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文革十年，人們有一種錯覺，認為這十年中，都是造反派在掌握著國家的黨政大權，他們濫殺無辜，為所欲為。其實，就龍門縣的造反派來說，雖然他們中的很多人被結合到各級革命委員會，擔任了領導職務，但並沒有真正掌握過一天領導大權。他們確實想掌握黨政軍大權，但沒有機會，反而鬧出很多笑話。
就拿龍門縣造反派中職位最高的副主任伍成雨來說吧，當天他怕再遇到王娟，自己失控會犯錯誤，就一早獨自離開了團隊。
木主任起床後，聽說他已經回縣城了，就很不高興。等他回城後，伍成雨就到木主任辦公室請罪說：「主任，我家裡有點事，走得很早，沒有等你們。我向你請罪！」
木主任說：「知道有錯就好！一個革命戰士要戒驕戒躁，不要老是拿自己過去的一點成績來炫耀。你昨晚不是在給小姑娘講自己的英雄事跡嗎？什麼目的？那姑娘一大早就端著一碗醪糟蛋在你門口等候你，你卻走了。以後再犯這樣的錯誤，要在組織裡檢討！」
伍成雨說：「以後再也不會了，我向長保證！向**保證！」
而且，就是這尷尬的領導地位也只有從1968年2月13日成立革委會後，到1969年底，四川省的革委會副主任劉結挺、張西挺在位時，短短的不足兩年的時間。
想當初，龍門縣革命委員會成立時，造反派伍成雨當了副主任，干雲勇、鄒欽明、劉仁裡都當上了常委。一時間，造反派有點得意忘形。他們認為是思想的偉大勝利，從此，中國再也不會走資本主義道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
可實際上，當時進入領導班子掌握大權的是駐軍代表，木支本團長，同時還有原龍門縣武裝部的政委催大貴，為革委會第一副主任。主持政府日常工作的還有被結合到領導班子裡的委員，原來的縣長高在正。
在一次常委擴大會議上，木支本主任問伍成雨：「小伍，聽說你們在搞一個城區各單位的招工計劃，想招一部分高中學生，留在城裡工作，有這事嗎？」
伍成雨趕快回答說：「報告團長，有這事，各單位的報告已經收齊了，小鄒正在起草一個文件，寫好後就送交給你審閱。」
木主任很生氣地說：「不要搞了，搞好了，我也不會同意的。我已經收到很多反映，說你們在搞派性。讓他們都回農村去鍛煉，以後再根據他們的表現決定招誰。」
一句話，讓伍成雨副主任顏面盡失，他趕快補充說：「是！聽從長命令。」
這事我曾經聽鄒欽明說過，他還把各單位招工的總表給我看過。他還開玩笑地說，我知道你喜歡吳靜霞，就把你倆分到縣印刷廠吧。只有那個廠招兩人，其它單位都只有一個招工名額。而且，印刷廠是老伍的根據地，以後他會照顧你們的。
當我們回鄉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就開始招工了。據我所知，沒有一個造反派是由伍成雨他們招的，所招之人有過去的「保皇派」，有過去幹部們的親戚、子女，還有很多有通天本事的下鄉知青。並且，很多人連初中都沒讀過。
再說龍門縣修龍潭水庫的事吧。當初是木團長木主任安排干雲勇負責這項水利工程的，可當干雲勇背著米口袋（自己的伙食）忙了一年多，水庫工程正式開工時，水庫指揮部成立，卻沒有干雲永的事。指揮長由原縣長，革委會委員高在正擔任，其餘成員幾乎就是過去縣政府的原班人馬。干雲勇還是回高寨公社當農民，要到縣裡開會時，同樣還是要提著妻子為他縫的小米口袋，不然就要到街上的館子裡吃貴一倍的議價（沒糧食關係的飯價）飯。
他們惟一能行使的權利，就是貫徹虛無縹緲的中央的各種文件精神，去宣傳，去動員群眾。這些事主任們是不想管的，他們也好在忙裡偷閒。
結合到革會的造反派頭頭們，他們雖然搬進了縣委會辦公，也給了他們一間住房，但他們在縣委工資表上領不到工資。伍成雨要回原印刷廠領工資，干雲勇要回高寨公社所在生產隊評工分，在開會時沒在生產隊幹活時，還要出具大會開的誤工單，否則，那天就沒工分。鄒欽明開完會就得回下鄉的正元公社勞動（因為他老家已無人，當時他這種情況的都做下鄉知青處理）。
他們沒有人事權，更沒有財政大權。這些權利還把守在過去政府的官員手裡，他們只聽現在在任的高在正等已擠進革委會的舊部領導的指令。所以，在龍門造反派有限的兩年都不足的，在台上的時間，沒有一個頭頭給曾經同他們浴血奮戰的戰友謀取到一官半職，獲取過一點利益。相反，過去被罵成保皇派的一些人，因為他們在文化革命中同那些被批判的當權派關係很密切，卻在高在正們那裡得到招工、招干和後來讀工農兵大學的機會。
不單是龍門縣的造反派是這樣，全國各地的造反派的情況都差不多。即使在中央，文革領導小組也沒真正掌握過大權。他們的每一次權利的取得都要靠主席的一句話或一個暗示，才能得到。但他們同時還要受總理、副總理們的監視，要逾越總理這道坎，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當時的對周總理還是比較信任的。
但在台下沒有被解放出來的，還在打掃人民廣場清潔的木書記們並沒有閒下來。有時老百姓還會看到，他們這些過去曾是為官的高尚的人，也會為掃地任務的分派爭得面紅耳赤的。他們也在時刻注視著在朝的造反派們的一舉一動，稍有差池，他們就會讓造反派們吃不了兜著走。因為從中央到地方，被趕下台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條路線並沒有自然消亡，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見分曉，要到運動後期才能徹底解決。
為了解決四川的派性鬥爭問題，中央對軍隊進行了重新調防，五十四軍調防雲南，十三軍入主重慶。
1969年第三次解決四川問題會議，四川省革委會的主要負責人和各大派頭頭參加。周恩來總理主持會議，中央文革和中央軍委文革小組負責人到會。
在此次會議中，周恩來總理批評了兩派頭頭在四川大搞派性武鬥，造成武鬥事件不斷，生產受到嚴重影響，四川的工作仍然跟不上中央的要求。還批評了王茂聚調動部隊參與攻打瀘州。
會議向與會者散了中央在此前整理的劉結挺、張西挺、鄧興國、黃廉、周家喻的《反動言論錄》，並組織與會者觀看了紀錄片《突破口上紅旗飄》。當晚，王茂聚「畏罪自殺」。京西賓館會議，對四川的兩派頭頭進行了系統清算，有效地制約了兩派的鬥爭。
會後，劉結挺和張西挺被扣押在北京。
（後來，在「四人幫」被粉碎後的1978年6月2o日，劉結挺、張西挺被依法逮捕。1982年3月，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判處劉結挺有期徒刑2o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判處張西挺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1993年張西挺因病去世。）
就在劉結挺、張西挺被扣押在北京後不久，在197o年2月一日，龍門縣所有被結合到縣革委會的造反派成員，都被通知到北京開會。當時龍門縣的伍成雨、劉仁裡、鄒欽明、干雲勇等7人到了北京軍政大學，參加了由北京軍政大學校長潭輔仁和5o軍副師長林長休主持的，「中央思想學習班」四川班學習，學習班大概有五六千人參加。
第一階段的主要內容是斗私批修，談自己在文革中所犯的錯誤。
第二階段的主要內容就是揭批劉結挺、張西挺在四川的滔天罪行。同時，還把他們兩人押到會場進行面對面的批鬥。並要求到會人員要與他們劃清界限，會議的性質就不言而欲了。
大概兩個月後，大會傳達了**的指示：主席說，他們是請來的客人，學習的目的是要培養他們成為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自從傳達了主席的指示後，學習班對他們就放得很鬆，也沒有什麼學習任務，但也不讓他們回四川。大家就在軍政大學裡無目的地耍到九月份，一共待了7個月零28天。當時，鄒欽明回到龍門縣後，長成了一個大腹便便的胖子，他去時帶的衣服、褲子一件都穿不了，全是在北京買的。
他們到北京後，龍門縣在新換防時，調來的李團長的主持下，把木易山等老幹部全部解放出來，結合到縣革命委員會。木易山名義上只是革命委員會的委員，但在黨內就是實際的縣委書記。
與此同時，龍門縣就從上到下的開辦各種類型的思想學習班，展開大規模的批判劉結挺、張西挺的運動，以此，剝奪各級造反派的領導權。
記得，在197o年的暑假，我們龍門區所有的公、民辦教師都被集中在龍門區中心小學校，辦學習班。當時是傳達中央關於處理劉結挺、張西挺的《12?5》通知，大概內容是說，劉結挺張西挺在宜賓地區搞獨立王國，還寫有《宜賓地區紅太陽》的書，劉張的罪行歸納起來如下：在四川組織*縱幫派勢力，大搞篡奪省委領導權的活動。劉結挺曾任四川省革委會副主任、成都軍區副政委、**第九屆中央委員。張西挺曾任四川省革委會副主任、**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在此期間，劉、張二人蓄意打擊報復，殘酷迫害幹部，製造武鬥事件，挑動群眾斗群眾等。
龍門區文教組長是一個叫鍾先書的矮個子，他弓著他的據說是被小學校的造反派老師打成駝背的腰，拿著稿子在台上哭喊著批判劉張，說：「你劉結挺，你張西挺，你挑動群眾斗群眾。黨中央、**說要文鬥，你要武鬥，你看我的腰桿被造反派打斷，至今都直不起來……」
他的哭聲，至今都還縈繞在我們的耳旁。我們都被感動，都憤怒地在小組或大組會上罵劉張禍國殃民，不是好東西。
批判了劉張後，大會就要求每個人斗私批修，講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幹過的壞事。到這時，人人都說沒幹過壞事，都說連造反派組織都沒參加過，是逍遙派。
到這時，代表四川最革命的造反派頭目，已被結合到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當副主任的劉結挺、張西挺都是反革命，其他的造反派還會是革命的嗎？沒有被抓起來就是幸運的了。所以，從北京學習班回來的伍成雨等人，就再也沒有政治市場了。雖然他們還是掛著革委會的職務，但連開會都很少通知他們了。一切領導權利都歸還到文革前的縣委、縣政府手裡了。他們就只有回到工廠做工，農村種地的分了。
實際上，在這個時期，造反派就已經退出歷史舞台了。但他們還沒有消亡，因為，*縱著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四人幫」還在做最後的掙扎。
許多人不明白，文化大革命中，當權派被打倒，為什麼我們國家的工農業生產沒受到多大影響，連續獲得大豐收。這就是真實的原因，是周總理在力挽狂瀾，不給造反派的領導權，用他的生命在支撐著我們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