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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徹頭徹尾的絕望。” 這是大學時代偶然結識的一位作家對我說的活。但對其含義的真正理解——至少能用以自慰——則是在很久很久以后。的确，所謂十全十美的文章是不存在的。 盡管如此，每當我提筆寫東西的時候，還是經常陷入絕望的情緒之中。因為我所能夠寫的范圍實在過于狹小。譬如，我或許可以就大象本身寫一點什么，但對象的馴化卻不知何從寫起。 8年時間里，我總是怀有這樣一种無奈的苦悶——8年，8年之久。 當然，只要我始終保持事事留心的好學態度，即使衰老也算不得什么痛苦。這是就一般情況而言。 20歲剛過，我就一直盡可能采取這樣的生活態度。因此不知多少次被人重創，遭人欺騙，給人誤解，同時也經歷了許多莫可言喻的体驗。各种各樣的人赶來向我傾訴，然后渾如過橋一般帶著聲響從我身上走過，再也不曾返回。這种時候，我只是默默地緘口不語，絕對不語。如此迎來了我“20年代”的最后一個春秋。 而現在，我准備一吐為快。 誠然，難題一個也未得到解決，并且在我傾吐完之后事態怕也依然如故。說到底，寫文章并非自我診療的手段，充其量不過是自我療養的一种小小的嘗試。 問題是，直言不諱是件极為困難的事，甚至越是想直言不諱，直率的言語越是遁入黑暗的深處。 我無意自我辯解。能夠在這里訴說，至少我已盡了現在的我的最大努力。沒有任何添枝加葉之處。但我還是這樣想：如若進展順利，或許在几年或十几年之后可以發現解脫了的自己。到那時，大象將會重返平原，而我將用更為美妙的語言，描述這個世界。 文章的寫法，我大多——或者應該說几乎全部——是從哈特費爾德那里學得的。不幸的是，哈特費爾德本人在所有的意義上卻是個無可救藥的作家。這點一讀他的作品即可了然。 行文詰齒聱牙，情節顛三倒四，立意浮淺稚拙。然而他卻是少數几個能以文章為武器進行戰斗的非凡作家之一。縱使同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与他同時代的作家相比，我想其戰斗姿態恐怕也毫不遜色。遺憾的是，這個哈特費爾德直到最后也未能認清敵手的面目。這也正是所謂的無可救藥之處。 他將這种無可救藥的戰斗鍥而不舍地進行了8年零兩個月，然后死了。1938年6月一個晴朗的周日早晨，他右臂抱著希特勒畫像，左手拿傘，從紐約摩天大樓的天台上縱身跳下。同他生前一樣，死時也沒引起怎樣的反響。 我偶然搞到第一本哈特費爾德已經絕版的書，還是在初中3年級——胯間生著奇痒難忍的皮膚病的那年暑假。送給我這本書的叔父，3年后身患腸癌，死的時候被切割得体無完膚，身体的入口和出口插著塑料管，甚是痛苦不堪。最后見面那次，他全身青黑透紅，萎縮一團，活像狡黠的猴。 我共有三個叔父，一個死于上海郊區——戰敗第三天踩響了自己埋下的地雷。活下來的第三個叔父成了魔術師，在全國各個有溫泉的地方巡回表演。 關于好的文章，哈特費爾德這樣寫道： “從事寫文章這一作業，首先要确認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間的距离，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尺度。”（《心情愉悅有何不好》1936年） 于是我一只手拿尺，開始惶惶不安地張望周圍的世界。那年大概是肯尼迪總統慘死的那年，距今已有15年之久。這15年里我的确扔掉了很多很多東西。就像發動机出了故障的飛机為減輕重量而甩掉貨物、甩掉座椅、最后連可怜的男乘務員也甩掉一樣。十五年里我舍棄了一切，身上几乎一無所有。 至于這樣做是否正确，我無從斷定。心情變得痛快這點倒是确确實實的。然而每當我想到臨終時身上將剩何物，我便覺得格外恐懼。一旦付諸火炬，想必連一截殘骨也斷難剩下。 死去的祖母常說，“心情抑郁的人只能做抑郁的夢，要是更加抑郁，連夢都不做的。” 祖母辭世的夜晚，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伸手把她的眼瞼輕輕合攏。与此同時，她79年來所怀有的夢，便如落在人行道上的夏日陣雨一樣悄然逝去，了無遺痕了。 我再說一次文章，最后一次。 對我來說，寫文章是极其痛楚的事。有時一整月都寫不出一行，又有時揮筆連寫三天三夜，到頭來卻又全都寫得驢唇不對馬嘴。 盡管這樣，寫文章同時又是一种樂趣。因為較之生之維艱，在這上面尋求意味的确是太輕而易舉了。 意識到這一點時我大概還不到20歲，當時竟惊愕得一周都說不出話來。而覺得只要耍點小聰明，整個世界都將被自己玩于股掌之上，所有的价值觀將全然為之一變，時光可以倒流…… 等我意識到這是一种錯覺，不幸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我在記事簿的正中划一條直線，左側記載所得，右側則寫所失——失卻的、毀掉的，尤其是不屑一顧的、付諸犧牲的、背棄不要的……但我沒有堅持寫到最后。 我們的各种努力認識和被認識對象之間，總是橫陳著一道深淵。無論用怎樣長的尺都無法完全測出深度。我這里所能夠書寫出來的，不過是一覽表而已。既非小說、文學，又不是藝術。只是正中划有一條直線的一本記事簿。若說教訓，倒也許多少有一點。 如果你志在追求藝術追求文學，那么去讀一讀希腊人寫的東西好了。因為要誕生真正藝術，奴隸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而古希腊人便是這樣：奴隸們耕种、燒飯、划船，而市民們則在地中海的陽光下陶醉于吟詩作賦，埋頭于數學解析。所謂藝術便是這么一种玩藝。 至于半夜三點在悄無聲息的廚房里檢查電冰箱的人，只能寫出這等模樣的文章而那就是我。 故事從1970年8月8日開始，結束于18天后，即同年的8月26日。 “什么有錢人，統統是王八蛋！” 鼠雙手扶桌面，滿心不快似地對我吼道。 或許鼠吼的對象是我身后的咖啡粉碎机也未可知。因為我同他隔桌對坐，毫無必要對我特意吼叫。但不管怎樣，吼完之后，鼠總是現出一副滿足的神情，津津有味地呷著啤酒。 當然，任何人也不會注意到鼠的粗聲大气。店小人多，險些坐到門外去，人人都同樣大吼大叫，光景簡直同即將沉沒的客輪無异。 “壁虱！”說著，鼠不胜厭惡似地搖了搖頭。“那些家伙一無所能；看見滿臉財大气粗神气的家伙，我簡直想吐！” 我把嘴唇貼在薄薄的酒杯邊上，默默點頭。鼠也就此打住，不再言語，烤火似地翻動著擱在桌面上的纖細的手指，反复審視良久。我無可奈何地仰望天花板。這是他的老毛病：不把十根指頭依序逐一清點完畢，便不可能再開尊口。 整個夏天，我和鼠走火入魔般地喝光了足以灌滿25米長的游泳池的巨量啤酒。丟下的花生皮足以按5厘米的厚度舖滿爵士酒吧的所有地板。否則簡直熬不過這個無聊的夏天。 爵士酒吧的柜台上方，挂著一幅被煙熏得變色的版畫。實在百無聊賴的時候，我便不厭其煩地盯著那幅畫，一盯就是几個鐘頭。那儼然用來進行羅沙哈測驗的圖案，活像兩只同我對坐的綠毛猴在相互傳遞兩個漏完了气的网球。 我對酒吧的主人杰這么一說，他注視了好一會儿，不無勉強地應道：那么說倒也是的。 “可象征什么呢？”我問。 “左邊的猴子是你，右邊的是我。我扔啤酒瓶，你扔錢過來。” 我心悅誠服，埋頭喝啤酒。 “簡直想吐！”鼠終于清點完手指，重复道。 鼠說有錢人的坏話，并非今天心血來潮，實際上他也深惡痛絕。其實鼠的家也相當有錢——每當我指出這點，鼠必定說不是他的責任。有時（一般都是喝過量的時候）我補上一句“不，是你的責任”，可話一出口又每每感到后悔。因為鼠說的畢竟也有道理。 “你猜我為什么厭惡有錢人？”這天夜里鼠仍不收口。話說到這個地步還是頭一次。 我搖搖腦袋，表示我不知道。 “說白啦，因為有錢人什么也不想。要是沒有手電筒和尺子，連自己的屁股都搔不成。” 說白啦，是鼠的口頭禪。 “真那樣？” “當然。那些家伙關鍵的事情什么也不想，不過裝出想的樣子罷了。……你說是為什么？” “這——” “沒有必要嘛！當然嘍，要當上有錢人是要多少動動腦筋，但只要還是有錢人，就什么也不需要想，就像人造衛星不需要汽油，只消繞著一個地方團團轉就行。可我不是那樣，你也不同。要活著，就必須想個不停，從明天的天气想到浴盆活塞的尺寸。對吧？” “啊。” “就是這樣。” 鼠暢所欲言之后，從衣袋里掏出紙巾，出聲地抹了把鼻子，一副無奈的樣子。我真摸不准鼠的話里有多少正經成分。 “不過，到頭來都是一死。”我試探著說道。 “那自然。人人早晚得死。可是死之前有50年要活。這呀那呀地邊想邊活，說白啦，要比什么也不想地活5千年還辛苦得多。是吧？” 誠如所言。 我同鼠初次相見，是3年前的春天。那年我們剛進大學，兩人都醉到了相當程度。清晨4點多，我們一起坐進了鼠那輛涂著黑漆的菲亞特300型小汽車。至于什么緣故，我實在記不得。 大概有一位我倆共同的朋友吧。 總之我們喝得爛醉，時速儀的指針指在80公里上。我們銳不可擋地沖破公園的圍牆，壓倒盆栽杜鵑，气勢洶洶地直朝石柱一頭撞去。而我們居然絲毫無損，實在只能說是万幸。 我震醒了過來。我踢開撞毀的車門．跳到外面一看，只見菲亞特的引擎蓋一直飛到十米開外的猴山欄杆跟前，車頭前端凹得同石柱一般形狀，突然從睡夢中惊醒的猴們怒不可遏。 鼠雙手扶著方向盤，身体彎成兩折，但并未受傷，只是把一小時前吃的意大利餡餅吐到了儀表板上。我爬上車頂，從天窗窺視駕駛席： “不要緊？” “嗯。有點過量，竟然吐了。” “能出來？” “拉我一把。” 鼠關掉發動机，把儀表板上的香煙塞進衣袋，這才慢吞吞地抓住我的手，爬上車頂。我們在菲亞特頂棚并肩坐下，仰望開始泛白的天空，不聲不響地抽了几支煙。不知為何，我竟想起理查德．伯頓主演的裝甲車電影。至于鼠在想什么，我自然無從知曉。 “喂，咱們可真算好運！”5分鐘后鼠開口道，“瞧嘛，渾身完好無損，能信？” 我點點頭：“不過，車算報廢了。” “別在意。車買得回來，運气可是千金難買。” 我有些意外，看著鼠的臉：“闊佬不成？” “算是吧！” “那太好了！” 鼠沒有應聲，不大滿足似地搖了搖頭。“總之我們交了好運。” “是啊。” 鼠用网球鞋跟碾死煙頭，然后用手指朝猴山那邊彈去。 “我說，咱倆合伙如何？保准無往不胜！” “先干什么？” “喝啤酒去！” 我們從附近的自動售貨机里買了六听罐裝啤酒，走到海邊，歪倒在沙灘上一喝而光，隨即眼望大海。天气好得無可挑剔。 “管我叫鼠好了。”他說。 “干嘛叫這么個名字？” “記不得了，很久以前的事了。起初給人這么叫，心里是不痛快，現在無所謂。什么都可以習慣嘛。” 我倆將空啤酒罐一古腦儿扔到海里，背靠防波堤，把粗呢上衣蒙在臉上，睡了差不多一個小時。睜眼醒來，直覺得一股异樣的生命力充滿全身，甚是不可思議。 “能跑100公里！”我對鼠說。 “我也能！” 然而當務之急是：將公園維修費分3年連本帶利交到市政府去。 鼠惊人地不看書。除了体育報紙和寄到信箱里的廣告，我還沒發現他看過其它鉛字。我有時為了消磨時間看看書，他便像蒼蠅盯視蒼蠅拍似地盯著書問： “干嘛看什么書啊？” “干嘛喝什么啤酒啊？” 我吃一口醋腌竹莢魚，吃一口青菜色拉，看都沒看鼠一眼地反問。鼠沉思了5分鐘之久，開口道： “啤酒的好處，在于它能夠全部化為小便排泄出去。一出局一壘并殺，什么也沒剩下。” 說罷，鼠看著我，我兀自繼續吃喝。 “干嘛老看書？” 我連同啤酒一起把最后剩下的竹莢魚一口送進肚里，收拾一下碟盤，拿起旁邊剛讀個開頭的《情感教育》，啪啪啦啦翻了几頁： “因為福樓拜早已經死掉了。” “活著的作家的書就不看？” “活著的作家一錢不值。” “怎講？” “對于死去的人，我覺得一般都可原諒。”我一邊回答，一邊看著柜台里手提式電視机中的重播節目“航線66”。 鼠又思忖多時。 “我問你，活生生的人怎么了？一般都不可原諒？” “怎么說呢，我還真沒認真用腦想過。不過，一旦被逼得走投無路，或許是那樣的，或許不可原諒。” 杰走過來，把兩瓶新啤酒放在我們面前。 “不原諒又怎么著？” “抱枕頭睡大覺。” 鼠困惑地搖搖頭。 “奇談怪論，我可是理解不了。” 鼠如此說罷，把啤酒倒進杯子，再次縮起身子陷入沉思。 “我讀最后一本書是在去年夏天。”鼠說：“書名忘了作者忘了，為什么讀也忘了，反正是個女人寫的小說。主人公是有名的女時裝設計師，30來歲，固執地以為自己患了不治之症。” “什么病？” “忘了，癌什么的。此外還能有不治之症？……這么著，她來到海濱避暑，從來到去一直手淫個不停。在浴室，在樹林，在床上，在海里，簡直不分場所。” “海里？” “是啊。……你能信？何苦連這個都寫進小說，該寫的題材難道不多的是？” “怕也是吧。” “我可不欣賞。那种小說，簡直倒胃。” 我點點頭。 “要是我，可就來個截然不同。” “比如說？” 鼠用指尖來回撥弄著啤酒杯，思索起來。 “你看這樣如何：我乘坐的船在太平洋正中沉沒了，于是我抓住救生圈，一個人看著星星在夜海上漂游。靜靜的、美麗的夜。正漂之間，發現對面也有一個年輕女子抓著救生圈漂來。” “女的可漂亮？” “那是的。” 我呷了口啤酒，搖頭道： “像有點滑稽。” “老實听著好了。接著，我們兩人就挨在一起，邊漂邊聊。 聊來時的途徑，聊以后的去處，還有愛好啦、睡過的女孩數量啦，電視節目啦，昨天做的夢啦，等等等等。并且一塊儿喝啤酒。” “慢著，哪里能有啤酒？” 鼠略一沉吟： “漂浮著的，從輪船食堂里飄來的罐裝啤酒，和油炸沙丁魚罐頭一起。這回可以了吧？” “嗯。” “喝著喝著，女的問我往下怎么辦，說她往估計有海島的方向游。我說估計沒有島嶼，還不如就在這儿喝啤酒，飛机肯定來搭救的。可是女的一個人游走了。”鼠停了一下，喝口啤酒”“女的連續游了兩天兩夜，終于爬上一個孤島，我么，醉了兩天后給飛机救出。這么著，好多年后兩人竟在山腳一家小酒吧里不期而遇。” 又一塊儿喝啤酒了？” “不覺得感傷”“或許。”我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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