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儀徵人，字伯元，號雲台、雷塘庵主，晚號怡性老人，謚號「文達」，清代嘉慶、道光間名臣。quanSHU.cc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經史、數學、天算、輿地、編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著非常高的造詣，被尊為一代文宗。
阮元於高宗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出生於江蘇揚州府城一個以文兼武的世家。他的祖父阮堂武進士出身，官湖南參將，曾率軍征苗，活捉苗人數千人。父親阮承信系國學生，修治《左氏春秋》，為古文大家。母親林氏也出身於士宦之家，通曉詩書，有修養。
阮元5歲開始跟從母親學字，6歲進私塾就學。他的母親對他偏重於文字的教育，他的父親則令他通文義和立志向學。阮承信熟讀《資治通鑒》，對阮元講「成敗治亂，戰陣謀略」，並教他騎馬和學射箭，並對他說「此儒者事，亦吾家事也」，希望他文武兼備。
乾隆五十四年廿五歲的阮元中進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次年授翰林院編修。一年後因學識淵博，受高宗賞識升任少詹事，入值南書房、懋勤殿，遷任詹事。提督山東學政，曾數游濟南名泉，留下不少贊泉詩，寫有《小滄浪筆談》，雜記濟南掌故風物等；廣交山東及寓魯金石學家，遍訪山東金石文物，在畢沅主持下，撰成《山左金石志》24卷，對山東乾嘉之際金石學的興盛貢獻頗巨。後歷任浙江學政，仁宗嘉慶三年返京，任戶部左侍郎，會試同考官，未幾又赴浙江任巡撫，撫浙約十年。在任期間，除吏治軍政之外，又糾合浙江文人，編書撰述不輟。嘉慶六年在杭州建立詁經精舍，聘王昶授詞章，孫星衍授經義，作育英才。以嘉慶十年喪父，服除，任職兵部，又先後出為湖南、浙江巡撫。在浙江巡撫任上，政績頗多，其最大的功勞就是平定海盜。
嘉慶十九年調江西巡撫，因捕治逆匪胡秉耀有功，加太子少保，賜花翎。嘉慶二十一年調河南，升湖廣總督。任期內修武昌江堤，建江陵范家堤、沔陽龍王廟石閘。嘉慶二十二年調兩廣總督。在粵期間，建議禁鴉片，對英商採用較嚴厲的政策並上書嘉慶帝，認為「宜鎮之以威，不可盡以德綏」。嘉慶廿五年在粵創立學海堂書院。道光元年阮元兼任粵海關監督。當時來往中國的外國船隻常常挾帶鴉片入境，阮元對敢於經售鴉片者予以嚴辦。道光六年遷雲貴總督，一方面罷免貪官污吏，加強對鹽稅的徵收和管理；另一方面，組織偏遠地區的百姓開荒種地，防禦蠻族的進攻。道光十五年（1835年）召阮元回朝，拜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刑部，調兵部。道光十八年因老病致仕，返揚州定居，道光帝許之，給半俸，臨行加太子太保銜。道光二十九年卒於揚州康山私宅，謚「文達」，享壽八十六歲。入祠鄉賢禂、浙江名宦祠。
阮元作為徽派樸學發展後期的重鎮巨掣，其治學師承戴震，守以古訓發明義理之旨。乾隆五十一年，阮元舉鄉試入都，時年二十三，得與邵晉涵、王念孫、任大椿相交（見《揅經室二集》卷七《南江始氏遺書。序》）。其時戴氏亡故已十年，而王念孫、任大椿皆戴震之門人弟子，邵則為戴氏論學的「同志密友」，他們對於阮元的影響極大，阮元之訓詁學，得之王念孫較多，從此奠定他為學的基礎，終於成為徽派樸學極有潛力的後勁之旅，其後徽派樸學盛行江浙、名噪揚州、蜚聲魯豫、遠播西南，得阮元之力尤多。
阮元論學之旨，主張實事求是，「余之說經，推明古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一方面，以文字訓詁、考證辨偽探求經書義理、恢復經典原貌的做法即為「實」的方法。另一方面，阮元的「實」又具有「實學」、「實行」、「實踐」、「務實」等帶有時代特點的新的含義。阮元將格物與實踐統一起來，開始關注「家國天下之事」，真切反映出徽派樸學後期發展方向的轉變。《清儒學案。儀征學案》評價阮元：「推闡古聖賢訓世之意，務在切於日用，使人人可以身體力行。」阮元研究範圍自經史小學以及金石詩文，鉅細無所不包，尤其提倡以勘明大意為理念。其學術思想主要體現在講求「因古訓以求義理」，認為：「聖賢之言，不但深遠者非訓詁不明，即淺近者亦非訓詁不明。」（《揅經室一集》卷二《論語一貫說》）或言：「古今義理之學，必自訓詁始。」（《揅經室續集》卷一《馮柳東三家證異文疏證。序》）並有鑒於宋、明理學家們爭論「仁」字的含義，運用歸納的方法，把孔子、孟子所有論述「仁」字的文句集中起來，加以排比，寫成《論語論仁論》及《孟子論仁論》，用孔孟論述「仁」字的原意去糾正後世對「仁」字的曲解，從而避免了離開實事而空談心性的誤區。同時這體現了所謂的「以古訓明義理」。在文字訓詁方面，阮元遵循高郵王氏之法，大都由聲音貫通文字，從而總結出它的通例。阮元曾經提出探語源、求本字、明通假、辨誼詁四種方法，張舜徽先生在評論《揅經室集》時讚揚道：「元嘗自言余之學多在訓詁，良不誣也。」（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卷十一）
阮元的治學特點是由訓詁入手，長於比對歸納。和他之前的徽派樸學前輩一樣，阮元認為考據、義理、辭章三者是密不可分、兼顧並重的，不重考據，將無從窺探學問的門徑，無法升堂入室，但光重名物考據，不探求義理，仍然不能步入學問的殿堂。他在《揅經室一集》卷二《擬國史儒林傳。序》稱：「聖人之道貌岸然，譬若宮牆，文字訓詁，其門徑也。門徑苟誤，跬足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寢饋於門廡之間，無復知有堂室矣。」可見，阮元雖主張由訓詁求義理，但同時意識到漢學埋頭故紙，限於猥瑣的流弊，堅決反對「但求名物，不論聖道」的純粹訓詁之學，意在超越局部的研究而作融會貫通的工作，這也是阮元在學術見解上體現出與戴震之學的差異。阮元從事文字訓詁，著眼於源流和發展演變，著眼於字群音義上的相互聯繫，不是進行一詞一義、一事一物的孤立的研究考證，而是以聯繫的、發展的眼光來觀察研究事物。研究禮制典章，不糾纏於事物名稱的孤立考證，而是著眼於古代禮制的大體，不脫離歷史發展的背景和階段性，充分體現出他聯繫、變化、會通的史學觀，誠如皮錫瑞所言：「今得阮元之通識，可以破前儒之幽冥矣！」（《經學通論。三禮。論明堂辟雍封禪當以阮元之言為定論》）
在考據方面
阮元的業績主要體現在文字、主源、金石碑刻和對於典章制度的考等諸多領域，比如在考證文字本義和造字之始時，阮元與戴震提出的「讀書首在識字」的指導思想一脈相承，考證字的語源、本義、通假、訓詁並有所發揮。又如在對於古代的典章制度的研究中，阮元經過細密考證，寫出《明堂論》、《封泰山論》等文，認為所謂「明堂」、「辟雍」只不過是上古沒有宮室時的一種簡陋的結構，很像後世遊牧地區的帳篷，上圓下方，四周環水，每逢大事如祭祀、行軍禮、學禮，或者發佈政命，都在這裡舉行。阮元還說，「封」是統治者在南郊祭天，「禪」是統治者在北郊祭地。阮元這種解釋，都是他經過周密考證的結果，為時所稱。
阮元一貫主張「若義理從古訓中來，則孔子所得之義理，必自孔子以前之古訓中來」，正如在《詩書古訓》一文他說：「萬世之學，以孔、孟為宗；孔孟之學，以《詩》、《書》為宗。學不宗孔、孟，必入於異端。孔、孟之學所以不雜者，守商、周以來《詩》、《書》古訓以為據也。《詩》三百篇，《尚書》數十篇，孔、孟以此為學，以此為教，故一言一行，皆深表不疑。」此外，《論語論仁論》、《孟子論仁論》、《性命古訓》等都是阮元所作關於闡發義理的著述。
阮元先後在杭主政十二年，每到清明時節，他總要到郊外踏青，最喜歡去的就是遠離塵囂的半山（皋亭山）。他把半山比成紹興的蘭亭，和文人學士一起飲酒吟詩修禊。嘉慶
三年春天，杭城接連下了二十天的雨，天一放晴，他就邀好友陸耀遹、蔣徵蔚等人，坐著小船到半山看桃花。當船在半山橋靠岸後，半山一帶千樹萬樹的桃花絢爛奪目。他們在桃花叢中飲酒吟詩，直到遠處傳來隱隱的雷聲，醉意方醒，才踽踽登舟返回。
嘉慶五年阮元升任浙江巡撫，這年的三月上巳日，阮元邀了陳文述、吳文溥、孫韶、程邦憲、許珩、黃文暘等好友，坐著畫舫到半山，他們觀賞桃花後又作畫題詩，陳文述還在《皋亭山修禊作圖紀事》上，寫了一首「迎眸山色一痕清，修禊人來畫舫停；一種桃花與修竹，皋亭原不讓蘭亭」的詩句。
嘉慶八年閏二月，阮元到海寧一帶檢查海塘，回舟時特意從臨平過半山看桃花，他屈指一算這天是冬至後的第一百零二天，再過四天就是清明節了。他看到半山的桃花開得無比艷麗，漫山遍野都是黃燦燦的油菜花，便隨口吟出「江南江北花孰多，花多花少皆當歌，千紅萬紫不來看，花自春風人奈何」的詩句來，關照世人，切莫辜負這大自然賜予的美好春光呀！
嘉慶九年春，他和侄子阮常生等人乘船出城，沿著桃紅柳綠的河道，聽到了黃鶯婉轉的叫聲，看到了油菜花叢中飛舞的蝴蝶……舟行春色裡，身在明鏡中。當船行至石橋時，他走到橋上四處眺望，只見一朵五色彩雲向半山方向飄然而去，他脫口而出：「春花何處來，消息甚輕捷；一夜皋亭山，綠遍新柳葉……」的詩句。
翌年，嘉慶十年二月，半山的桃花又開了，阮元由於公事在身，不能親赴一年一度的半山修禊之會，便托其弟阮亨邀同人前往踏青觀桃，嗣後大家都作了詩給阮元看。
十年後的嘉慶二十年春三月，此時已離杭赴他處任職去了，其弟阮亨仍然每年到半山來觀桃修禊。當他來到佛日寺，寺僧出示《皋亭雲隱圖》給他看，阮亨看後讚不絕口：大有黃鶴山人筆意。他在寺中小住數日，將自己和友人在半山觀桃修禊之詩，一首首地筆錄下來，輯成《皋亭唱和集》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