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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二）

　　“可等那人再來時，怎么也得把事實真相告訴他吧。”我說。
　　“沒關系，塞澤納克耍了花招，那人要敢抗議才怪呢。首先一點，他已經沒有退路，他自己也實在太可恥了。”
　　“塞澤納克，他也會耍這類把戲？”我詫异地問道。
　　“你以為他是怎么混的？”納迪娜說。她把毛衣往抽屜里一扔。“有時，他的鬼花招可真好玩。”
　　“付兩万法郎，在不是出自自己手筆的詩上署上自己的名字，這真叫我困惑不解。”
　　“為什么要一心想看到自己的名字印成鉛字呢？”納迪娜說道。接著，她又從牙縫里擠出一句話：“用錢去買与不顧頭痛屁股熱地拼命去寫，是一碼子事。”這話是專門說給我听的，若是當著她父親的面，她就得清理清理自己的髒話。
　　等下了樓梯，納迪娜以疑慮的神气問道：“我們像那個星期四一樣，到對面小酒店去喝一杯好嗎？”
　　“當然可以。”羅貝爾回答道。
　　納迪娜臉上一亮，往大理石獨腳小圓桌前一坐，開心地說：“得承認我護你護得怪好的吧！”
　　“是的。”
　　她忐忑不安地瞧了父親一眼：“怎么，你對我不高興？”
　　“噢！我呀，我為你感到欣喜，我倒為自己感到不悅，因為這到頭來對你沒任何的益處。”
　　“任何職業都不會有什么結果。”納迪娜突然硬邦邦地說。
　　“這要因事而論。你前几天跟我說朗貝爾建議你當通訊記者，在我看來，這就比較有意義。”
　　“噢！如果我是個男的，那就沒有什么說的了。”納迪娜說道，“可一個女人當通訊記者，千分之一成功的机會都沒有。”她一揮手，擋住了我們的异議。“我說的成功，不是你們那個意思。”她傲然地說：“女人呀，總是不順當。”
　　我貿然插了一句：“不盡然吧。”
　　“你覺得？”她冷冷一笑：“就瞧你吧，你干得不錯，你有不少病人，這不假，可說到底，你永遠成不了弗洛伊德。”
　　她早就養成了這副孩子气，每當她父親在場，她總是習慣于惡聲惡气地攻擊我。我開腔道：
　　“成為弗洛伊德或無所事事，在這兩者中間能做的事多著哩。”
　　“我可是有所事事的，我是秘書。”
　　“若你這樣挺滿足的，那也就沒什么可說的了。”羅貝爾急沖沖地說道。
　　我常為羅貝爾嘴巴太快，白白敗了納迪娜的興致而感到遺憾。我曾多次開導他，可他怎么就下不了狠心，扔不下對女儿的一片雄心。納迪娜口气咄咄逼人地說道：
　　“不管怎么說，一個人的命運在今天是多么微不足道！”
　　“你的命運不取決于你，也不取決于我。正因為如此，那些一心想出人頭地的小人全都讓我笑掉大牙。”她輕輕咳了一聲，瞧也不瞧我們一眼，繼續說道：“等到我有勇气做點艱難的事情的那一天，我就投身于政治。”
　　“那你還不赶緊到革命解放聯合會去工作，還等什么？”羅貝爾問道。
　　她一口飲盡杯中的維特爾礦泉水：
　　“不，我不同意。你們說到底是反共產党的人。”
　　羅貝爾聳了聳肩膀：“要是拉福利認為我是反對他們的，你以為他還會這樣友好嗎？”
　　納迪娜微微一笑：“听說拉福利就要來要求你別舉行那個集會。”
　　“誰跟你說的？”羅貝爾問道。
　　“拉舒姆昨天說的。他們很不滿意，他們認為革命解放聯合會走了邪路。”
　　羅貝爾一聳肩膀：“也許拉舒姆和他那幫子小左派分子确實大為不滿，可他們要自以為是党中央，那就錯了。我上個星期還見到拉福利呢。”
　　“拉舒姆前天見了他。”納迪娜說，“我向你保證，這是正經話。他們開了一個火藥味十足的會議，決定必須采取措施。拉福利會來跟你談的。”
　　羅貝爾一時沉默不語，接著開口說道：“若真是如此，那該讓人絕望透了！”
　　“是真的。”納迪娜說，“他們說你領導的革命解放聯合會非但不与他們一起共事，反而鼓吹与他們背道而馳的政治，還說這次集會就是敵對行動的宣言，說你分裂了左派，他們不得不向你宣戰。”納迪娜的話中含著几分得意。她大概還不知道她這番話的輕重。平時，每當我們遇到真正的麻煩，她往往惊慌失色，可若只是些不順心的小事情，她總是從中取樂。
　　“不得不向我宣戰！”羅貝爾說道，“這真叫絕！是我分裂左派！啊！他們沒有變。”他憤怒地補充道：“他們永遠變不了！他們所希望的，是革命解放聯合會對他們服服貼貼，一看到獨立的征兆，他們就斥責我們抱有敵意！”
　　“要是你不同意他們的觀點，那他們必定認為你有錯。”納迪娜通情達理地說，“你也是這樣的。”
　　“不同觀點可以有，但也可以保持行動的統一。”羅貝爾說，“這就是國民陣線的意思。”
　　“他們視你為危險分子。”納迪娜說，“他們說你鼓吹极惡政治，說你想破坏重新建設大業。”
　　“听著，”羅貝爾說道，“摻和不摻和政治，是你的自由，可你別扮演鸚鵡學舌的角色。若你用的是自己的腦子，那你就會明白真正可能引起災難的，是他們的政治。”
　　“他們不能不這樣行動。”納迪娜說，“要是他們試圖奪取政權，那美國馬上就會干涉。”
　　“他們有必要爭取時間，這我同意。可是，他們也可以采取別的方式。”羅貝爾聳聳肩說道：“我完全承認他們處的位置很難，他們或多或少是兩頭受夾。自從工人國際法國支部垮台以后，他們不得不扮演各种角色，一會儿當左派，一會儿又當左派的右派。可正是因為如此，他們才應該希望另一個左派党的存在呀！”
　　“怎么！他們就是不希望。”納迪娜說道。
　　她猛地站了起來，為自己產生了一點儿小小的影響感到滿意，可并不樂意卷入她顯然占不了上風的爭論中去。“我去逛逛。”她說。
　　我們也起了身，沿著河畔徒步回到家里。
　　“我馬上給拉福利打電話。”羅貝爾對我說：“唉，手挽著手團結一致是多么有必要啊！他們明明知道這一點！可他們卻怎么都不容忍在他們之外還存在另一個左派党。社會党已經算不了什么，這個國民陣線，他們倒是樂意要的。但是，出現一個新的運動，看去很有起色，那就大逆不道了……”
　　他繼續气憤地講著，我一邊听一邊想：“我不愿离開他。”昔日，我离開他時并不感到痛苦，因為我們活在世間，彼此永遠相愛。可是，我現在知道我們倆只有一個生命，且它已經受到嚴重的損傷，前途充滿威脅。羅貝爾并非攻不破、擊不倒。相反，突然間，他在我看來甚至是脆弱的。他一直指望共產党人怀著誠意，可他大錯特錯了。面臨他們的敵意，提出了嚴重的問題。“得了，這條死胡同到了。”我心里在想。可他既不能放棄自己的綱領，也不能堅持反對共產党人，任何兩全的辦法都不存在。也許事情會順利解決的，條件是共產党人拿定主意，容許舉行集會。羅貝爾的命運并非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捏在他們的掌心。想到這些，我感到心悸。他們一個字就可摧毀羅貝爾苦心經營起來的美好的平衡。不，這不是我离他而去的時候。一走進工作室，我就以諷刺的聲音說道：
　　“瞧瞧我收到了什么東西！”
　　我把羅米歐的信遞給了他，他遂變了一副面孔，我從中辨出了歡樂，這本該是我的歡樂。“可這是美事！你為什么對我一聲不吭？”
　　“我不愿一走就是三個月。”我說。
　　“為什么？”他惊詫地看了看我說，“這可是一次美妙的旅行啊！”
　　我喃喃地道：“我這里要做的事實在太多了。”
　　“你到底怎么了？從現在到元月份，你有足夠的時間可以把一切都安排妥當。納迪娜已經長得夠大了，用不著你照管，我也一樣。”他微笑著添了一句。
　　“美洲太遙遠了。”我說。
　　“我簡直認不出你來了！”他一副挑剔的神態細細打量了我一番，說道，“你走動走動，這對你大有好處。”
　　“我們今年夏天騎自行車去轉轉。”
　　“要想欣賞异國風光，騎自行車可走不了多遠！”羅貝爾說，他淡然一笑：“我可問心無愧！若是別人通知你旅行計划泡湯了，你准會蹦起來。”
　　“有可能。”
　　他說得有理，我對這次旅行看得已經很重。正因為如此，這又成為一塊心病扰得我心緒不宁。所有那些往事、所有那些欲望，一一蘇醒過來，這多么令人不安！為什么有人要來扰亂我這行尸走肉般的規規矩矩的平安日子？這天晚上，羅貝爾和亨利對拉福利大為惱火，他倆相互鼓勵，要堅決挺住，如果革命解放聯合會成為一股真正的力量，那共產党人也得被迫買它的賬，到那時，就可能重新獲得統一。我靜靜地听著，對他們所講的一切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可是，在我的腦瓜子里卻充斥著一個個亂七八糟的愚人形象。第二天情況沒有好轉，我兀自坐在辦公桌前，整整呆了一個時辰，向自己發問：“我接受？還是不接受？”最終，我站起身來，拿起電話，沒有必要裝著工作的樣子。我曾答應波爾，這几天去看看她，現在去正好。不用說，她准獨自一人等在家中。我离開家門，向她家走去。我很愛波爾，可同時，她又使我有點害怕。每日清晨，我經常感覺到身上籠罩著令人窒息的陰影，一個災難正在漸漸蘇醒，而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她。我一睜眼，她也緊接著打開雙眼，然而在她的心底，卻漆黑一團。我暗自思忖：“若處在她的位置，我可容忍不了這种生活。”我完全明白，相比之下她處這种位置比我處著要容易一些。波爾可以一連几個小時、甚至几天閉門不出，看不到任何人而不感到煩悶，她甚至成功地向自己否定了亨利已經再也不愛她這一事實。可是總有一天將真相大白，到時該會發生什么不測？能給她出什么主意？去唱歌？可這不足以給她以慰藉。
　　我漸漸靠近了她的家門，心里也愈縮愈緊。居住在這群命運不濟之人的小區里，對她來說倒挺合适。我不知他們在被德占領期間都躲到了什么地方。如今春天到了，他們的破衣爛裳，甚至甲狀腺腫和槍傷刀痕又都一一出現了。有三個人背靠街心公園的柵欄而坐，旁邊是一塊大理石板，石板上裝飾著一束已經凋謝的花，其中一男一女正在搶奪一只黑漆布袋，他們臉色通紅，是因為喝酒和憤怒的緣故，他們倆猛烈地向對方吐著髒話，但四只緊抓著布袋不放的抽搐的手卻几乎擰著不動。而另一個人在旁開心地觀戰。我鑽進了一條小街，油漆斑駁的木門守著一座座廢物庫，每日清晨，撿破爛的都把廢紙和廢銅爛鐵往這邊送，几扇玻璃門微微露出一條小縫儿，候診室里坐著一些婦女，膝蓋上蹲著小狗。我曾從一些小冊子上看到在這些動物診所里，人們醫治或者毫無痛苦地殺死“鳥和小動物”。我在一張廣告紙前停下了腳步，房間備有家具出租。我按響了門鈴。樓梯口總是放著一只巨大的垃圾桶，只要一抬步登樓，便有那么一只黑狗沒命地狂吠起來。波爾富有導演的情趣，每當她向新來造訪的客人打開這間簡易寓所的房門時總會輕而易舉地獲得戲劇性的效果。我也不例外，每次總對她那出人意外的光彩感到惊訝，我也為她那非同一般的服飾感到惊异。她生來討厭千篇一律，性喜美妙多變，因此任何時候都顯得經過一番悉心打扮。她給我開了門，只見她身著一條寬松的塔夫綢內裙，淡紫的色澤閃爍變幻，腳穿一雙大高跟鋸齒狀鞋，鞋帶纏在腿上。她擁有各式各樣的鞋子，說不定哪位視鞋如命的收藏家也相形見絀。
　　“快來暖和暖和。”她邊說邊把我往燃著柴火的爐子邊拉。
　　“天并不冷。”
　　她朝縫隙堵得死死的窗子瞥了一眼。
　　“大家都這么說。”她坐了下來，既嚴肅又關切地朝我俯過身子，問道：“你身体怎么樣？”
　　“挺好。可我忙得不可開交。人們再也用不著每天擔惊受怕了，可是他們便重新開始自己折磨自己。”
　　“你的書呢？”
　　“正在寫。”
　　我出于禮貌，她怎么問，我便怎么答。我清楚地知道她對我的工作從來就不感興趣。
　　“你真覺得有意思？”她問道。
　　“喜歡极了。”
　　“你真有福气！”波爾說。
　　“是因為我干的是我感興趣的工作？”
　　“是因為你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的自我感覺并非如此，可這里涉及的并不是我。我滿怀熱情地說：
　　“你不知道自我在圣誕節听到你唱歌后心里想些什么吧？我想你該利用你的歌喉做點儿事。你對亨利忠貞不渝，這固然十分美好，可說到底，你自己也重要呀……”
　　“噢！我曾就這個問題与亨利進行過激烈的爭論呢。”她漠然地說，搖了搖頭：“不，我再也不登台歌唱了。”
　　“為什么？我肯定你會走紅。”
　　“這對我又有何益？”她問道，繼而微微一笑：“廣告上寫滿我的名字，報刊上登的盡是我的照片，我對此真的不感興趣。如果想要的話，這一切我早就可以得到，可我不想要。你誤解了我。”她補充道，“我不希望任何個人的榮耀。在我看來，偉大的愛情遠比成功的事業要重要得多。我所遺憾的，只是愛情的成功并不僅僅取決于我。”
　　“可你沒有被強迫作出抉擇呀。”我說，“你完全可以繼續愛你的亨利，同時唱你的歌。”
　　她神情嚴肅地看了看我：“對一個女人來說，偉大的愛情不允許她享有任何自由。我知道羅貝爾和你之間有多么默契。”她補充道，“可那并不是我所說的偉大的愛。”
　　我并不愿意就她的字眼或我的生活爭辯一場。“可你在這里獨自一人一天天過日子，你該有的是時間工作呀。”
　　“這并非時間問題。”她以責怪的神態朝我微微一笑：“你想我十年前放棄了歌唱是為了什么？是因為我明白了亨利需要我整個身心……”
　　“你說他自己也曾勸你重新工作。”
　　“可要是我真的按他的話去做，他准懊喪不堪。”她樂呵呵地說，“哪怕我有一個念頭与他的不符，他都受不了。”
　　“多么自私！”
　　“愛并不自私。”她深情地撫了撫柔軟的衣裙。“噢！他對我沒有任何要求，他從來沒有要求過我什么。可是，我知道我的犧牲不僅對他的幸福，而且對他的寫作事業及其成功都是不可缺少的，特別是現在比任何時候都需要。”
　　“為什么他的成功在你看來那么重要，而你自己成功与否卻無關緊要呢？”
　　“噢！他名聲大小，我才不在乎呢。”她情緒激烈地說：“這事關別的東西。”
　　“是什么？”
　　她猛地站了起來：“我給你備了點熱酒，你要喝嗎？”
　　“樂意。”
　　我听著她在廚房里走動，心里很不舒坦地想：“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她口口聲聲說對個人榮耀不屑一顧，可為什么偏偏在亨利開始名聲大振、人們稱頌他為抵抗運動的英雄和年輕文學的希望時，波爾重又擺出一副對愛情忠貞不渝的面孔呢？我清楚地記得一年前，她是多么死气沉沉、心灰意懶，她又是怎么感覺到這种愛的呢？她為何拒絕通過工作擺脫這种愛的糾纏呢？她是怎樣看待周圍世界？我和她一起關在這紅色的四壁之間，望著爐火，交換著言語，可我怎么都琢磨不透她腦中發生的一切。我站起身子，朝窗戶走去，掀開了窗帘。夜幕降臨了，一個衣衫襤褸的漢子手牽一條高貴的丹麥狗在游逛。在那塊寫著“專營撒克遜珍奇鳥類”几個字的神秘的牌子下，一只被系在窗欄上的猴子仿佛也在困惑不解地察看著蒼茫暮色。我又放下窗帘。我曾有過什么希望？希望能用波爾的雙眼看一看這熟悉的環境？希望在這環境中捕捉住她每日生活的色彩？不，小卷尾猴決不可能用人的眼睛去觀察，我也決不可能潛入另一個人的心底。
　　波爾從廚房回來，庄重地端著一只銀托盤，盤上兩只碗在冒著騰騰熱气。“你喜歡甜一點的，是嗎？”
　　我嗅了嗅這濃濃的紅酒溢出的那股又熱又香的气味：“看來很可口。”
　　她沉思著喝了几口，仿佛在品味這是不是真正的春藥，“可怜的亨利！”她喃喃地說。
　　“可怜？為什么？”
　　“他正在經歷一次艱難的危机，我擔心他在擺脫危机之前遭受過多的痛苦。”
　　“什么危机？他看去体魄康健，最近的几篇文章也是他從未寫過的好文章。”
　　“文章！”她帶著一种憤懣瞧了我一眼：“從前，他對搞報紙嗤之以鼻，認為只不過混碗飯吃吃而已，他离政治也遠遠的，希望獨自相處。”
　　“可現在環境變了，波爾。”
　　“環境又有何妨！”她有些激動地說道，“他不應該變。戰爭期間，他冒著生命危險，是偉大的舉動，可今日，逃避塵世才是偉大之所在。”
　　“這又為何故？”我問道。
　　她一聳肩膀，沒有答腔。我有些气惱地添了一句：“他肯定已經給你解釋過他為何搞政治。我呀，我可是絕對贊同。你不認為應該給他以信任嗎？”
　　“他正在闖入并不屬于他的道路。”她以不容置疑的腔調說，“我很清楚，我甚至可以給你證据。”
　　“這倒叫我吃惊。”我說。
　　“證据，”她夸張地說，“就是他已經變得沒有能耐寫作。”
　　“也許目前他是沒有動筆，”我說，“可這并不意味著他從今之后再也不寫。”
　　“我并不吹噓自己永遠不會錯。”波爾說，“可你要知道，亨利是我造就了他，我創造了他，一如他塑造了他書中的人物，我對他就像他對他書中的人物一樣了若指掌。他正在背叛自己的使命，該由我指引他重返正道。正因為如此，我才不能考慮照顧我自己。”
　　“你知道，人們除了自己賦予的使命之外，別無其他使命。”
　　“亨利可不是一位混同于他人的作家。”
　　“他們大家各不相同。”
　　她搖了搖頭：“若他僅僅是一個作家，那就不會讓我感興趣了。作家何其多呀！當他二十五歲，我与他結成夫妻時，他一心只想文學，可我馬上就發現了我完全可以讓他攀登更高的境界。我讓他明白了一點，就是他的生活和他的作品應該渾然一体，獲得成功。是多么純洁而又絕對的成功，可成為世人的楷模。”
　　我心里不安地在想，若她用這副腔調跟亨利說話，那他真該受不了。
　　“你是想說一個男人應該像珍惜自己的作品一樣珍惜自己的生活？可并不能因此而禁止他發生變化呀。”
　　“除非他順應自身而變化。我發生了許多變化，可我順應的是自己的生命。”
　　“誰也沒有預先划定的道路。”我說，“世界已經不再是從前的那個世界，對此，任何人都無能為力，必須設法适應。”我朝她微微一笑：“我也同樣，在多少個星期里，一直幻想可以重新獲得戰前的時光。可這是愚蠢的念頭。”
　　波爾神態執拗地細觀著爐火：“時間并沒有用。”她說。突然，她猛地朝我轉過身子：“噢！想一想蘭波，你看見了什么？”
　　“我看見了什么？”
　　“對，你看見了他的什么形象？”
　　“他年輕時的形象。”
　　“瞧！只有一個蘭波、一個波德萊爾、一個司湯達１，他們在世的時間有的比較長、有的比較短，可他們每個人的一生只构成了一個形象。亨利只有一個，我也永遠是我自己，時間對此無能為力，背叛并非源于時間，而是因為我們自身。”
　　
　　１司湯達（1783∼1843）：19世紀法國杰出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最著名的作品是《紅与黑》和《巴馬修道院》。

　　“啊！你把一切都混為一談了。”我說，“等你年邁七旬，你還永遠是你，可你与人与物卻會形成不同的關系。”我又平添了一句：“与你的鏡子也同樣。”
　　“我從不在鏡中多照自己。”她帶著几分疑惑審視了我一番：“你想證明什么？”
　　我一時保持緘默。否定時間，大概誰都有這种企圖，我也常常這樣做。對波爾這般固執的信念，我隱隱約約產生了几分羡慕。
　　“我所說的，是我們都生活在地球上，必須安于天命。你應該放手讓亨利去做他樂意做的事。你嘛，也應該照顧一下自己。”
　　“你就這話，仿佛亨利和我是兩個彼此完全獨立的人似的。”她若有所思地說，“也許這之間有一种無法彼此交流的体驗。”
　　我滿怀希望，試圖說服她，如今這一希望完全落空了。還能怎么辦呢？我一無所知。不過，我還是對她說道：
　　“你們是彼此獨立的，其證据就是你在批評他。”
　　“确實，表面上我們是有不同之處，我也在為消除這种不同而斗爭。”她說，“可實質上，我們只是一個整体。我過去經常感覺到這一點，我甚至還清楚地記得第一次認識到這种情況時的情景：我几乎感到害怕。徹底地融入在另一個人之中，你知道，這很怪。但是，當一個人在自身中發現了另一個人時，他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呀！”她那激動的目光凝視著天花板，接著說道：“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我的時光必將重現。亨利必將完完全全地化為我，我也一定將原原本本地歸還給他。”
　　她的話語中有著某种近乎絕望的聲嘶力竭的勁頭，我只不過是放棄，不想再深談下去，我輕快地說：“可不管怎樣，你走動走動、見見人對你有好處。下個星期四，你不愿陪我到克洛蒂家走一趟？”
　　波爾的目光落到地板上，看她的樣子，仿佛她又控制住了体內的某個組織，重新獲得了解脫，變得輕松起來。她朝我嫣然一笑：
　　“噢！不，我不愿意。”她說，“上個星期，她來看過我，我這几個月對克洛蒂夠煩了。她已經把斯克利亞西納安置到了她家，你知道嗎？我在納悶他怎么會同意的……”
　　“我猜想他手頭沒有一個子儿了。”
　　“你說那里像是個后宮！”波爾說。
　　她哈哈大笑，這笑聲足足使她年輕了十歲。以前，她跟我呆在一起時就是這副樣子。可一旦亨利在場，她就擺出架子。如今，人們覺得她似乎感覺到亨利的目光總是在跟著她。如果她有勇气為自己而活著，她也許能夠重新恢复昔日的歡快。“我不善于与她交談，我太笨了。”我离開她時，心里這樣責備自己。她過這种生活很不正常，有時，甚至干脆就不合情理。可是，我今天未能好好開導開導她。正常的生活，還有比這更不正常的嗎？為了能循規蹈矩，打發日子，有多少事情不得不放棄，有多少往事不得不忘記，又有多少事實真相不得不回避。“我害怕离去的原因正是在此。”我心里在想。在巴黎，在羅貝爾身旁時，我不費多少气力就可避免陷阱，因為我能識別陷阱，警鐘時刻向我提醒面臨的危險。但是，當我孤獨一人置身于陌生的蒼天之下，將有怎樣的災難降臨到我的頭上？將有明擺的事情突然使我眼花繚亂？又會有怎樣的鴻溝突然出現在面前？不過，鴻溝終將平合，明擺的事情也會消失，這是确鑿無疑的。我見過的何其多。我們就好比蚯蚓，任憑他人斬為兩截，或好似龍蝦，折斷了爪子會再生長。但是，當我想起那徒勞的垂死掙扎的時刻，想起那不愿苟延殘喘、恨不得立即死去的時刻，我不禁心悸。我試圖讓自己服從于理智：我為什么會出什么事情呢？為什么就不會出任何事情呢？偏离前人踏平的道路，從來就沒有好的結果。在這個世界上，我感到有些窒息，這是事實。可人們漸漸也會習慣于窒息的，不管怎么說，形成習慣并不是坏事。
　　“你怎么了？”几天以后，納迪娜滿腹狐疑地問我。她身著我的浴衣，躺在我臥室的長沙發上。平時我回家時，總發現她這副樣子。在她眼里，惟有他人的服飾、擺設、他人的生活才有价值。
　　“你希望我怎么樣？”我反問道。
　　我沒有跟她談起羅米歐的來信。可是盡管她對我很不了解，但對我的任何情緒變化她都看得一清二楚。
　　“你好像困倦得連站著也能入睡似的。”她沖著我說。
　　确實，在平日里，我總是興致盎然地詢問她每日做些什么，可這天晚上，我卻默默地脫去外套，戴上睡帽，沒有說一句話。
　　“我在圣安娜度過了整個下午，我想我是有點疲倦了。”我回答道。“你呢？你都干了些什么？”
　　“你對此感興趣嗎？”她忌恨地反問道。
　　“當然。”
　　納迪娜臉上一亮，她心里有高興的事情，不愿再多賭气。“我剛才遇到了我終身的伴侶！”她以挑逗的聲音說道。
　　“當真？”我笑眯眯地問道。
　　“對，當真。”她嚴肅地回答道，“他是拉舒姆的一個伙伴，棒极了。他可不是一個平平庸庸的寫書匠，而是一個活動分子，名副其實的活動分子。他叫若利。”
　　在這之前不久，她与亨利鬧了一場：她的反應如此明顯，要是她自己也意識不到我才感到奇怪呢。“那這一次，你肯定登記入党了？”我問道。
　　“他對我還未入党气憤极了。啊，你知道，他這個人，辦事可不拖泥帶水。他說干就干，一個男子漢嘛。”
　　“我早就認為你最終也該經歷一番了。”
　　“道理很明白，這是因為對你來說只不過是一种經歷而已。”她聲音尖刻地說，“現在入党，以后再退出來。年輕時代得經歷經歷。是這個意思吧。”
　　“噢，不。我沒說過這种話。”
　　“我知道你心里是這么想的。你要明白，若利的力量在于他相信真理。他從不以經歷為儿戲，他是在行動。”
　　一連几天，她咄咄逼人地對若利大加頌揚，我只管听著，沒有任何表示。她把《資本論》攤在書桌上的化學教科書旁，目光陰郁地在兩部書之間來回移動。她開始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觀察我的一舉一動。在這料峭的初春，街上的乞丐比比皆是，若我施舍給他們一點儿錢，她便冷冷一笑：“你以為給這种可怜的廢物施舍一點儿錢，就可以改變世界的面貌了？”
　　“我并沒有如此奢望，只是讓他高興高興，這就夠了。”
　　“如果你良心得到安宁，那對大家都有好處。”
　　她總以為我內心有多少陰險的謀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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