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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辦？》的作者尼古拉·加夫里洛維奇·車爾尼雪夫斯基（一八二八--一八八九年），是十九世紀中葉俄國的一位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革命民主主義的戰斗旗幟，一代新人的思想領袖。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曾把他比喻為希腊神話中盜天火予人間的英雄，稱他為“俄國文學中的普羅米修斯”。 車爾尼雪夫斯基于一八二八年出生在薩拉托夫一個牧師家庭。一八四二年進入薩拉托夫正教中學。一八四六年五月，考入彼得堡大學歷史語文系。在大學期間，接近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成員，并逐步形成了革命民主主義的觀點和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一八五一年，回到薩拉托夫，在中學任語文教員。一八五三年，重返彼得堡，開始為《祖國紀事》雜志撰稿，后又應涅克拉索夫的邀請到《現代人》雜志編輯部工作。在《現代人》雜志上，他發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如《哲學中的人本主義原理》、《藝術對現實的審美關系》、《俄國文學果戈理時期概觀》等。他還積极從事秘密的革命活動。一八六一年撰寫了革命傳單《告領地農民書》，并指導過革命組織“土地与自由社”的活動。 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作為俄羅斯公認的革命領袖和導師，車爾尼雪夫斯基遭到反動派的敵視和仇恨。一八六二年六月，《現代人》雜志被勒令停刊八個月。七月七日，反動當局捏造罪證，逮捕了他，把他囚禁在彼得保羅要塞將近兩年。在獄中，他以惊人的勇敢和頑強的毅力繼續著革命的寫作活動。從一八六二年十二月開始，他用了四個月的時間創作了長篇小說《怎么辦？》。 一八六四年二月，沙皇政府判處車爾尼雪夫斯基在礦場服苦役，并終身流放西伯利亞。他在監禁、苦役和流放中度過了整整二十一個年頭，始終保持著崇高的气節，堅守著革命的陣地。在流放期間，他寫作了長篇小說《序幕》等。一八八九年他才獲准回故鄉薩拉托夫居住。長期的苦役和流放生活損害了他的健康，同年十月二十九日，他与世長辭。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長篇小說《怎么辦？》是矗立在俄國文學史上的一座巍峨的丰碑。如前所述，它是作者在被幽囚于彼得保羅要塞期間寫成的。從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至一八六三年四月四日，作者用了一百零十天的時間，完成了這部文學巨著。他是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去創作的。小說的思想和形象使他激動不已，以致有時他不得不去演算一些微分學的習題，心情才能平靜下來。這部小說，可以說是這位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的政治思想、經濟思想、哲學思想和美學思想的藝術升華。小說最初發表在一八六三年第三期到第五期的《現代人》雜志上。不久被沙皇政府查禁。盡管如此，它還是在當時俄國的進步青年中得到了廣泛的流傳，并且產生了极為強烈的影響。 十九世紀下半葉俄國的文學批評家N·H·特卡喬夫在小說《怎么辦？》一八八○年法文譯本的序言中指出：“當時在青年小組中討論的主要問題就是怎么辦的問題。要把國家從卑劣的政治和經濟專制制度的壓迫下，從這种制度使之陷入的崩潰的絕境中解救出來該怎么辦？要把銘刻在青年心中的道德和社會主義理想貫徹到個人和社會生活中去該怎么辦?車爾尼雪夫斯基在自己的小說中談到了這一切問題……。”著名的民主主義批評家D·N·皮沙列夫指出：“小說的真正意義--在于它創造性的綱領，因此它成為了年輕一代的旗幟……。”著名畫家列賓親切地回憶道：“在文學作品中有兩個主人公作為供人仿效的楷模在大學生中占了优勢，即拉赫美托夫和巴扎洛夫。《怎么辦？》這本書使人入迷，不僅僅是那些被讀爛了的破舊不堪的書籍一冊冊在人們中間流傳，還有手抄本……。”普列漢諾夫認為，“在每一個出色的俄國革命家身上，都有過許多拉赫美托夫气質。”實際上，這部作品不僅被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俄國青年奉為“生活的教科書”，而且被后世譽為“代代相傳的書”，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都曾從這部小說中吸取過“精神力量和對美好未來的信心”。杰出的保加利亞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季米特洛夫就說過：“我應該說，在過去和后來一直都沒有另一部文藝作品像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這樣使我受到深刻的革命教育。”革命導師列宁也十分喜愛這部作品。他熱情贊揚“這种作品能使人一輩子精神飽滿。”“在它的影響下，成百成千的人變成了革命家。” 車爾尼雪夫斯基寫作《怎么辦？》一書的時候，正是俄國解放運動進入第二階段--平民知識分子或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時期（一八六--一八九五），平民知識分子開始占据了社會斗爭的前台。 《怎么辦？》的副標題就是“新人的故事”，它所描寫的正是六十年代的正面典型--平民知識分子的形象。車爾尼雪夫斯基指出，在當時，這种典型才誕生不久，但他們是“時代的產物”，“時代的象征”，他們的力量正在成長壯大起來。 小說描寫的是十九世紀五十--六十年代的俄國。在這個時期，一切社會問題都歸結為与農奴制及其殘余作斗爭。圍繞著對待農奴制的態度，俄國出現了兩种歷史力量和兩种歷史傾向，即貴族自由派和以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車爾尼雪夫斯基為首的革命民主派的斗爭。貴族自由派不能容忍農奴制度，可是又害怕革命，害怕能夠推翻君主制度和消滅地主政權的群眾運動。他們希望“從上面”來解放俄國。而車爾尼雪夫斯基作為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則宣傳農民革命的思想，推翻一切舊權力的群眾斗爭的思想。 一八六一年的“農奴制改革”實質上是農奴主實行的資產階級的改革，是對農民的一次殘酷的掠奪。廣大農民用“騷動”來回答沙皇所恩賜的“改革”。平民知識分子青年則用層出不窮的“學潮”來響應農民的騷動。車爾尼雪夫斯基作為革命民主主義陣營的思想領袖很快就采取了積极的行動。他除了利用《現代人》雜志這個合法刊物宣傳革命思想外，還親自撰寫了《告領地農民書》的秘密傳單，揭露“二月十九日法令”給農民帶來的慘痛后果，號召各地農民積蓄力量，准備革命。沙皇政府用殘酷的鎮壓手段來對付群眾的革命要求。一八六二年下半年，俄國形勢急轉直下。“光明時期”轉瞬即逝。沙皇政府向革命發動了進攻。在反革命恐怖統治的高壓下，農民騷動暫時趨向消沉，反動派重新鞏固了自己的統治，自由派日益公開地表示擁護沙皇，而不堅定分子則紛紛离開斗爭。“怎么辦？”這就是當時擺在俄國人民面前的問題。 其實，一些优秀的俄國貴族作家也早已開始注意到了這個問題。赫爾岑的長篇小說《誰之罪？》、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羅亭》、《前夜》及其中篇小說《阿霞》的主人公在一生的緊要關頭都曾提出過“怎么辦？”的問題，作者又都沒有找到答案。《誰之罪？》中的女主人公柳鮑芙·克魯齊費爾斯卡婭在日記中寫道：“我不知道我該怎么辦。”克魯波夫醫生問別爾托夫：“那該怎么辦呢？”別爾托夫的回答是“不知道”。充滿著對新生活憧憬的娜塔麗雅·拉松斯卡婭詢問羅亭：“您看，咱們現在該怎么辦呢？”羅亭回答：“向命運屈服”。在長篇小說《前夜》中葉連娜在給父母的最后一封信中說她不知道在俄國該怎么辦，所以她不能回俄國。當人們茫然不知所措的時刻，車爾尼雪夫斯基以自已作品《怎么辦？》回答了人們應當如何行動的問題。從陰暗的牢獄中，他向人們發出了革命的召喚。 《怎么辦？》的基本情節很簡單。從表面看，它似乎是歐洲的一個傳統的三角戀愛的故事，只是它給予了這种故事以一個新的結局而已。作者本人就說過，在這里，“不會有极為夸張的沖突，事情結束時沒有暴風雨，也沒有雷鳴和電閃”。這個故事的梗概如下：房產管理人的女儿韋拉在醫學院學生洛普霍夫的幫助下拒絕了父母包辦婚姻的企圖，脫离家庭，与原醫學院學生洛普霍夫結合并創辦了一所實行社會主義原則的縫紉工場。兩年后，韋拉与洛普霍夫的好友基爾薩諾夫相愛，洛普霍夫感到韋拉与基爾薩諾夫性情相投，他們在一起生活會更幸福，于是毅然出走，假裝自殺，使他們能夠結合。以后，洛普霍夫受職業革命家拉赫梅托夫的委托，出國進行革命活動，數年后由美國回到彼得堡，与波洛佐娃結婚，并同基爾薩諾夫和韋拉重新會面，兩對夫婦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共同進行著他們所熱愛的事業。 作者認為，這是些“善良、堅強、誠實、能干的人們”。他向他們敞開心扉，說：“你們剛剛在我們中間出現，但人數卻已不少，并且還在迅速增加”。由于“讀者還不是都像你們那樣，因此我還需要寫作，也有可能來寫作。”對此，他的一個同時代人曾經這樣指出過：“被反動派幽囚而与世隔絕的車爾尼雪夫斯基似乎在利用這個形象從陰森的監獄中對我們說：‘這就是俄羅斯現在特別需要的真正的人。效法他吧，如果能做到，就走他的路吧，這是引導我們達到我們所希望的目標的唯一道路。’”普列漢諾夫說:“《怎么辦？》獲得空前成功的秘密在哪里呢？……因為這本小說對廣大讀者非常關心的問題作了生動的，大家都能理解的回答。” 作為“平常的正派人”的典型，韋拉、洛普霍夫和基爾薩諾夫所具有的一种最主要的共同點就是，他們都有著強烈的民主主義思想和改造俄國社會的決。心。他們都出身于小市民、小官吏。如基爾薩諾夫的父親就是一個縣級法院的文書。他們在貧困中長大，社會地位低下。他們“沒有門子，沒有熟人，憑著個人的奮斗給自己開拓了未來的道路。”他們飽嘗生活的艱辛，對于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制度滿腔憎恨，對于人民群眾的痛苦有著切膚之痛，因此產生了一种強烈的改造俄國社會的要求。他們在當時的俄國“眼睛看到的盡是些不愉快現象”，看到的是“只有那些又不誠實又惡毒的人才能過好日子”。但是他們認為，這一切都是由環境造成的。正如洛普霍夫對瑪麗婭所說的那樣：“現在您在干坏事，因為您的環境要求您這樣，給您另一個環境，您也會樂于做個無害甚至有益的人。”因為在精良的泥土上，有真實生命的泥土上“產生出的新的東西也全部是健康的，因為基本元素都是健康的”。而在腐朽的泥土、不實用的泥土上“植物不可能長得好”，因為這塊泥土的“元素本身不健康”，所以產生出來的其他東西“全部都必定是不健康的、劣質的”。這也就是說，為了消滅社會上的那些“不愉快的現象”，就必須要把腐朽的、不實用的泥土改造為有真實生命的泥土，即把惡劣的社會環境改造為良好的環境。他們用“未婚妻”來隱喻革命。洛普霍夫對韋拉說：“愿世界上不再有窮人”，“這正是我的未婚妻致力于做的。”他們對革命的前景是充滿信心的。洛普霍夫說，他的“未婚妻”“很有力量，她的力量超過了世界上的任何人。”“但愿不再有窮人，這個愿望總有一天要實現的，因為我們遲早總會安排好生活……。”無疑地，在當時，作者不可能從正面來描寫革命。但是，從字里行間，人們還是可以感受到革命的信息。比如第章第二十二節所描寫的郊游，實際上就是當時革命青年的一個秘密的政治集會。集會的中心人物是“穿喪服的太太”，她的丈夫已被捕了。人們議論著惡劣的政治形勢，并且斷言說，形勢越坏就越好，“否极泰來”，因為形勢越惡劣，革命也就越臨近了。他們盼望著拉赫梅托夫回國，認為“現在是他回國的時候了”，因為偉大的斗爭正需要他的領導。他們懂得，斗爭將是殘酷的：“我是荒野綠林中的一個居民；我的生活充滿著危險”；但是，他們還是堅定不移地選擇了這樣一條斗爭的道路。在庄嚴的气氛中，“穿喪服的太太”借用一個蘇格蘭民歌表達了自己的這种決心：“月亮升起了，宁靜又安詳；一個年輕的戰士，即將赴戰場，騎手將子彈上了膛，姑娘對他講：‘听天由命吧，再勇敢些，我的情郎！’”洛普霍夫、基爾薩諾夫夫婦也深深地被感動了，他們感到，她的選擇也正是他們應當作出的選擇。他們堅信，盡管斗爭是艱苦的，但未來是屬于他們的。因為“光明、溫暖和芳香，迅速地驅赶開黑暗和寒冷；腐朽的气息愈來愈弱，玫瑰的芬芳愈來愈濃……”。他們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在給這個美好的未來作准備”；他們認為，能夠去從事這种准備工作，是一种幸福。 “新人”的另一個重要的特點是他們具有言行一致的實干精神。作者寫道：“他們每個人都很勇敢，不動搖，不退縮，能夠承擔工作，只要承擔下來就會緊緊抓住它。這是他們的特性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他們每個人都誠實得無懈可擊。”他們所以能夠具有這种特性，是因為，作為平民知識分子，比之貴族革命家，他們的圈子擴大了，他們同群眾的聯系也開始密切起來了，從人民群眾的身上，他們看到了實現自己理想的強大的力量，因此，他們成了腳踏實地的實干家，与那些“言語的巨人，行動的矮子”、無所作為的“多余人”不能同日而語。洛普霍夫和基爾薩諾夫不僅以嚴肅的態度進行醫學科學的研究，而且還從事實際的革命活動。他們組織了啟蒙活動的小組。在他們周圍，團結了一批生气勃勃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都“很尊敬洛普霍夫，把他當做彼得堡杰出的領袖之一”，“他們認為跟德米特里·謝爾格伊奇談談話于自己有益。”他們創辦星期日夜校，与年輕人交朋友，還組織朗誦活動，郊游活動……通過一點一滴的工作，在不懈地向群眾灌輸著革命思想。無論個人生活中經歷了多大的不幸，事業上遭遇了多大的挫折，他們都沒有退縮過。比如洛普霍夫在失去韋拉的愛情之后，他毅然決定离開俄國到美洲去，而他一到美國，就立即成為了廢奴主義擁護者，因為他認為美國反對奴隸制的斗爭和俄國反對農奴制的斗爭是遙相呼應的。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樣，他們确實具有崇高的思想，而且還“擁有使它圓滿實現的足夠力量”。 “新人”的第三個重要的特點，是他們的行動都遵循著以人本主義為基礎的“合理利己主義”的道德原則，并把獻身于崇高的事業當作自己最大的快樂。他們認為“人的行動總是服從于利益的考慮”，所以他們信奉“利益計算的理論”。洛普霍夫在与韋拉最初所進行的談話中，就向她宣傳了這种理論：“人都是利己主義者”，“每個人考慮最多的是自己”，“……不管做什么，都只為了自己的快樂。”當然，這并不是說，在他看來，高尚的人与卑下的人的界限就不存在了。他認為，不同的人對于利益的理解是不同的，利己主義在不同人身上的表現也不一樣。韋拉的母親瑪麗婭，作為一個典型的小市民，她的最大的快樂是不擇手段地謀取個人的私利，為此，她可以不惜損害他人，她“想出的辦法是卑劣的，對別人有害的”。新人們則認為，“假定有誰能使別人快樂，自己又沒有什么不愉快……他從自身的利益要求出發，能使別人快樂，因為他自己也將從中得到快樂。”他們所想出的辦法“是合理的、對別人有益的”。正是從為了獲得“內在的快樂”、即“崇高的快樂”以及為了“使他們所尊敬的人把他們當做高尚的人”這些“利己主義”的考慮出發，在必要時，他們可以自覺地舍棄個人利益，可以自愿地為別人和事業去作出极其崇高的行動。比如為了幫助韋拉獲得自由，洛普霍夫決定中途輟學，与她結合，而當他發現韋拉已經不自覺地愛上了基爾薩諾夫以后，他又毫不猶豫地決定自動退出舞台，以假裝自殺的方式，使他們能夠坦然地、合法地結合。這個行為在人們看來，無疑是高尚的，但洛普霍夫卻說：“我決定不妨礙她的幸福所做出的舉動，是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的舉動也有高尚的一面，但做出這舉動的動力卻是我自己天性中希望有利于自己的欲望。”這也就是說，車爾尼雪夫斯基筆下的“新人”們不是背負著沉重義務感的苦行者，對于他們來說，服從于周圍人的利益和集体事業的利益而作出自我犧牲的高尚行為，已經成了一种心靈上的需要或者說是一种善良的本能。即使他們為別人、為事業獻出自己的生命，他們也還是認為：“我是作為一個合理的利己主義者來行事的，因為我看得很崇高的利益驅使我為了偉大的整体而恰恰采取了這种戰斗的行動方式，對整体的愛成了我的人格的主要本質。”這种“合理利已主義”的道德觀的哲學基礎是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按照人本主義的思想，人的自然本性是人的最主要的特征，而人的自然本性就是對于利益的追求。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如果仔細地研究一下左右人們行動的動机時，就可以知道，原來發生在任何人身上的所有的好的和坏的、崇高的和卑賤的、英勇的和膽怯的事情都來自一個源泉：怎樣做更愉快，人就怎樣做……。”這种思想對于封建地主階級的仁義道德和資產階級關于博愛的虛偽說教确實可以起到揭露作用。按照這個理論，被壓迫階級對于自身應該享有的權利和利益的追求也是合理的。國家有責任滿足人的自然而合理的需求。把這一理論引申開來就可以得出結論，如果人的自然而合理的需求不能得到滿足時，用革命的手段去爭取它就是一种理所當然的事了。但是，歷史地分析，這种道德觀仍然是以歷史唯心論為指導的，因為它把“合理利己主義”看作是從抽象的人性中引申出來的一种永恒的道德，而沒有看到道德本身正是一個歷史范疇，它歸根到底是當時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這种理論，從所謂同一人性出發，把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的原則界限也抹煞了。這樣，就發生了一种极其明顯的“邏輯錯誤”。因為“從人關于自己的想法永遠离不開‘自我’的意識這一點，還決不能做出結論說，人的一切行動都是利己主義的。” 總的來說，具有民主主義思想、言行一致的作風和遵守合理利己主義的道德原則，這就是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為代表的“平常的正派人”的典型特征。 除了這种“平常的正派人”以外，車爾尼雪夫斯基還塑造了“新人”中的“特別的人”拉赫梅托夫的形象。就覺悟程度和活動范圍而論，他都高出于“平常的正派人”。如果說前者是一處簡單的普通的房子，那么后者就是一座宮殿。而小說中落筆不多的關于拉赫梅托夫的描寫，則恰似畫面上出現的官殿的一個小小的角落。 拉赫梅托夫是一位職業革命家。這种典型“已經跟共同的事業融為一体，共同的事業是貫穿在他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東西，它甚至代替了他們的個人生活。” 拉赫梅托夫出身貴族，到彼得堡時，他只是一個平常、正直而善良的貴族青年。不久，他結識了基爾薩諾夫，并在基爾薩諾夫的指導下閱讀了大量的革命書籍。當他掌握了革命的理論体系和實質以后，他就立刻著手去實踐。為了了解人民的疾苦和愿望，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他走出了學校，深入到人民中間去。“他种過庄稼，做過木匠，擺渡的船夫以及各种對健康有益的行業中的工人；有一回他甚至作為一名纖夫走遍了伏爾加河流域。”拉赫梅托夫用賣掉田產的錢來供七個大學生念書。他自已卻過著极為簡朴的生活。“雖然他是精美食品喂養大的，口味很高”，但他吃得很坏，目的是為了至少能稍稍体會一下貧苦人民的生活。他甚至睡在扎有几百枚小釘的氈毯上，弄得渾身是血，為的是鍛煉自己的意志，以便一旦被捕時能經受得住嚴刑的考驗。除了運動、鍛煉体力的勞動和讀書之外，他把全部時間都用于工作。“他都在于別人的事，或者干那不是專屬任何人的事。”他一個月難得用一刻鐘浪費在娛樂上。從表面上看，他是一個“陰沉沉的怪物”，其實，他是一個“又可愛又愉快的人”。他有著火一樣的熱情。但是，他為了事業決心犧牲個人的愛情。他向自己所愛的女人說道：“我應該抑制住我。心中的愛情，對您的愛會拴住我的雙手，就是不戀愛，我的手也不能很快地松開，已經給拴住了。但是我一定要松開。我不應該戀愛。”在拉赫梅托夫身上，概括了那個時代的革命戰士和領袖的优秀品質：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与群眾的密切聯系，改造世界觀的高度自覺性。作者把這樣的人稱作“茶里的茶鹼，醇酒的芳香……這是优秀人物的精華，這是原動力的原動力，這是世上的鹽中之鹽。” 作者認為，無論是“平常的正派人”，還是“特別的人”他們都是祖國的希望所寄托的人。作者确信，這种正派人將与日俱增。如果人們都來效法他們，“隨著歲月的流逝，生活也會一年比一年變得更好。” 不待說，車爾尼雪夫斯基筆下的“新人”确實是具有与“多余人”迥然不同的社會理想和生活態度的全新的典型。 在十九世紀上半葉俄羅斯文學中占据著中心位置的是奧涅金、畢巧林、別爾托夫、羅亭、奧勃洛莫夫這樣一些“多余人”的形象。他們既不滿于現實，又無力去改變現實，既不愿与貴族統治集團同流合污，卻又不能与貴族社會的生活環境徹底決裂，更無法掙脫貴族階級的种种偏見的束縛，于是陷入矛盾、痛苦之中。這种“多余人”屬于那個已經逝去的貴族革命時代。到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隨著平民知識分子登上斗爭舞台，俄羅斯文學中也開始出現了他們的形象。比如波緬洛夫斯基的小說《莫洛托夫》和《小市民的幸福》中的主人公莫洛托夫，屠格涅夫的小說《父与子》中的巴扎洛夫等。但是，由于受到世界觀的局限，作家們并沒有描繪出這些人物的准确的肖像。比如屠格涅夫筆下的“新人”巴扎洛夫，一方面他是貴族制度的堅定的不妥協的否定者，与貴族知識分子相比，他在精神上的优勢和性格上的雄健堅強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另一方面，作者又把他描寫成為一個沒有社會理想、不關心群眾痛痒的极端個人主義者。他對農民的處境是否將得到改善，表現出一种冷漠的態度，他曾說：“唔，就算他（指農民）將來要住在干淨的白色小屋里頭，從我的身上（指自已的墓地）長出牛蒡來--以后又怎么樣呢？”一次情場失意的經歷竟然使他對生活感到“厭倦跟憤怒”，工作熱情迅速消退，甚至真理是否存在也成為值得怀疑的了。由于作者屬于自由主義營壘，他的思想感情是舊的，他還是既不能充分了解“新人”的內心世界，也沒有勇气去支持他們的社會理想。因而他也就沒有能力确切地把這類“新人”的本質特征揭示出來，他所描繪的這种人物性格也就不能不缺乏應有的明确性和一貫性。車爾尼雪夫斯基則不同。他不僅同“新人”們血肉相連，熟悉他們的生活，贊成他們的觀點和愿望，而且他本身就屬于“新人”的營壘，又是這种“新人”的精神領袖。因此，他也就在俄國文學史上第一次真正地把“新人”的典型确切地描繪出來了。盧那察爾斯基在比較了巴扎洛夫和拉赫梅托夫這兩個形象之后評論說：“……巴扎洛夫是更生動的人物，可是拉赫梅托夫卻以無比的感情力量和明确的目的性吸引了我們。這些特點終于使他成為六十年代所創造的最高典型。”這是一個极為中肯的評价。 但是，對于這部小說的藝術性，在當時進步營壘的作家和后來蘇聯的評論家中，也有人持否定的意見。例如當時著名作家列斯科夫在肯定小說的思想意義的同時卻說什么從藝術方面看，小說“值不得評論”，“它簡直可笑”。赫爾岑也對其藝術性表示過非議。蘇維埃時代的評論家斯卡夫提夫竟認為，“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中，一切都是以抽象的邏輯表達出來的。”因此，“不能把它和嚴格意義下的文藝作品放在一起加以考慮和評論”。蘇聯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也曾一度認為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不屬于文學之列”。這些看法都不免失之于偏頗。小說的藝術性是毋庸置疑的。小說之所以有著巨大的鼓舞教育作用，“新人”形象所具有的高尚思想和無瑕品德固然是重要的原因，而“新人”形象的真實性、丰富性、生動性也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作者自己說過：“這部小說的全部优點在于真實。”在創作中，他遵循著現實主義的方法，塑造了一個又一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首先，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塑造人物形象時，不是孤立地描寫人物性格，而是十分注意揭示性格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環境對于人物性格形成的影響。作者用了許多筆墨來介紹“新人”的民主主義思想，唯物主義世界觀，對舊社會制度的憎恨，崇高的思想和言行一致的實于作風，都是同他們的生活經歷密切相關的。 但是，他也沒有机械地把性格本身完全歸結于人物所生長的環境。這明顯地反映在對拉赫梅托夫這個形象的描寫上。事實上，拉赫梅托夫的性格不僅与其社會出身、生活環境完全相悖，而且導致了他与自已所屬的那個階級的生活傳統、精神傳統的徹底決裂。作者科學地解釋了拉赫梅托夫性格形成的原因。他強調除掌握革命理論外，還需把理論運用于實踐，在群眾中自覺地進行改造和鍛煉。因此，他把“平常的正派人”僅只放在自已人的環境中，即平民知識分子的圈子中來描寫，而卻把“特別的人”放在更廣闊的人民的生活的背景上來表現。 雖然作為一個具有啟蒙主義觀點的思想家，車爾尼雪夫斯基曾說過，拉赫梅托夫所以變成“特別的人”“主要的當然還是天性”。他卻并沒有用純啟蒙主義觀點來解釋人的天性問題。他認為，雖然“根据天性來說，人總是傾向于真、善的”，但如果社會制度不合理，人性善的傾向在現實中也仍然不能在一切人的身上表現出來；而人的天性中的优點要得到較充分的表現，也有賴于社會歷史條件。具体說，若不是五十年代中期形成的俄國歷史條件，“新人”也是不可能產生的。 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塑造“新人”典型時，總是十分注意“新人”典型的個性化描寫。“新人”的共性是有目共睹的，但他們并不是從一個模式中刻制出來的。例如洛普霍夫和基爾薩諾夫這兩個曾長期共同生活的摯友，都屬于當時的兩种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基爾薩諾夫崇尚科學活動，屬于學者型。當時俄國出現了一批進步的唯物主義學者，例如生物學家皮羅果夫、謝切諾夫和化學家門德烈耶夫。而洛普霍夫則傾向于社會教育和政治活動，屬于那种直接參加解放斗爭的革命的啟蒙主義者，如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米哈伊洛夫等人的行列。作者還通過多方面的描寫來表現其迥异的性格。比如在表達愛情的方式上，基爾薩諾夫是纏綿細致，洛普霍夫卻更富有理性。總起來說，洛普霍夫性情平和、內向，喜歡离群索居，嚴肅有余，而基爾薩諾夫的气質卻熱情奔放，喜好社交活動，更為開朗，富有生活情趣。 車爾尼雪夫斯基細膩的心理分析，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深入挖掘，是“新人”形象真實感人的重要原因。他運用了“心靈辯證法”描寫出了人物“怎樣從一些思想、感情中引申出另一些思想感情來”，甚至連人物的潛意識活動也沒有遺漏。例如在韋拉身上實際上已經發生了感情上的轉移，但她自己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開始她只想到：“我又得整晚整晚地獨坐家中了。可是這沒關系，我已經習慣了。”隨后她又問自己：“為什么我丈夫不常常陪我去玩呢？”這表明，她的潛意識中已經產生了對他的不滿，但她馬上又為他解釋：“我的親愛的有許許多多的事情要做，這一切都是為了我，我的親愛的是在為我工作啊。” 作者不僅注意表現人物的潛意識活動，他尤其注意抓住現代人心理思維的特點，強調了在心理活動中思想作用的提高。他特別重視思想的力量，在他的“心靈辯證法”中總是強調理智是不可戰胜的。在韋拉的第三個夢中就可以看到他對韋拉感情變化所作的嚴密的邏輯推理。 她在日記上寫著：“我多么愛他（指洛普霍夫），他把我從地下室救出來了。”“我愛他難道就為的是他把我救出地下室嗎？”然后她又想否定自己的怀疑：“每個婦女都會愛上他這樣的人。他多聰明，多高貴，多善良！”但她還是不能否定這种怀疑：“他是一個高尚的人，他是我的救星。但高尚只能使人產生敬重、信賴、友情、合作的心愿，對于救星只能回報以感激和忠誠。……我需要恬靜纏綿的愛情，需要在溫柔的感情中甜甜地入夢鄉。”接著她的疑問以更明确的形式被提出來了。“他知道我的需要嗎？我們的性格和我們的需要都一致嗎？”“他是不是心里總想著我？我是不是一心挂念著他？”最后她終于得出了結論：“不，我對他的感情不……”在這里，作者不是在自發的辯證發展中來展現人的心理活動，而是在對人物的心理活動進行理性分析的過程中展現人物的這种心理活動的本質的。 除了人物形象的真實性、丰富性和生動性之外，政論性也是這部作品的一個主要藝術特點。小說的結构安排得非常巧妙。在故事情節之外，作者的插敘占了大量的篇幅。作者通過這些插敘對所描寫的生活進行了理論性的概括。如在《瑪麗婭·阿列克謝夫娜贊》一書中作者著重闡述了社會環境對人的品質和性格起決定性影響的規律。又如在“卡捷琳娜·瓦西里耶夫娜·波洛佐娃的信”一節中，作者用數字和統計材料來總結縫紉工場的發展情況，論證了按照社會主義原則組織勞動的优越性。她寫道：“你知道她們為什么能獲得較高的收入：她們干活靠的是自己出的本錢，她們自身就是老板，她們得到了本來該留給老板的那份利潤。可是還不止于此，她們用自己的本錢為自己的利益干活時，原料和時間都節省得多：干得更快，花得卻更少。”在小說中作者還采取了和主人公，廣大讀者談話的形式，講述了許多深刻的哲理。在這种談話中，既有庄嚴的號召，又有親切的教誨；既有尖銳的批評，又有誠懇的交心。話題廣泛多樣：有關于人生道路的選擇，（作者鼓勵廣大的讀者：“你們完全能夠跟我描寫得极為充分的那三個人達到同樣水平”），有對于真正的愛情的理解（他指出：“你必須擁有一顆純洁的心和一個誠實的靈魂，具有人權的現代的觀念，能夠尊重那個与你共同生活的人的自由……”）；有關于文學作品的藝術性問題的看法等等；作者与“敏感的男讀者”的對話，駁斥了貴族自由派的謬論，闡明了自己的觀點。 由于這部作品是在囚禁中創作的，作者不能不盡可能地使自己的思想不為敵人所察覺，因此，小說運用了大量的暗示和比喻。例如作者通過女主人公韋拉的夢境宣傳革命思想。第一個夢表現了韋拉對自由和獨立的向往以及對個人解放与被壓迫者的解放斗爭之間的關系和理解。第二個夢譴責了寄生階級，揭示了他們腐朽墮落的原因，指出了改造社會的必要性以及通過勞動和積极的社會活動去爭取自由、解放的道路。第四個夢寓意很深，不僅展示了婦女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的地位，還描繪了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光輝燦爛的遠景，指明這才是人類的永恒的歡樂。作者熱情的召喚人們：“那對于所有的人都永遠是春天和夏天，永遠歡樂無窮。”“未來是光明美好的。愛它吧，向著它奔去，為它工作，使它盡快到來，使未來成為現實吧！” 無疑地，《怎么辦？》首先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的作品，它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的“可以用來充實讀者的那些新思想”。但是，《怎么辦？》本身的藝術性也是不容抹煞的。事情很明顯，如果它只是革命思想的圖解，而不是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它又怎么可能被千千万万的先進讀者當作是“自己的福音書”，激動著一代又一代的先進青年的心，推動他們思考，奮起，走上斗爭的道路呢？ 《怎么辦？》的這一個譯本，是根据蘇聯真理報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的版本以及科學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經過校勘考訂后的新版本翻譯的。 早在五十年代，作為一個青年學生，我就曾閱讀過一九五三年出版的蔣路同志翻譯的《怎么辦？》，并由此激起了對研究本書的濃厚興趣。一九五九年和一九九四年，蔣路同志又先后出了《怎么辦？》的兩個新譯本。在從事俄羅斯文學的教學工作時，這兩個譯本我也都認真地閱讀了。 蔣路同志是俄國文學翻譯界的前輩。他對《怎么辦？》有著深刻的理解，譯筆准确、流暢。我在重譯本書的過程中，曾經從蔣路同志的几個譯本中獲得了許多有益的啟示。在本書出版之際，我謹向蔣路同志表示深深的感謝。 我還要對譯林出版社的負責同志章祖德為出版本書所付出的辛勞，表示深切的謝意。 魏玲 一九九七年九月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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