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牡丹未謝，槐花雪始起。
鄭朗上了一諫，讓歐陽修主持談判百姓回歸事宜。這件事有些難辦，築城實際對宋朝危害不大，人家是對付西夏的，兩城用來存放備戰物資，但能說出一個道理。盟約上清楚地寫著，邊境不可築城，不可修築壕溝，不可增兵駐守。百姓卻是宋朝需要的，畢竟理論上宋朝重視內治，人人皆在喊以人為本。不提罷，裝聾作啞，一提這些百姓也算是宋朝子民，從西夏逃回來多不容易？
關健他們是從西夏逃來的，不是從宋境出發的百姓，甚至裡面裹著一部分西夏原住民，說不清楚。
鄭朗寫了一份國書，遞到契丹，但還不夠，想要契丹人同意，這次來使也要提出，談判難度大，但談好了便是一份不小的功勞。與契丹談判還談贏了，那怕是分厘之功，也是大功！
大家愕然。
實際相比於歐陽修的種種進諫，即便鄭朗於朝會上進行爭執，語氣也委婉得多。雖然你說錯了，也是好心一片，要深思啊，不能亂說。再看看歐陽修的奏折，奸邪，小人，穢臣，陰險……
派歐陽修做使者，與契丹西夏談判也是最好的人選。
他做諫臣，能將滿朝上下磨得仙仙欲死，但做使者，同樣能將兩國使者折磨得痛不欲生。而趙禎朝以前諸使者當中，除富弼外，其他人都顯得偏軟，以至外交黯淡一片，屢屢失去節制。
契丹使者到，契丹王后派監門衛上將軍蕭忠孝、利州觀察使劉從順，契丹皇帝派始平節度使蕭詣、高州觀察使趙柬之來到京城賀乾元節。
歐陽修也讓鄭朗弄得仙仙欲死。
鄭朗滑不溜手，想找毛病，不容易找，即便不顧後果，讓其他人彈劾鄭朗有失朝儀。弄不好傳到民間，能與王曾、呂夷簡那次火拚比較，那誰是呂夷簡，誰是王曾？恐怕十用**說自己是呂夷簡。
含著羞憤之心。施盡全身解數，與契丹四位使者周旋。也頗有策略，不提百姓，先提築城。蕭詣只能再三解釋，契丹築城是特例，不是針對你們宋朝的，反而是為了你們宋朝。西夏久不向貴國臣服，又提出種種百般無理的要求，俺們代你們大宋討伐西夏。
歐陽修說，不用你們契丹出手，西夏的事，俺們大宋自己解決，至於當初議和多出十萬，權當增進兩國友誼。白送你們契丹。
就怕契丹借此邀功，以後再度提出種種無理的要求。
蕭詣也感到為難，出征西夏多少也為得到這十萬錢向宋朝有一個交待。更考慮的是國內，元昊小子野心勃勃，多次收留夾山諸族百姓，不但有夾山的百姓，還有北方諸韃靼各族，一旦讓元昊施反間計得手，契丹也會糜爛。以前當作掣肘宋朝的棋子，可現在漸漸尾大不掉，不能讓西夏發展下去，否則不僅成為宋朝的危脅。也會成為契丹的危脅。這才有了這次準備征討契丹的計劃。
終說不出口，宋朝君臣有所懷疑也合乎情理。
扯皮大半天，歐陽修說道：「築城之事可以不問，但必須將我朝被元昊擄走的百姓釋放回來。」
「元昊桀驁不馴，我們契丹命令不聽。」
「不是，就是部分百姓自西夏逃歸我朝。沿途西夏多設關卡，只能從貴境逃歸，但你們契丹築下二城後，將我朝百姓截留，使不得歸，也是有傷兄弟之舉。我主增貴國歲幣二十萬，築城之事，已有諸臣爭執，再有截留百姓之事，我主如何向天下交待。若是貴國退讓一步，我主也能有一個挽回的餘地。」
四位契丹使者聽後，商議一會，蕭詣說道：「不是截留，有部分西夏人，我國若讓他們逃向宋朝，大軍興伐之前，便會失去大義所在。這樣，我們回去向我主稟報，派人去西南甄別，若是你們宋朝府麟百姓，逐一釋放回去如何？」
「若如此，當須從我朝府州派出數名官吏進行甄別。」歐陽修答道。讓你們甄別，能放回來幾個人？這時代，人也是一種資源。
磨了好幾天，四位使者讓他磨得頭昏腦脹，居然同意。
趙禎嘉獎。
但在心中哭笑不得，此人擔任知諫院之職，純是一個鬧事者，可做為使者，卻是不二人選。果然是量才施用……
朝堂和諧了。
鄭朗朝爭，痛斥歐陽修，隨後又給了他一個立功機會，還能說什麼？
但在這背後趙禎的平衡之術，也只有天知，地知，趙禎知，鄭朗知。關健是經鄭朗這一說，朝堂安靜下來，再也沒有一個大臣提水洛城的事。不敢再提，一提純是找抽。
鄭朗又上一諫，說夏收來臨，財政漸漸轉危為安，既然屈辱議和，應當休養生民，科配重斂商稅之舉，應徐徐罷之，是徐徐，不是馬上，馬上宋朝財政依然很緊張。戰爭以來，重加的科配悉數罷去，增加的商稅徐徐消減。
這就是鄭朗的功勞。
提前備糧，迅速平定各地起義，節約大量財政，否則這時，還沒有立減科配，徐徐減免商稅，無他，財政轉不過來。不過這個功勞是隱形的，沒有對比，無人察覺。
立准。
這一詔下，國家才到了真正恢復的時光。
而且鄭朗也在拭目以待，看他的免稅法產生多大的效果。
王安石免稅法有許多弊端地方，再加上市易法，使得免稅法效果僅限定在減少三四等戶負擔的作用上，商業價值被市易法沖消。若是沒有市易法，這些中產者釋放出來，會極大的帶動宋朝經濟繁榮。
也是隱形的，直接看看不到，最少要過五年以後。
不但免稅法，還有裁兵法，同樣要過很長時間，現在必須拿出錢來安頓退伍軍人，這個退伍費很高昂的，想要看到效果，也最少得五年後。眼下不但沒有效果。反而在增加費用開支。
陸續裁，已經將京畿數路兵士裁減完畢，戰前禁兵與蕃兵，也就是正規作戰兵士的主力。幾達九十萬，經過大規模裁減後，禁兵與蕃兵數量減少到七十一萬不足。
已經與王安石變法後數字相彷彿。
但鄭朗還不滿足，想要不冗，禁兵數量得控制在六十萬到六十五萬之間。少他也沒有這個膽量，多了便會冗。
眼下禁蕃兵數量依然會成為國家沉重的包袱。
樂觀的是廂兵，經過免稅法與進一步裁減。縮小到三十五萬人不足。等於自開戰以來的最高峰，先後裁減二十幾萬，近三十萬兵力。還得要控制，壓縮到九十萬人，宋朝冗兵的弊端便會真正漸漸消除。
已經算是不錯了。
之所以如此順利，正是因為改良型的保甲法，京畿與河北河東陝西，募得保丁三十幾萬人。至少讓趙禎產生一個錯覺，俺的兵力沒有減少。
不但趙禎會這樣想，一些守舊的大臣也會這樣想。
這一法最巧妙的地方便是除稅。有的官員想要功績，想強行征保，那麼稅務減少，不鼓勵征保，保丁數量不足，面子過不去。還會有糾紛，但有了這個微妙的平衡，糾紛不會很大。即便有，也沒有人在意，全部在關注著慶歷新政呢。
近三十萬兵士減少。眼下沒有為宋朝財政松壓，相反，三十幾萬保丁，或多或少地為宋朝財政增加了一些負擔。
若沒有慶歷新政帶來的種種爭吵，宋朝正在逐步恢復中。
就在這時候，發生一件事。一件不是很大的事件，最終震動朝野。
開封城南便是陳留縣，陳留縣南鎮西側的汴河上有一座土橋。這個土橋當初沒設計好，多阻擋航道，於是遷於此地，然也沒有設計好，橋墩對著航道，漕運來往船隻依稱不便，每次過這裡時皆小心翼翼的，省怕撞到橋墩，船隻沉沒。陳留縣催綱，也就是押糧官李舜舉建議，將這座橋遷到他處。
聽到李舜舉反應，開封府尹吳育派開封縣主薄李文仲與陳留知縣杜衍前來核實情況。這個杜衍非是西府的杜衍，而是另外一個杜衍，同名不同人。李杜二人過來看了看，是不太方便。回去反應，吳育便下令拆毀此橋。
這時候出現了麻煩。
雖說是木橋，但能架在汴河上，橋也不會小，橋面高大，有數座橋墩，於是位於陸地橋面下面一側被一戶人家利用，如果拆毀此橋，他家的房屋也必將被拆毀。
這時代也有拆遷補償的，補償的形式不同，例如房屋，會給一些工料錢與地皮，讓你重新建蓋。或者佔地，也給地錢，或者另給良地。不過人們還沒有炒作地皮的慨念，政府也沒有指望地皮來賺錢，所以成本不高。
但像這戶人家屬於非法侵佔，肯定不會補償。況且房屋又造得美輪美奐，那有錢來補償？然而這戶人家是當地的大戶，還帶著一個衛尉寺丞職官在身，名叫盧士倫，正好都官員外郎王溟以前租過他家的房屋，兩人交情非淺。盧士倫送了一筆厚禮給王溟，王溟接受盧士倫賄賂後，便去找三司使王堯臣求說。他不會直接說不能動盧士倫家的房屋，而說這座土橋存在很久，沒有李舜舉說得那麼嚴重，開封府是多此一舉，浪費錢財。王堯臣與王溟是同年進士，兩人平時有素交，形式類似鄭朗與張方平。他沒有想到其中的彎彎繞繞，便對戶部判官慎鋮說不必拆橋，節約財政。
他是一個三司使，總管著多少事務？這件小事，也不會親自視察的，慎鋮不同，聽說後問了問，心中遲疑。於是耽擱下來，王溟見到王堯臣不動彈，又催問一次。王堯臣便第二次問慎鋮。慎越誤會，沒敢直接問，王司使，不是拆不拆的問題，是盧家那個房屋。以為中間有貓膩，不敢得罪王堯臣，便說開封府已經開始強遷拆橋。
王堯臣有些來火，說了一句：「當初為了建築此橋花費良多，僅用三十年，就忽然遷往他處，難道不怕浪費錢嗎？」
有可能他是想節約經費，這個三司使做得很苦逼的，處處缺錢用。熬了一年多時間，容易麼？想維持，必須精打細算。有可能是他不滿吳育的強橫態度。
然後殿中丞陳榮古前往現場察看，不便是存在的。但小心駛船，也不會造成船翻人亡的惡劣後果，又揣測王堯臣心意，陳榮古回來後就說無妨，沒有李舜舉說得嚴重。
這拆了一小半不拆了，吳育心中不服，彈劾陳留橋存在舞弊事件。弄到趙禎哪兒去了。趙禎再派監察御史王礪下去調查，王礪是事實求是，沒有存其他的心，下去看了看，不是因為錢的問題，而是盧家這個宅子卡住，中間必有貓膩，便上書如實反應。趙禎還不大相信。若是其他官員還好，還有一個王堯臣呢。再派工部郎中呂覺立案偵案。
不知道盧家此時會有什麼想法，一個橋。居然驚動那麼多大佬出面……
最後盧士倫怕了，交待一小半，俺沒有賄賂，僅送了一些禮物，原來便有故交，不為此事，禮尚往來也很正常。真相揭開，趙禎各打五十大板，王堯臣罰銅七斤，權戶部副使郭難。知陳留縣杜衍，開封縣主簿楊文仲，陳留等縣催綱、右侍禁李舜舉，並罰銅六斤，皆以公罪坐之。戶部判官、國子博士慎鉞罰銅七斤，殿中丞陳榮古罰銅十斤。都官員外郎王溟追一官，衛尉寺丞盧士倫追一官，仍罰銅十斤，並以私罪坐之。
也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鬧起來，為一座橋，牽連這麼多大臣進去，傳出去也不大好聽。
趙禎想事情消解，卻傳到范仲淹耳朵裡，他認為趙禎和稀泥是不對的，上了一奏。臣身為參預大政臣子，刑名不當，臣不說則負陛下前日之訓，會成為天下罪人，所以臣要說。
陳留橋是真宗為損舟船，再三勘察後選定的地址，姚仲孫在三司，杜衍乞移此橋，仲孫不行。王拱辰知封府時，又請移之，拱辰不行。朝廷不知先朝有詔，許移乃失檢，三司去年又為此橋興修，今又破材料，所以派人再三審度，乃是舉職，非有私罪。
移橋文字，初九便送到王堯臣說，初十王溟才為陳留請回，王堯臣先發言，問移橋利害，王溟這才回答，非是王溟所請托而後行。
堂高則陛高，諸公卿者，所以尊天子的原因。三司使主天下大計，在天子股肱之列，有罪，則陛下自行貶廢，不可使法吏以小過而辱之。投鼠忌器，正是在此。陛下縱然有輕視近臣之意，不可外示於人。
王溟租盧家宅子，每月付房錢一千，其時已遷於辰州通判，只是暫時借住，當時王溟為本縣守官，盧家不願收錢，王溟尚不肯，只因王礪奏，於是捉盧士倫入獄，至有虛招（意外之音是屈打成招的），豈可因一兩千錢，便使員外郎請托此事？因停止追官，或與罰銅監當，省得外邊怨說，又避免本人頻來訴冤昭雪，煩惱朝廷。
陳榮古裁定橋事，說案賬上說所損船隻五十隻，多是因風吹拂，船夫駕馭不當，以至船撞到橋墩上磕撞致損。只有五隻乃是橋而致損，可移橋時稱人命及陷沒財物事，都是虛誑之言。所以榮丁定奪，不得移橋。今王礪所奏移回原處，一違先朝詔命，二新橋始建月餘，還沒有修好，便聞損卻舟船，撞折橋柱，及水勢稍惡重載船過往更不易。
慎越是三司判官，移橋公事本屬其主管，王礪重新定奪，也派人再次探問當移不當移，並無情弊之舉。
王礪與王堯臣雖是同宗弟子，素不相喜，因此定奪，誣三司情弊。又奏慎越是堯臣所舉，必有奸謀。事實別無情弊，更無奸謀，不值得。王礪親自守定此事，當以實聞，以免風聞之失。
這件公案是當不當移橋，但在這時代，橋雖方便過往行人，然而一建，船隻必然產生諸多不便。後世的船還往橋上撞呢，況且這時代的帆船。拆有拆的理由，不拆也有不拆的道理。可在雙方的推動下，這件公案又達到一個高峰。范仲淹說話還算含蓄的，也不當說，值得嗎？並且趙禎也從之，准了范仲淹的奏折。
范仲淹說了這麼多，有的地方刻決歪解，爭的僅是一個私罪。公罪是辦事不力導致失誤，責不重，也不失其德。私罪便是官員存私心，為人情，或受賄，或其他故，判罰不公，應重處，並且一旦戴上私罪的帽子後，以後仕途也會受阻。
既然從之，也就沒有多大的問題，不就是判罰幾斤銅嗎？值多少錢。
可是有一個王礪在裡面，歐陽修能不能放過去？其實在慶歷新政中，歐陽修起了很大的負面作用，不僅開黨爭之端，而且其人幾乎走火入魔……(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