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二年七月十六日，日本央行宣佈，他們將把國內投資者和海外投機者分開。
具體的做法是：日本央行再次大幅提高利率至百分之六，至四十年來之最高水平，以嚇阻投機者。同時，日本央行已經指示全國商業銀行切斷提供交易商日元的供應，以協助央行捍衛有關貨幣。所有的日本銀行都不提供貨幣市場利率的報價，有些銀行甚至得到指示不提供日元給任何海外投資人士的指示。這樣一來，海外投機商如果想大量吸購美元以拋售日元，就必須在更昂貴的掉期市場付出很高的代價買回日元。
按照日本政府的說法，對於海外投機者來說，這將是一擊必殺的殺著。
日本新任財長沖田說道：「我們將讓海外投機者每得到一個日元，都要付出鮮血的代價！」
不過，這顯然不是長久之計，因為這樣必定導致日本國內貨幣供應出現緊縮。雖然日本央行保證協助所有面對資金流動性問題的公司，但是在目前這樣混亂的形勢下，這樣的保證顯然毫無信用力可言。
西方的分析家就一針見血地評論道：「日本政府的這一招是雙刃劍，在讓投機者流血的同時，自己也在流血。從目前看來，日本央行干預行動方面似乎佔上風，但是事實上，形勢並沒有完全明朗，因為目前我們還無法看出到底誰將先流盡最後一滴血。」
在宣佈央行的對策的同時，日本財長沖田正式向議會發出請求讓日本的色情業完全合法化，並且公開徵取高額稅收，以協助政府渡過難關的呼籲。
三天後，也就是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九日，日元回落到一百七十四點三。
第二天，夢幻之都出版的《**》在頭版頭條發表了一篇命名為——《鹿死誰手，尚未可知》的特約評論員文章。
文章中說：「……日本的政治家總是喜歡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到別人的身上，然後自己彷彿一點過錯也沒有一樣地睜大雙眼四處無辜地觀望，這實在不是一個有責任感的政治團隊所應該持有的態度……事實上，日本這次金融危機的導火線在十幾二十年前已經埋下，那就是銀行的巨額呆帳和壞帳……近年來，日本房地產毫無節制的發展，金融業之間借貸信用擔保的隨意，使日本經濟局勢進入炸藥桶的境地。正是這些自身的弱點使國際投機者有機可乘……現在所有的人們都擔心當年的東南亞金融風暴會在日本重現，這並不是毫無理由的，雖然日本政府已經採取了積極措施……包括中央銀行極力捍衛日元的幣值，注入數千億億美元的資金挽救有關的企業，大量削減公共開支，為投資者購買房地產提供有利的條件等等，但是這些措施顯然都只是一時之策，並不能起到長久的作用，也沒有辦法徹底擊退虎視眈眈的投機者……以十九日日元的匯率來看，日本政府十六日公佈的新政策彷彿已告奏效。但是說這場風暴就將從此過去，那還為時過早。因為事實上許多海外投機者自身在日本擁有企業，他們完全可以通過在日本的企業套取到日元，然後用於進攻日本的經濟體制。而這幾天的表面平靜，很可能只是一個資金調配的時間差而已。我個人認為，日本政府應該讓它的貨幣自由浮動，放寬波動幅度，這樣，日本中央銀行在利率方面就可以轉為主動。而日本中央銀行目前的一味和投機者角力的政策，顯然是不明智之舉。因為在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之下，貨幣市場上的投機力量是異常強大的。如果有關國家無視本身在經濟或結構上的弱點，反而動用國家的資源去撐住貨幣的匯價，結果是得不償失的。因此，日本的當務之急不僅是要解決經濟的問題，同時也應建立起一個可行的貨幣體系……如果日本政府一直依仗自己的經濟實力，進行這種毫無意義的陣地戰式的固守，那麼其過程固然堪稱壯烈，但是對於事實卻不一定有多少裨益，而最終的結果恐怕也將回到本文的標題——鹿死誰手，尚未可知！」
文章出來後，世界媒體一片嘩然，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這篇文章百分百出自於吳世道之手，因為這實在太像吳世道的口氣。而同時，幾乎所有的人也都認為這實際上是吳世道對日本政府的一封**裸的挑戰書。
「我想今天大家最熱衷於談論的，理所當然的是日本政府所收到的第二封哀的美敦書……」《華爾街日報》七月二十一日的社論的第一行字，這樣寫道。
「中華民族萬歲！夢想工業萬歲！吳世道萬歲！大刀向鬼子的頭上砍去！美元從鬼子手裡搶走！」中國某著名憤青網站的標語！
這一天，美國白宮發言人在回答記者關於日本經濟危機的提問時，答道：「……如果形勢繼續惡化的話，美國不可能完全罔顧盟友的利益，我們將為我們的盟友盡到相當的義務……」
那名記者繼續追問道：「我想知道這種相當的義務包括什麼呢？包括直接進場救市嗎？」
美國白宮發言人想了想，答道：「如果形勢真的惡化到那個程度的話，我想美國政府會考慮這個手段。」
似乎是巧合，又似乎是有意，美國白宮發言人的記者招待會結束的同一分鐘，高達一百萬億日元的巨款在全球範圍內的資本市場上套取美元！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凌晨零點零分的時候，日元跌破兩百日元兌一美元的大關。
海內外投資者的信心徹底崩潰！
在天還沒有亮的時候，日本史上最大的資金外逃開始出現。這些人中大多數是外國投資者，但是其中也不乏一些平時高喊著愛國口號的日本本國跨國公司以及某些政界要人。
在四十年後，親眼經歷了這一切的日本著名作家和有太郎，在他的《少年時代》中這樣寫道：「……我至今依然記得，我樓上的橋本先生，就是愛國的口號喊得最響的那位，在嘶吼著讓經紀給他趕緊套取美元時候的聲音，甚至比他在街上吶喊中日開戰的時候還要宏偉。而在我樓下的森鈴子小姐，是個三十多歲的單身，屬於寂寂無名之輩，從來不曾在街上吶喊過愛國的口號，但是在這個時候卻默默地將所有的財產換成日元，然後靜靜地坐在塌塌米上，看著它以小時為單位的貶值著。雖然我那時候還小，但是我也大致明白了一個道理，大凡在嘴巴上喊著愛國的人，人品往往不是那麼可靠的。這個規律不止通用於那些將頭髮梳得油光可鑒的政客，也通用於那些平時看上去大義凜然，正氣十足的所謂精神領袖。也正是從那時候開始，我才知道日本的未來並不在那些揮斥方遒的偉人們手裡，而是扛在那些善良的，默默的，彎著腰勞作的人們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