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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爾赫斯說博爾赫斯 豪·路·博爾赫斯：作家和自修學者，１８９９年生于當時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城。他的父親是心理學教師。他是諾拉·博爾赫斯（孀居）的哥哥。他愛好文學、哲學和倫理學。他喜歡寫短篇小說。他雖然只是似乎在日內瓦受過正式的中學教育（對此，評論界至今還在查證之中），卻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得克薩斯大學和哈佛大學授過課。有傳聞說他在考試中從不提問，只是請學生隨意就命題的某個方面發表見解。他討厭開列參考書目，認為參考書籍會使學生舍本逐末。 博爾赫斯生活的年代适逢國家處于沒落時期。他出自軍人家庭，非常怀念先輩們那可歌可泣的人生。他深信勇敢是男人們難得能有的品德之一，但是，像其他許多人一樣，信仰卻使他崇敬起了下流社會的人們。所以他的作品中流傳最廣的是通過一個殺人凶手之口講出的故事《玫瑰角的漢子》。他為謠曲填詞，謳歌同一類殺人犯。他為某個小詩人寫了一篇感人的傳記，那人唯一的功績就是發掘了妓院里的常用詞語。 博爾赫斯是否曾在內心深處對自己的命運感到過不滿呢？我們猜想他會的。 （上面這一詞條是博爾赫斯在１９７４年寫的詞條，原長３０００字。他自稱是從２０７４年智利出版的《南美洲百科全書》摘錄下來的。） 閱讀 “必讀的書，我已飽讀。”听起來像《圣經》的口吻。是博爾赫斯說的。他說他和蒙田、愛默生不謀而合：我們只應該閱讀我們愛讀的東西，讀書應該是种享受。 圖書館 相對于“作家們的作家”一詞的褒舉，“圖書館作家”的稱呼暗含了一种批評，但博爾赫斯從來沒有意見。父親的圖書室是他童年的樂園。１９３７年，為了糊口，博爾赫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市立圖書館工作，直到１９４６年庇隆政府勒令他去做市場禽兔稽查員為止。他的名篇《小徑分岔的花園》、《通天塔圖書館》都在這卑微的圖書館員任上完成。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在總統府，博爾赫斯知道自己要當阿根廷國立圖書館館長，任命次日發布。當晚他和母親散步經過圖書館時，母親鼓動他先進去逛一逛。博爾赫斯說：“不，還是不進去吧，等我真能進去的時候再說。”圖書館成為他圣洁的新娘，一定要等到洞房花燭夜。１９７３年，博爾赫斯卸任。在１８年的館長任上，他會見的不胜其數的客人中，赫伯特·西蒙可能是最特別的。他們探討了“無限的、周而复始的圖書館”、迷宮和電腦程序。 失明 博爾赫斯說命運給他開的最大一次玩笑是他雙眼全瞎時得到了一座有８０万冊藏書的國立圖書館。“上帝同時給了我書籍和黑夜／這可真是一個絕妙的諷刺。”博爾赫斯是他家族中的第六代失明者。失明，“像黃昏一樣慢慢降臨 ”。失明使博爾赫斯重新發現了詩歌，早年那個參与极端主義運動的青年詩人重返詩壇。博爾赫斯固執地認為，作為作家，他首先是個詩人；要論作品，他的詩歌成就要高于短篇小說。 中國形象 １９７９年，博爾赫斯訪問日本，撫摩過一塊漢碑。此前四年，當他的一位朋友告訴他秦始皇兵馬俑發現的消息時，博爾赫斯几乎夜不能寐。他最終沒能踏上他夢想的國度。他通過理雅閣、翟理思等漢學家的譯著及馮友蘭的英文著作了解中國。他把庄子尊稱為“幻想文學”的祖宗。他說中國梁代有根君王的權杖，傳給新君時會縮短一半，再傳又是一半，一直傳下去。我曾拿著校樣四處向通人學者請教是否有出典，誰都搖頭。他還依据一篇寓言作品，把韓愈作為卡夫卡的第二位先驅（第一位是古希腊的芝諾）。經翻譯家王永年先生費心，還原出此文是《獲麟解》。當我看到錢鍾書先生在《中國詩与中國畫》一文中，斷言博爾赫斯是在拉郎配時，總算從博爾赫斯“他者”的形象中醒過來。就說那根權杖吧，多半是博爾赫斯的虛构。他把《庄子》中“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吊詭和秦始皇“傳之万世”的狂想捏在一塊了。在《約翰·威爾金斯的分析語言》一文中，他假弗蘭茲·庫恩博士之口，引述一本中國古代叫《天朝仁學廣覽》的百科全書，談到中國的動物分類法，ａ．屬于皇帝的；ｂ．涂香料的；……ｎ．遠看如蒼蠅的。庫恩博士實有其人，《紅樓夢》德文譯者，《天朝仁學廣覽》大概又是博爾赫斯的虛构。博爾赫斯的把戲居然讓大智者如福柯上當。福柯說其名著《詞与物》就是受博爾赫斯那段子虛烏有的“引文”啟發而寫的。 分岔 博爾赫斯“誤讀”中國，中國也有投桃報李的“誤讀”，這大概是報應。他的名篇《小徑分岔的花園》一開始被譯為《交叉小徑的花園》。后來王永年先生把它糾正過來，可時至今日，謬种未絕。交叉和分岔不同。交叉歸于有限的結點，而分岔則指向無限的向度。《列子》中有楊朱“歧路亡羊”的故事，有一句話，很明白，就指“分岔”：“歧路之中又有歧路焉，吾不知所之”。假如博爾赫斯當年能看到列子此言，說不定會喜歡它，就像對庄周夢蝶一樣，一輩子都挂念。 余華論博爾赫斯 在我看來，他和中國的魯迅是我們文學里思維清晰和思維敏捷的象征，前者猶如山脈隆出地表，后者則像是黑暗陷入了進去，這兩個人都指出了思維的一目了然，同時也展示了思維存在的兩個不同方式。一個是文學里令人戰栗的白晝，另一個是文學里使人不安的夜晚；前者是戰士，后者是夢想家。 西川談博爾赫斯 中國小說界和詩歌界對博爾赫斯有不同的接受，小說家們關注他的方法，而詩人們更熱愛他的精神。每一個眼前的東西都被他放大，神話般的放大，從而獲得了過去和歷史。人們對博爾赫斯的創新評价很高，約翰·巴思稱之為“后現代主義”。我認為博爾赫斯重新喚醒了一個新的知識体系，它讓人惊异不已，從《一千零一夜》到最現代的科學理念，縱橫交錯，博爾赫斯內置其中。有此喚醒，博爾赫斯對傳統文學，包括對中國文化，有了全新的看法。當想像力越廣闊時，他越顯精确，而其他人往往流于泛濫。博爾赫斯說：“我是一個計算音節的人。”這种大師的態度，是我創作中的一個平衡方向。 《南方周末》 2000年06月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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