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不知道出於什麼目的，不斷挑撥老百姓之間互相仇視與殺戮，公然提出：「好人打好人，誤會；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反動」的口號，重複著「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語錄，給廣泛使用暴力找到了理論根據。「文鬥」很快成為過去，漸漸地武鬥盛行起來。開始是用木棒鐵棍，後來展到大刀長矛，後來就自製土槍土炮，最後展到真槍實彈，越來越血腥。在一九六七年春末武鬥第一次打死人之後，單位陷入了徹底的無政府狀態，局面非常混亂。我父親感覺不能再在單位待了，於是跑回了鄭州。雖然鄭州也不是什麼太平天下，但畢竟待在家裡感覺要安全一些。
當時鄭州市有三個比較大的造反組織形成鼎足之勢：第一個叫「河南造反總司令部」，簡稱「河造總」，主要由機關幹部組成，代表文化大革命前的既得利益者，相對比較穩健保守；第二個叫「十大總部」，主要由工人、警察組成，據說後台是武漢的「百萬雄師」，十分惡毒，特別熱衷於武鬥；第三個是「河南二七公社」，主要成員來自部分工人、郊區農民、街頭商販、無業遊民等，他們把「文革」看成自己翻身的機會；由於其成分複雜，又由七十多個大小組織合併而成，所以河南民間有「二七公社大雜燴、牛鬼蛇神排成隊」之說。
父親回到鄭州時，恰逢三個造反組織劍拔弩張之際。那天晚上一出火車站，就碰到幾個戴柳條盔的人攔住他問：「你支不『二七公社』」？當時被人這樣問是十分危險的，因為你不知道對方是二七公社的人還是十大總部的，或者是跟這兩個組織都對立的其他什麼組織的。萬一答錯了往往會遭到一頓暴打，甚至是殺身之禍。幸虧我父親經歷過「反右」，政治經驗已經算比較豐富了，因此靈機一動掏出了帶在身上的工會會員證。父親的工會會員證還是在大興安嶺時的，上面有漢文也有蒙文。我父親指著會員證上的蒙文對造反派們說：你看，我在邊疆工作，對咱們鄭州的革命形勢不太瞭解，能不能給我介紹一下？
幾個戴柳條盔的人一聽，也變得客氣起來。原來他們是「十大總部」的，於是跟父親講了「十大總部」如何如何好，「二七公社」如何如何壞的話。我父親耐著性子聽完，當即表態堅決站在「十大總部」的革命立場。末了，這幫人還握住父親的手，自做多情地說：「保重啊，戰友！現在敵人大搞白色恐怖，我們一定要與他們血戰到底！」我父親心中暗笑，但也只得裝模作樣地道了聲珍重，也就脫身了。此後幾個月裡，我父親在鄭州街上曾多次遇到類似的盤查，均用該計對付，屢試不爽。
當時的鄭州已是一片混亂。如果說，宋代畫家張擇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圖》描繪了當時開封城的繁華景象的話，那麼就當時鄭州市的混亂景象也完全可以畫一幅《鄭州文革圖》，定能成為傳世經典之作。一出火車站，我父親就看到站前廣場上擠滿了賣各種小吃的商販。當時各個單位都陷於癱瘓，結果意外地導致了對「資本主義尾巴」管理的放鬆，很多在「大躍進」以後已經絕跡的風味小吃此時都復甦興盛起來：炒涼粉、糊辣湯、羊雙腸、羊肉燴面都出來了，都集中在火車站擺攤。整個站前廣場熙熙攘攘，顯得熱鬧非凡。離火車站不遠，是鄭州的政治中心——二七廣場，在那裡各造反組織擺起擂台，宣傳車開來開去，高音喇叭此起彼伏。遠遠聽去，各種噪音混雜在一起如同夏日池塘裡的青蛙聚在一堆呱呱叫喚。單位大的開著汽車宣傳，有些小單位沒汽車，但也講究革命精神，派個男的拉個架子車，女的坐在上面念稿子。再往遠，造反派的打手們頭戴柳條盔、手持大刀長矛，還有人手持衝鋒鎗站在汽車上耀武揚威，一個個面相兇惡、不可一世。另外一些造反派則開著搶來的小轎車招搖過市，有些車已經被砸得不像樣子了：外殼癟了、車窗沒了、喇叭壞了、車燈滅了，居然也能湊合著開。車上的造反派們打個手電筒充當車燈，用木棍「當當」敲擊車門，嘴裡喊著「讓開讓開」替代喇叭。那時流行的保健方式是「注射雞血」，街道兩邊到處掛滿「注射雞血」的紅十字牌子。遠處的居民區和工業區，則因為大面積長時期的停電，一片漆黑中亮著星星點點的微弱燭光，如同墳場的熒熒鬼火。
我們家住在鄭州市黃河路，離火車站還有一段距離。當時公共汽車已經停開，全市大部分地區天天停電，加上市面混亂，流氓猖獗、武鬥頻繁，我父親怕中暗槍流彈，晚上不敢回家。於是他在站前廣場上弄了點小吃以後，在火車站候車室長椅子上睡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方才回到家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