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沙線*近北京，因此我父親偶爾也利用星期天帶母親到北京轉轉。一天，他們倆到頤和園去玩，轉到了慈禧太后挪用海軍經費修築的石舫時想上去看看，卻被公園的管理員攔住不讓進。父親抬頭看見石舫上面有幾個外國人在遊覽，於是就問：「我看到上面明明有人嘛，怎麼就是不讓我們進呢？」工作人員回答說：「只有外賓才能進，否則這麼多人踩來踩去，石舫早就垮了。」對這件事，我父親一回憶起來就很氣憤，說：這不是「華人和狗不得入內」的翻版嗎？改革開放後，頤和園的石舫也對普通老百姓開放了，也並沒有見被踩垮。
還有一次，我父親和幾個工人一起到八達嶺長城去玩。當時也不知道什麼革命需要，長城好好的垛口竟然被拆掉了一段修成了花牆。我父親想，這破花牆有什麼照頭，就要求到垛口那裡照相。可那照相的根本就沒有什麼「顧客是上帝」的概念，把眼一翻，說：「就這兒照！你愛照不照！」我父親無奈，只好在花牆那裡照了一張。至今我們家還保留著這張照片，成為那段荒唐歷史的又一個見證。
那個年代的標語口號也算一絕。那年我父親他們路過長治市，在附近農村的牆上看到這麼一個大標語：「肝腦塗地學大寨，開腸破肚趕昔陽」。我父親當時就想，媽的，要學大寨你就學唄，幹嗎非要弄得血淋淋的？三十年後的今天，我也曾在一些地方農村的牆上看到過一些血淋淋的標語，寫著諸如「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之類。每當此時，我不得不感慨歷史還在延續。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蘇聯前領導人赫魯曉夫逝世。我的父親從一張《人民日報》上一個非常不起眼的小角落看到這麼幾個字：赫魯曉夫死了。當他看到這則「愛憎分明」的標題時，一方面為赫魯曉夫這位蘇聯的解放者辭世感到有一些難過，另一方面禁不住產生出一種對當時統治者的厭惡情緒，並打心底裡嘲笑著他的狹隘與無聊。後來到了一九七五年，當蔣介石去世時，《人民日報》仍舊如法炮製，又刊登了一條標題叫《蔣介石死了》的消息。
當時的統治者對學文史的人特別不放心，文革第一個受迫害的對象，就是歷史學家、《海瑞罷官》的作者吳晗。那時的社會風氣就是輕文史，重理工，有「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說法。因此，當時大學畢業的大學生，很多人缺乏起碼的文史修養。一次，我的父親和他的幾個工友，以及一位大學畢業分到鐵z局的劉xx工程師一起到故宮去參觀。一個工人問道：清朝的皇帝姓什麼？劉工程師回答道：姓康，康熙麼。我的父親說不對，姓愛新覺羅，他竟然還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