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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四）

　　我沒有多說。我能以誰的名義進行抗議呢？我太不自量力了。我們回到家里，各自裝作埋頭工作，度過了這個夜晚。我從美利堅帶回了有關精神分析學的許多材料、筆記和書籍，可沒有去碰一下。
　　羅貝爾乘上午10時的汽車走了。我在園子里窺望著郵遞員，可沒有劉易斯的來信。他事先曾告訴我他一周內會給我寫信，再說從芝加哥來信不會這么快就抵達。他肯定沒有忘記我，但是，他是那樣無比遙遠。尋找他這方面的救助，純屬枉然。救助我什么？我走進工作間，在唱机上放了一張唱片。我遇到某种難以容忍的東西：我對羅貝爾產生了疑慮。“若在過去，他會仗義執言的。”我暗自思忖。過去，他總是直言不諱，無論對蘇聯，還是對共產党都絕不順從。他參加革命解放聯合會的原因之一，就是能讓他進行建設性的批評。可突然，他選擇了沉默，為什么呢？別人把他視為理想主義者，他為此受到了傷害。他莫非在盡力做一個現實主義者，去适應目前嚴酷的事實？但是，要适應現實，這太容易了。我也在适應，對此我并未感到自豪。一味地反對，或一味地順從，這到頭來總是落得個不忠。若我接受离開這個世界，便背叛了我的愛情，若我容忍自己苟安人世，我便忘卻了死去的人們，便是對他們的背叛。說到底，倘若只事關死者与我自己，并不會有真正的受害者。可是背叛了生者，問題就嚴重了。
　　“如果我揭露事實，我便背叛了其他那些人。”羅貝爾說不定會這么回答我。我們也准會說什么不打破雞蛋炒不成蛋。但是關鍵是，到時誰去吃這些炒雞蛋？打破的雞蛋會發爛變臭，侵害地球。“地球已經被侵害了。”這确實是事實，确有其事的東西太多了。這些事實糾纏在一起，我為此會感到惊恐，自問自己到底如何辨別真偽。四億中國人和一千五百万苦役犯相加起來是多少，我不知道。說不定兩者應該相減。不管怎么說，是加是減都是錯。一個人加一個人，并不就等于兩個人，他們永遠都是單個的人。對，我不該采用算術。要澄清這片混亂，必須求助于辯證法。這里涉及的是超越苦役犯拯救中國人。行。就超越吧。一切都會過去，一切都會毀滅，一切都會厭倦，一切都會超越。集中營將被超越，我自己的一生也將被超越。這一因為集中營的存在就惶惶不安的短暫而微弱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那些集中營，未來已經把它們取締。再說，歷史會自我關照，也會關照我們每個人。讓我們各自一方，安心度日吧。
　　可是，他們為何不安宁呢？早在我在大學讀書時就向羅貝爾提出過這個問題，如今已經二十余載了。他當時還嘲笑我，可我今日仍不認為他已經完全說服了我。他們假設人類是一個不朽之人，總有一天會因為她作出的种种犧牲而得到報答，我也必將從中得到自己的那份報答。可是我無法獲得，死神吞噬了一切。那一代代被犧牲了的人們決不會走出墳墓去參加最后的盛宴。惟一能給他們慰藉的，是上帝的選民們不久就要在冥府与他們相會。在幸福与災難之間，也許并不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有著如此巨大的差別。
　　我關了電唱机，臥在長沙發上，如釋重負，閉上了眼睛。死亡之光是多么公正、多么寬厚啊！劉易斯、羅貝爾、納迪娜全都變得像幽靈一般輕盈，再也不重壓著我的心：我也許能夠承擔那一千五百万或四億幽靈的分量。過了片刻，我還是去找了本偵探小說，不得不消磨時間。但是時間也將消磨了我的生命，這就是真正的先定和諧。羅貝爾晚上回家時，我仿佛覺得是用望遠鏡從十分遙遠的地方看見了他：那是一個脫离肉体的形象，周圍一片虛無，就像早已不在人世，但卻仿佛出現在德朗茜鐵窗口的迪埃戈。羅貝爾講著，我听著，可一切都已經与我毫不相干。
　　“我要求等等再說，你不責備我嗎？”羅貝爾問。
　　“我？一點儿也不。”
　　“到底怎么了？要是你認為那些集中營与我無關，那你就錯了。”
　　“恰恰相反。”我說，“我今天才意識到一遇到什么事情就憂慮不安，這真不該。事情也沒有那么重要，它們都在變化，都會有個頭，說到底誰都會死的：一了百了。”
　　“啊，這只不過是逃避問題的一种方法。”羅貝爾說。
　　我打斷了他的話：“除非問題本身就是逃避事實的一种方法。顯而易見，”我補充道，“當人們認定生命才是真實的，那死亡的念頭便似乎是一种逃避。但是，反言之……”
　　羅貝爾搖搖頭：“兩者有差別。人們是用活著來證明他所選擇的是相信生命；如果人們真心相信惟有死亡是真實的，那他就應該自殺。實際上，自殺也決不擁有這种意義。”
　　“人們繼續活下去也有可能是因為糊涂和怯懦。”我說，“這樣活著最容易不過了。但是這絕對證明不了任何東西。”
　　“首先，自殺很難做到，這一點很重要。”羅貝爾說，“再者，繼續活著，決不僅僅是繼續呼吸。誰也不可能永遠無動于衷。你有你之愛，你也有你所恨，你憤慨，你贊美，這就要求你承認生命的价值。”他輕輕一笑，“我是安宁的。我們就集中營，就其他的一切都還沒有結束爭論。面對令你痛苦的某些事實，你和我，和所有人一樣都感到無能為力，于是你便逃避到一种普遍的怀疑主義之中去，但是這不是心甘情愿的。”
　　我沒有作答。顯然，我明天又會討論許多東西，但是，這就證明了他們在我眼里已經不再顯得無關緊要了嗎？倘若如此，我也許會又重新開始自己欺騙自己。
　　第二個周六，納迪娜和朗貝爾來到了圣馬丁。他們倆似乎不再那么和睦，吃晚飯時，納迪娜沒有開口說話。朗貝爾兩天后就要去德國調查蘇聯管轄區內的集中營的事情。羅貝爾和他一致避免談及問題的實質，但卻熱烈地商談著調查的具体方法。
　　喝咖啡時，納迪娜發作開了：
　　“這件事情純屬荒誕！那些集中營當然存在。這可恥，但也必不可少：社會就是如此嘛，誰也無能為力！”
　　“你總是輕易表態！”朗貝爾責備地瞪了她一眼，“擺脫那些讓你痛苦的事情，你可真有本事！”
　　“可是你，你總不表態！”納迪娜挑釁地說，“算了吧！你是巴不得對蘇聯有坏的看法！這樣你就可以去游、去逛、去顯示你自己多了不起：這多好。”
　　他一聳肩膀，當時沒有答腔，可夜里他們倆准在小屋里吵過了。第二天，納迪娜帶著一本書在起居室里呆了一天，可書卻一頁也沒有讀。找她說話也是白搭：她對我愛搭不理。晚上，朗貝爾在花園里叫她，她動也沒有動一下，朗貝爾便進了屋：
　　“納迪娜，該走了。”
　　“我不走了。”她說，“我只要明天上午10時到《警覺》雜志社就行了。”
　　“可我告訴過你我今晚得回巴黎去，我要去見一些人。”
　　“那就去見唄。這你又用不著我。”
　　“納迪娜，別發蠢了！”他不耐煩地說，“我只跟他們在一起呆一個小時。我們說定一起去中國餐館的。”
　　“我改變主意了，你也有過吧。”納迪娜說，“我呆在這儿。”
　　“這是我行前我們最后一個夜晚了。”朗貝爾說。
　　“這是你自找的！”她說。
　　“那好，明天見。”他粗聲粗气地說。
　　“明天我忙著呢。等你回來見。”
　　“噢！要是你愿意，就永遠別見。”他气呼呼地嚷叫道。
　　他關門而去。納迪娜看了我一眼，也開始嚷叫了起來：“千万別罵我錯了，什么也別對我說，我知道你會對我說些啥，那跟我無關。”
　　“我還沒有張嘴呢。”
　　“讓他去游逛吧，我才不在乎！”她說道，“但是在決定之前，他也該听听我的意見呀，我恨別人撒謊。這次調查沒那么急，他還不如當面對我說：我想一個人呆著。因為問題的實質就在于，他想一個人安安靜靜地為他那親愛的爸爸哭泣。”
　　“這很正常。”我說。
　　“正常？他父親是個老混賬。首先，他本來就不該与他重歸于好；如今又像個小孩似地為他哭泣。他哭時真流著淚，我看見了！”她以得意的口吻說道。
　　“那又怎么了？這并不羞恥。”
　　“我認識的男子中沒有一個會這樣落淚。最糟糕的是他悲中加悲，硬說他家老頭儿是被別人故意害死的。”
　　“這也不是不可能。”我說。
　　她臉霍地發紅：
　　“不可能害朗貝爾父親！真荒唐！”她說。
　　吃罷晚飯，她到野外游逛去了，直到第二天早飯時才又照面。她一副責備而又貪婪的神態，把劉易斯的第一封信遞給了我。
　　“有一封美利堅的來信。”她又添了一句：“從芝加哥來的。”她邊說邊用兩只眼睛緊緊地打量著我。
　　“謝謝。”
　　“你不拆開？”
　　“沒什么急事。”
　　我把信放在身邊，喝茶時盡量不讓自己的手顫抖。我就像劉易斯第一次把我緊緊地摟在他怀里時，難以支撐這具散架的軀体。羅貝爾前來救助，他給納迪娜提出許多有關《警覺》雜志的問題，直到我找到了借口，回到了自己的房間。我的手指是多么的笨拙，拆信時，把里邊的那頁黃顏色的信紙也撕破了。劉易斯就要神奇地從這頁信紙中出現，令人消魂。信是用打字机打的，寫得歡快、客气但空洞，我一時惊愕地凝望著信末的簽名，它就像一塊墓石般殘酷無情，即使讀上百遍，把它讀爛了，我也無法從中擠出一句新的話語，擠出一個微笑、一個親吻，我盡可以重新等待，但是，等到最后，得到的仍然是一頁空紙。劉易斯呆在芝加哥，他在繼續生活，沒有我他也仍然在繼續生活。我走到窗台旁，凝望著夏日的天空、幸福的樹木，終于明白了我的痛苦只不過剛剛開始。仍舊那般沉寂，但是，已經沒有任何希望，這种沉寂將永遠持續下去。一旦我們的軀体不再接触，我們的目光不再匯合，我們倆還有什么共同的東西？我們的過去已經忘卻，我們的未來已經消失，周圍的人們講的已經不是共同的語言，連鐘聲也在譏笑我們：這儿是陽光閃耀的清晨，那芝加哥的房間里是沉寂的黑夜，我們再也不能相約，哪怕相見在蒼天。不，他和我之間不存在任何通道：除了我喉間的這陣陣嗚咽。可連這嗚咽聲我也在盡力抑制。
　　幸虧波爾來電話，讓我這天去看她。也許在分擔她的憂傷的同時，我最終能忘卻自己的悲傷？我坐在公共汽車里，身邊挨著納迪娜，她正在用心不良地算計著什么。我暗暗地自問：最終會習慣嗎？我會适應吧？我在巴黎的街頭可以遇到成千上万的男人，他們都和劉易斯一樣長著兩只胳膊、兩條大腿，可絕沒有他那樣的臉龐。天底下的男人那么多，可卻沒有一個与他那么相似；天底下的道路一條條，可卻沒有一條通向他的怀抱；愛情的話語何其丰富，可卻沒有一句向我傾吐，這真不可思議。溫馨与幸福的希望隨處都從我身邊輕輕掠過，但那春日的溫柔卻從未潛入我的軀体。我慢慢地沿著河畔走去。我回家不久，波爾曾作了巨大努力來到我家中，快樂地收下了我從美利堅帶回來的禮物，可是她在听我的所見所聞，回答我的提問時卻仍舊是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我回來后尚未去過她家，可我惊詫地發現這大街小巷就像波爾一樣，仍舊是那么熟悉。我不在家的這段時間里，一切都沒有變化！什么事情都未曾發生過，仍舊是以前的那些招牌：“專營撒克遜珍奇鳥類”，拴在窗台欄杆上的那只小猴子也仍舊在剝花生吃。一個流浪漢坐在石階上，一邊抽著煙，一邊看著身邊的一捆破衣爛裳。當我推開大門時，門仍舊撞在一只垃圾桶上，連地毯上的每一個窟窿也原封不動。耳邊響起一陣久久不斷的電話鈴聲，波爾裹著一件有些褶皺的絲質晨衣。
　　“你真好！讓你麻煩，抱歉了。可要我一個人到那個獅子籠里去，我絕沒有這份膽量。”
　　“你肯定我是受邀請了嗎？”
　　“正是因為你，貝洛姆太太已經給我打了三次電話，她求我帶你去，她已經請到了亨利，她還想迪布勒伊……”
　　她登上通向她房間的樓梯，我跟著她上樓。
　　“你想象不出圣馬丁的那座房子有多漂亮，”我說道，“該去看看。”
　　她歎息道：“太遠了！”她打開了衣櫥的插銷：“我該穿什么衣服？我已經那么久沒有出過門了。”
　　“穿你那件黑裙。”
　　“太舊了。”
　　“綠裙。”
　　“我拿不准穿綠色到底合不合适，”她取下了挂著那件黑裙子的衣架。“我不愿像一副被蛀虫蛀空了的模樣。呂茜准會開心透了。”
　　“你從不出門，可為何要去她家？”
　　“她恨我。”波爾說，“從前，我比她年輕、漂亮，奪了她好几個情人，要是我拒絕她的每次邀請，她會以為我已經不成樣子，會高興得不得了。”
　　她走到鏡子前，手指順著那濃眉的曲線摸去：“我該拔掉，該赶赶時髦，她們准會笑我這副怪樣子！”
　　“別怕她們！”我說，“你永遠都是最美麗的。”
　　“噢！今非昔比了。”她說，“不，今非昔比了！”
　　她一副敵視的神態照著鏡子。突然，我多少年來第一次也用局外人的眼睛細細打量她。她一副倦態，顴頰呈現出淡淡的紫色斑點，下巴變厚了，嘴邊兩只深深凹下去的酒窩反倒使她那副容貌顯得一副男子相。昔日，波爾乳白色的肌膚、含情脈脈的目光和烏黑閃亮的秀發給她的美貌平添了一分溫柔；如今一旦失去了這一平凡的魅力，她的容貌便顯得非常奇特。這完全是一种人為的產物，那曲線的模糊和膚色的游离實在難以原諒。時光并沒有悄悄地在上面刻上自己的印記，卻在這張尊貴而又古怪的面容上打下了粗暴的烙印。這副容貌雖還值得贊美，但它的位置應該在博物館，而不是在沙龍。
　　波爾穿上她那件黑裙，把眉毛描得長長的。
　　“我把眼睛畫長了吧，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對她的缺陷看得清清楚楚，可卻無法提供救助的方法。我怀疑世界上是不是存在這种補救方法。
　　“但愿還有一雙合适的長統襪！”她動作躁狂地在抽屜里亂翻。“你覺得這兩只襪子顏色一樣嗎？”
　　“不，這只比那只要淡一些。”
　　“那這只呢？”
　　“這只從上到下有一條硬印。”
　　整整用了十分鐘，我們才好不容易找到了兩只配對的襪子。
　　“你肯定兩只是一樣的？”波爾不安地問。我用手張著輕盈的襪子网眼，站在窗邊對著陽光仔細比較：
　　“我看不出任何差別。”
　　“你明白，她們可什么都會挑剔的。”
　　她把高跟鞋的鞋帶繃到了腿上，接著又問我：“我戴上項鏈嗎？”
　　這是一條用銅、骨和琥珀制成的項鏈，沉甸甸的，雖然富有异國情調，但都很不值錢，准會叫那些珠光寶气的女人們發出鄙夷的竊笑。
　　“不，不要戴。”
　　我猶豫不決。說到底，波爾戴著耳環，穿著不同年齡的女人都可以穿的裙子，蹬著高跟鞋，加上她那副面容，与她那些情敵是如此不同，如果再突出她的奇特之處，也許更好。“等等，對，還是戴上為好。啊！我不知道。”我不耐煩地說，“反正她們又不會吃了你。”
　　“噢！她們會把我吃了的。”她說道，臉上沒有一絲笑容。
　　我們向公共汽車站走去。在街上，波爾失去了她的全部尊嚴，一副逃犯似的樣子，總是貼著牆根走。“我討厭化妝后在這個居民區走。”她抱歉地說，“要是在早上我出門閒逛，那不一樣；可現在這個時候，加上這身打扮，豈不讓人見怪。”
　　我盡量讓她分心：
　　“亨利怎么樣？”
　　她遲疑了一下：“他是那么复雜。”
　　我呆呆地重复道：“复雜？”
　　“對、真荒唐。過了整整十年，我這才開始認識他。”出現了一陣沉默。她繼續說道：“你不在的這段時間，他做了件怪事：一次突然把一段小說摔給我看，上面的男主人公責備一位女子，說她毒害了他的生命，他竟還問我‘你有何想法？’”
　　“他想讓你回答什么呢？”我盡可能拿出打趣的口吻問道。
　　“我問他寫這段小說時是否想到了我，他尷尬得滿臉發紅。可我完全感覺得出他當時是多么希望我這么認為。”
　　“噢！我不相信！”我說。
　　“亨利是個典型的病例。”她若有所思地說，接著又補充了一句：“他經常見貝洛姆的女儿，正是為此我非要去呂茜家，讓她們別以為我會在乎這种一時的心血來潮……”
　　“對，我見過她的一幅照片……”
　　“是她和亨利在‘波羅米西群島’餐廳的那張！”她一聳肩膀：“真慘。他并不感到自豪，你知道，甚至很怪：他要求我們倆再也不在一起睡覺，仿佛他感到自己再也不配我。”她慢慢地作出結論道。
　　我真想對她說一句：“就別欺騙你自己了！”可我有什么權利？從某种角度講，我贊賞她這种固執的勁儿。
　　上呂茜·貝洛姆家的樓梯時，她一把抓過我的手腕說：“跟我說實話，我是不是一副吃敗仗的模樣？”
　　“你？你像是個公主。”
　　當仆人為我們打開了門，我感覺到波爾的恐慌也侵襲了我。耳邊听到一陣嘰嘰喳喳的說話聲，空气中彌漫著香水味和惡意，她們也將興高采烈地把我撕成碎片。一想到這里，可真讓人不快。波爾已經恢复了鎮定，她帶著公主似的尊嚴步入沙龍，可突然間我再也不那么肯定那兩只襪子是否是同一顏色。
　　古老的家具，看似波斯的地毯，呈銅綠色的油畫，羊皮紙封面的書籍，晶質玻璃器皿，鵝絨綢緞：從中可以感覺到呂茜在她那資產階級的向往、知識分子的抱負和她個人的情趣之間搖擺不定，盡管她的情趣公認風雅，但實為庸俗。
　　“你們來這里我是多么高興！”她穿著打扮盡善盡美，連溫澤公爵夫人也自愧不如。可是第二眼便只能看到那只嘴巴的平庸和那目光中躁動不安的惡意：世上還沒有善于修飾目光的美容師。他一邊微笑，一邊嚴格地對我進行鑒定，接著朝波爾轉過身子：
　　“我的小波爾！我們已經十二年沒見面了！相互都不敢認了。”她拉著波爾的手，放肆地仔細察看，然后又拉著我：“來，我給你們介紹一下。”
　　這里的女人們比克洛蒂沙龍里的要年輕、漂亮得多，但不管發生怎樣的精神悲劇，她們那修飾有方的面孔也不會有任何表情，其中大都是渴望成為新星的時裝模特儿，已經嶄露頭角的則一心夢想躍為明星。她們全都身著黑色裙服，滿頭金黃色的頭發，高高的鞋跟，長長的眉毛，雖然品格各不相同，但純屬同一作坊制造而成。倘若我是個男人，很難喜歡上其中的哪一位，准會另找門路。确實，那些吻我手的俊男們似乎相互間更感興趣。其中也有少數几位不乏男性風度的成年男子，可他們好像都是用錢雇來裝扮門面的配角。呂茜的正式情夫就在他們中間，人們都管他叫“杜杜爾”，他正和一位身材頎長、滿頭棕發、呈現出銅綠色的女郎談得火熱。
　　“听說您剛從紐約回來？”他對我說，“一個多么神奇的國度，對吧！那就像是一個寵儿的巨大的夢。那往他們嘴里填的大蛋卷冰激凌，我看就是整個美利堅的象征。”
　　“我在那儿一點也不感到高興。”那位發色一點也不自然的女子說道，“一切都太干淨，太完美了，最終真恨不得遇上一個襯衣邋遢、胡子兩天不刮的男人。”
　　我沒有答腔，任他們呼口號似地向我介紹我剛剛從那儿歸來的那個國度：什么“幸運儿”、“女人的天堂”，什么“可恨的情人”，還有什么“翻騰、狂熱的生活”。杜杜爾談到摩天大樓時甚至厚顏無恥地用了phallus１這個詞。我邊听邊暗自思忖，确實誰也沒有權利指責知識分子過分敏感，正是這類家伙——上流人士及被其同化之流——用兩只被惡劣的老生常談蒙住了的眼睛和一顆充斥著陳詞濫調的心去審視人生。羅貝爾、亨利無所用心地任自己愛自己所愛。厭自己所厭，如果哪位國王赤著身子走過，他們也無心去欣賞他那件新衣的刺繡，他們完全知道他們這樣做本身就是在創造新的模式，那些赶時髦的人們准會假裝作出高貴的反應，競相效仿。他們之傲世使他們顯得极其天真朴實。但杜杜爾、呂茜及簇擁在她周圍的那些女人決不會顯出一分真誠。我為她們感到惊愕与怜憫。她們一無所有，除了空洞的野心、灼熱的嫉妒、抽象的胜利与失敗。然而天底下有多少東西可以實實在在地去愛、去恨！我驀然想到：“羅貝爾言之有理：決不存在什么所謂。”哪怕在這個根本用不著動情的地方，我竟也馬上感到憤怒或厭惡。我堅信世界上有許許多多東西值得去愛、值得去恨，我也清楚地知道任何東西都無法根絕我心中的這一信念。對，正是由于倦怠、懶惰和為自己的無知感到羞愧，我才愚蠢地自以為無所謂。
　　
　　１拉丁文，意為男性生殖器，音譯為“法樂士”。

　　“你從來沒見過我女儿吧？”呂茜朝波爾微微一笑，問道。
　　“沒有。”
　　“你馬上就可以見到她，她十分美麗，与你從前的美屬于同一個類型。”呂茜又露出一個笑臉，繼而很快抹去：“你們倆有許多共同之處。”
　　我暗暗打定主意，干脆以粗俗還粗俗：“對，人家都說您女儿和您一點儿不像。”
　　呂茜怀著明顯的敵意審視著我，在這審視的目光中似乎還帶著某种不安的好奇心，仿佛她在心底自問：“除了我這种做女人并從中獲益的方式之外，難道還有別的方式嗎？我是否疏忽了什么東西？”她的目光移向波爾：“你最近應該抽一天時間來阿瑪麗莉公司看看我，我幫你修飾修飾。女人若打扮好了，會變個模樣的。”
　　“要是讓波爾變個模樣，那太可惜了。”我說，“時髦女郎比比皆是，可波爾卻只有一個。”
　　呂茜顯得有些尷尬：“不管怎樣，等到你哪天不再鄙視時髦，你在我的沙龍里就會受到熱情接待。我認識一個美學家，他創造了不少奇跡。”她鞋跟一轉，邊補充了一句。
　　“你應該問問她為什么她就不讓自己手下的人給她修飾修飾。”我對波爾說。
　　“我從來就不善回擊她們。”波爾說，“她顴頰顯出紫斑，鼻孔繃得緊緊的，這是她紅顏漸淡的表現。”
　　“你想走嗎？”
　　“不，這樣我就自認失敗了。”
　　克洛蒂快速地朝我們奔來，她兩只眼睛閃閃發亮，就像發情的娼婦：“剛剛進門的那位紅棕發小姑娘就是貝洛姆的女儿。”她說道。
　　波爾扭過頭，我也把頭扭了過去。若賽特并不小，她屬于最為罕見的那种紅棕發女郎：淺棕色的頭發下，卻配著金發女郎那凝脂般光滑白皙的肌膚；一只嘴巴富有肉感而又多愁善感，兩只巨大的眼睛給她平添了一种仿佛惊歎于自身美貌的惊愕神態。不難理解男人會動情去挑逗這樣一副嬌容。我朝波爾投去不安的一瞥，她手里端著一杯香檳酒，全身一動不動，目光直勾勾的，仿佛已經听到了某些議論，某些惡意的議論。
　　我心里陡然升騰起一股怒气：她到底在贖什么罪？周圍的所有這些女人一個個都喜笑顏開，可為什么偏偏要把她活活燒死？我几乎承認是她自己鑄成了自己的不幸，她沒有盡力去理解亨利，總是耽于幻想，選擇了怠情的方法，甘于受人支配。可是說到底，她從來沒有害過別人，她不該受到這般野蠻的懲罰。我們總是要為自己的過錯贖罪；只是執法者從不去敲某些人的大門，而對另一些人卻強行破門而入，這太不公道了。波爾屬于不幸之人，我不能忍心看著淚水在她不覺之中從她眼中悄然流出。我猛地把她喚醒：“我們走。”我邊說邊挽起她的胳膊。
　　“好。”
　　匆匆告辭后，我們便來到街頭，波爾神情陰郁地看了我一眼。
　　“你事先為什么不告訴我？”她說。
　　“事先告訴你？告訴你什么？”
　　“告訴我已經走上了一條危險的道路。”
　　“我并不這么想。”
　　“你沒有這么想，那才怪呢？”
　　“你是想說你生活太閉塞了？”
　　她聳聳肩膀。“我還沒有作出決定。我知道有點儿蠢，可一旦我明白了，我也就明白了。”
　　下公共汽車時，她勉強笑了笑：“謝謝你陪我走了一趟。謝謝你真正幫了我的忙。我永遠不會忘記。”
　　納迪娜在巴黎整整呆了一周。當她重又在圣馬丁露面時，我詢問她有關朗貝爾的消息：他已經給她寫了信，下周返回。“到時要起火星子了。”她興高采烈地說道，“我又見到了若利，我們又睡到了一起。當我把這事講給朗貝爾听時，你能想象得出他會是怎樣一副模樣！”
　　“納迪娜，別跟他說！”
　　她神色尷尬地看了看我！
　　“你千百次地向我嘮叨，說正經人從不撒謊。那就有活直說！”
　　“不。我跟你說過應該盡量建立起連說謊言都不敢想象的真誠關系。可你和朗貝爾的關系還沒有到這一步，根本就沒有。再說，”我補充道，“你這樣決不是出于真誠才把你自己生活中的真實事情告訴他，你是故意編造了這個故事，通過講給他听而達到傷害他的目的。”
　　納迪娜猶豫不決地冷笑道：
　　“噢！你呀！一旦你開始當起老巫婆來就不好辦了！”
　　“我說錯了？”
　　“我明擺著想治治他，他罪有應得。”
　　“你也承認你讓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就這一次沒有讓步，你就不能顯得寬容一點？”
　　“我讓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那是因為他覺得當小孩子很有意思，那是在演喜劇。可實際上，亨利、報紙、他父親、調查等等，什么都比我重要……”
　　“你是瞎了眼睛。朗貝爾最珍惜的是你。”
　　“瞧你說的。他可從來沒有跟我說過這种話。”
　　“你可從來沒有嘗試鼓勵他這樣說。”
　　“我顯然不會乞求他作愛情宣言。”
　　我有些好奇地看了看她：
　　“你們也總有傾吐內心感情的時候吧？”
　　“反正我們談的不是什么事情。”她反唇相譏，“你認為我們談了些什么？”
　　“談談，這有助于相互理解。”
　　“可我什么都很理解。”
　　“那你就該理解朗貝爾絕對受不了你欺騙他，你准會讓他十分痛苦，把你們倆的事攪得不可收拾。”
　　“你勸我撒謊，這倒挺有趣的。”她冷笑道。可看她的樣子，像是得到了安慰。“行，我什么也不告訴他。”
　　兩天后，朗貝爾回來了，他很少談起他這次德國之行，并打算9月份再度出發，去搜集更為准确的情況。納迪娜似乎与他已重歸于好。他們緊挨著久久地坐在花園里，晒著太陽浴，或一起漫步、一起閱讀、一起討論問題、一起制定計划。朗貝爾耽于納迪娜的撫愛，心甘情愿地听任她為所欲為；但他時而也感到有必要表明自己的獨立，于是便跨上摩托車，以明顯令他自己也感到恐懼的速度在公路上飛馳。納迪娜向來痛恨別人獨處清靜，可這一次，除了忌恨之外還交織著几分羡慕。不過由于朗貝爾死不讓步，我也明确反對，她最終還是打消了開摩托車的念頭。然而，她還是設法把摩托車擁為己有：她把擋泥板漆得鮮紅鮮紅的，還在車把上系上了不少吉祥物。盡管經過如此悉心的打扮，摩托車在她眼里仍然是男人各种樂趣的象征，而她既不是這种种樂趣的源泉，又不能分享這种种樂趣。為此，她往往以摩托車為借口，与朗貝爾吵鬧一番，不過，這都是些不傷感情的小吵小鬧。
　　一天夜晚，我正在自己房間准備睡覺，他們倆到花園里坐了下來。
　　“總之，”朗貝爾說，“你認為我沒有能力獨立領導一份報紙？”
　　“我沒有這么說。我只是說如果伏朗熱把你當作稻草人，你就實際上什么也領導不了。”
　　“他對我相當信任，毫無私心地向我推荐了這一職位，可你認為這不可信！”
　　“你真幼稚！伏朗熱還沒有膽量亮出他的名字，他指望幕后指揮你。”
　　“噢！你呀總自以為十分能干，因為你總在扮演厚顏無恥者的角色。不過惡意也會讓人瞎了眼睛的。伏朗熱，那可是個人物。”
　　“那是個混蛋。”她平聲靜气地說。
　　“确實，他是做了錯事。可較之于會犯錯誤的人，我更喜歡已經犯過錯誤的人。”朗貝爾气惱地說。
　　“你是想指亨利？我從來不把他當作英雄，可那是個清清白白的人。”
　　“他過去是的，但如今正被政治和他自己的公眾形象所吞噬。”
　　“我倒認為他是胜利者。”納迪娜以不偏不倚的口吻說道，“他不久前寫的那部劇本，是他寫得最成功的一部。”
　　“啊，不！”朗貝爾說，“我覺得那部劇本很可恨。那是一种有害的行徑。人死了就死了，讓你們安息吧，沒有必要激起法國人之間的仇恨……”
　　“恰恰相反！”納迪娜說，“人們特別需要讓他們的腦袋再清醒清醒。”
　　“一味糾纏于過去，這無濟于事。”朗貝爾說。
　　“我不容許忘記過去。”納迪娜說，接著聲音生硬地又補充了一句：“寬恕、寬恕，我對此可真不理解。”
　　“你是什么人？你怎么變得這么殘酷？”朗貝爾問道。
　　“要是我是個男人的話，我會跟你一樣。”納迪娜說。
　　“我就是不愿干罷了，要無端地譴責別人，那豈不容易。”他說。
　　“算了！”她說，“這方面永遠都談不攏。我們去睡覺吧。”
　　出現了一陣沉默，朗貝爾以不容置辯的口吻說道：
　　“我相信伏朗熱定會辦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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