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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了一陣沉默。“他腦子里到底裝了些什么？”亨利暗暗思忖。亨利輕而易舉地接受了納迪娜的看法：“他蠢蠢欲動是因為感到厭倦。”這种犬儒主義的做法，實在方便。他已經學會了不再盲目地認真對待迪布勒伊，可這并不允許亨利把他視作一個冒冒失失的人。 “我有一件事不明白。”亨利說道，“您去年說過就個人而言您無法接受被您稱為‘新人道主義’的東西，可您現在卻已徹底地跟共產党人一塊儿走。過去令您感到為難的事如今您再也不在乎了嗎？” “您知道，”迪布勒伊說，“這种人道主義恰是今日世界的表現。既然無法拒絕，也就不可能拒絕這一人道主義。當然可以熟視無睹，可那畢竟不是熟視無睹呀。” “原來他是這么看待我的。”亨利心里想，“認為我熟視無睹。”迪布勒伊這一輩子將不斷超越自己的過去和他人的過去，直至生命的終結。“說到底，這是我自找的。”亨利自言自語道。他的本意是想理解迪布勒伊，而不是試圖防備他。實際上也用不著防備，他知道自己平安無事。他微微一笑。 “那您自己為什么不再熟視無睹了？” “因為我有一天重又感到身陷其中。”迪布勒伊答道，“噢！這太簡單了。”他繼續說道，“去年我對自己說：‘一切皆惡，即使最微不足道的罪孽，我也難以忍受，無法將之視為善。’只是形勢日趨嚴重了。最可怕的罪惡變得如此危險，以致我對蘇聯和共產主義的保留態度在我自己看來已經顯得太無關緊要了。”迪布勒伊看了看亨利：“令我感到惊奇的是，您的感覺跟我的并不一樣。” 亨利一聳肩膀：“這個月，我見過不少共產党人，我跟拉舒姆工作過。對他們的觀點我十分理解，可就是不合拍，跟他們永遠都合不到一塊儿去。” “并不是要去入党。”迪布勒伊說道，“要共同斗爭，反對美國，反對戰爭，這并不需要對一切問題都觀點一致。” “您比我要更忠誠。”亨利說，“我決不會為一种我對之將信將疑的事業犧牲我渴望享受的生命。” “啊！別給我搬出這种理由！”迪布勒伊說道，“這讓我想起了伏朗熱說的那种論調：‘人不值得他人關心。’” “兩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亨利聲音有力地說道。 “不像您自己想象的那樣。”迪布勒伊用目光審視著亨利：“您完全不同意在蘇聯和美國之間，應該選擇蘇聯嗎？” “顯而易見。” “那就夠了。有一點必須承認，”他激動地說道，“選擇則贊同，偏愛則愛。倘若非要等到絕對的十全十美才肯投入，那就永遠愛不上什么人，也永遠做不成什么事。” “不要求十全十美，但個人總可以認為事情一敗涂地，不想摻和進去吧。”亨利說道。 “您說的一敗涂地是与什么相比較呢？”迪布勒伊問道。 “与事情本來可以存在的狀況相比較。”亨利答道。 “亦即与您自己的想法相比較吧。”迪布勒伊道。他聳聳肩：“蘇聯本應該是一場不用經歷任何痛苦的革命，可這純粹是幻想，等于零。顯然，与幻想相比，現實總是錯的。思想一經實現便會走形；与各种各樣可能的社會主義相比，蘇聯的优越性就在于它已經存在。” 亨利以審訊的神態看著迪布勒伊： “如果存在即有理，那就干脆袖手旁觀算了。” “絕對不是這樣。現實不是一成不變的。”迪布勒伊說道，“現實具有前景，具有可能性。若想對現實起到作用，哪怕只想對現實有所思考，就必須置身于現實之中，而不應該以想入非非為樂事。” “您知道，我很少想入非非。”亨利說道。 “要是說‘事情一敗涂地’，或者像我去年說的‘一切皆惡’那种話，那肯定是因為心里在悄悄地夢想絕對的善。”他盯著亨利的眼睛說道：“人們意識不到這一點，但非得目空一切到了怪誕的地步，才會把自己的夢想放到高于一切的位置。若人實實在在的，那就會明白一方是現實，另一方則是虛無。我犯的最大的錯誤就是愛虛胜于實。”他添了一句。 亨利朝安娜側過身子，她正在默默地喝著第二杯馬提尼酒，亨利問她： “您的看法如何？” “就我個人而言，我一直難以把惡視作善，哪怕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罪過。”她答道，“可這是因為我信奉上帝時間太長了的緣故。我想羅貝爾言之有理。” “也許。”亨利道。 “我是在了解事實情況下才這么說的。”迪布勒伊說道，“我也一樣，過去曾試圖把自己心緒的惡劣看作是對塵世的憤慨。” 亨利給自己又斟了一杯酒。迪布勒伊不正是在用理論為自己的性情辯解嗎？“可要是這樣去想的話，那我不是也因為心里不快才試圖貶低他對我所說的一切嗎？”他暗自思忖。他決定對迪布勒伊表示信任，至少等到談話結束再說。 “可您對事物的看法，我覺得還是悲觀了點儿。”亨利說。 “這里也是一樣。所謂的悲觀是与我過去的幻想相比較而言。”迪布勒伊說道。“那時的幻想太誘人了，歷史可不誘人。可又沒有任何辦法擺脫歷史，因此必須尋求經歷歷史的最佳方式。依我之見，最好的方式莫過于節制。” 亨利還想再向他提出其他的問題，可听到客廳里響起了腳步聲。納迪娜推門而入： “你們好，這一伙酒鬼！”她快活地說，“你們可以為我的健康干一杯，我值得你們為我祝酒！”她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態看了看我們：“猜一猜我做了什么事？” “到底什么事？”亨利問道。 “我去了巴黎，為你們報了仇雪了恥：我打了朗貝爾耳光。” 出現了一陣短暫的沉默。 “你在哪儿碰到他的？事情的前后經過是怎么發生的？”亨利問道。 “呃，我去了《希望報》。”納迪娜自豪地說，“我闖進了編輯室，他們全都在，有薩瑪澤爾、伏朗熱、朗貝爾和許多新進去的人，一個個臉色難看极了，那場面看了可真叫人發笑！”納迪娜咯咯笑了起來：“朗貝爾直發愣，結結巴巴地說了點什么，可我不容他解釋。我對他說：‘我對你負有舊債，我很高興你給我提供了向你還債的机會。’說罷我便揮手朝他臉上搧了過去。” “他怎么樣了？”亨利問道。 “唉！他做得很体面，”納迪娜回答道，“他擺出一副威嚴的气派，我急忙走了。” “他沒有說我的事情可以我自己去干？若我是他，我肯定會這么說的。”亨利說道。他不愿意臭罵納迪娜，可他心里十分惱怒。 “我沒有听他說了些什么。”納迪娜說道。她帶著几分挑釁的神態掃了大家一眼：“怎么了？你們都不對我表示祝賀？” “不。”迪布勒伊說，“我并不覺得你做的事有多靈。” “可我覺得這很靈。”納迪娜說，“我從那儿出來后見到了樊尚，他說我是個了不得的女人。”她以報复的口吻補充了一句。 “如果你想要做廣告，那你這一手算成功了。”迪布勒伊說道，“各家報刊馬上就會大肆宣揚。” “我才不在乎什么報紙呢。”納迪娜說。 “看你不在乎做出的事情。” 他們充滿敵意地瞪著對方。 “要是您高興別人往您身上拉屎撒尿，那您活該。”納迪娜气憤地說，“我可不樂意。”她朝亨利轉去身子：“這一切全都是你的錯。”她劈頭說道，“你為何去跟別人談我們自己的事情？” “哎喲，我沒有說過我們的事。”亨利說道，“你完全知道所有人物都是虛构的。” “算了吧！你的小說里足足有五十處与爸爸或与你完全吻合，我也清楚地看出了有三句是我說的。”她說道。 “說那話的人与你毫無聯系。”亨利道，接著一聳肩膀：“當然囉，我展現的是今日的人，他們的情況与我們所處的境地相差無几。可這樣的人有千千万万，并不特指你父親或我自己。恰恰相反，在許多方面，我筆下的人物与我們毫不相似。” “我當初沒有提出反對，是怕有人又會說我無事生非。”納迪娜尖刻地說，“可你以為這讓人愉快？別人放心地跟你交談，自以為受到了平等對待，可你卻在觀察別人，暗暗地在心里做筆記；別人向你傾吐，是為了忘掉那些本來微不足道的事情，這可倒好，哪一天看到自己說的那些話都變了白紙黑字。我把這叫作背信罪！” “誰要寫一本小說，就不可能不搜集發生在周圍的一些事。”亨利說道。 “也許，那跟作家就不該多來往。”納迪娜气呼呼地說。 亨利朝她微微一笑：“你可命運不佳！” “你現在還譏笑我。”她叫嚷道，气得面紅耳赤。 “我不是在譏笑你。”亨利說道。他用胳膊摟著納迪娜的肩膀說：“咱們可不要為這事鬧個不愉快。” “是你們在鬧不愉快！”納迪娜說道：“啊！你們倒高興，三個人都擺出一副判官的模樣在盯著我看！” “算了，誰也沒有在審判你！”安娜口气通融地說道。她在尋找著迪布勒伊的目光：“一想到朗貝爾被狠狠搧了一巴掌，還是挺讓人滿足的。” 迪布勒伊沒有說什么。亨利試圖岔開話題：“你見到樊尚了？他情況怎樣？” “你希望他情況怎么樣呢？”她一副傲慢的聲調反問道。 “他一直在電台？” “對。”納迪娜猶豫不決，“我本來有件很有趣的事情想告訴你們的，可我再也沒有心思談了。” “快，說說呀！”亨利道。 “樊尚又找到了塞澤納克的蹤跡！”納迪娜說道，“是在巴蒂尼奧爾那一帶的一家小旅店里。他一弄到了确切住址，便去敲塞澤納克的房門，想跟他談談自己的看法。塞澤納克死活不答應給他開門。樊尚便守在旅店門口，可那人從安全樓梯溜掉了。三天來，他再也沒有露面。旅店呀、餐廳呀、他平時去過毒癮的酒吧呀，都不見他的影子。”她以得意的聲調接著說道：“這不是不打自招嗎？對不對？要是心里不是怀著什么鬼胎，他不會東藏西躲的。” “這要看樊尚隔門跟他說了些什么。”亨利說道，“即使清白無辜，他也可能會害怕的。” “不。一個清白無辜的人一定會試圖解釋清楚。”納迪娜說道。她朝她母親轉去身子，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說道：“這好像与你無關似的，可你認識他——塞澤納克。” “是認識。”安娜說，“我覺得他是一個极端的吸毒鬼。等到了這個程度，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來。” 一片沉重的死寂降臨了。亨利忐忑不安地暗自在想：“樊尚一定會重新找到塞澤納克的。那將會怎么樣？”如果塞澤納克說出去，再加上朗貝爾一气之下對他的事予以證實，那會出現什么情況？安娜和迪布勒伊也在考慮同樣的問題。 “哎，早知道你們听了就這樣反應，那還不如爛在肚子里不說呢！”納迪娜惱恨地說。 “唉，不。”亨利說道，“這事真有趣，所以我們都在想這件事。” “用不著客气！”納迪娜說，“你們都是大人，我只不過是個黃毛丫頭。我高興的事，你們不會覺得有趣的，這很正常。”她朝門口走去：“我上樓去看瑪利亞。” 整個晚上她都在賭气。“這樣四人生活在一起她很不适應。”亨利思忖，“等到了意大利就會有好轉的。”他有點儿焦灼不安地想：“還有十几天呢。”一切都已經計划停當。納迪娜和瑪利亞坐上火車臥舖走，他開小車先行一步。再過十天就走。有時，他臉上已經感覺到那散發著鹽味和樹脂味的和煦的海風，一股幸福感在心間升騰而起；可有的時候，他卻感到懊悔，就像是一种積恨，仿佛別人違抗他的意愿，強行把他流放了似的。 第二天整整一天，亨利一直在反复思考頭天夜里与迪布勒伊延續到深夜的那場談話。迪布勒伊認為，惟一的問題是要确定存在的事物中哪些是自己偏愛的。這談不上什么主動放棄。要是面臨兩件實實在在的東西，只接受最無价值的那一件，那才叫主動放棄呢。可是除了處于如今這种狀況的人類之外，不存在任何東西。是的，在某些方面亨利是同意的。愛虛胜于實，這正是他責怪波爾的一點。她不是接受現實中的他，而是一味抓著那些古老的神話不放。相反，他從來沒有到納迪娜身上去尋找“理想的女人”；他顯然了解她的缺點，可還是決定与她共同生活。當人們考慮到書与藝術作品時，便會感覺到迪布勒伊所取的態度是有理有据的。人永遠寫不出別人希望看到的書，誰都可以把任何杰作看成一种失敗，以從中取樂。但是，雖然我們并不幻想一种超世俗的藝術，可對于我們所偏愛的作品，無疑都是傾注了一种絕對的愛。在政治方面，亨利感到并不怎么信賴，因為在這一領域，出現了惡的干扰，這种惡并不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善，而是災難与死亡的絕對存在。如果人們對災難、死亡，對一個個單個的人予以重視的話，那想要心安理得，覺得自己有理由不再過問世事，單憑哀歎一句“不管怎么說，歷史總是不幸的”，是遠遠不夠的。歷史多一分不幸，還是少一分不幸，這事關重大。夜幕降臨了，亨利還在椴樹下苦苦思索，這時，安娜出現在門口的台階上。 “亨利！”她喊了他一聲，聲音平靜但卻迫切，他不禁煩惱地想到：“准是又跟納迪娜鬧了一場。”他朝屋子走去。 “嗯？” 迪布勒伊坐在壁爐旁，納迪娜站在他的對面，兩只手插在褲兜里，一副執拗的神態。 “塞澤納克剛才來了。”安娜說。 “塞澤納克？” “他說有人企圖殺死他。他躲藏了五天，再也堅持不下去了，五天不吸毒，他到了极限了。”她指了指餐室的門：“他就在那儿，躺在長沙發上，病得像條死狗。我馬上給他打針。” 她手中拿著針筒，桌上放著一只藥箱。 “等他開口后你再給他打吧。”納迪娜聲音嚴厲地說，“他就指望媽媽一下就上當，不問他什么就幫他忙呢。”她添了一句：“可惜沒有机會，我正好在場。” “他說了？”亨利問道。 “他馬上就要開口了。”納迪娜說道，接著猛地朝餐室的門走去，打開門，只听得她几乎以親切的聲音呼喊了一聲：“塞澤納克！” 亨利一動不動地与安娜站在門前，納迪娜走近沙發。塞澤納克沒有動彈，仰躺著，嘴里在低聲說著什么，兩只手張著，在痙攣抽縮：“快！”他喊著，“快！” “你那一針馬上就有得打了。”納迪娜說道，“媽媽給你拿來了嗎啡。瞧。” 塞澤納克扭過腦袋，臉上流淌著淚水。 “只是你得先回答我一個問題。”納迪娜說，“你是從哪一年開始為蓋世太保做事的？” “我要死了。”塞澤納克說道，淚水滾到了面頰上，兩腳在空中拼命狂蹬。這場面慘不忍睹，亨利恨不得安娜立即制住這一幕，可她似乎全身癱瘓了似的。納迪娜靠近沙發。 “回答吧，一定會給你打針的。”她說道。她朝塞澤納克俯下身子：“回答，要不就坏事了。是哪一年來著？” “從來就沒有。”他喘了一口气低聲說道。他又蹬了一腳，接著落到了沙發上，一動不動，唇角含著一些白沫。 亨利朝納迪娜邁了一步：“讓開他！” “不，我非要他開口說。”她口气激烈地說道：“他要么開口說，要么就死。你听見了吧。”她又朝塞澤納克轉去身子：“要是你不說，那就讓你去死。” 安娜和迪布勒伊像僵住了似的呆在原地。确實，如果想要弄清塞澤納克到底干過什么勾當，那眼下正是問他的机會，机不可失，時不再來，還是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為好。 納迪娜一把扯住塞澤納克的頭發：“別人知道你出賣過猶太人，出賣過許多猶太人。你是什么時候開始的？說！”她搖晃著他的腦袋，他呻吟道：“疼死我了！” “回答。你出賣過多少猶太人？”納迪娜問道。 他疼得喊叫了一聲：“我是幫助他們。”他說道，“我是幫助他們逃出去。” 納迪娜松開了他：“你不是幫他們，你是出賣他們，出賣過多少？” 塞澤納克開始沖著枕頭嗚咽起來。 “你出賣了他們，承認！”納迪娜說。 “有時干過，可要解救別的人，非這樣做不可。”塞澤納克說道，他挺起身子，惊恐失色地環顧四周：“您冤枉人！我救過人。我救過許多人。” “恰恰相反。”納迪娜說道：“你在二十個里邊救出一個，為的是讓他給你提供人源，你把別的全都出賣了。你出賣過多少？” “我不知道。”塞澤納克答道。突然，他喊叫起來：“別讓我死！” “噢！行了。”安娜朝沙發走去，說道。她朝塞澤納克俯下身去，挽起他的衣袖；納迪娜返身朝亨利走去：“你信服了吧？” “是的。”他說道。“可是，我還是無法相信。”他又補充了一句。他經常發現塞澤納克目光茫然，雙手發潮，如今又見他衰竭無力地躺在這長沙發上。可這一切仍然抹不了那位扎著紅飾帶、肩上背著槍、從一處街壘走向另一處街壘的年輕英雄的形象。他們又回到工作室坐了下來。亨利問道： “怎么辦，我們該怎么辦？” “不用怎么辦。”納迪娜生气地說，“他腦袋殼該吃粒子彈。” “由你去打？”迪布勒伊問道。 “不。我給警察局打電話。”納迪娜說道，伸手去抓電話机。 “警察局！你知道自己說的什么話吧！”迪布勒伊說道。 “你把一個人往警察手里送？”亨利問道。 “去他媽的！那小子把几十個猶太人交給了蓋世太保。听你說話的口气，好像我會在乎什么似的！”納迪娜說道。 “別打這個電話了。坐下。”迪布勒伊不耐煩地說，“不能去喊警察。可總得拿個主意呀！咱們又不能照顧他，把他藏起來，然后再讓他平平安安地去干他的漂亮行當。” “這樣做符合邏輯呀！”迪納娜說道。她倚著牆，滿目憤怒地盯著大家。 此時一片沉默。若在四年前，一切都容易解決。當行動是一种活生生的現實之時，當人們還相信某些目標之時，公道一詞具有其意義。一個叛徒，那就打死他。可當人們再也沒有任何希望的時刻，對過去的一個叛徒能怎么處置呢？ “咱們留他在這儿呆兩三天，讓他恢复一下。”安娜說道，“他病得是很重，然后再打發他去某個遙遠的殖民地，比如法屬西非，我們那里有些熟人。他去了就決不會回來，他太害怕被人殺了。” “那他會落個什么地步？咱們總不能給他几封囑托信吧？”迪布勒伊說。 “為什么不行？趁您還在世，每年給他一筆撫養費。”納迪娜說道，聲音气得直抖。 “你知道，他永遠都戒不了毒了，這個人是真正癱了，不管怎么說，他面臨的生活是相當可怕的。” 納迪娜一跺腳：“他決不能就這樣了事！” “這樣了事的人多著呢！”亨利說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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