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討會召開的很勝利，張思文決定利用省城的關係再加一把火，礦產整合現在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純文字)
「這東風還是你去幫我借，這個時候我頻頻往省裡跑，不太合適。」張思文對愈彥說。
「盡量多跑幾家吧，不過，這位老同志是重點！」張思文把名單仔細看了又看，確認沒有遺漏，這才在其中一個名字下邊畫了一道重重的橫扛。
愈彥一看，是一位是省農村工作部離休的辛處長。
對於這位老領導，愈彥不是很熟悉。跟張思文做秘書幾個月，過段時間他都要隨同到省城跑幾次，專門看望一下這些安泰籍的老幹部。
通常情況下，張思文會親自一家家跑，雖然有時只是蜻蜓點水一坐就走，但那種姿態便代表了重視與尊敬。如果張思文實在跑不開，就讓秘書愈彥代勞，禮物還是那些，話卻要多說幾句，無非解釋張思文何故不能親臨，平常如何對老前輩們百般記掛，或者當場給張思文撥個電話，由他親自與老同志表達。
「知道為什麼重點要跑辛處長嗎？」張思文問。
「這個，還請書記指點」愈彥搖了搖頭，疑惑的說道。
「看來有必要對你進行一點革命傳統教育嘍。」張思文呵呵一笑。
愈彥當然希望掌握多一些背景資料，以便到時候懂得怎麼說話，如何拿捏分寸。
「別看這個辛處長離休前只是省委農村工作部的一個處長，卻是個非常了不起的人物，與省委領導的關係更是非同一般！」張思文介紹道。
辛處長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參加革命的一位老八路。他老家在安徽蕪湖，高小畢業後跟隨一位同鄉出來參軍，歷經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並隨解放大軍接管安泰。解放後，辛處長由於年紀太輕，被組織上送到省農學院繼續讀書，成為五十年代那批土八路中的知識分子。此後，他長期在省委農村工作部門工作，以常年深入基層、熟悉農村、精通農業而著稱。他的足跡遍佈全省鄉村，安泰郊區更是他來得最多的地方。那時候，不論多大機關、多高級別下來的幹部，但凡到了農村都不興住宿賓館、招待所，而是一律吃住在農家。
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文革」風起，既是保皇派又是走資派的辛處長在省裡遭到批鬥，就主動要求下放到安泰郊區。
等到七十年代末「文革」結束，辛處長官復原職，還回到省委農工部任處長。同時，為了盡快恢復被破壞的農業生產，他還主動要求再在安泰郊區蹲點一段時間，並掛職郊區區委副書記。
這位從小參加革命的老人，由於有進入農學院系統學習的經歷，後來又長期深入農村基層，成為全省有名的農業專家，特別是在治理高沙土、經營水利、沿江農作物佈局等方面獨有造詣。
在上世紀，我國還是傳統農業佔據主導地位，十多億人吃飯乃是第一要務。即使像經濟比較發達的本省，鄉鎮工業雖然已經是如火如荼，可農業在整個經濟中依然首當其衝。因此，像辛處長這樣的農業專家，按說早應該提拔到某個地市或廳局擔任更高層級領導，不想，正是緣於其在專業領域的獨特聲望，卻被省裡寶貝般一直「珍藏」在農工部，直到離休也才享受到地廳級待遇。
不過，也因為此，他在省領導面前頗有發言權，其威望絕不亞於某些位高權重的廳局長。尤其下到各個地市，更是深受基層黨政負責人的尊敬。
張思文這一介紹，愈彥恍然大悟，難怪啊難怪，原來這裡面內有玄機。
「到辛處長跟前，知道話怎麼說嗎？」張思文問。
「知道了。」愈彥嘴上這麼答，心裡卻也不是十分把握，就當場將說詞演示一遍，特別對可能出現的幾種情況做了預案。張思文聽了，表示滿意。
「這次給辛處長帶點什麼東西呢？」愈彥問道。
「這個我已經準備好了，你去的時候直接古來拿就好了。」張思文頓了頓接著說道。
愈彥點點頭，表示領會。
「記住，凡事點到為止，過猶不及。老同志們身經百戰，見識過的大場面多，千別把戲演過了。還有，在省裡不要張揚，遇到熟人盡量躲開。」張思文再三叮囑。
張思文的這一番推心置腹之語，讓愈彥感動不已。他想，官做到張思文這種級別，有時也很難，表面看起來風光無限，身邊奉承迎合者不少，可到了關鍵時刻，真正能說點心裡話的人卻很少，說到底還是高處不勝寒哪。
如此說來，愈彥此次省城送禮之行，責任相當重大。曾幾何時，愈彥對於這種庸俗的送禮陋習，極其反感甚至厭惡。
記得很小的時候，常聽老實巴交的父母在家議論，村裡某某人家由於給村支書送了一隻母雞，竟然就多領了好多救濟糧、款，或者分得了一塊戶戶眼紅的良田。那口氣，就像得好處者不是給別人送了母雞，而是偷了別人家的母雞。後來讀小學、中學，父母親督促子女們認真學習的警戒之語，就是時不時威脅說，「要是不好好讀書，就得像莊東的王小二，把家裡準備砌房子的錢拿出來送禮，才被村裡推薦到鄉辦磚廠上班。」其實，那個王小二不過是磚廠裡一個普通裝卸工，完全憑苦力掙錢，可是讓愈彥父母這麼一說，就像他掙的是什麼見不得人的髒錢。總之，在愈彥幼小的心靈裡，早已播下仇恨送禮的種子。
山大學讀書那四年，他的學習成績始終一流，一手現代詩做得行雲流水，在學生會副主席、詩刊副主編等多個崗位上也非常賣力，加入黨組織本來應該板上釘釘，可班上僅有的最後一個名額，卻讓一位經常往總支書記家拎板鴨的同學搶了。
經過如此重重打擊，愈彥對送禮一度到了深惡痛絕的地步，聲稱此生絕不染指。
「不會送禮的秘書，不是個好秘書。」張思文說這話時，愈彥剛跟張思文不久，乍聞此言，愈彥相當吃驚。他不明白，做好秘書與會送禮之間，有什麼大不了的關係。
當然，張思文話裡的意思，絕不是暗示愈彥給他送禮，而是他需要愈彥明白送禮的重要與必要，以便日後隨同他送禮時不會有什麼心理障礙，甚至有些禮還必須由愈彥代他出面。
「小愈啊，你當初在山大讀過四年文學，現在我倒要考考你，這送禮在中國歷史上有什麼講究？」第一次陪同張思文送禮歸來，閒聊時，張思文如此發問。
「送禮之風，自遠古即已有之，且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這種常識性問題，自然難不倒愈彥。既然是無事閒聊，又是張思文出題，他正好藉機顯示一番山大的史學功夫——古人一向崇尚「非禮勿施」「禮多不怪」，但這種純粹精神層面上的禮儀，漸漸被金錢物質之禮所替代，且歷數千年而長盛不衰。明初朱元璋為了鞏固其統治地位，大力抑制送禮賄賂惡習，不惜苛刑重典，包括剝皮抽筋之類的刑罰無所不用其極，可終究無法根治這一頑症。到清一朝，送禮不僅常見官員日記、信件、公文，而且在上呈皇帝的奏章中也多有記載。
那時，僅僅屬於法律規章許可、規定的禮數就有多種，比如，參謁上司，須備見面禮；凡遇年節，要送節禮；生辰喜慶，必致賀禮；題授保薦，當呈謝禮；升轉去任，聊贈別禮。據史書披露，到康熙朝後期，一個兩江總督，僅上任時收到的「見面禮」就有一萬多兩銀子，相當於400多萬元人民幣。
而且，那時送禮，還有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稱，叫「敬」。當時的地方幹部離京時，送給朝廷有關部門負責人的銀子叫「別敬」，夏天讓上司購買清涼用品的錢叫「冰敬」，冬天添置取暖用品的錢叫「碳敬」，給領導妻女的稱「妝敬」，給正上學讀書孩子的「文敬」，還有「年敬」「節敬」等等。
什麼樣的官員一年裡允許收幾次禮，哪一級幹部一任須送多少禮，幾乎完全有章可循、有據可查，上自皇帝下至百姓，皆心知肚明，且形成了某種必須遵守的規矩。凡事一旦成了規矩，事情往往一下就變得簡單起來——上頭不收不行，下邊不送也不行。
「這麼說，如今送禮之風盛行，從歷史角度考量，倒也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醜事，從某種意義上說，反倒具有歷史文化的自然傳承與延續。是這樣嗎？」張思文又問。
愈彥當即被問住了，一時不知如何回答。他沒有想到，自己剛才的一通宏論，竟然被張思文巧妙利用，成為送禮陋習的一件華麗外衣。
他內心裡不能贊同這種說法，卻又無法辯駁之，感覺是被偷換了概念。事實上，當今官場的這種送禮之風，已經遠離古代那種情義、禮儀與規矩，更與文化扯不上邊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