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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淚來客 花露水 三天后，間宮德太郎打來電話。早晨7點30分，我正和妻一起吃早餐。 “一大早打電話實在對不起，但愿不是把您從床上叫醒……”間宮滿怀歉意地說。 我說早上一般6點剛過就起床了，沒關系。 他說明信片收到了，謝謝。說無論如何想趁我上班前聯系上。并說如果今天午休時間能見到我就太好了，哪怕一小會儿也好。因為他想盡可能今晚赶乘新干線回廣島。本來應該可以再稍住些時日，但出了急事，今明兩天內必須赶回。 我說眼下自己沒有工作，自由之身，天天賦閒，上午也好中午也好下午也好，什么時候悉听尊便。 “可您沒有什么安排嗎？”他彬彬有禮地問。 我回答安排一概沒有。 “如果那樣的話，我想上午10點到府上拜訪，可以嗎？” “可以可以。” “那么，一會儿見。”說罷，他放下電話。 電話放下后，我才想起忘了跟他說車站到我家的路線。不過不要緊，我想，地址他知道，要來怎么都會找到的。 “誰？”久美子問。 “分送本田先生紀念物的人。說要今天上午特意送來。” 她“呢”一聲，接著喝咖啡，往面包抹奶油。“人倒夠熱心的。” “百分之百。” “我說，是不是該去本田那儿上往香什么的，哪怕你自己去也好。” “可也是。這事儿也問一下看。”我說。 出門前，久美子來我面前叫我給她拉連衣裙背部拉鏈。那連衣裙吻合极好，拉起來費了些勁。她耳后發出极好聞的气味儿，很有夏日清晨气息。“新花露水？”我問。她未回答，迅速看一眼手表，抬手按一下頭發。“得快走了！”說著拿起桌上手袋。 收拾久美子工作用的四疊半房間歸攏里面要扔的東西時，紙簍中一條黃綢帶引起我注意。帶子從寫坏的二百格稿紙和郵寄廣告等下面稍稍探出。所以注意到是因為那綢帶甚是黃得鮮艷醒目。是禮品包裝用的那种，花似地團成一團。我從紙簍中取出看了看。同綢帶一起扔的還有松屋百貨店包裝紙。包裝紙里面是印有基督奧迪爾標記的紙盒。打開盒蓋，現出瓶狀凹托。光看盒就不難得知東西相當昂貴。我拿盒走進衛生間，打開久美子化妝品抽屜，從中發現一瓶几乎未用的基督奧迪爾牌花露水。瓶与盒的凹托正相吻合。我擰開金黃色瓶蓋，气味同剛才從久美子耳后聞到的完全相同。 我坐在沙發上，邊喝早上剩下的咖啡邊清理思緒。估計有誰向久美子贈送了花露水，且价格相當昂貴。在松屋百貨店買的，讓售貨員扎上送禮用的綢帶。倘若是男人送的，對方應該同久美子關系相當密切。關系一般的男人斷不至于向女性（尤其已婚女性）送什么花露水。而如果來自同性朋友。難道女性當真會向同性朋友贈送什么花露水不成？這我不甚清楚。我清楚的只是這段時間久美子并無接受他人禮物的任何理由。她生日是5月，我們結婚也在5月。也有可能她自己買了花露水又讓扎了條包裝用的漂亮綢帶，而那目的何在呢？ 我歎口气望著天花板。 是否應該直接問問久美子呢？問那瓶花露水准送的。她或許這樣回答：啊，那個晚，是由于我幫一個一起工作的女孩辦了點私事。說起來話長，總之見她焦頭爛額，就好心幫了個忙，于是她送禮表示感謝。味儿极好吧？可貴著哩，這個。 OK，無懈可擊，話就此結束。那么我何苦特意問這個呢？何苦把這個放在心上呢？ 然而我腦袋里還是有什么揮之不去。哪怕她就這花露水向我交待一句也好。到家走進自己房間，獨自解開綢帶，剝下包裝紙，打開盒，其它全部扔進紙簍，只把瓶裝進衛生間化妝品抽屜——有如此時間，應該可以向我說一句“今天單位一個女孩送我這個了呢”，然而她沒說。也許以為不值得特意說。但即使真是這樣，這東西現在也還是被上了“秘密”這層薄薄的外衣，使我不能釋然。 我久久地茫然對著天花板。我努力去想別的，但想什么腦袋都運轉不靈。我想起拉連衣裙拉鏈時久美于那光滑白皙的背和耳后的清香。很想吸支煙——好久沒吸了——很想叼支煙給煙頭點火狠狠往肺里吸上一口。我想那樣心情會多少沉靜下來。但沒香煙。無奈，拿一粒檸檬糖含著。 9點50分，電話鈴響了。估計是間宮中尉。我家住的地方相當難找。來過几次的人都有時迷路。卻不是間宮中尉。從听筒傳來的，是上次那個打來莫名其妙電話的謎一樣的女郎。 “你好，好久沒聯系了。”女郎說，“如何？上次可舒服？多少有點感覺吧？干嗎沒完就放下電話啊？正當要登峰造极的時候。” 一瞬間我錯以為她說的是那次夢見加納克里他遺精的事。那當然不可能。她指的是上次煮意大利面條時那個電話。 “喂，抱歉，現在忙著。’”我說，“10分鐘后有客人來，不少准備要做。” “就失業期間而言，每天還真夠忙的。”她以挪揄的語气道。和上次一樣，音質悄然一變。“煮意式面條，等客人。別擔心，10分鐘足夠。兩人就聊10分鐘。客人到時挂斷不就是了？” 我想默默放下電話。但未能那樣。妻的花露水搞得我有點心神不定，很想找個人說說話，誰都好。 “我不知道你是誰，”我拿起電話机旁鉛筆，夾在指間來回旋轉，“難道我真的知道你？” “那還用說！我知道你，你知道我，這种事怎么好說謊呢！我也沒閒工夫給素不相識的人打電話嘛！你記憶里肯定有個死角什么的。” “我不明白，就是說……” “好了好了，”女郎一下子打斷我的話，“別這個那個沒完啦。我知道你，你知道我。最重要的是——跟你說，是我會很溫柔很溫柔地待你，你卻什么都不用做。你不覺得這很妙？你什么都不用做，什么責任都不用負，我提供一切，一切喲！如何，不覺得這相當夠意思？別想得那么嚴重，大腦空空即可。就像在春天溫暖的午后骨碌一聲躺在軟乎乎的泥沼里一樣。” 我默然。 “像睡覺，像做夢，像倒在暖融融的泥沼中……太太忘到一邊去！失業呀將來呀也忘掉九霄云外去！全都忘得干干淨淨！我們都是從暖融融的泥沼里來的，早晚還要回到暖融融的泥沼里去。一句話——噯，岡田，可記得上次是什么時候跟太太做愛的？說不定是相當往前的事了吧？對了，兩星期前？” “對不起，客人就要到了。”我說。 “唔，實際還要往前。听聲音感覺得出。喂，三個星期以前對吧？” 我沒作聲。 “啊，那也就罷了。”她說。聲音听起來就像用小掃帚牽車清掃百葉窗上的灰塵。“那終歸屬于你和你太太之間的問題。而我可是你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并且不要你對我負任何責任，岡田先生！拐過一個角，就實實在在有那樣的地方。那里橫亙著你見所未見的世界。我不是說你有死角嗎？你還執迷不悟呢！” 我握著听筒始終保持沉默。 “請環視你的周圍，”她說，“然后告訴我，那里有什么，能看見什么。” 這時門鈴響了。我舒了口气，一聲不響放下電話。 間官中尉是腦袋禿得利利索索的高個子老人，戴一副金邊眼鏡。的确像是從事适度体力勞動的人，皮膚微黑，气色极佳，身架硬朗。眼角各整齊刻著三條很深的皺紋，給人的印象就好像晃得直眯縫眼睛似的。年齡看不大准，想必已過七十歲。年輕時大概身体相當壯實。這從其姿勢的端正、衣著的簡練不難看出。舉止談吐十分謙和禮貌，而又含有不加矯飾的坦誠。看上去間官中尉這個人早已習慣于以自己的能力判斷事物自己承擔責任。身上是普普通通的淺灰色西裝、白襯衫，打一條灰黑相間的條紋領帶。那件穿得一絲不苟的西裝于7月悶熱的上午看上去質地未免過厚，但他竟一個汗珠也沒現出。左手是假手。假手戴著与西裝同是淺灰色的薄手套。較之晒黑的汗毛很重的右手背，戴手套的手顯得格外沒有活力和冷漠。 我把他讓到客廳沙發坐下，端上茶。 他道歉說沒帶名片。“在廣島一所鄉間高中當社會科老師來著，到年紀退休了。那以后什么也沒做。多少有點地，就半是出于興趣地少量做點農活。所以連個名片也沒印，請多包涵。” 我也沒印名片。 “恕我冒昧，您貴戾几何？” “三十歲。”我說。 他點下頭，喝口茶。我不曉得自己三十歲這點給他以怎樣的感想。 “府上可真是幽靜啊！”他轉變話題。 我介紹說這房子是以低租金租舅舅的。告訴他一般情況下以我們這樣的收入連這一半大的房子也怕是住不起的。他點著頭拘謹地環視房子。我也同樣環視一番。請環視你的周圍，那女郎說。又環視一遍后，覺得好像飄浮著給人以陌生感的空气。 “在東京一連住一個星期了。”間宮中尉說，“您是這回分送遺物的最后一位，這樣我也就可以放心返回廣島。” “可以的話，我想去本田府上上一往香……” “您的心意實在難得。但本田先生的老家在北海道旭川，墓地也在那邊。這次家人從旭川來京把他目黑住處的東西全部打點運回，那里已經空了。” “是這樣。”我說，“那么說本田先生是离開家人獨自在東京的了？” “是的，旭川的長子對他一個老年人住在東京放心不下，加上別人說起來也不好听，勸他回去一起住，但他怎么也不愿意。” “有子女？”我不無愕然，總覺得本田先生很有些天涯孤旅的味道。“那么，太太已經過世了？” “此話說起來复雜。本田先生的太太其實戰后不久就同一個男的殉情了。大概是1950年或1951年吧。具体情況我不清楚，本田先生不詳談，我也不便——一細問。 我點頭。 “那以后本田先生一個男人家把一男一女撫養成人，子女各自獨立之后，單身來到東京，開始從事您也知道的占卜一類活動。” “在旭川做什么工作來著？” “和哥哥兩人共同經營一家印刷厂。” 我試著想象身穿工作服的本田先生在机器前檢查清樣的光景。但對我來說，本田先生永遠是位身穿髒兮兮衣服腰纏睡袍式腰帶冬夏都坐在地爐前擺弄卜簽的老人。 說到這里，間宮中尉用一只手靈巧地解開帶來的包袱，取出一個狀如小糕點盒的東西。盒包著牛皮紙，又結結實實纏了好几道細繩。他把盒放在茶几上，誰來我這邊。 “這就是本田先生留給您的紀念物。”間官中尉說。 我接在手中。几乎沒有重量。無從判斷里邊裝的何物。 “就在這打開看可以嗎戶 間官中尉搖頭道：“不，對不起，故人指示請您在獨自一人時打開。” 我點頭把盒放回茶几。 “其實，”間官中尉開口道，“我是在本田先生去世前一天才接到他的信的。信上說自己恐不久人世。‘死毫不足畏，乃天命，唯從天命而已。但尚有事未辦——家中抽屜留有种种物品，平日我即已想好擬傳以諸多人士。但自己已無力實施。故想求助于你，按另紙所示代為分贈。自知實為厚顏之托，尚祈体察此乃我最后心愿，而辛勞一遭為盼。’我很有些吃惊。因為我与本田先生已好多年——五六年吧——音訊全無，而現在突然收到這么一封信。我當即給本田先生回了信。但交相接到的是本田先生儿子寄來的病故通知。” 他拿杯噪口茶。 “那個人知道自己什么時候死。篤定已達到我等人望塵莫及的境界。如您在明信片上寫的那樣，他那人的的确确有一种搖撼人心的東西。我1938年春第一次見到他時就有這個感覺。” “諾門坎戰役你和本田先生一個部隊？” “不，”間官中尉說著輕咬嘴唇，“不是的。我和他是兩個部隊，分屬兩個師。我們一同行動是諾門坎戰役前一次小規模作戰的時候。那以后本田伍長在諾門坎戰役中負傷被送回國內。我則沒參加諾門坎的戰斗。我……”間宮中尉舉起戴手套的左手，“這只左手是1945年8月蘇軍進攻時丟掉的。正打坦克時肩部中了一顆重机槍子彈，一時失去知覺，偏巧又給蘇軍坦克的履帶碾上。之后我成了蘇軍俘虜，在赤塔做了手術，接著被送往西伯利亞收容所，一直被扣到1949年。1937年被派往滿洲，一共在大陸待了12年，其間一次也沒有回國。家人親戚都以為我在同蘇軍作戰時死了。故鄉墓地都有了我的墓。离開日本前，盡管有點含糊也算是同一個女子訂了婚的。而她早已同別的男人結了婚。沒辦法的事，12載說起來畢竟是長了。” 我點頭。 “您這樣的年輕人，怕是對過去老話不感興趣吧，”他說，“有一點我想說的是：我們也曾是和您一樣的普普通通的青年。我一次、哪怕一次也沒想過要當什么軍人。我想當的是教師。可是大學一畢業就應征入伍，半強制性地當了軍官候補生，再沒返回國內，青春就那么過去了。我的人生真像是一場夢。”間官中尉就此緘口不語。 “‘如果可以的話，請給我講講您和本田先生相識時的事好嗎？”我試探著問。我真的很想了解，想了解本田先生曾是怎樣一個人物。 間宮中尉兩手規規矩矩置于膝蓋，沉吟良久。并非遲疑，只是在想什么。 “說起來可能話長……” “沒關系。”我說。 “這件事我還沒對任何人說過。”他說，“本田先生也不至于向誰說過。這是因為，我們曾講定不告訴任何人。但本田先生已不在人世，只剩我這一個，說也不會給誰添麻煩了。” 于是間宮中尉開始講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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