們迫使法院不得不以“證据不足”了結了這場官司，從而使反動分子遭到了徹底的失敗。 以前，德萊塞是不大過問政治的。他的第一部小說《嘉莉妹妹》雖然也曾遭到美國政府禁止發行，但他當時只不過是從道德方面看待那件事。現在，《“天才”》又遭到了攻擊，這使他不得不奮起自衛。這場斗爭加深了他對美國現實的認識，使他對資本主義美國的實質有了越來越清醒的省悟。因此，我們可以說，為《“天才”》進行斗爭的那几年對于德萊塞的創作是具有特殊意義的，是他創作道路上的轉折點。在此以前，德萊塞不大參預政治；從此以后，他不但以現實主義小說家的身份寫作，還以政論家的身份發表言論。在這些言論中，他說出了《“天才”》中沒有說完、說透的話，對一般進步作家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喚起了不少的同情与共鳴。 還有，環繞著《“天才”》進行的這場斗爭，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進行的，這使德萊塞不禁要對四周的一切重新予以評价，使他感到自己今后的全部寫作應該是在一個重要條件下來進行：那就是向反動陣營展開堅決、無情的斗爭，揭露他們的丑惡面目。這樣，他在往后的歲月里就寫出了他的最卓越的作品《美國的悲劇》，以及許多內容丰富、含義深刻的优秀短篇小說。因此，《“天才”》一書的出版，對于德萊塞之所以成為美國杰出的民主主義作家之一是有特殊意義的，它標志著德萊塞創作新階段的開始。 誠然，德萊塞從一個對資本主義社會抱有幻想的青年，成長為一個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家，最終成為一名共產党員，是通過一場艱巨而曲折的發展的。他所走的道路是漫長的、崎嶇的。早年，他曾經潛心研究過赫胥黎、斯賓塞等的唯心主義哲學和不可知論，這使他當時的思想比較混亂，同時還使他有了一定的悲觀情緒，盡管他的悲觀主義還是憤激于中，而不是頹唐失望。他的世界觀是有局限性与矛盾性的，因為當時他還不過是“一個朦朧的社會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見邁克爾·高爾德的《我所知道的德萊塞》一文）這些缺陷与不足之處，在《“天才”》一書中都有所反映，這也是無庸諱言的。 主万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轉載請保留，謝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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