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前的幾年，雖然農村還實行人民公社制度，但由於實行「三自一包」，幾年之中農村還是出現了微小的貧富分化。勤儉持家的人稍微富裕一些，好吃懶做的人要窮一些。前面提到的鄭八雖然是村治保主任，但因為好吃懶做、揮霍無度，吃的雖好卻家徒四壁。鄭八的幾個孩子從生下來一直到文革，居然沒有蓋過被子。文革一開始，鄭八就帶著他的幾個兒子來我們家抄家，把被子都抱走了。幾個兒子晚上把搶來的被子往身上一蓋，興奮地說，原來蓋被子睡覺竟然這麼舒服。其實當時的中國，除了少數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以外多數人都是赤貧的，也非常可憐。但高明的統治者恩賜給這些可憐的人一個樂趣：從人群中劃出「極少數」更可憐的一群來讓這些人折磨、虐待，從受虐者的慘狀中讓那些折磨他們的人找到自己高人一等的感覺。
隨著造反派日復一日的折磨，外婆的身體越來越差，腹部腫得像一口大鍋。但是造反派們卻依舊不依不饒，批鬥的手段越來越毒辣：在遊街時，把這些戴著木牌高帽的批鬥對像用繩子拴成一堆，弄一些威力大、聲音響的二踢腳往他們頭上扔。伴隨著「彭彭」的巨響，一邊是這些老弱婦孺們驚恐萬狀地躲避，一邊是興致勃勃的造反派們開懷大笑。每到此時，外公和外婆都緊緊地護住我的母親，生怕她太小，禁不住嚇出個三長兩短。有個精神脆弱的批鬥對象，從此嚇瘋了。
恐怖的利斧不僅僅砸落到我們家頭上。當時大隊長的女兒小名叫改改，就是那個和我母親一起長大的、經常欺負我母親的女孩。改改在文革初期也成了紅衛兵，最初抄家、批鬥別人的時候也是耀武揚威。結果過了幾個月，他爹因為糧食關時貪污引起眾怒被整倒了，改改也霎時間從神氣活現的批鬥者、紅五類成了驚恐不安的批鬥對像、黑七類，和我們家一起受刑。改改他爹脾氣大，挨批鬥沒幾天就氣死了，改改也慌忙在離家五六十里地開外的一個村子找了個婆家嫁了。改改的模樣和人品都不怎麼樣，又是黑七類，正經人家不要，只好找了一個瘸子。
在一次批鬥中，一枚威力巨大的二踢腳在我母親耳邊轟然炸響，把她的右耳炸聾了。那次批鬥結束後，外婆對我母親說：「秀菊（注我母親的小名），這老家實在是沒法活了，我和你叔（注滑縣方言管父親叫「叔」，母親叫「嬸」）也算是活夠了，不怕死……可你還小，趕快找個好人家逃命吧！再待在家裡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沒命了！」當時，聾著一隻耳朵的母親已經被嚇得神情恍惚，茫然地點點頭答應了。
然而奇怪的是，儘管我們家是「賤民」，但當外婆放出話來給母親尋婆家時，前來說媒的人卻絡繹不絕。很多提親的對象，不是這個村的支書，就是那個村的民兵隊長。其中原由就是我母親模樣長得非常漂亮，又被外婆教育得極為賢惠。儘管批鬥我母親時這些人可以高呼口號，甚至動人，但他們心裡並非不清楚是非。陷害別人是為了保全自己，或者是撈取向上爬的政治資本；而現在利益就在眼前，什麼階級立場、階級感情都立刻不重要了。這就是經過文化大革命這場「觸及靈魂的大革命」洗禮後，中國人整體所具有的心態。
但是我的外婆對滑縣這塊土地早已恐懼萬分，寧死也要把母親送得遠遠的。就這樣，我在鄭州的大姨找了住在鄭州拾破爛的老鄉張大娘，由她把我母親介紹給了我的父親。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我的母親十六歲，我的父親三十二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