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冬天，伴隨著「胡風、潘漢年反革命集團」冤獄，一場「肅反」運動突然間迅猛地開展起來，父親所在的公安部隊也未能置身事外。運動剛一開始時，是一些職位比較高、家庭出身不好、個人經歷複雜的軍官被隔離審查；接著審查對象的範圍逐漸擴展，也牽涉到職位低一些的人。起初，我父親被上級指派負責和別人輪流看管一個被隔離審查的校官，那人被審查的原因是曾經被俘過。審查中為了迫使犯人招供，採取了體罰戰術：不准犯人睡覺，只要看到犯人一打盹就大喊大叫把他弄醒；一連幾天不給犯人喝一口水。但尚年少的父親看著那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樣子，實在於心不忍，於是每次在自己值班時都把自己茶缸裡的水弄一點給他喝，見到犯人睡覺了也不去干涉，有人來了才慌忙把他叫醒。然而那個犯人實在是太睏了，有一天有人來時無論如何也叫不醒，結果被人給現了。很快，有人檢舉揭了父親的行為，他自己也被「隔離審查」。
審查對像越來越多，幾個禁閉室已經放不下了。於是上級專門撥出了一個大院子，把審查對像集中在裡面學習政策，鼓勵互相揭，還派了一些專職的「管理員」進行監管。我父親的經歷是一清二楚的：解放前還是小孩子，剛解放就參加了解放軍；最大的罪過就是玩忽職守，讓那個犯人喝水睡覺。因此，年輕單純的父親並沒覺得自己會有什麼問題，算是審查對像裡面心態最好的一個了。
審查對像中，有一個姓袁的助理醫生（注部隊裡簡稱「醫助」）跟我父親住在同一間大屋子裡，是一九四七年參軍的。袁醫助是個非常厚道的人，也很有文化，但是家庭成分不好，在上中學的時候還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其實我父親很清楚：國民黨時期政治號召力不高，沒幾個人會寫申請參加三青團，因此往往是由負責審查的國民黨官員指定，一般是看著誰順眼誰就入團，個表格一登記就算是三青團員了。假如光是這些事情倒還好辦，要命的是袁醫助被隔離審查後，有人為了圖自保積極揭別人，說曾看到袁醫助保存有國民黨的黨徽。審查人員根據揭，在袁醫助宿舍裡搜出他保存的一些舊明信片，上面印有國民黨的青天白日黨徽。解放前很多國民黨郵政當局印製的明信片上都有這東西，今天看來保存這些友人通訊的記錄沒什麼大不了的，甚至可以當作珍稀的收藏品。然而，當時特殊的政治氣氛下，保留有前政權的標誌物是一項彌天大罪，就是渾身是嘴也說不清楚。於是，袁醫助立即被當作重大反革命嫌疑重點監管。
由於「人證物證」俱全，對袁醫助「反革命」基本上定了性。但是偵察人員不滿足於此，而是懷疑袁醫助可能建立了地下反動組織，於是繼續深挖，想來個「拔出蘿蔔帶出泥」。但袁醫助始終不吐一個字，沒有像有些人那樣亂咬一氣牽連別人。一九五五年冬的一天夜裡，萬念俱灰的袁醫助用一把私藏的手術刀片割斷了自己大腿動脈。第二天清晨管理員來叫醒大家起床上操，叫到袁醫助時沒有人應聲。管理員走上前去掀開被子一看，大叫一聲：「不好，出事了！」我父親當時正凍得哆哆嗦嗦地穿衣服，聽到管理員的驚叫連忙一骨碌爬起來，一邊跑一邊披上軍襖跑到袁醫助床前，看到袁醫助穿著整齊的軍裝，滿被窩的血已經凝固了。由於全身的血已經基本上流盡，人早就又冷又硬，臉色顯得胩白胩白。雖然我父親從小經歷抗戰、內戰、鎮反，見過不少奇形怪狀的死人，但是袁醫助的死卻還是給年輕的父親留下了特別深刻而恐怖的印象，半個世紀以後仍歷歷在目。
就在這個萬分危急的關頭，一九五六年二月，蘇聯**第二十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開幕。在這次大會閉幕前夕，蘇聯領導人尼·謝·赫魯曉夫做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這份報告以確鑿無誤的證據，揭露了在國際**運動中帶著神一般光環的斯大林剷除異己、踐踏法制、草菅人命、無法無天的駭人聽聞的內幕。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如同在平靜的水裡投入一塊巨石，頓時在全世界引起了軒然大波。緊接著，蘇共黨報《真理報》刊登了一系列抨擊個人崇拜、揭露斯大林時代血腥歷史、呼喚民主法制的文章和社論，標誌著蘇聯進入了「解凍」年代。隨後幾年裡，數以千萬計在斯大林時代橫遭迫害的**員和蘇聯公民被恢復名譽或從集中營釋放。
當時中國還承認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因此儘管**對蘇聯人批判揭露斯大林罪行的做法深為不滿，但從維持「社會主義陣營團結」、繼續取得蘇聯援助的大局出，只得暫時按捺住心頭的怒火，表面上予以順從。中國的報紙對蘇聯《真理報》批判、揭露斯大林罪行的那些文章全文轉載，對赫魯曉夫與十六個加盟共和國（注當時蘇聯加盟共和國除了現在常知的十五個以外，還有一個「芬蘭—卡累利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後併入俄羅斯聯邦）領導人的談話內容也原樣刊登。蘇共二十大的政治餘波影響到了中國，導致來勢洶洶的「肅反」虎頭蛇尾，在無聲無息中嘎然截止。
一九五六年春季以後，被隔離審查的人們又分批被解除隔離，我父親是最早被解除審查的人之一。令人驚訝的是，昔日被當作準反革命看待的人放出後，又重新回到原來的崗位，該擔任什麼職務還是擔任什麼職務，彷彿什麼事都沒生過一樣。不過，那個可憐的袁醫助，卻因為自殺而被算做「自絕於人民」了。袁醫助父母雙亡，也沒有結婚，只有一個姐姐是他唯一的親人。袁醫助的姐姐來取骨灰時我父親見了她一面，大概是因為想哭又不敢哭的緣故，臉上露出一種非常古怪的表情。中國的老百姓自從五十年代開始，就被統治者制訂的條條框框一遍又一遍地篩來篩去，生死榮辱全都由高高在上的統治者掌握。可悲的是，這些條條框框並無定型，永不停息，昨天的革命今天也許就是反革命，稍有不慎跑出了這些條條框框，就可能帶來殺身之禍。
從某種意義上講，是蘇聯**二十大路線、是赫魯曉夫救了父親等一大批無辜的中國人一命，使這些人免於遭到「斯大林大清洗」式的厄運。當時年輕單純的父親尚不清楚政治這趟渾水的深淺，還對赫魯曉夫揭批斯大林的做法有些不理解。後來，隨著閱歷的豐富，他終於漸漸地悟出了自己和其他肅反難友的性命得以保全，全賴蘇聯**、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罪行的揭露。這種敢於自暴家醜的無與倫比的勇氣，起到了敲山震虎之效。從那時起，蘇聯**、赫魯曉夫在父親心目中有了一種特殊的地位。到了六十年代初期中蘇決裂、展開曠日持久的大論戰時，我父親在道義上已經站到了蘇共二十大路線一邊，堅信真理屬於列寧主義的蘇聯**。這種對蘇聯的感情理所當然地影響到了我——這也就是我為什麼會起一個蘇聯名字作為筆名的原因。
關於一九五五年冬天的這一次「肅反」運動，現在已經很少有人提起。這主要是因為：這次運動胎死腹中，除了類似袁醫助這樣特別不走運的人之外，並沒有如「反右」、「文革」一樣造成很大的危害和打擊面。然而，只有被當成審查對象的人才能切身體會到，當時的氣氛是何等陰森可怕。如果沒有蘇共二十大的召開，把斯大林的下場昭示在**的面前，一場類似於蘇聯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生的大屠殺在中國肯定不能避免。按照制度的內在規律，殺便殺了，最好不過幾十年以後恢復名譽。幸運的是，蘇共二十大改變了歷史展的軌跡，一場大劫難又一次與中國人民擦肩而過。但是「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從此**念念不忘的就是如何防止出現「中國的赫魯曉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