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我的大姨剛剛成人，被村治保主任看上了。這個治保主任小名叫鄭八，雖然也姓張，但是出了五服。鄭八成分是貧農，參加過抗美援朝，因腿部中彈致殘，立過三等功，又是黨員。這樣的出身和經歷，鄭八自然是新政權最欣賞的人物，當時在農村十分厲害。鄭八來提親時，甚至跟外婆許諾：如把大姨嫁給他，他就想辦法跟土改工作隊說說，讓把我們家的成分改劃成中農。其實，鄭八隻不過是一個村幹部，他沒有這個本事。
雖說巴結上鄭八這個村子裡的當權派可能會使我們家日子好過一點，但我大姨死活討厭鄭八這個人。而且，外婆是看著鄭八長大的，對鄭八知根知底，熟知他為人既凶殘，又懶惰，因此無論如何都不答應。當時土改複查工作隊就住在我們家裡，那些人都還不錯，比較同情我們家的處境，外婆就求他們出面頂住鄭八的壓力。於是，工作隊的姚隊長就裝做和大姨談戀愛的樣子，其他隊員們則出去造輿論。鄭八不敢惹土改工作隊的幹部，只得恨恨地作罷。後來，外婆托人到鄰村說媒，找到了當時正在鄭州工作的我的大姨父，草草成婚，於是大姨算解脫了。一九九一年外公病危，母親和大姨回去伺候，還一起去了當年那個救了大姨的土改工作隊員家裡表示感謝，此時他已經是滑縣法院審判庭的庭長了。那個治保主任鄭八後來對此一直懷恨在心，以後凡是運動都把我們家人往死裡整。鄭八的父親是個本分人，他兒子在外面作惡，老頭看不慣卻也管不住，只好經常來我們家串門罵鄭八。老頭子有點結巴嘴，說到激動之時，急得用手拍著膝蓋，罵道：「媽的個……x，我，我……咋，咋生出這麼個畜，畜生兒子！」
我的母親有兄妹四個，我母親是家裡的老ど，比大姨小十八歲，比舅舅小十三歲。大姨是長女，出生於一九三五年，一九五三年經人介紹認識了在鄭州國棉六廠當工人的大姨父，後在一個集體企業當了工人。大姨在大饑荒時期因為自己省下來往家送糧食，落下了渾身病根，在長期治療中又引起不少並症，有腎炎、糖尿病、肝硬化、肺結核、高血壓、心臟病、血管瘤、胃病等等，不過居然能挺到現在，也算是奇跡。
大姨之下還有一個弟弟，十二歲時不幸夭折。我的舅舅出生於一九三八年，初中時成績優異，因為外公判刑、家裡太窮輟學。舅舅是學校裡有名的尖子生，輟學時老師跑到家裡力勸外婆，不要舅舅輟學；後來連校長都驚動了，親自到家裡為舅舅說情。但當時家裡實在窮得揭不開鍋了，又恰好有個招工到河南信陽的機會，外婆狠狠心還是讓舅舅輟學當了工人。六十年代末期，我舅舅調到河南新鄉某印染廠當車工。一九七九年的一天，舅舅正在幹活時，一粒飛濺起的鐵屑深深插入了舅舅的左眼，導致舅舅左眼失明、右眼接近失明，只得退休回老家務農。由於鐵屑緊挨著腦部神經，因此摘除左眼時醫生不敢把鐵屑拔出，因而至今那個鐵屑還留在舅舅顱內。
我的父親有兄妹五個，我父親排行第四。我大伯出生於一九二七年，長大後考上了河南大學，後參加了國民黨河南省主席、第十九軍團張軫的軍隊，上尉軍銜。一九四九年五月，張軫部隊在漢口的金口陣前起義改編成為解放軍，大伯就留在了武漢。大伯有文學方面的才能，解放後成了部隊作家。一九五四年武漢軍民取得了抗洪鬥爭勝利，他寫了一篇單弦《江邊游》，成為當時膾炙人口的作品；此外還寫了一部話劇《北定中原》，被各軍區文工團競相搬上舞台，名噪一時。他曾兩次作為「部隊青年作家代表」在國慶時登上過**的觀禮台，其中一次是一九五九年十週年國慶。大伯還曾作為隨軍記者參加西藏平叛，寫了大量的通訊、隨筆，還拍了一些照片。在西藏期間，他親眼目睹了平叛後從農奴主莊園挖出被活埋的農奴的情景，那是父女倆，剛被活埋幾天（注西藏和平解放時，中央承諾不干涉西藏內部制度，所以農奴主依然有權處死農奴），死時表情十分痛苦。大伯還親眼目睹喇嘛寺裡人皮做的鼓、祭祀用的活人心臟。「文化大革命」期間大伯挨了整，被開除軍籍、黨籍，押送農村改造。一九八o年，大伯獲得平反，重新恢復了軍籍和黨籍。大伯婚姻不幸，其妻子是解放前確山縣長的千金，兩人一直感情不和。文革中大伯挨整時她與大伯「劃清界限」，大伯平反後與之離異。二oo一年夏天，大伯因心臟病作而去世。
我的大姑解放前在高等師範學校讀書，在其男友、**地下黨員張xx影響下參加了學生運動。解放後大姑當了中學教師。大姑父張xx解放後先參加抗美援朝，回國後到《解放軍報》社擔任編輯工作。當時《解放軍報》和《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一起被稱為「兩報一刊」，政治地位非常顯赫。大姑父是個好人，但就是熱衷於政治，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緊跟**的女兒李訥（注李訥當時化名肖力，在大學畢業後分配到《解放軍報》社）造反奪權，成為《解放軍報》社的實權派。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大姑父也遭到清查並降級使用，調到一家部隊農場任領導職務。大姑在「鎮壓反革命」時期遭誣陷入獄，身心受到極大摧殘，於一九六七年病逝，去世時還不到四十歲。
我的二姑解放前夕正在讀高中，國民黨潰敗時隨學校南遷，半路上被解放軍圍住繳械。當時解放軍裡缺文化人，動員青年學生參軍，於是十六歲的二姑就參了軍。二姑剛參軍就參加了淮海戰役，在前線認識了擔任解放軍汽車連連長的二姑父，後二人隨部隊南下至福州，安家落戶。我的二姑父原是運輸資本家的兒子，後來參加解放軍，解放後一直在福建省交通系統工作；二姑則在轉業後任一所中學的校長。文革期間，二人均遭到殘酷迫害，其中二姑在批鬥會上被紅衛派打成顱內出血，淤血堵塞了腦部血管造成左腦萎縮，走路時搖搖擺擺的，至今未能恢復。文革結束後二人獲得平反昭雪，現均已離休。二姑被政治運動整怕了，對我祖父的真實身份深諱莫測，連她的子女也一直聽二姑說他們的外公在解放前只是一個縣城的小文書。直到二oo四年我父親去世，二姑的長子來武漢奔喪，才知道我祖父的真實身份。
我的叔叔在解放初還在讀小學。他自幼喜歡鑽研文史，但後來考大學填報志願時，由於剛剛經歷過大饑荒，全國都在響應**號召「大辦農業、大辦糧食」，於是腦子一熱報考了北京農業大學，為此他一輩子後悔不迭。等到大學畢業時，再次響應號召，主動請纓到邊疆。當時他們班上幾十個學生，幾乎全都交了申請「支邊」的決心書，但最後選中的十幾個人幾乎都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叔叔被分配到內蒙古呼倫貝爾盟布特哈旗（注布特哈旗文革期間曾劃入黑龍江省，文革結束後重新劃歸內蒙古自治區，現名扎蘭屯市），在牧場一幹就是二十多年，在那裡遇到我的嬸嬸，三十多歲才結婚。八十年代以後，叔叔曾擔任扎蘭屯市主管農業的副市長、自治區呼盟農業局局長等職。一九**年，叔叔調回農業部廊坊某幹部學院，現已退休。
確山解放後不久，政府就公審槍斃了確山縣惡霸地主李自新。當時我父親隨祖母住在確山老家，公審大會那天我父親也去看了。李自新身上有不少血債，其中一個苦主聲淚俱下地控訴，全家大人小孩老人七口都李自新的家丁殺害，只有她當天因為回娘家才躲過一劫。當時一起被審的還有李自新的狗腿子劉定方，會場上有人領著喊口號：「打倒李自新，人民得翻身！打倒劉定方，百姓獲安康！」不過，李自新這個人卻一向同情**，當年**被國民黨抓時，經常跑到李自新家裡藏著，李自新有好幾百家丁，國民黨也拿他沒辦法。但解放後，李自新功不抵罪，公審大會結束後就把他拉到會場旁邊的一塊空地上，還是把他給槍斃了。李自新的狗腿子劉定方則被判處了二十年徒刑。
等到全國解放、塵埃落定後，祖母又帶著我父親和我叔叔回到開封，一九五o年，父親小學畢業後上了初中。由於一九四八年跑反時丟掉了大部分財物，沒有收入來源，家裡經濟已經比較拮据。因此，尚年少的父親也就挑起了生活重擔，每日挑水、干家務活。為了生活，祖母把省政府對門那一套大宅子賣了，當時賣了約二億元（注舊幣，相當於1953年幣值改革後的二萬元），在那個時代也算一筆不小的財富了。但是，習慣於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祖母生活很不節儉，加上老家來的親戚這個借、那個要，短短兩年時間就把這筆錢散的一乾二淨。
一九五一年的「八一」建軍節，我的父親十六歲時恰逢中原軍區（注中原軍區屬第四野戰軍，當時司令員為**，政委為羅榮桓）到學校挑人，於是參加了解放軍，被分配到河南省公安總隊政治部，成為一名公安部隊戰士。當時的公安部隊是現在公安機關的前身，職責上則類似於蘇聯的「契卡」，雖然也穿解放軍軍服，但左臂上有一個盾形臂章以示與一般部隊的區別。歷史就是這樣耐人尋味：出身於國民黨官員的少爺、小姐們，在革命大浪的推動下幾乎全都成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機器與柱石。當時祖母家的大門上，並排掛著四個「光榮軍屬」的牌子；無論什麼時候召開擁軍大會，祖母總是坐在最前面。
父親剛參軍時，曾經在開封市北土街原河南省銀行大樓內住了一段時間。那時正在搞「三反」鬥爭，沒收了很多資本家的財物，有懷表，金筆，還有衣服，都堆在這裡，雇了幾個流浪孩子挑揀。一次，在挑揀一件資本家的西裝時，一個流浪兒現衣兜裡面竟然有一根金條。後來那小孩把金條偷出來賣給一個收破爛的，那收破爛的給了他幾塊錢。不過，後來不知道怎麼的還是被查出來了，收回了金條。河南省銀行大樓是一棟三層高的老式樓房，圍成了一個天井。當時他無論如何沒有想到：十六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竟然會孤苦伶仃地死在這座大樓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