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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島的各种醫院，在人們的家里，在聆听原子彈受害者的体驗和感慨之談以后，我發現他們全都具有各自獨特的觀察力和表現力。而且我覺得在他們的勇气、希望、誠實以及悲慘的死亡中，在這些与道德修養密切相關的言談中都流露著活生生的個性。也就是說，在日語里相當于人性批評家的譯語，就是道德家。那么，為什么說他們是道德家？因為自從有人類歷史以來，他們經受了最嚴酷的日日夜夜，而且一直煎熬了１９年。每當我想起廣島的道德家的時候，我首先便聯想到出版极优秀的小雜志《廣島之河》的廣島母親會的核心成員之一，一位老婦人的豪言壯語。當她描繪廣島頗具實力的保守派的地方政治家在戰時和戰后的生活及想法時，在她的言語中，我感到活生生的強烈的魅力。 姑且把這視為關于一個虛构人物的無賴小說的花絮。我介紹它的目的沒有別的意思，就是要表表老婦人的健談的風趣。這种無賴小說的主人公，恐怕在日本各地都有，而且不止是廣島，即使在其他地方也不會有与之完全一模一樣的人存在。也就是說，那不過是傳說中的人物。于是我就把小說的主人公命名為紅血無賴。据說在戰爭末期，他沾上了“非國民”的坏名聲，被憲兵隊拘捕，獲釋后，他就對街上的人們說：“非國民的血不是紅的吧？但我的血可是紅的嘛！”他原來在自己的工厂做工，据說他供給軍隊的子彈多是不發火的臭彈。于是紅血無賴被憲兵隊拘留了。在戰斗正酣的一天，一些老婦人講著這個故事到森林里去采蘑菇，半道碰見一位農夫。農夫口吐泡沫似地大談特談將要槍斃紅血無賴的事。他說他急著要去看槍斃人。那時的老婦人還是一位健壯的中年婦女，“蘑菇什么時候都能采，那個家伙被槍斃可只能看到一次！”就喊叫著放棄了采蘑菇的念頭，跟那農夫跑著去看槍斃坏蛋。然而幸運的是，槍斃的事被取消了，紅血無賴被釋放了，還留下一句名言。 紅血無賴真正開始活躍還是在戰后。像通常的無賴小說的主人公那樣，他首先得到了專門糟蹋孀婦的能手的綽號。 打那以后他就試著走上政治舞台。他大肆宣揚自己戰爭結束前几乎被槍斃的事，以廣泛宣傳自己曾經是反帝國主義斗士的形象。然而，只擺空架子，想在地方選舉中取得胜利是很不容易的，而紅血無賴也并非單純的一類人。于是他采用圍棋上填空眼的戰法，在選舉前的一個月內，作為政治上的事業上的合作者，在他自己的地盤，网羅昔日与他有染的全部孀婦，加以利用，終于如愿以償了。他作為新進的有力的地方政治家已經嶄露頭角。從戰前起，他就幸運地具有保守派的實力。他獲得了保守党議員的地位，而且為各种原子彈受害者做了大量救助工作，取得了實跡。以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為首的各种勢力，用《中國新聞》社論委員金井的話來說，在“和平活動家的宗教戰爭”的問題上激烈辯論時，紅血無賴為使保守党的一部分實力投入廣島，而四處奔波。紅血無賴奔走的結果，很像無賴小說里的主人公那樣，披著圣者的光采…… 就這樣紅血無賴在戰后很走紅。而老婦人的丈夫是位醫生，因為他在戰時是街道居民委員會的頭頭而被開除了。老醫生慨歎自己“作為一個男子漢太丟臉”！在失意中，見到新藥就買來全都吞下去，于是得了神經病。在原子彈爆炸后的几天中，老醫生在廣島是最具獻身精神地投入救援活動的那個街道的醫生之一，本來他自己也是一位受害者，他只要發現新藥，就大量預購并服用，這也并沒有什么奇怪。然而，盡管如此，他對新藥的興趣也有些過火了。据老婦人的觀察，老醫生是讓新藥的各种成分在胃里重新分解合成，結果發生了猛烈中毒的現象，把內髒溶化成一鍋粥而死的。因此，現在仍受傷害的老婦人，盡管健康狀況不佳，但她斷然拒絕新藥，每月花五千元買中藥服用，繼續批判著紅血無賴。因為市內醫院都沒有采用中醫來治療原子病，所以她雖持有原子彈受害者手冊，也還是得不到國家的補貼。每月所需的五千元的中藥費用就成了她自己的負擔。老醫生和老婦人在原子彈爆炸之前夫婦倆都很健康。然而，在那以后明顯地都衰弱下去了，由于對新藥神經質以及對中藥的癖好，以至這种癖好遠遠超出了和一般人的差距，這對老夫老妻忍受著原子病各种症狀的折磨，總算活了下來。 雖然如此，确實患有原子病的人，卻沒有得到國家熱情的救治。在遭受原子彈轟炸之前，一些人盡管不敢說毫無疾病，但從那以后，雖然沒有什么明顯的症狀，可身体總是不大健康。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他們說著這樣的話。在廣島，由于人類從未体驗過原子病是什么症狀，所以無論什么症狀，都認為与原子彈爆炸不無關系。實際上除了患上致命的原子病之外，就無法期待國庫的補貼，目前普遍存在著對現實的不滿。 卻說這位老婦人，作為一個人的人格來說，就真的与權威主義無緣了。她只有用自己的眼睛來看，用自己的耳朵來听，接著才有她自己的思索。她頑強地堅持這种態度，所以她根本不受任何權威主義、既成觀念的束縛。她現在面臨著這樣無法解決的困難，運用獨特的辦法生存下來，因為她很了解這种人。我之所以稱他們為廣島的道德家，其原因就在于他們是具有這种類似想法的人。据老婦人講，在原子彈爆炸之后不久，喝過悶酒的人當中，沒有患原子病的。其原因就在于酒醉之后的人体內，放射能變成了气泡，從皮膚滲出，于是解除了毒性。用灸療法灸過膿腫處后，再經弘法大師用湯花處理的，也有不少見效的。這些都是親自耳聞目睹的，其真實性不能簡單地予以否定。日赤醫院院長重藤等人治療原子病的戰斗歷程，明确地記錄著一部拓荒史。就這樣，老婦人豪爽的雄辯持續著，平素在她們廣島母親會的人所接触的原子彈受害者中間，流傳著她剛直的身影和慨歎的聲音。 老婦人女儿的朋友——一位年輕的母親，生下一個畸形儿。母親是原子彈受害者，而且在臉上留有疤痕，因此才“下決心”，無論如何也要看一眼自己親生的畸形儿。然而被醫生拒絕了，她便讓丈夫去看看。等她丈夫去看時，那嬰儿已經被處理過了。听說年輕的母親慨歎著，如果能看到那嬰儿，是可以迸發出更大的勇气來的！我想象著這位不幸的年輕的母親，在她那無能為力的悲歎中，已被“勇气”這個詞所擊垮的情景。這是現實主義者在新的意義上的深層次的屬性。醫院對于死產的畸形儿所做的不許母親過目的處置，也許是實際上的人道主義吧。為了維持人道主義，每個人都有一個自覺遵守的不可逾越的界限。然而，作為一個人，總會有一個掙扎著活下去的极限狀態，而這樣的一位年輕的母親為了贏得超越自我的勇气，希望看看死去的畸形的嬰儿，這已經超過了一般的人道主義，而是一种新的人道主義，可以說是在廣島的极度悲慘的狀況下萌發的堅韌的人道主義。有誰能夠不感到心情悶窒呢？對于這位年輕的母親，甚至死去的畸形儿，這只能是恢复她的勇气的唯一的一線希望…… 還有一位年輕的母親，她在妊娠中一直擔心自己的嬰儿會不會是畸形。這种擔心始終困扰著她。一直到胎儿出生時，她還是被這种恐怖心理攪扰著，因而屢次妨礙了產痛時身体對胎儿出生的必要反應。到將要分娩時，生理准備仍不盡完備，這种恐懼心理也云消霧散了。這一過程不知反复了多少次。她長時間經受著折磨，最后終于生下一個正常的嬰儿。從那以后，母体一直沒有得到恢复。 一般來說，雖然被這种神經衰弱所苦惱，但為什么不做人工流產而讓嬰儿出生呢？在這個問題上，我被這些作為原子彈受害者的年輕母親的勇敢所感動。當然，還有由于原子彈爆炸的傷害而不能生育導致分手的，這樣的例子并不少見。我想這也應該追記。我常暗自思忖：那些年輕的妻子們還在嗎？她們被迫暗中勇敢地与神經衰弱作著頑強的斗爭。 還有暗傳著、极其隱蔽地暗傳著的一則傳聞。有一位姑娘，偶然發現她的病歷上寫著“骨髓性白血病”，她因而自縊。我每次听到這种談論時，就為我們的國家不篤信基督教而慶幸。這位不幸的姑娘之所以走上自殺的道路，正是這种罪孽迫使的吧。我覺得這几乎是她唯一的自救的途徑。幸存下來的我們，誰也不能對她的自殺加以道德的非難。我們只是具有以貧乏的心態揣度至今仍未自殺的人們的自由。這雖是個人的反省，作為一個日本人的我，如果得了癌症，我也不會有什么罪孽感或下地獄的不安，也有可能成為一個自縊而死的典型。至少，我是否具有能夠制止別人的自殺的資格這點，我不能不經常怀疑。我簡直要被瘋狂得疲憊的霉菌吞噬掉。而且像這樣的我，在廣島仍未自殺的人們面前，我發現他們根深蒂固地具有徹底的人類的道德感，于是我的勇气便恢复了。根本不必考慮，在這個核武器的時代（在１９６４年９月第三周的報紙上我寫的一條政治丑聞，赫魯曉夫宣稱擁有“滅絕人類的恐怖手段”，聳人听聞地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几天后，又寫了《可怕的新式武器》，它被訂正為复數形式的新式武器的說法。不管這兩种說法之間，差別是多么大，結果兩者都使我無法擺脫武器仍是主宰我們時代的神靈的印象。）盡管如此，仍未自殺的人們的道德，難道不應當是我們所有的人的普遍的道德嗎？ 還有一位自殺者，他是廣島市郊的慈善机构的老人。他留下原子彈受害者手冊，在瀨戶內海從輪渡上投海自殺了。不必指出原子病的任何症狀，至少在客觀上，老人是沒有受到原子輻射傷害的。可是，由原子彈爆炸而引起的毒害确實已經蔓延到老人的內心深處了。他處于應稱之為原子病神經官能症的精神狀態。而且，在廣島度過孤獨的晚年的人們，把患原子病神經官能症視為异常。那种健康的正常的狀態在我身上是不存在的。 几年前的原子彈爆炸紀念日期間，《中國新聞》上刊發了特輯《廣島的證詞》，報道一位老人陷入了比自殺更為不幸的深淵。當新聞記者去訪問這位老人時，他已是８７歲高齡了。３年前，他的孫子因患原子病而死，老人因此發瘋，直到如今。年輕人父母雙亡，是老人獨自把他拉扯大的。年輕人上了東京的大學，由于經濟困窘而中途退學，回到了廣島。不久，就在原子病醫院里被折磨死了。老人再也不用往東京給孫子匯款了。年輕人不得不找個事做，然而他的身体再也干不下去了。回到廣島以后，他總是疲憊不堪，就只能躺著。隨后年輕人感到視力衰退，醫生發現他不僅眼睛，而且腎髒也受到損害，白血球也在減少。不久，年輕人因眼底出血而失明，一個月以后，据報載，他開始吐血，一直哭著叫著，折騰著，接著又突然安靜下來。他說他“太寂寞了，太寂寞了！”隨后就“啊——啊——”地抽抽嗒嗒地哭了三遍，于是就停止了呼吸。這樣的死，是多么殘酷啊！ 在年輕人死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老人呆呆地坐在佛壇前沉默不語，就這樣度日。后來又突然對死去的孫子嘮叨開了，就再也不肯沉默下去了。“你說，你連十元錢都沒有。那時你想，你該多么可怜呀，隆儿！”老人就這樣回憶著年輕人的景況。他說的話總是与金錢有關，都是因窮困而十分悲慘的回憶。“你說你要賣自行車，爺爺也不生气，說賣就賣了，隆儿，諒是為了那個錢，該是多么可怜呀！”死去的年輕人，對老人來說，到他自己辭世為止（而且對發瘋的老人來說，是永遠不會再回來的了）因窮困而引起的悲慘的回憶一直讓老人感到憂傷。大概這位老人的內心里，那种持續不斷的悔恨，根本無法排除，終于真的走向可怜的絕路的吧。在他很單純的意識當中，他總覺得性格內向的年輕人，在死亡的黯淡的曠野里佇立著，把無法賣掉的自行車放在一旁，依然連十元錢都拿不起，使人感到他的性格很內向。而他自己則是一位禁止年輕人賣自行車，老是在那里蠻不講理地大發雷霆的倔老人。 老人對新聞記者這樣說過：“隆儿嘛，怎么死在我前頭了？爺爺來了呀！這不是幻覺呀！事到如今，遭受原子彈轟炸，又有什么辦法呢！東條要早點死了該多好，隆儿也不會死的呀！隆儿的死就是那么回事。給爺爺打來電話，就說現在連十元錢也沒有了，而且從房檐上滑倒了……。”新聞記者已經跟不上老人講話的思路，老人又回到了他与死去的年輕人的對話的情境中去：“當你說要賣自行車時……” 看見了外人——新聞記者，發瘋的老人的意識又轉向現實世界。盡管時間极短，而老人的言談方式，他在眾人面前，表述自己志向的演說家的風格引起了我的關注。老人在戰爭期間，曾經是糧秣厂的工長。老人一生始終沒有向別人講述自己志向的机會。他覺得在与自己剛剛死去的孫儿的“交流”后，該對別人講講了，就這樣，堅定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樁心愿。于是他掌握了演講的技巧，并在意識當中牢牢地固定下來。“事到如今原子彈轟炸，又有什么辦法呀！東條要早些死了該多好，隆儿也不會死呀！” “風格就是人”嘛！我之所以這樣說，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在一個人的生命旅程中，即使是几秒鐘就講完的演說，沒有演說的技巧也無法表現那种懇切的心愿。老人的演說的确打動了我們的心。在這樣一個崇尚空談的時代里，比那再長，再豪壯的演說，也有如耳畔清風，而我對這僅僅几句的演講卻永遠難以忘怀。 這年夏天，我在廣島向几個人打听這位老人后來的消息。有的說老人已經死了，有的說他還是沒完沒了地講著死去的年輕人和窮困得十分可怜的故事。在廣島，關于人的生死問題的議論，簡直是不脛而走。同樣，在《廣島的證詞》里我讀到一則報道，說的是一位韓國的老婦人由于原子彈轟炸失去了５個孩子，她自己胸部以上以及兩只胳臂又都嚴重燒傷。她住在一處破舊的板房里，挂著日本圣洁教團廣島韓國人基督會的牌子。街上的孩子們都叫她“朝鮮老瘋婆子”。她曾經絕望過，她詛咒扔原子彈的美國，憎恨挑起戰爭的日本。“那時如果不是受著神仙的保佑，那么我也會自殺或發瘋的。”她很貧窮，但有信仰，主持著一個小小的教會，過著平常的生活。“到如今我既不恨美國，也不恨日本了。雖說因戰爭成了殘廢，但我作為一個韓國人，在日本生活上受到保護，想對日本人表示歉意。我根本不管是日本人還是韓國人，作為失去了５個孩子的母親，我只想向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控訴！” 我去找這位异常寬厚的韓國老婦人。作為教會會址的臨時木板房，坐落在楠木町四丁目附近。我在天滿川河邊轉來轉去，發現大部分木板房都已拆除，推土机在轉動，僅剩的一間木板房，成了廢品回收站。忍受不了暑熱的人們都一絲不挂地睡著午覺。我胡亂地踩著茂密的夏草，徒然而返。附近的人們，誰也不曉得這位信奉基督教的韓國老婦人的音訊了。 我緬怀著這位有著基督教靈魂的韓國老婦人，順便也想記述一位同一民族的少年在原子彈轟炸后的廣島留下的行動軌跡。這位少年像一陣風一樣，來無影，去無蹤。直到今天，被他救助的一位日本姑娘當然更無人知曉。這個插曲引自橋本國惠君的手記。原子彈爆炸時，他距离爆炸中心一點七公里，當時他３０歲。 “第三天傍晚，太陽還很高，火辣辣地晒著大地，那灼熱的程度簡直令人怨恨。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突然跑了過來瞧著我，‘在供神的地方，建成了救護所，你去嗎？’從說話口音生硬、不利落這點，馬上就知道是朝鮮的孩子。如果超越民族的偏見，以無罪民族的一顆真誠的心來看的話，那么你就不能不承認，少年几乎是背著我，把我帶到救護所的。他名字、住址都沒有告訴我，不知不覺地就像一陣風似地混到人群里去了。” 從《廣島的證詞》中，人們看到的既不是從輪渡上投海自殺的那類老人，也不是与死去的年輕人持續著孤獨的對話，以至發瘋的那類老人，而可以說它講述的是一位最具反抗性的老人的故事。這位老人“并非由于絕望”、“也不是因為上了年紀，身体不适”，而是因為如果犧牲了，其影響將波及到禁止核試驗的方向上去，才嘗試在原子彈受害者慰靈碑前剖腹的。可是腹部的皮膚并不接受他那好容易才拿起的小刀。老人“不想苟活丟人現眼”，于是就去刎頸。然而，兩次受到核輻射而得了原子病的這位老人在体力上真的能夠保證他實現一死么？那是不可能的。抱著這种奇妙的想法，有著敏感自尊的老人，躺在廣島市民醫院的床上，一直叨念著“終于活著丟人現眼了”。老人之所以下決心自殺，就是因為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沒有勇气直接抗議赫魯曉夫恢复核試驗的聲明的緣故。那是憂郁的１９６１年９月的事。据說這位老人狷介孤高有孤獨癖。在醫院，對同室患者都不愛搭話。后來，他音訊杳然。 難道他仍然抱著“活著丟人現眼”的屈辱感，并對核試驗暗蓄著一股怒火而生活的嗎？對此，今年夏天，我在廣島所見到的人們，誰也不知道。只有一點事實是清楚的，老人在剖腹之際，准備好的９封抗議書，美國、蘇聯大使館以及所有的抗議對象均對之悍然不理。 原子彈爆炸以后，說起廣島的老人，他們失去了所有的家族成員，只有自己殘存下來。這不僅只是几個典型的例子，而可以說是十分普遍而深刻的問題。廣島的休憩之家舉辦的所謂原子彈爆炸后對孤老的救濟，實際上是企圖直接适應這個問題的一場運動。就是使他們的身体得到康复，好從原子病醫院出院。須知這些老年患者并沒有去處，而且威脅他們的還有各种各樣的癌症。那确實是由于原子彈爆炸引起的，和它有著很深的淵源。關于這些癌症的征候我已經表述過了。“上了年紀的，只剩下一個人，年輕的都死了。”這感慨万端的證詞我也談過。我在多次廣島之行中不是听到過對這种反常現象的悲歎嗎？他們一面談著這种反常現象，一面在他們這些老年幸存者眼里，常常蒙上一种与悲哀或憤怒的情感迥然不同的陰影。如果不怕說錯，似乎是一种羞恥感在作祟。而我也在這一點上，受到了最強烈的震撼。 在《廣島的小河》第十期上有這樣的記載：几個老人沒有自殺，也沒有發瘋，就這樣忍受下來，過著屬于他們自己的日常生活。這是原子彈爆炸后最為安穩的三位孤老的生活。無疑對一般人來說，保持他們平靜語調這种异乎尋常的忍耐力，大概不能不說是一种難以控制的平衡吧。 “我今年７２歲。原子彈爆炸時，我在廣島市西口的太田川放水路附近的一家屠宰場做工。時值盛夏，我胸前只挂著個作業圍裙。突然轟的一聲巨響，就那個姿勢，仰面朝天地飛到辦事處前的水泥地上。在屠宰場是赤腳作業，腳上扎了許多碎玻璃。在各种异常的響動的包圍中，我持久地處于一种無知覺狀態。 “在昭和２１年２月末，我眼睛突然疼得不得了，就到市里的A醫院去診治。眼睛已漸漸看不清什么了。附近醫院的醫生也都看過了，全是白費。 “直到爆炸之前，我沒用過一次藥，身体漸漸衰弱下來，去年１２月終于作了肝髒和盲腸的手術。結果，知道胰髒也不好。适逢太田川放水路的工程重新開工了，市營電車要在那里通過，誰也不得不离開工地。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想尋死，可又想這樣死也太沒价值。我這樣勸誡自己，于是就改變了主意。” 后來他的老伴死了，身邊唯一的親人患小儿麻痹的侄儿不久也結婚走了，他就成了一個真正的孤零零的人，打發著時日。曾是屠夫的他，自嘲地這樣感謝道：“我雙眼已失明，又很困苦，還享受著人們的种种恩惠；說煙卷掉了，就有人給拾起來……”。 一位教琴的孤獨的７４歲的老婦人這樣說：“學琴就得學譜，直到現在，一看見譜我就會想到琴。教學也是對從前的知識的复習，就像模仿那樣，一遍一遍地去教。一彈起琴來就什么也不想，真是非常幸福。……從租的房子里面出出入入，也非常便利。為了使自己習慣于大樓，稍微費了點儿力。在喪失一切之后，也許能得到點儿什么。在原子彈爆炸之后，我深切地体會到這种滋味。” 還有一個人，仍然是７４歲的老婦人，她說了這樣一番話：“散步是健身的最好的辦法。沒事儿就各處走走，人們都說走走好。我的丈夫死在中國東北，妹妹死在沖繩，大儿子戰死在中國的華中，二儿子安葬在沖繩的健儿塔里供人們祭奠。現在，我享受著生活保護，給別人家跑外，或者看門，苦心打發著日子。听收音机的費用最讓我吃不消。如今，我最后的愿望，就是想到侄儿亡靈所在的沖繩健儿塔去祭奠一下，這可以說是我的一樁心事。” 這些在原子彈爆炸后幸存下來的孤老們，我想只有他們才稱得上身處逆境也不自殺的人。還有老邁而又失明的屠夫也沒有自殺，那是由于他本身具有堅強的意志；還有一位同是７４歲的老婦人，也沒有自殺，也許這是因為他們同屬于原子彈受害者團体，并由此而獲得自己解放自己的机會。 教琴的老婦人說：“就剩下我自己了，我也加入了原子彈受害者協議會，在那里我交了朋友。”她各處奔走，為了求得被原子彈爆炸損害的身体健康的恢复而工作著。她這樣說：“昭和３５年，廣島市皆實町原子彈受害者協議會接納了我，消除了我獨居的寂寞。在協議會里，悲哀也好，歡樂也好，那毫無隔閡的交談以及遠方陌生人的募捐，這些暖人心肺的情誼，使我心頭涌起堅持活下去的勇气。”說起“勇气”這個詞，被原子彈爆炸傷害了的那些孤老們所使用的“勇气”，即使心靈創傷的程度有所不同，与死去的畸形儿的母親所使用的“勇气”，都同樣具有一种道德的力量。 我曾敘述過長期積极從事和平運動的原子病醫院的《最后的人》即宮本定男的遺稿。和原子彈受害者的孤老們同樣，宮本是身處逆境也具有不自殺的勇气的人。特別是在原子病醫院同樣住院的患者當中，無論是誰做了有失檢點的事，他總是不高興，而且嘟嘟囔囔地批評個沒完。他屬于“比任何人、任何患者的自尊心都強”的一种性格。悼念他的一位住院患者說，“獨斷專行、不和悅的宮本先生，是一位誠實的人。” 他平常總是一副不高興的樣子，嘮嘮叨叨地，總繃著臉。這大概主要是因為他不是脫离現實世界，而是隱遁到原子病醫院里來的患者。在原子病醫院的住院患者中，他是唯一的發現了并密切關注著現實社會的人，因此，盡管他沒有分擔管理醫院的義務，但他還是自動地禁止把醫院的餐具隨意拿到病房里使用，對配餐室使用煤气后的收拾工作，吹毛求疵等等。他還用火柴棍和厚紙，涂上顏色做成城池，用小貝殼涂上金粉做成浦島太郎等手工藝品。勤懇地投身于日常生活的性格，和絕望的人是完全不同的。然而，他那靈巧的手，終于涼得像冰一樣，在室內也得戴手套，便不得不停止了他的工作。 我在他遺留下的文章中，發現一行引人注目的文字：“面對悲慘的死而持續戰斗的人們。”面對悲慘的死，或者說“頂著悲慘的死以期獲取新的生命的戰斗”，他不這么說，而說成“面對悲慘的死”、“達到悲慘的死的戰斗”。我對已經完成了悲慘的死的宮本定男氏，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的文章里，并不想說他用錯了詞。大概在他的心目中，是要選用最恰當的詞語，寫下“面對悲慘的死而持續戰斗的人們”的遺言。也就是說，据我的理解，宮本定男除了到達悲慘的死亡之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就這樣還不失掉勇气。現實主義者的世界，第一次得到了闡明。作為我們自己的東西，一個最堅韌的人道主義者的形象而留下這篇文章，我覺得只有宮本定男才是廣島的道德家的代表。 如果在我們人類的頭上，再一次出現核武器的可怕的閃光，我們為了在那個廢墟上生存，就應當取自因廣島的殘酷經驗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道德家和人性批評家們的智慧。 而且，如果有幸人類不再遭到核武器的攻擊，即使在那時也應該把在沒有經歷過那些最糟的日日夜夜而生存下來的廣島人的智慧，牢牢實實地留在人們的記憶里。 几年前根据報上登載的消息尋人，已經是件很困難的事，尤其是在那樣的土地上，為繼承廣島的沉默寡言的人們的真實道德，我們應做些什么呢？當務之急是什么呢？到原子彈爆炸２０周年，制訂《原子彈受害白皮書》，無疑是一個很重要的嘗試。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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