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民間繪畫，尤其是版畫，至明末呈現繁盛局面。
發展時期
明代繪畫的發展大致可分為早期、中期、晚期3個階段。
戴進《仿燕文貴山水圖》山石皴染兼施，淡墨烘暈，邊皴邊染的藝術表現手法，使畫面呈現出一派煙霓瀰漫之態，恰到好處地表現了江南潤澤清幽的自然風光。此圖佈局平穩，用筆圓渾，淡墨的巧妙運用，使圖中韻致舒雅。前景用濃墨圓點點畫樹叢，並以此襯出茅屋數椽，與右側溪水小橋、點綴人物相互照應，形成畫面的視覺中心。房舍裡有高士遠眺，小橋上有士人覓句，書僮侍後，一派悠然閒適的士大夫生活情趣。圖中峰巒，近坡皆用沒骨法，而視覺中心部分的房舍、樹木則以中鋒線條畫成，從而形成強烈的藝術對比。畫面由近而遠，層次分明，極富空間感，給讀者展現出一種空曠高遠的境界。圖中自款「錢塘戴進寫奉用言老師清供」，鈐兩印。右上角有董其昌款識：「國朝畫史以戴進為大家，此學燕文貴，淡蕩清空不作平日本色，更為奇絕」。故以《仿燕文貴山水》名之。講仿燕氏，其實亦不盡然，但題畫中點出此圖「不作平日本色」和意境締造的特點，倒是恰到好處。戴進山水，主要師承南宋。明王世貞講他「其山水源出郭熙、李唐、馬遠、夏圭，而妙處多自發之」。實際上，戴進除師法南宋四家外，還涉獵關仝、董源、范寬、米芾等諸家，使他的山水畫在水墨蒼勁的同時又渾厚沉鬱，從而形成他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仿燕文貴山水圖》就是這樣一幅別出心裁，使人清新淡爽、耳目一新的佳作。
早期繪畫
從洪武至弘治年間。明代宮廷繪畫與浙派盛行於畫壇，形成了以繼承和發揚南宋院體畫風為主的時代風尚。
明代宮廷繪畫承襲宋制，但未設專門的畫院機構。朝廷徵召的許多畫家,皆隸屬於內府管理,多授以錦衣衛武職。畫史稱他們為畫院畫家，實際上是宮廷畫家。洪武和永樂(1403∼1424)兩朝屬初創時期，機構未臻完備，風格也多沿續元代舊貌。至宣德、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間浙江與福建兩地繼承南宋院體畫風的畫家，陸續**入宮，遂使明代院畫一時呈現出取法南宋院體畫的面貌，宮廷繪畫創作達到鼎盛時期。正德(1506∼1521)以後，吳門派崛起，逐漸取而代之。明代宮廷繪畫以山水、花鳥畫為盛，人物畫取材比較狹窄，以描繪帝后的肖像和行樂生活、皇室的文治武功、君王的禮賢下士為主。如商喜《明宣宗行樂圖》、謝環《杏園雅集圖》、倪端《聘龐圖》、劉俊《雪夜訪普圖》等都是其例。山水畫主要宗法南宋馬遠、夏圭，也兼學郭熙，著名畫家有李在、王諤、朱端等人。李在仿郭熙幾乎可以亂真，王諤被稱為「明代馬遠」。花鳥畫呈現多種面貌，代表畫家有擅長工筆重彩的邊景昭，承襲南宋院體傳統，妍麗典雅而又富有生意。孫隆從北宋徐崇嗣脫胎而出，專攻沒骨法。林良以水墨寫意花鳥著稱，筆墨洗練奔放，造型準確生動。呂紀工寫結合，花鳥精麗，水石粗健，自成一派。明代宮廷繪畫雖未取得像宋代院畫那樣劃時代的成就，但在某些方面也有新的開拓。
沈周《臥游圖》冊頁共十七開。畫冊開首作者自書「臥游」兩字，楷法勁健。以後各開依次畫：仿雲林山水(水墨)，杏花(設色)，蜀葵(設色)，秋柳鳴蟬(水墨)，平波散牧(設色)，梔子花(設色)，秋景山水(水墨)，芙蓉(設色)，批杷(設色)，秋山讀書(設色)，石榴(設色)，雛雞(水墨)，秋江釣艇(設色)，菜花(設色)，江山坐話(設色)，仿米山水(設色)，雪江漁父(水墨)。每幅均有作者題詩或詞。
末開跋云：「宗少文(宗炳)四壁揭山水圖，自謂臥游其間。此冊方或尺許，可以仰眠匡床，一手執之，一手徐徐翻閱，殊得少文之趣。倦則掩之，不亦便乎，手揭亦為勞矣!真愚聞其言，大發笑。」全冊引首、畫、題詩、跋尾，成為統一的整體，表現著共同的意趣，陶醉在純樸的自然美景和美好的事物中，恬然自適，怡然自樂。
圖系《臥游圖》之《江山坐話》。是此冊頁七幅山水小景中的一幅。圖中近景集中於畫面右下角，溪邊濃蔭下兩高士相對而坐，侃侃而談；三株不同點法的樹木交融錯落，與左邊山坡遙相呼應；遠處屋宇若隱若現，藏露有致；遠山含煙，結構雅馴。款題：「江山作話柄，相對坐清秋；如此澄懷地，西湖憶舊遊。」沈周鈐朱文印一方，上刻「啟南」二字。為沈周晚年爐火純青之作。沈周此冊頁除七幅山水小景外，還有花卉十幅。其中《秋柳鳴蟬》以淡墨畫柳枝，濃墨畫蟬身及足，極淡墨畫蟬翼，薄而透明；《枇杷》剪裁得體，運筆酣暢，結構嚴謹，設色淡雅，均系沈周神來之筆。
浙派以戴進和吳偉為代表，活動於宣德至正德年間。因創始人戴進為浙江人，故有浙派之稱。繼起者吳偉為湖北江夏人，畫史亦稱他為江夏派，實屬浙派支流。戴、吳二人都曾進過宮廷，畫風亦源自南宋院體，故浙派與宮廷院畫有密切的關係。戴進、吳偉作為職業畫家，畫藝精湛，技法全面，山水、人物都很擅長，山水畫成就尤為突出。但二人風格又有所區別，戴進變南宋的渾厚沉鬱，而為健拔勁銳之體，但仍不失謹嚴精微；吳偉以簡括奔放、氣勢磅礡見勝。論者謂他「源出於文進，筆法更逸，重巒疊嶂，非其所長，片石一樹，粗簡者，在文進之上。」戴進、吳偉前後踵接，影響了一大批院內外畫家。追隨者有張路、蔣嵩、汪肇、李著、張乾等人。張路的山水畫水墨淋漓，人物畫則以挺秀、灑脫見長。蔣嵩善用焦墨，筆法簡率。汪肇作品多動盪之勢。李著學吳偉筆法，遂成江夏一派。浙派至後期，一味追求粗簡草率，積習成弊，正德後遂見衰微。明代後期藍瑛，有人稱之為「浙派殿軍」，從師承、畫風看，實與浙派無涉。
明代早期，江南地區還有一批繼承元代水墨畫傳統的文人畫家，如徐賁、王紱、劉玨、杜瓊、姚綬等人。徐賁山水承董源、巨然，筆法蒼勁秀潤。王紱喜用披麻兼折帶皴作山水，繁複似王蒙，墨竹挺秀瀟灑，被稱為明代「開山手」。劉玨山水取景幽深，筆墨濃郁，近王蒙、吳鎮。杜瓊善水墨淺絳山水，多用干筆皴染。姚綬主要師法吳鎮、王蒙，風格蒼厚。他們的畫風堪稱吳門派先驅。
唐寅《王蜀官妓圖》
還有一些畫家，雖未歸宗立派，亦各有建樹。如初宗馬遠、夏圭，後師法自然，以畫《華山圖》著名的王履；被稱為院派，給唐寅、仇英以較大影響的周臣；擅長水墨寫意人物和山水的郭詡、史忠；以白描人物著稱的杜堇等人。
中期繪畫
董其昌《高逸圖》以平遠兩段式章法處理畫面，近畫坡石松杉，中間溪水寬闊，對岸平灘淺渚，山丘數層，小溪從山丘兩邊延伸至遠方，溪山林木處茅舍數間。全幅枯筆墨畫、折帶皴法，得自倪瓚遺意，顯然是仿古之作。「仿」畫之風，因董氏對筆墨「文氣」的倡導而盛行，其功過是非難以定言。論功，則由此對元代四家的筆墨進行系統地研究，使之成為一套規範化的語言；論過，則削弱甚而取消了畫家對描繪對象的觀察與體驗，失去語言的鮮活性。董氏的畫在語言上還是有推陳出新的一面，即追求「生」、「拙」之味，但不是這一類作品。本幅上方自題詩一首：「煙嵐屈曲檻交加，新作茆堂窄亦佳。手種松杉皆老大，經年不踏縣門街。高逸圖贈蔣道樞丈，丁巳三月，董其昌」。又題云：「道樞載松醪一斛與余同泛荊溪，舟中寫此紀興，玄宰又題」。
約自正德(1506∼1522)前後至萬曆(1573∼1620)年間蘇州地區崛起以沈周、文徵明為代表的吳門派，主要繼承宋元文人畫的傳統，波瀾日壯，成為畫壇主流。
明代中期，作為紡織業中心的蘇州，隨著工商業的發展，逐漸成為江南富庶的大都市。經濟的發達促進了文化的繁榮，一時人文薈萃，名家輩出，文人名士經常雅集宴飲，詩文唱和，很多優遊山林的文人士大夫也以畫自娛，相互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