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秋天以後，糧食一天比一天緊張了。我父親勞改所在的新河農場供應比農村要好的多，但還是飢餓難忍。新河農場有一個用甘蔗作原料的制糖作坊，農場領導很明顯地偏袒這些「犯人」，輪流讓他們到農場的制糖作坊「勞動」，實際上是讓他們補充營養。為此，很多人吃壞了牙齒但保住了性命。很多人也賣掉了自己的衣服、手錶等財產換糧食吃。
腹中空空，人們就懷念起以前能吃飽的日子來。每天到了晚上，犯人們就說起以前吃過什麼好東西，搞精神會餐。一天晚上，一個犯人繪聲繪色地說，自己從前吃過滿滿一飯盒紅燒肉，紅燒肉作成醬色，一打開一股肉香迎面撲來。說到這裡，他說不下去了，連忙嚥了兩口涎水，所有的聽眾也聽得直想流口水。
當時農場裡種著甘蔗和玉米，按道理是不許隨便吃的。但是犯人們都很餓，總是琢磨著偷玉米和甘蔗吃。因為怕被管教幹部現，大家明瞭一個暗號：管吃玉米叫「吹口琴」，管吃甘蔗叫「吹笛子」。一到晚上，犯人們就三三兩兩地湊到一起，說：「走，吹口琴去」，或者說，「走，吹笛子去」。當時我的父親就總是「吹笛子」，結果把牙吃壞了，一輩子總是牙疼。
那時全國到處餓死人，上面總算認識到了吃飽肚子的重要性，於是提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生產是基礎的基礎」。玉米要生火烤熟了再吃，有一個犯人每次吃烤玉米時，總是啃上一口，說一句：「唔，基礎的基礎」，再啃上一口，再說一句：「唔，基礎的基礎」。每到傍晚以後，農場的玉米地裡總是這裡一柱青煙，那裡一堆篝火，都是犯人們在烤玉米吃。農場的管教幹部都還不錯，明明能夠看見那些炊煙和火光，但總是裝聾作啞。
實際上，我母親所在的豫北和我父親勞改所在的豫西，饑荒狀況並不是全國最嚴重的。光河南信陽一個地區就餓死了一百萬人，其中一個小小的息縣就死了十萬人，有六百三十九個自然村全村餓絕。這引了後來的信陽事件，引了中央對整個信陽地委的大清洗，最後找出幾個「混入幹部隊伍中的地主階級分子」處理做了替罪羊。就這樣，中國以死亡三千萬人的巨大代價，給**一手動的「大躍進」劃上了血紅色的句號。（注餓死三千萬人的說法，是個大致的、粗略估計數，具體餓死人口多少，一些學者互有爭議。根據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在《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一文中的分析，1959∼1962年餓死人數在17oo∼22oo萬之間；另據重慶大學出版社《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綱》記載，這一數字為19oo萬；據美國著名人口學家科爾根據我國官方公佈的數據，在《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一文分析結果為268o萬。不管餓死的人是三千萬還是兩千萬，在和平時期內、沒有全局性大規模的自然災害的情況下，餓死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的人口，都決不是什麼「一個指頭」的小事。）
後來，某些人為了給自己推脫罪責，稱一九六o∼一九六二的饑荒是「自然災害」，這其實是占不住腳的。根據我國歷年水文氣象資料來看，那幾年的確生過自然災害，但是中國是個幅員遼闊的國家，每年不可能保證各地都風調雨順。那三年的「自然災害」的規模和程度，甚至遠遠比不上一九五四年的全國性洪澇災害，為什麼一九五四年就沒有餓死人呢？當然，某些人也自感底氣不足，又給加上了兩條：「蘇修逼債」和「美帝封鎖」，其實這也是很可笑的——「蘇修逼債」生於一九六o年夏天，而饑荒生於一九五九年秋後，到一九六o年春季最慘烈（「信陽事件」就生在一九六o年春天），哪裡有「因」在後，「果」在前的？事實上，蘇聯當時還曾經借糧食給我國東北地區，使得數十萬人得到口糧而免於餓死。至於「美帝封鎖」就更可笑了，「美帝」自一九四九年就「封鎖」中國（無非是不跟中國進行貿易），特別以朝鮮戰爭時為烈；朝鮮戰爭後英、法等西方國家跟中國逐漸恢復了貿易關係，然而饑荒竟然是在「封鎖」有所放鬆的情況下生的！這種偽造歷史、推脫罪責的做法，真是讓人齒寒。
我的大姑父在信陽事件後隨同**到河南鄭州開會，會議在河南省軍區禮堂召開，出席者是河南省地區以上黨、政、軍官員。一開始就是熱烈鼓掌，偉大領袖的第一句話就是：「信陽人民不愧是革命老區人民！」接下來又是熱烈鼓掌。晚上跳舞，吃的喝的應有盡有。據大姑父回憶說，信陽事件生後，為了隱瞞災情，信陽實行了特別措施，民兵佔領了火車站，只許下、不許上，所有郵件都要拆開檢查，查到有人寫信上告或上訪，都抓起來。當時人們都在死亡線上徘徊，關上兩天沒一個人能熬得過去，於是就在監獄裡死了。到後來，有一個轉業兵回到家鄉，現自己全家沒活人。由於他當過兵，見過些世面，他沒有寫信或去坐火車，而是一路上晝伏夜出，*轉業時帶的乾糧維持生命，直接告到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