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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序



  談及巴爾扎克,人們首先會想到他的《高老頭》、《歐葉妮·格朗台》、《幻滅》,而《邦斯舅舅》恐怕就要稍遜一籌了。然而,我們卻讀到了也許會令中國讀者意外的評論。安德烈·紀德曾這樣寫道:“這也許是巴爾扎克眾多杰作中我最喜歡的一部;不管怎么說,它是我閱讀最勤的一部……我欣喜、迷醉……”他還寫道:“不同凡響的《邦斯舅舅》,我先后讀了三、四遍,現在我可以离開巴爾扎克了,因為再也沒有比這本書更精彩的作品了。”二十世紀文學巨匠普魯斯特也給《邦斯舅舅》予以高度的評价,稱贊作者具有非凡的“觀察才能”,整部作品“触人心弦。”可見《邦斯舅舅》确實是一部非常耐讀的小說。

  讀《邦斯舅舅》,可以有不同的角度。
  一部傳統的小說,自然可以用傳統的方法去解讀。讓我們著重看一看《邦斯舅舅》中的主要人物邦斯舅舅。
  邦斯舅舅是個舊時代的“遺跡”。小說一開始,便以极富象征和概括性的手法,為我們描繪了他那悲劇性的外表及這外表所兆示的悲劇性的命運。
  故事發生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巴黎,那是七月王朝統治時期,法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正經受著激烈的動蕩。貴族階級逐漸沒落,資產階級政客、大銀行家,投机商和大批食利者占据了法國的政治和經濟舞台,而邦斯舅舅在這個時代的的舞台上是顯得那么格格不入:他“衣著的某些細微之處依舊忠實地保留著一八○六年的式樣,讓人回想起第一帝國時代。”這個“又干又瘦的”老人,“在綴著白色金屬扣的暗綠色上衣外,又套著一件栗色的斯賓塞!……一個穿斯賓塞的人,要知道在這一八四四年,不啻于拿破侖尊駕一時复生,”怪不得他一出場,巴黎街頭早已麻木的無聊看客也不由得發出含義丰富的微笑,帶著譏刺、嘲弄或怜憫:他“身上無意中留存了某個時代的全部笑料,看起來活脫是整整一個時代的化身”,“就像人們說帝國式樣家具一樣,毫不猶豫地稱他為帝國時代人物。”
  這位“帝國時代人物”,原本是個頗有才華的音樂家,他的曲子還獲得過羅馬大獎。當初,國家把他派往羅馬,本想把他造就成一個偉大的音樂家,可他卻在那儿染上了古董癖,還“染上了七大原罪中恐怕上帝懲罰最輕的一樁:貪饞”。
  一方面,邦斯那顆“生机盎然的心靈永不疲憊地欣賞著人類壯麗的創造”,在收藏和欣賞人類的藝術創造中得到慰藉和升華;另一方面,他那張挑剔的嘴巴充滿嗜欲,腐蝕了他的气節,那“嗜欲潛伏在人的心中,無處不在,在那儿發號施令,要沖破人的意志和榮譽的缺口……”
  從表面看,似乎是邦斯犯的那樁原罪——“貪饞”把他推向悲劇的道路,由一個具有藝術追求的音樂家“淪落到一個吃白食”;養成了“吃好喝好”的惡習,“只要能夠繼續活個痛快,嘗到所有那些時鮮的瓜果蔬菜,敞開肚子大吃(話雖俗,但卻富有表現力)那些制作精細的美味佳肴,什么下賤事都能做得出來”。他不僅為滿足自己的貪饞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喪失了獨立的人格,而且還被腐蝕了靈魂,“對交際場上那些客套,那些取代了真情的虛偽表演全已習以為常,說起來恭維話來,那簡直就像花几個小錢一樣方便”。
  然而,這僅僅是邦斯人生悲劇的一個方面,一個非本質的方面。他的悲劇的深刻原因,在于他的“窮”,在于他与他的那些富有、顯赫的“親戚”根本上的格格不入。一個在一八四四年還穿著斯賓塞的“帝國時代人物”,偏偏又生活在一群七月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之中。在他身邊,有法國藥材界巨頭博比諾,“當年鬧七月革命,好處盡讓博比諾得了,至少与波旁王族第二分支得到好處不相上下”;有“不惜犧牲自己的長子”,拼命向政界爬的老卡繆佐;有野心勃勃一心想當司法部長的最高法院庭長;有公證人出身,后來當上了巴黎某區區長,撈盡了好處的卡爾多。邦斯擔任樂隊指揮的那家戲院的經理,也同樣是個典型的資產階級暴發戶。
  從本質上講,邦斯是個藝術家。只有在藝術的天地里,他才擁有青春;只有与藝術交流時,他才顯得那么才气橫溢。在樂隊的指揮台上,他的手勢是那么有力;在他的那間充滿人類美的創造的收藏室里,他是那么幸福。對于藝術和美的創造,他是那么一往情深。他“熱愛藝術”,“對任何手工藝品,對任何神奇的創造,無不感到一种難以滿足的欲望,那是一位男士對一位美麗的戀人的愛”。甚至,當他因為得不到愛而絕望,投入到“連富有德行的僧侶也不可避免的罪過——貪饞”的怀抱時,也是“像投入到對藝術品的熱愛和對音樂的崇拜之中”。
  然而,他對藝術的熱愛是与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標准相悖的。對七月王朝時期那些資產階級暴發戶來說,音樂只是那些音樂家的一种“糊口的”手段,戲院經理戈迪薩爾看重邦斯的,不是他的才華,而是邦斯編的樂曲可以給他招徠觀眾,帶來滾滾財源;對愛慕虛榮,耍盡一切手段要讓丈夫當上議員,乃至司法部長的德·瑪維爾庭長太太來說,邦斯搜集的那些藝術品,那些稀世珍品,“純粹是一錢不值的玩藝”,藝術痴迷的邦斯,完全是“一個怪物”。
  在這些人的府上,邦斯老人經受著百般的奚落、嘲諷和耍弄,最終被逐出“他們的天地”,實在是不可避免的。在他們這里,沒有藝術的位置,他們“崇拜的是成功,看重的只是一八三○年以來獵取的一切:巨大的財富或顯赫的社會地位”。劇院的頭牌舞女愛洛伊斯·布利茲圖說得是那么一針見血:如今這個世道,“當老板的斤斤計較,做國王的巧取豪奪,當大臣的營私舞弊,有錢的吝嗇摳門……藝術家就太慘了!”看來,邦斯由藝術家淪為“吃白食的”,這不能不說藝術本身的淪喪,而邦斯的悲劇,恐怕就是藝術的悲劇了。

  法國當代著名文學批評理論家熱拉爾·熱奈特在探討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的敘事話語時指出,偉大的作品,“它們運轉的動力之一就是讀者有選擇的認同,好感与惡感,希望与焦慮,或如我們共同的鼻祖所說的恐懼与怜憫。”1讀巴爾扎克的《邦斯舅舅》,我們不可能不強烈地感受到作為敘述者的作者對讀者的認同所產生的強大的影響力。我們會特別注意到作者賦予人物的心理和道德特征,尤其是作者著力描繪的人物外部特征對讀者的价值取向、情感起伏起到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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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見熱奈特著的《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
  巴爾扎克是個公認的天才小說家,他具有非凡的觀察力,在他的小說中,如《邦斯舅舅》中,故事是由一個能洞察一切的觀察者加以敘述的。在步步深入的敘述過程中,作者善于步步縮小与讀者的距离,讓讀者不由自主地進入他的世界,觀作者所觀,感作者所感,最終達到認同和共鳴。
  就以作品中作者著墨較多的茜博太太為例吧。
  茜博太太是邦斯居住的那座公寓大樓的女門房。她原先是巴黎有名的“牡蠣美女”之一,后來在命運的安排下,嫁給了誠實可靠的看門人茜博。通過作者的敘述,我們看到茜博夫婦倆相依為命,“為人絕對正直,在居民區很受敬重”。特別是“在大革命時期出生,根本就不知道基督教理”的茜博太太對丈夫很忠誠,再加以前在藍鐘飯店干過,做茶做飯很有兩下子,居民區的門房們對她的丈夫很是羡慕。确實,對作者介紹的這樣一位女門房,讀者不可能不抱以好感,尤其是邦斯和施穆克住到她的這座大樓來之后她自告奮勇,為他們倆料理家務,而拿她自己的話說,純粹是出于“慈母般的愛”,不是為了錢。后來,邦斯被逐出上流社會,一病不起,茜博太太更是關怀備至,并聲稱要找“欺壓邦斯的人算賬,臭罵他們一頓”。面對茜博太太對邦斯的這一片真心實意,讀者也不可能不深受感動,對她的為人,對她“那顆金子般的心”,讀者都會嘖嘖稱道的。
  可是,作者筆鋒一轉,讓讀者跟隨他發現了茜博太太的另一面:貪財、狠毒的一面。這里我們再一次看到了在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中,金錢這只怪物對人的靈魂的扭曲和腐蝕。當茜博太太經唯利是圖的舊貨商雷莫南克的點撥,了解到寒酸的邦斯竟擁有百万家財之后,“在這女人心中那條在軀殼中伏了整整二十五年的毒蛇”被喚醒了,“激起了她發財的欲望”,她“用潛藏在心底的所有邪念”去喂這條貪婪的毒蛇,并對這條毒蛇言听計從。
  隨著敘述的進一步展開,作者一層層剝開了茜博太太的偽裝,把一個“陰險、毒辣而又虛偽”的茜博太太活脫脫地暴露在讀者面前。而作為讀者,我們似乎也跟著邦斯和施穆克,經歷了一個由對茜博太太的欣賞、信任,轉而漸漸認清她的真面目,最終對她無比厭惡、憎恨的過程。我們不能不歎服作者非凡的敘述手法,它不是圖解式的,它擁有巨大的感染力和深刻的啟迪性。
  巴爾扎克的筆是犀利的,無情的,面對他那匕首般的詞語,任何偽裝都不可避免地要被剝去。于是,邦斯身邊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一個個顯出了原形:女門房茜博太太是只凶狠的“老虎”;訴訟代理人弗萊齊埃“是條□蛇”,“目光如毒蛇一般狠惡”,連一身的皮膚也冰冷异常,“活脫脫是一條毒蛇”。當“老虎”茜博太太在“貪欲這條毒蛇”的引誘下,用令人發指的行徑把邦斯折磨得精疲力竭,昏睡過去之后,把貪婪無比的舊貨商雷莫南克,工于心計的古畫迷馬古斯和心狠手辣的訴訟代理人弗萊齊埃引入“藝術的殿堂”——邦斯收藏館的時刻,我們看到的是一幅多么可怖的圖景:他們一見那些稀世珍品,立即像“一只只烏鴉嗅著死尸”一般,如禿鷲般猛扑過去。一邊是人類美的創造,一邊是凶殘的猛禽,對比是如此強烈!透過這些极富蘊涵的外部符號,我們不難想象邦斯和邦斯的那些收藏品最終遭受的將是何种命運!

  有評論說,“巴爾扎克是鼓吹天主教信仰的”,“他認為‘宗教是一切社會里,把惡的數量減少,把善的數量增加的唯一手段’……”1在邦斯与惡的力量的那場力量懸殊的斗爭中,我們确實看到了上帝對善的救助。然而,上帝的力量是那么軟弱無力,它未能挽回邦斯那悲慘的、被邪惡所扼殺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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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見柳嗚九主編的《法國文學史》。
  《邦斯舅舅》中,施穆克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人物,因為他是“上帝身邊的羔羊”,“是上帝派往邦斯身邊的代表”,是對邦斯那顆始終得不到撫愛的、“絕望、孤寂的心”的一种慰藉和希望。
  在濁世間,邦斯是孤獨的,是孤立無援的,几十年來,“這個可怜的人從來沒有听到過有人問起他的情況,問起他的生活,他的身体。不管在哪里,邦斯都像是條陰溝,別人家里見不得人的東西都往里面倒”,遭受著侮辱和打擊;直到一八三五年,命運才“賜給了他一根俗語所說的老人拐杖”,在施穆克的“友情中”獲得了“人生的依靠”。
  确實,施穆克体現了“上帝的慈愛”,体現了“靈魂的純洁”,他對邦斯傾注了高尚的愛。當邦斯遭到了上流社會的遺棄,經受了心靈上致命的打擊之后,原本像“羊羔一樣溫順”的施穆克發出“羅蘭1的狂怒”,大罵那些欺侮邦斯的人,把他們“叫作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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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詩人阿里斯多德的《憤怒的羅蘭》中的主人公。
  然而,這位上帝的代表實在太“軟弱、無力”了,“人世間的一切都不放過(指邦斯)這位可怜的音樂家,滾落到他頭上的泥石”無情地使邦斯“陷于絕境”,而施穆克是那樣“束手無策”;這位上帝的代表也實在“太幼稚,太誠實”了,當茜博太太引狼入室,對邦斯的那些珍寶下手時,施穆克非但沒有絲毫的察覺,反而連連受騙,最終充當了“同謀”的角色,使邦斯八幅最珍貴的古畫落入了群魔之手。當邦斯在彌留人世之際,提醒施穆克,“世上的人那么邪惡……一定要提防他們”的時候,施穆克似乎還執迷不悟,仍把茜博太太當作“天使一般的”好人。
  還是經受磨難的邦斯認清了人世,認清了上帝。他知道是“上帝不愿讓他過他向往的生活”,是上帝“把他遺忘了”。上帝的代表施穆克不僅未能拯救邦斯,連自己也被上帝所遺忘,死在了濁世間那幫虛偽、狡詐、陰險、貪婪的惡人之手。确實,邦斯的悲劇是頗有譏刺意味的,上帝的善未能戰胜人世的惡,從這個意義上說,邦斯和施穆克的死,又是對上帝的一种否定。

  《邦斯舅舅》還可以當作一則“寓言”去讀,它具有警世的作用;還可以當作“巴黎生活的一個場景”去讀,它具有社會的認識意義……有心的讀者,不妨嘗試一下,多開拓几個閱讀視角,那肯定會有意外的收獲,享受到一份閱讀的惊喜。
                          許 鈞
                     于玄武湖畔南京大學公寓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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