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身前與身後，曹操都是個充滿爭議的人物，或稱「*雄」，或稱「英雄」，兩者在價值判斷上有肯定與否定之別，但他至少是一代梟雄。他殺了不少聲名顯赫的名士，如孔融、彌衡、邊讓、荀彧、崔琰、楊修、婁圭、許攸等，還有一些處於被殺邊緣的人，如楊彪、劉幀。正是這些殺戮，使得人們議論紛紛。按理說，曹操求賢若渴，並三下求賢令，他能容忍劉備等人，為的是免絕天下英雄之望，陳壽也認為曹操「不念舊惡」（《魏志·崔琰傳》），為什麼不能容忍手無寸鐵的名士？為什麼能不顧這些名士的賢才？綜觀史實，可以現，這些名士之被殺，或因為名士自身原因而咎由自取，或因為特殊的政治環境而不得不死，或因為曹操雄猜個性而作了糊里糊塗的犧牲品。各種原因，不一而足，也頗耐人尋味，下面可就此作些分析。
一孔融、彌衡、邊讓之死——名士文化的犧牲品
孔融與彌衡都是當時名士，兩人惺惺相惜，互相讚許對方，所謂「仲尼不死」，「顏回復生」云云。《三國誌·魏書·崔琰傳》裴注引司馬彪《九州春秋》日：「融在北海，自以智能優贍，溢才命世，當時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暇甲，與群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為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網羅，其自理甚疏。租賦少稽，一朝殺五部督郵。*民污吏，滑亂朝市，亦不能治。」可見孔融這個當時人們眼中頗有東漢黨人精神的「名士」，實際上志大才疏、華而不實，所以《後漢書·孔融傳》說：「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迄無成功。』張□《漢紀》亦曰：「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這樣的人，如果僅僅好名而不干涉政治倒也罷了，偏偏他又不甘心做個純粹的「名士」，還總是以「師友王侯」的姿態出現，動輒對執政者冷嘲熱諷。這自然也很容易被講究實用的執政者抓住把柄。故曹操以為孔融「亂俗」，是一個「浮華交會之徒」。「亂俗」在於蠱惑人心，「浮華」是東漢以來沽名釣譽之徒的共同特徵，兩者正好犯了當時情形下曹操的大忌。因為亂俗是必殺的，浮華交會是必破的。何況，孔融還有「鉤黨」之嫌，這是執政者最為忌諱的，曹操說過：「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魏志·武帝紀》）更糟糕的是，他提出「王部』之制以限制曹操的勢力，曹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後漢書·孔融傳》）。這直接關係到曹操政治統治的基礎，又犯了曹氏之大忌。
孔融倚仗自己的聲望才名，多次「戲侮」曹操，又『與孫權使者語，謗訕朝廷」（《後漢書·孔融傳》）。當曹操南征劉表時，就再也不能容忍這個維護漢室，不滿其專權、不附其勢的人繼續留在朝中了。古代君主關於叛亂的這根弦繃得很緊，曹操經歷幾次後院起火，南征之前不能不解除其後顧之憂。當然，孔融之死更因為他不僅是當代名士，而且自己也總以名士自居，處處耍的是名士派頭，曹操雖然頗有些原始儒學精神，但對此等憑恃高名卻華而不實之徒實是非常厭惡。更何況，孔融從來沒有把自己看作是曹魏的臣子，甚至在眾人面前讓曹操很丟顏面。這樣的人，其被殺其實是早晚的事。因此，從政治上說，這類喜歡結黨營私的人是不得不殺的；從個人恩怨上說，強大勢力的異己者總是沒有好結局的；從文化上說，喜好標榜而有文化優越感的名士階層與有實際才幹的務實階層是相互扦格的。這樣，孔融之死就是不得不然。
彌衡比孔融更狂妄，「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後漢書·稱衡傳》）。別說曹操，曹操的臣屬、劉表、黃祖都不能忍受。這種狂妄自大、華而不實、不拘約束的人於政治統治是毫無用處的。邊讓與孔融、陶丘洪「齊聲稱」（《後漢書·孔融傳》），但同樣華而不實，後來他「出為九江太守，不以為能也」（《後漢書》八十下《邊讓傳》），正說明了這一點。他與孔融一樣「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曹操一方面輕視這種無治國用兵之木之人，另外又忌憚這些「名士」的輿論不利於自己的實際統治，從哪方面講都不能容忍。殺邊讓在曹操的創業早期，曹操這時能不顧絕天下英雄之望，在他看來理由一定很充足。事實上，曹操為此付出很大代價，他的後方生了嚴重叛亂。但無論如何，對於這樣的所謂「名士」是一定要殺的。而且，這樣的做法是曹氏父子一直堅持的統治策略。建安二十四年之殺魏諷，從表面上看，是由於魏諷的謀反，實則更重要的是因為魏諷「有重名」，「有惑眾才，傾動鄴都」，而當時的名學家劉□曾告誡其弟說：「吾觀魏諷不修德行而專以鳩合為務，華而不實，此直攪世沽名者也。」（《魏志·劉□傳》注引《□別傳》）也就是說，魏諷也是朋黨浮華之徒，又有這類「名士」們喜好「交遊」的特點，正好都是犯了曹氏之忌，即使不因「謀反」而死，也不會有好結局的。這樣，孔融等人雖有各種理由可釋，總的說來還當算是名士文化的犧牲品。這一點，再回頭審視孔融《汝穎優劣論》中對於「頡頏天子」名士的推崇，就可明瞭箇中原因。
二荀彧、楊修之死——政治統治的需要
荀彧之死因頗為複雜，不但史料記載互有抵悟，後人對他的評價也頗有爭議。實際上，曹操自己在對待荀彧的態度上也有些矛盾。
荀彧之死的基本情形，《三國誌·魏書·荀彧傳》是這樣記載的：「（建安）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咨彧。彧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彧勞軍於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軍至儒須，彧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溢曰敬侯。明年，太祖遂為魏公矣。」所謂「以憂薨」，乃是曲筆，實則是曹操暗示其自盡，故《三國誌》注引《魏氏春秋》直接說：「太祖饋彧食，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同時，又注引《獻帝春秋》說，荀彧之自殺是因為曹操命其殺伏皇后，彧不從而被迫自殺。看來，其死因在當時就有疑問，今天想要徹底弄清恐怕不容易了。但其被迫自殺則是客觀事實，《資治通鑒》卷66記載此事後，司馬光加按語曰：「彧之死，操隱其誅。陳壽雲憂卒，蓋闕疑也。今不正言其飲藥，恐後世為人上者，謂隱誅可得而行也。」也就是說，荀彧確實死於曹操的「隱誅」。但荀彧是曹操的重要謀臣，為曹操立下了汗馬功勞，何以因小小嫌隙而致殺身？從曹操一生的行為來看，作為一個傑出的政治家，他不會因為一點點個人恩怨而致大局於不顧。他之殺荀，起因於不得不然的政治背景。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歷史學家們對於荀彧毀譽不一。
由於荀彧確為曹氏江山立下了不世功勳，六朝時期已有不少人視之為曹氏幫兇，《魏志·荀彧傳》裴松之注曰：「世之論者，多譏彧協規魏氏，以傾漢柞；君臣易位，實彧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疚焉。」唐代的杜牧也對其所謂的「晚節」頗不以為然。這樣的觀點一直到近現代仍然有之。陳壽在《三國誌》中將其列於荀攸賈詡同卷，視作魏臣，但在敘述其死後，特意加上「明年，太祖遂為魏公矣」這麼一句，也當是別有深意的。陳壽的言下之意是，荀彧若不死曹操未必能進爵魏公——荀彧還是有「忠漢」之心的。當然，陳壽著書在晉代，視荀彧為魏臣，蓋是尊重客觀事實；荀彧對晉宣帝司馬懿曾有拔舉之恩，忠孝之義也是出身儒室的司馬氏所認同的，所以陳壽最後這一句的隱意也是符合時代潮流的。這大概就是陳壽在處理「述」與「作」之矛盾時的一種手法吧。
范曄在《後漢書》中則將荀彧與孔融列於同卷，視之為漢臣，並且直接記載說：「操饋之食，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他不再為曹操避諱了。至於荀彧替曹操盡心盡力所立下的許多功勞，范氏認為：「方時運之屯遭，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勢強，則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後漢書·荀彧傳論》）他的意思是說，荀彧之投曹氏，是因為在那個特殊的亂世當中，漢王室弱不禁風，無法救民於水火之中，這就需要一個有雄才大略的強者來維護社會秩序，因此，他只能選中曹操作為自己價值目標的實現者，其行為表面上固是忠於曹氏，而其內心實是為了「漢祚」，可謂用心良苦。這個觀點被後來的不少歷史學者所認同，如裴松之、司馬光和趙翼等人。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卷66中尤其充滿感情地為其辯護說：「漢末大亂，群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哉！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為強，化亂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他以管仲為類比，大有孔子讚賞管仲的「加其仁，如其仁」之意，甚至還許其仁「居管仲之先」。這樣崇高的評價，當是無以復加的了。
正因為荀彧為曹操立下了不世功勳，他又是汝穎名士集團的核心人物，一言一行俱有影響，而曹操要想在政治上有進一步的不軌之圖，確實必須先要排除這個障礙。所以，荀彧雖然也是名士，甚至名頭有過於孔融，但他卻不是死於漢末以來名士文化之本身，而是死於曹操的政治需要。這也是曹操之為「*雄」的一面。
至於楊修之死，表面上似是由於曹操的多忌，實際主要是他捲入了太子之爭，是曹植的羽翼。《魏志·陳思王植傳》裴注引《典略》曰：「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後漏洩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修臨死，謂故人日：『我故自以為死之晚也。』其意以為坐曹植也。修死後百餘日而太祖慕，太子立，遂有天下。」由此可見，曹操是在自己死之前為曹丕掃除即位的障礙，這是為了維持曹家天下的需要，以免出現袁氏兄弟的局面。楊修自己也看清形勢，但又「不敢自絕」，故以為自己必然不免。所以楊修之死又是另一種政治統治的需要。
三崔琰、婁圭之死——雄猜個性的犧牲品
陳壽《三國誌》以魏為正統，為尊者諱，對曹操的評價是很高的，說他「不念舊惡」，但同時又不得不面對史實，說：「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南陽許攸、婁圭，皆以恃舊不虞見誅。而琰最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魏志·崔琰傳》）荀彧死後，「時人皆惜之」（《資治通鑒》卷66）。邊讓之死，使兗州士大夫「皆恐懼」，心不自安，以致引起一場叛亂。造成這樣的後果，曹操的雄猜個性要付很大的責任。
崔琰性格剛直，《魏志·崔琰傳》曰：「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為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二十萬眾，故為大州也。』琰對日：『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較計甲兵，唯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干時賓客皆伏失色。」或以為琰以此為自己埋下禍根。曹操用人之際，一時大度。從「賓客皆伏失色」來看，崔琰實際上經歷了一次很大的風險。又日：「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須長四尺，甚有威中，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一個令君主敬憚的人離死亡應該不遠了。琰推薦的楊訓在曹操為魏王時，「表稱讚功伐，褒述盛德」。當時人就譏笑琰舉人不當。琰看過楊訓的表章之後，寫信給楊訓說：「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可實際上當時的確是「變時」，「性忌」的曹操於是以「『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的罪名下之獄。裴注又引《魏略》記載，謂琰在獄中「心似不平」而又「平安」不以為會死，曹操遂忿然欲殺，獄吏告訴崔琰，崔琰說：「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崔琰心存僥倖，可實際上他的言論讓曹操以為是譏刺自己，是阻止自己的權勢的擴張。並且君主總希望罪臣表現出誠惶誠恐的樣子才高興，崔琰的態度嚴重激怒了曹操，所以非死不可。曹操《賜死崔琰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虯鬚直視，若有所瞑。」世人但知有「莫須有」，卻不知還有一個「若有」。可見崔琰之死的主因是「太祖性忌」，曹操敬憚他的剛直、威重，最後又疑心他譏刺自己進位魏王這件事。崔琰跟隨曹操多年，尚沒有料到曹操疑忌如此之深，「不知公意至此也！」至於下獄後的態度問題，如果不是曹操的性忌、狐疑，其實是無關痛癢的，卻以「若有」的罪名付之刀鋸。
崔琰的死讓同掌東曹椽並典選舉的毛玠很不高興，玠「仕見黯面反者，其妻子沒為官奴婢」，於是說：「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即觸怒曹操，被收下獄。幸好有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於家」。《魏志·毛玠傳》裴注引孫盛曰：「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可見曹操一方面可以在時機尚未成熟時隱忍而「不念舊惡」；一方面又「性忌」度量狹小，毛玠這樣的人才都幾乎因為隻言片語而不免。就連劉幀這樣的文土，也因為「不敬被刑，刑競署吏」。
至於婁圭，更是遭到疑忌。婁圭也是曹操的重要謀臣。劉琮投降時，『常將皆疑詐」（《魏志·崔琰傳》裴注引《吳書》），婁圭不以為然，曹操聽從了他的判斷，「從破馬等，子伯（婁圭）功為多」。婁圭的功勞已有了震主之嫌。「曹操常歎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魏志·崔琰傳》裴注引《吳書》）當曹操大勢尚未成時，他甚至不能容忍他的下屬比他強。《曹瞞傳》云：「（曹操）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己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這時他已有了一定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不需要隱忍而「不念舊惡」了，可以由著自己疑忌而度量狹小的性子來，於是借事殺掉婁圭。看來，政治家的「不念舊惡」是有條件的，時機不成熟、局勢不利時他們能隱忍不，一旦羽翼豐滿，一定會舊帳新帳一起算。《魏志·崔琰傳》裴注引《續漢書》日：「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術僭號，太祖與彪有隙，因是執彪，將殺焉。」雖幸好為孔融所解救，但可見曹操並非真的「不念舊惡」，與楊彪有隙，就要找借口報復。趙翼《甘二史札記》卷7日：「蓋操當初起時，方欲籍眾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楊阜所謂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諸雄，勢位已定，則孔融、許攸。婁圭等皆以嫌忌殺之。荀彧素為操謀主，亦以其阻九錫而脅之死。甚至楊修素為操所賞拔者，以厚於陳思王而殺之，然後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從前之度外用人，特出於矯偽以濟一時之用。」這就是曹操為什麼在起初能容人所不能忍的原因，但一旦「勢位已定」，就原形畢露。後世一些論著（包括《三國演義》之類的文學作品）常從封建正統觀念出而目其為「*雄」，甚至刻意醜化其形象，雖不免有某種觀念和意識形態在作怪，也確有曹操雄猜之性為事實基礎，並非全無道理。
四許攸之死——輕狂者的咎由自取
導致名士之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名士自身原因也是無法迴避的事實。
東漢末年，外戚宦官交替專權，政治**，現實中君臣之義既已紊亂，正統思想便惶惶然無棲身之地。以經學求致用的士人與政權的關係亦相應生變化，從政權的維護者慢慢地轉為政權的*評者，他們逐漸蔑視政權，轉向名士崇拜，追求人的自覺。趙翼《甘二史札記》卷5「東漢尚名節」云：「蓋其輕生尚氣已成風俗，故志節之士好為苟難，務欲絕出流輩，以成卓特之行。」孔融、彌衡、邊讓、劉幀任氣使意，不拘禮法，乃一代風氣使然。然而政治環境已然變化，在曹操的政權建立時期依然按照*評政治、不拘禮法的舊名士派頭行事必然為曹操所不容。
孔融、稱衡、邊讓又都華而不實、高而不切，並且維護漢室，不滿曹操專權，恃才多言，不為曹操所容，固其宜也。婁圭有功高震主之嫌，自當謙虛謹慎，有所收斂，可惜此人「少有猛志」。「後與南郡習授同載，見曹公出，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耶！』子伯曰：『居世間，當自為之，而但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魏志·崔琰傳》裴注引《吳書》）。一個志大才高的人很容易受到君主的猜忌的。而許攸雖然確是個名士，但此人未免有些輕狂，他「恃舊不虔」，居功自傲。《魏志·崔琰傳》裴注引《魏略》曰：「攸自恃勳勞，時與太祖相戲，每在席，不自限齊，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從行出郵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則不得出人此門也。』人有白者，遂見收之。」他似乎根本不懂得政治的殘酷性。另外，政治家一般以為有功勞是應該的，是忠誠盡職的表現。他們更希望下屬謙虛謹慎，不矜己功。一旦居功自傲，就會遭到厭惡。君主的賞賜是有限的，你一居功自傲，他就不知該拿什麼賞賜你的功勞。許攸的那種驕傲程度，他期望得到什麼賞賜呢？恐怕再大的賞賜也不能讓他閉嘴。因此，許攸之死只能是輕狂者的咎由自取。
五華佗、左慈之死——方士的命運
在後人眼中，華佗是一代名醫，但在當時的曹操看來，不過是方士而已。范曄在《後漢書》也將華佗與左慈同列於「方術列傳」中。而且，醫之職業在當時也是身份頗低的，連華佗自己也這樣認為。《後漢書·華佗傳》載其「為人性惡，難得意，且恥以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托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敕郡縣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服。荀彧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言。』操不從，竟殺之」。至於左慈，更是一個典型的方士。《後漢書》本傳載曹操欲殺之，而他竟然有離奇的變形之事。在曹操的眼中，方士們是可惡的，他曾把大*方士聚於魏城中，不是喜歡他們的方術，據其子曹植說，其目的是為了不讓他們興風作浪或招搖撞騙。所以，無論是實有醫術的華佗，還是裝神弄鬼的左慈，只要是方士，他高興的時候可以拿他們解解悶，視之為倡優而已，一旦冒犯其威或不高興的時候，他便可以輕而易舉地殺之。這就是方士的命運。更何況，華佗等人在他看來根本就不是什麼「名士」，其實本不可與上述名士之死相提並論。
綜上所述，作為一個理性的政治家，曹操殺人大都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不可能不顧及殺人的後果。他殺某些人是出於他的政治統治的需要，相比於其負面影響，他是有政治收穫的。其雄猜的個性與他的政治理性之間又有矛盾，使得一些人成了不應該的犧牲品，也使他自己付出了極大的政治與名譽代價。而其法令的過於嚴酷，就使任氣使意、不拘禮法的名士有了動輒得咎的危險，時代風氣讓名士們在很多方面有著相同的個性，政治環境的改變並不能讓他們很快轉變過來，他們也未必會委曲求全。名士們身異處的悲劇就在這些合力的作用下生了，這也是曹操在歷史上常被醜化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