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文化大革命後期，伴隨著對政權的厭惡和失望，鐵z局的工人階級已經不再那麼大公無私了。那時，車間裡偶爾也有人忙碌，但大家都不是在忙公家的活，而是在忙著給自己添置家當。好在車間裡木料、鋼鐵這些東西應有盡有，於是大家每天打櫃子的打櫃子，磨菜刀的磨菜刀，做沙的做沙。連那些做沙用的彈簧，都是心靈手巧的工人們自製的。
當時我到小朋友們家去玩，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大堆的齒輪、儀表等東西。當時也沒多想，現在才明白，那是工人階級「當家作主」，把「屬於自己」的國家財產往回偷。或者自己留用，或者賣破爛掙點錢。後來才知道，這種現象在當時居然還有個專門的名詞叫「公物還家」。鐵z局內普遍的枕木、鐵軌、各類工具就不必說了，幾乎家家都有；有幾家東西特別出奇的：有一家竟然放了好幾百個上海產的「電磁繼電器」，只是為了把它拆開拿出銅絲去賣；另一家和煤炭用的鏟子，竟然是用半厘米厚的不銹鋼板做的，我們小孩子根本就拎不動；還有一家，則用無縫鋼管當柱子蓋棚子。這些偷來的東西就在領導的眼皮子底下，可是根本就沒人管，因為領導們自己也並不乾淨。
盜竊公共財物的風氣，逐漸地成為了一種人們看來非常正常的事情，在文革結束以後也沒有被剎住。領導蠶食鯨吞，工人小偷小摸。無論是多大的家業，也經不起這樣的蛀蝕。無數國有企業，就這樣被慢慢地被偷盜一空，千瘡百孔。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企業需要自己找市場，講效益利潤。於是乎這些空殼企業的問題終於大面積地暴露出來，形成了洶湧澎湃的國有企業破產倒閉和工人下崗失業大潮。統治者前面搞即興試驗，成功了算人家的功勞，失敗了算人家交了學費，釀成的苦酒卻要老百姓來吞下。
假如不考慮一貧如洗、物資匱乏、吃不飽飯這幾條，那麼當時工人們上班倒也還是很悠閒自在的。一九七六年夏天，我四歲剛記事的時候，常隨父親一起去單位上班。通常在點個名以後，就看到工人們三三兩兩地躲在樹陰下乘涼，把報紙撕成細條，捲進散煙葉抽。要麼海闊天空、山南海北地吹牛，要麼用石頭子在地上畫個格子，下「十八子圍老虎」棋。還沒到下班，工人們就三三兩兩地溜回家了，兜裡鼓鼓囊囊的，裝著從單位偷回家的各種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