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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樣？”迪布勒伊問道，“那部劇情況如何？整個來說評論還是很好的吧，嗯？” 亨利感到這一和藹的聲音顯得虛假：也許因為他心虛。 “評論是好的。”亨利答道，繼而一聳肩膀，“我得告訴你這部劇我已經煩透了。我所要求的，是能夠想一想別的事情。” “我了解這种心情！”迪布勒伊說，“成功之中總有著某种令人厭惡的成分。”他微微一笑，“誰也不會永遠滿足，失敗，當然也不讓人舒服。” 他們在書房坐了下來，迪布勒伊接著說道： “呃，我們有必要談談別的事情。” “對。我近來迫不及待想了解您的想法。”亨利說，“我目前已經堅信佩爾托夫說的絕大部分是真話。” “總的說來，是的。”迪布勒伊說，“那些集中營确實存在。雖然不是納粹的那种置人于死地的集中營，可總還是些服勞役的地方。警察有權利不進行任何審判就把人關進勞役犯監獄，一關就是五年。除此之外，我很想弄清到底有多少勞役犯、多少政治犯，被判終身勞役的有多少，佩爾托夫提供的數字完全是隨意估算的。” 亨利點了點頭：“依我之見，我們不應該發表他的報告。”他說，“我們應該共同确認哪些事實是有把握的，然后再得出我們自己的結論。我們將以我們自己的名義講話，同時明确我們的觀點。” 迪布勒伊看了看亨利：“我的意見，是什么也不要公開。我馬上向您解釋為什么……” 亨利感到心里微微一惊。“看來是別人看准了。”他暗中思忖。他打斷了迪布勒伊的話：“您想遮住這件事？” “您完全知道這事是完全遮不住的，右派報刊定會從中大做文章，就把這份樂趣讓給它吧。首先向蘇聯提出控訴的不該是我們。”他一揮手擋住了亨利的話：“我們即使采取种种可以設想到的謹慎措施，也無濟于事，人們必定可從我們的文章中看到對蘇聯制度的譴責。我無論如何也不愿這樣做。” 亨利保持緘默。迪布勒伊說得斬釘截鐵。他的位置一旦确定，就再也不會松口，爭論也純屬枉然。他一個人作出了決定，定將把它強加給委員會，亨利只有乖乖地服從。 “我得給您提一個問題。”他說。 “提吧。” “有人說您最近參加了共產党。” “有人說？”迪布勒伊道，“誰說？” “是傳說。” 迪布勒伊聳聳肩膀：“那您就當真了？” “我們已經兩個月沒有在一起交談了。”亨利說，“我不以為您會連個招呼都不打。” “當然，我一定會打招呼的！”迪布勒伊口气激烈地說，“真荒唐，我怎么會沒有事先報告勞動革命解放聯合會，也不公開陳述自己的理由就加入共產党呢？” “您可以緩几個星期再作這种解釋嘛。”亨利說道，緊接著補充道：“我應該說我對這种傳說感到惊詫，可我還是想問問您本人。” “所有那些傳聞！”迪布勒伊說，“什么都亂說。” 他顯得真誠，可是，若他真的撒謊，他就該擺出這种真誠的神態。說真的，亨利看不出他為何要這樣做。然而斯克利亞西納對自己說出的東西顯得絕對有把握。“我應該見見那位提供情況的人。”亨利心里對自己說。信賴，這是無限制的；要么信賴，要么就是不信賴。既然他對迪布勒伊已經不再信任，那他拒絕見那人完全是一种故作高尚的舉動。他以不偏不倚的聲音說道： “報社里，大家都同意公開揭露事實真相。朗貝爾已經作出決定，若不揭露，他就离開《希望報》。” “這并不是什么嚴重的損失。”迪布勒伊說。 “這將使處境變得十分微妙，因為薩瑪澤爾和特拉利奧時刻准備与革命解放聯合會分道揚鑣。” 迪布勒伊思慮片刻：“那么，如果朗貝爾走，我就買下他那一股。” “您？” “搞報紙我并無興趣，可這是捍衛我們自己的最佳手段。您定能說服朗貝爾把他那一股賣給我。至于錢嘛，我會想辦法解決的。” 亨利一時不知所措。這种念頭他可一點也不喜歡。突然，他腦中一閃：“這是個策划已久的陰謀！”迪布勒伊和朗貝爾一起度過了整個夏天，他知道朗貝爾時刻准備辭職。看來一切都很有聯系。共產党人讓迪布勒伊負責阻止發起對他們有礙的行動，并打入報社的領導，把《希望報》据為他們所有。只有精心掩蓋他已加入共產党這一事實，他才有可能達到目的。 “惟獨這件事行不通。”亨利冷冷地說，“因為我也想要公開事實真相。” “您錯了！”迪布勒伊說，“您要明白，如果左派在全民投票和選舉中不能獲胜，我們就面臨著戴高樂派獨裁的危險。眼下可不是為反共宣傳效勞的時候。” 亨利打量著迪布勒伊，問題的關鍵不是要弄清他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腳，而是要看他是否真的抱有誠意。 “那等選舉之后，您是否同意公開事實？”他問道。 “等到那個時候，不管怎么說，事情早就傳開了。”迪布勒伊說。 “是的，佩爾托夫會把他的材料送到《費加羅報》去。”亨利說，“這也就是說這并不關系選舉的胜負，而只是關系到我們自己的態度。依此觀點看，我不明白讓右派搶先發表到底有何益處。我們無論如何也得表明我們的立場：我們這樣會給人什么印象？我們勢必想方設法緩和反共宣傳，而又不能公開認定蘇聯有理，這樣一來，我們肯定就是一副偽君子的面目……” 迪布勒伊打斷了亨利說：“我十分清楚我們將講些什么。我堅信這一點，那就是那些集中營并非佩爾托夫所認定的那樣，是制度本身所造成的；它們僅僅是与某种政策相聯系，對這种政策可以感到遺憾，但并不影響制度本身。我們一定要把這兩者區分開來，我們譴責懲治性的勞役，可我們要捍衛蘇聯。” “就算這樣吧。”亨利說，“顯而易見，如果我們搶先譴責集中營，那我們的話的分量要重得多。誰也不會認為我們是人云亦云。人們將信賴我們，我們可以毀了反共分子的牆腳：如果他們要對我們吹毛求疵，那他們就會給人以好戰分子的形象。” “噢！這不會改變任何狀況，人們照舊會信他們的話。”迪布勒伊說，“一旦他們從我們的介入中找到理由，那么連同情者們也會气憤得轉向蘇聯，他們准會這么宣傳！這無疑會弄得那些旁觀者們惴惴不安。” 亨利搖搖頭：“必須讓左派控制這一事件。對右派的惡意中傷，共產党人已經習以為常，不會大惊小怪。但是，如果全歐洲的所有左派都起來反對集中營，那就會讓我們坐立不安。秘密一旦成為丑聞，形勢就會變化：蘇聯也許最終會修正其懲戒制度……” “這是做夢！”迪布勒伊鄙夷地說。 “听著，”亨利气憤地說，“您一直認為我們可以對共產党人施加某些壓力，這也是我們運動的意義所在。現在机會來了，可以一試，要么永遠一事無成。哪怕我們只有一線成功的希望，也必須去努力。” 迪布勒伊一聳肩膀：“如果我們發起這場運動，那我們就剝奪了与共產党人共事的任何可能性：他們會把我們列為反共分子，而且他們這樣做也沒有錯。您知道，”迪布勒伊繼續說：“我們盡力擔任的角色，就是一個少數反對派的角色，從外部看与党派無關，但實際上与它有著聯系。如果我們號召多數派起來反對共產党，不管反對它哪一點那就不僅僅是反對了，而是公開与他們交戰，因此便變換了陣營，他們也就有權利把我們視作叛徒。” 亨利打量著迪布勒伊。如果他也是個暗藏的共產党人，那他也不會不這么說。迪布勒伊极力反對，這證實了亨利的想法：倘若共產党人希望左派保持中立，這就證明了左派對共產党人是有鉗制力量的，因而也就表明了左派的介入很有可能獲得成功。“簡言之，”他說，“您為了保持將來哪一天對共產党人施加壓力的可能性，便拒絕眼下已經出現的机會。我們被允許充當的反對派角色，只能在毫無作用可起的限度內去擔當，那么，我決不接受這一角色。”他聲音堅定地補充道：“一想到共產党人就會對我們大罵特罵，我心里實在不是滋味，不比您更好受，可我好好思考了一番：我們別無選擇。”他一揮手擋住了迪布勒伊，在他一吐為快之前，不能讓迪布勒伊說話。“要作非共產党人，這就意味著某种東西，要么就毫無意義。倘若這毫無意義，那就干脆成為共產党人，或者干脆回家种菜去。倘若這還有點意義的話，那就意味著承擔某些義務，其中一條就是要在必要的時刻，善于与共產党人斗爭。一味地容忍他們，而又不干脆与他們聯合，這選擇的是最簡單的精神安慰，是怯懦的表現。” 迪布勒伊滿臉不耐煩地敲擊著吸墨水紙的墊板。 “這是純主觀的動机，与我毫不相干。”他說道，“我只對自己行動的結果感興趣，而不在乎給我何种形象。” “這不是形象問題……” “當然是。”迪布勒伊粗暴地說道，“問題的實質在于您討厭給人造成害怕共產党人的印象……” 亨利變得生硬起來：“一味地受共產党人的恫嚇，我确實感到討厭：這与我們兩年來所做的一切努力是矛盾的。” 迪布勒伊繼續敲擊著墊板，一副無動于衷的樣子。亨利冷冷地接著說：“真奇怪，您就這樣討論問題。我真想問問您為何那么害怕惹共產党人不高興。” “讓他們高興還是不高興，我才不在乎呢。”迪布勒伊說，“我不愿發起反蘇運動，尤其在現在這個時候，我認為這樣做是犯罪。” “我認為不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開展對集中營的斗爭才是犯罪呢。”亨利說。他接著看了看迪布勒伊：“要是您真的參加了共產党，那我對您的態度就可更好地理解：一個共產党員嘛，我甚至想他都可否認集中營的存在，或者干脆維護其存在。” “我告訴您我沒有參加。”迪布勒伊气呼呼地說，“您還不夠嗎？” 他站起身，在房間里來回踱步。“不，”亨利心想，“我還不夠。這并不妨礙迪布勒伊不知廉恥地對我撒謊，他已經撒過謊了。主觀動机他才不在乎呢。這一次我決不上他的當。”他忌恨地想。 迪布勒伊繼續默默地來回踱步。他是否感覺到了亨利的怀疑？或只是亨利极力反對讓他生气了？他似乎難以自己。“那么，只有召集委員會會議了。”他說，“委員會的決定會對我們的是非有個評价的。” “他們全都會擁護您，您心里完全清楚！”亨利說。 “要是您的理由正确，定會說服他們的。”迪布勒伊說。 “算了吧！夏爾利埃和梅里戈總是跟著您投票，勒諾瓦嘛已經在共產党人腳下。他們的意見我不感興趣。”亨利說。 “那怎么樣？您要一意孤行，違反委員會的決定？”迪布勒伊問道。 “在必要的情況下，是的。” “是恫嚇吧？”迪布勒伊聲音失真地問：“要么任您自由行事，要么《希望報》就和革命解放聯合會決裂，是這意思吧？” “您知道如果決裂意味著什么吧？”迪布勒伊問。他的面色發白，和他的聲音一般异常。“這意味著革命解放聯合會垮台。《希望報》也就進入了反共陣營。” “目前，革命解放聯合會等于零。”亨利說，“《希望報》決不會變成反共派，請相信我。” 他們一時默默地相互打量著。 “我立即召集委員會開會。”迪布勒伊最后說，“若委員會同意我的意見，我們將公開對您進行批評。” “它准會同意的。”亨利說道，向門口走去：“批評我吧，我會對你們作出回答的。” “你再考慮考慮。”迪布勒伊說，“您要采取的行動，叫做背叛。” “早就全部考慮過了。”亨利說。 他穿過前門，關門离去。也許他從今再也不會踏進這個家門。 斯克利亞西納和薩瑪澤爾在報社焦灼不安地等待著他。他們無法掩飾自己的滿意心情。可當亨利對他們宣布他決定不受任何干扰，親自撰寫有關集中營的文章時，他們有些失望。亨利態度強硬，要么他自己寫，要么就算了。斯克利亞西納還試圖討价還价，可薩瑪澤爾很快說服了他。亨利遂動手撰寫文章。他以材料為依据，大致描述了蘇聯的懲戒制度，強調指出了這种制度的丑惡實質，但他還是十分謹慎地指出了，一方面蘇聯的錯誤絕對不能當作社會主義弊端的借口，另一方面，集中營的存在，這要譴責的是某种政策，而不是整個制度。在一個遭受最嚴重的經濟困難的國家里，這些集中營無疑代表著一种最簡單的解決辦法，人們有權利希望這些集中營能消滅。因此，所有把蘇聯看作希望的化身的人們和共產党員本身都必須行動起來，使集中營得以取消。公開集中營的存在這一事實本身就已經使局面有所改變，正是為此，亨利才勇于執言。保持沉默是一种失敗主義和怯懦的表現。 文章在第二天早上發表了。朗貝爾表示极為不滿，亨利感到編輯部里爭論激烈。晚上，一位特派員送來了斯克利亞西納的信，革命解放聯合會開除了佩隆和薩瑪澤爾，該聯合會從此与《希望報》再也沒有任何關系，并譴責他們利用那些只有對斯大林制度作出總的評价后才能作出判斷的事實為反共宣傳服務。不管其真正的影響如何，在今日，共產党仍然是法國無產階級的惟一希望，如果誰要詆毀共產党，那就是作出了抉擇，公開為反動派效勞。亨利立即擲筆給予回擊，他譴責革命解放聯合會屈服于共產主義的恐怖，背叛了它原來的綱領。 “我們怎么會走到這一步？”第二天，亨利買了《希望報》，不禁帶著几分惊愕自問道。他無論如何也不能使自己的目光從報紙的頭版移開。他執的是一种觀點，迪布勒伊是另一种觀點。過去在私下也曾有過爭執，有過不耐煩的舉動，可突然間，這兩欄充斥著辱罵聲的文字白紙黑字并列在公眾的面前。 “電話在不停地響。”當他5時許走進報社時，女秘書對他說，“有一個叫勒諾瓦的先生說他6點來。” “您到時讓他進來吧。” “您再看看這些信件，我還沒有分好類呢。” “噯，這件事激起了人們的情緒！”亨利邊想邊在辦公桌前坐了下來。第一篇文章前一天才見，可現在就已經收到一大堆讀者來信，有的表示祝賀，有的惡意辱罵，有的感到惊愕。還有一封伏朗熱的快信：“親愛的老朋友，緊握您的手。”朱利安也向他祝賀，那种典雅的文筆完全出乎意料。令人不快的是所有的人都認為《希望報》就要成為《費加羅報》的翻版，因此有必要澄清事實。亨利抬起頭。辦公室的門開了，波爾站在他的面前。她穿著一件舊裘皮大衣，臉上情緒顯得很不好。 “是你呀？發生什么事了？”亨利問道。 “我正來問你呢。”波爾說道，把這一期的《希望報》往桌上一扔。“發生什么事了？” “呃，在報紙上都說清楚了。”亨利說道，“迪布勒伊不愿讓我發表這些關于集中營的文章，可我還是發了，于是我們倆便崩了。”他不耐煩地補充道，“我本來准備明天吃中飯時把一切告訴你的。你為什么今天就來了？” “打扰你了？” “見到你很高興。可我正在等勒諾瓦，他說到就到。我要做的事情很多。明天再對你細談吧：這事又不那么急。”“急，很急。我需要了解情況。”她說，“為什么會鬧崩了？” “我剛才已經跟你說過了。”他勉強微笑道，“你應該感到高興，你早就希望這樣了。” 波爾以關切的神情看了看他：“可為何現在鬧崩？誰也不會因為對一件政治上的麻煩事觀點不一致就和一位有十五年友情的朋友鬧翻。” “可這已經發生了。實際上，這件不愉快的事事關重大。” 波爾的面孔沉了下來：“你沒有跟我說實話。” “我向你發誓是實話。” “你早就什么都不跟我說了。”她說，“我想我已經猜出了到底是為了什么。正是因為這樣我才來跟你談談，你必須重新信賴我。” “你完全得到我的信賴。我們還是明天再談吧。”他說，“我現在沒有空。” 波爾沒有動。“那天晚上我跟若賽特解釋時惹你不高興了，請原諒，”她說。 “請求原諒的應該是我：我當時心情不好……” “你千万別這樣！”她朝他抬起一張謙恭得微微顫抖的面孔：“自彩排那天夜里和繼后的日子后，我明白了許多事情。在你和其他人以及你和我之間并沒有共同的衡量標准。我一直希望你成為我夢想的人而不是成為你現在這個樣子，這實際上是我把自己看得比你重，是自以為是。可現在已經不了。惟有你重要，我已經微不足道。我甘愿微不足道，甘心接受你的一切。” “听著，你別動情了。”他為難地說，“我跟你說我們明天再談。” “你不相信我是誠心誠意的？”波爾說，“這是我的過錯，我太自傲了，這是因為克己的道路并不好走。可我現在向你發誓：我從今以后再也不為我自己提出任何要求，以你的存在為重，你可以對我提出任何要求。” “我的上帝！”亨利心里想，“但愿她在勒諾瓦到來之前离去！”他高聲道：“我相信您。可我眼下只要求你耐心等到明天，現在讓我工作。” “你別譏笑我！”波爾口气激烈地說，但很快她臉色又變得溫和起來：“我再向你重复一次，我完全屬于你。我怎樣才能讓你相信呢？你愿意我割下一只耳朵吧？” “我要耳朵有什么用？”亨利盡量開玩笑地說。 “這可以作為一种表示。”淚水涌上波爾的眼睛，“你怀疑我的愛，我實在忍受不了。” 門微微一開：“勒諾瓦先生來了，我讓他進來嗎？” “請他等五分鐘。”亨利對波爾微微一笑：“我并不怀疑你對我的愛，可你看見了吧，我有約會，你得走了。” “你總不至于把勒諾瓦看得比我重吧！”波爾說，“他對你算什么？可我愛你。”此時她哭泣著，淚水刷刷直流：“如果說我經常去看別人，而且還試圖寫點什么，這完全是因為對你的愛。” “我十分清楚。” “也許有人跟你說過我變得很虛榮，我只關心自己的事情，跟你說這种話的人太不應該了。我明天一定當著你的面把我所有的手稿都扔到火里燒掉。” “那就蠢了。” “我一定要燒。”她說道，接著大聲嚷叫道：“我一回去就燒。” “不要燒，我求求你，這無濟于事。” 波爾的臉色又沉了下來：“你是想說任何東西都無法讓你相信我的愛？” “可我相信。”他說，“我深信不疑。” “啊！我讓你討厭了。”她哭泣著說，“怎么辦呢？可無論如何也得讓這些誤會消除！” “沒有任何誤會。” “可我還讓你討厭，你再也不愿見到我。”她絕望地說。 “是的，”他沖動地想，“我再也不愿意。”可他大聲地說道：“不，我當然愿意。” “你最終准會恨我，你這樣也是有道理的。真想不到我會跟你吵！” “你沒跟我吵。” “你完全明白是吵了。”她嚎啕大哭道。 “安靜下來，波爾，”他以最甜蜜的聲音勸道。他真恨不得揍她一頓，可他卻用手去撫摸著她的頭發：“安靜一下。” 他繼續撫摸著她的頭發，几分鐘后，她終于決定抬起了頭，“行，我走。”她說道，接著惴惴不安地看了看他：“你明天來吃中飯，答應了？” “我發誓。” “從今再也不見她一面，這是惟一的解決辦法了。”等她關門离去后，亨利暗自在想：“可要是再也不見她的面，怎么讓她接受錢呢？一個認真的女人是決不會接受一個男人救助的，除非當面來見她。我一定設法解決。可我再也不愿見到她。”他下定了決心。 “請原諒我讓您久等了。”他對勒諾瓦說。 勒諾瓦輕輕一揮手：“這沒關系。”他咳嗽了一聲，臉上已經紅紅的了，他無疑早就准備好了這場譴責的每個字，可亨利就站在面前，他的話全給打亂了。“您一定猜得到我這次來訪的目的。” “是的，您和迪布勒伊是一致的，我的態度引起了您的憤慨。我已經陳述了我的理由，我為沒有說服您而感到遺憾。” “您說您不愿意對您的讀者隱瞞事實真相。可這是什么事實真相？”勒諾瓦說道。他重又找到了他這場責問的關鍵詞之一，于是下面的詞語就很容易一個個接上了。模糊的事實真相，片面的事實真相，對這一套陳詞濫調亨利再也熟悉不過了。等勒諾瓦終于放棄了這些泛泛之談，亨利猛地惊醒，只听他說道：“蘇聯的警察管制發揮的作用与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制裁的作用并無差別，如果這一作用發揮得更加具体化，我看只有好處。一個工人不會受到辭退，負責干部也不會受到破產威脅的制度必定會創造新的懲戒形式。” “可不一定非得采用這种形式。”亨利說，“您不會把失業工人的狀況和集中營勞工的狀況進行比較吧。” “他們的基本生活至少是有保障的。我堅信他們的命運不像有關的宣傳所說的那么悲慘。何況人們忘記了這一點，那就是一個蘇聯人的心理与我們的并不相同：比如蘇聯人認為根据生產需要被調動工作就很自然。” “不管其心理如何，遭受剝削，僅吃飽肚子，被剝奪一切權利，投進監牢，服沉重的勞役，被活活凍死、病死、累死，誰也不會認為這是自然的事情。”亨利說道，同時心里暗暗在想：“這政治可真神啊！”勒諾瓦很可能受不了看著一只蒼蠅活活受罪，可卻心安理得地容忍集中營的恐怖行徑。 “誰也不愿為作惡而作惡。”勒諾瓦說，“蘇聯政權也不會。他們之所以采取這些措施，那是因為有必要。”勒諾瓦臉越來越紅。“您怎么敢譴責一個根本不了解其需要和困難的國家的制度呢？這是不可容忍的輕率行為。” “其需要和困難我已經講過了。”亨利說，“您也十分清楚我并沒有全盤譴責蘇聯制度。可要盲目地全盤接受，這是怯懦的表現。您以需要為名肯定其一切做法，可這种說法是一种可以兩面使用的武器。當佩爾托夫說集中營必不可少時，那是為了證明社會主義是一种烏托邦。” “集中營在今天可以是必不可少的，可并沒有一直存在下去的必要。”勒諾瓦說，“您忘記了蘇聯今日所處的是一种戰爭的局面，資本主義列強在等待時机向它扑去。” “盡管如此，也絲毫不能證明集中營有必要存在。誰也不愿為作惡而作惡，可有的人還是經常在無謂地作惡。您并不否認在蘇聯和在任何國度都犯過錯誤：不然饑荒、起義和屠殺就可以避免。那么，我認為這些集中營也是個錯誤。您知道，”他補充道，“迪布勒伊也贊成這一觀點。” “不管是必要還是錯誤，您反正做了一件坏事。”他說，“攻擊蘇聯，并無益于改變在蘇聯發生的一切，而是為資本主義列強效勞。您作出了為美利堅、為戰爭效力的抉擇。” “不！”亨利說，“人們可以批評共產主義，而不會有損于它。共產主義總比您說的要更穩固！” “您剛才再次證明了一個人要想成為超共產党人而在客觀上不淪為反共分子是不可能的。”勒諾瓦說，“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革命解放聯合會一開始就決定了其命運，要么与反動派同流合污，要么就徹底滅亡。” “如果您是這么想的，那您只有加入共產党了。” “是的，我只有這么做了。我也馬上就要這么做。”勒諾瓦說，“我非要把情況擺清楚：從今以后讓您把我當作一個敵手看待。” “我感到遺憾。”亨利說。 他們一時尷尬地面面相覷。勒諾瓦終于說道： “那再見了！” “再見。”亨利說。 對，盲目地相信斯大林所做的一切都是好事，從而否認事實、數据、道理和自己的理智，這确實不失為一种反擊方法。“勒諾瓦不是共產党員，正是因此他才過分激烈。”亨利暗自思忖。他所感興趣的，是能和拉舒姆或隨便哪個聰明而不過分搞宗派主義的共產党人交談交談。 “你這几天見到拉舒姆了嗎？”他問樊尚。 “見到了。” 樊尚受到了集中營事件的震動，他開始認為不應該公開事實真相，可后來贊同了亨利的意見。 “他對我的文章有何看法？”亨利問。 “他挺生你气的。”樊尚說，“他說你有反共傾向。”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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