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請問先生世人都講『士農工商』把商人排在末尾，先生是怎麼看這個問題的？」台下那人問道。
「恩我認為前人所說士農工商單從字面上的意思理解，難以斷定前人把商人排在最末尾。我們可以首先先想想孔聖人在講士農工商的時候是處於什麼樣的時代？在我看來那個時候生產力及其地下，人民衣不果腹，溫飽問題尚不能解決？又怎麼言商呢？我想大家想必也知道，在春秋戰國時期出了幾個比較大型的商人，如魏國的白氏、齊國的范氏、趙國的趙氏、出國的屈氏都算是當時的大商家，這些商人運用自身之便，促進商品的流通，吧全國的錢財全部集中在自己的手中，之時官無常糧，民不聊生，孔夫子在這個時候提出士農工商的看法是不錯的。」李塵道。
「到了漢朝的時候，商人依舊佔據著社會的大部分財富，那個時候世人無不經商，造成全國近八成的土地沒人耕種，漢武帝征戰用的糧草完全不足，在這樣的條件下，董仲舒系統的提出了重農抑商的思想作為國家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並實行到今天，儘管這項制度曾被一些王朝摒棄過，但是它作為歷史的潮流，在歷史的長河之中始終佔據這一席之地。」李塵頓一下接著道。
「可是仔細想想，大唐盛世又是如何造就的？唐朝李氏對於商品流通給予了極大的鼓勵，並且與週遭諸國通商，短短的不到五十年便通過這樣以中國方式，贏得了其附屬國的尊重，然而到了後期，隨著兼併戰爭的持續，為了集齊足夠的糧草重農抑商的思想又被重新重視起來，導致了唐朝後期百年之亂。」
「因此再我看來，重農抑商政策於國家制度相始終，決不是偶然的。因為一個國家或政權實行的經濟政策，歸根到底是由其經濟基礎所決定的。在前期實行這種制度的根本原因是落後、閉塞的自然經濟的反映，是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必然產物。依靠自然的力量，是國家經濟的基礎。農業是古代最具決定性的生產部門，農業生產的狀況直接關係到國家興衰和人民生計，國家通過徵收穩定的土地稅保證財政收入。鑒於這個原因以農業立國，必然成為歷代的治國綱領。
然而到了現在，國家生產力水平雖然在發展，但是這項政之所以沒有取消的原因便在於，國家的的稅收上不去，統治者為了增加稅收強行的鼓勵農民開發土地，加強稅收，然而土地雖然開採的多了，但是國家稅收卻沒有上去？這是為何？
我認為，造成這種現象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土地兼併的嚴重，那些京城高官沒有重視道商業發展的潛力。若是京城之中有人重視到商品發展的潛力，用商品的流通增加稅收，那麼京城所面對一切艱難問題都將迎刃而解。
當有一天京城人看到明白這個潛力的時候也就是我們商業地位抬頭的地步，對於那一天的到來，我身懷希望，而這些希望的源泉，便是眾位。」李塵道。
「我還想請問先生，按照先生所說，我們應該怎麼做呢？」先前的那個學生繼續提問道。
「這個問題也不是什麼難事，只要你們好好學習，憑借你們的喜好，選擇適合自己的職業，把這種職業做出成效來，京城眾位必定會看到你們的力量，那個時候他們便會開始重視你們，那個時候我們距離我所想的世界距離不遠了。」李塵回答完，自己的靈感也噴湧而來，緊接著道；「這也是我今天想要講的問題，如何學習的問題。
在我看來我們想要得到重視，就必須形成我們自己的團體，唯一要注意的是我們朋而不黨，眾所周知，商人唯利是圖，我們的當務之急，便是用利益把我們的凝聚在一起，當然這種凝聚的方式有很多，大的說，晉商、微商、小的說浙江商會，蘇州商會還有我們杭州商會，然而這種靠彼此之間的信用建立起來的關係式不牢固的。正如我前邊所說的，我們要用利益的方式把這些商人凝聚在一起。
而這種凝聚的方式，便是成立票號，票號的成立使其共同成員的財產聯繫在一起，這樣的話我們才能真正的在一條戰線上，讓國家重視我們，利用我們，提升我們的在國家的地位。」
「那什麼樣的票號，才是先生所說的票號呢？」書院之中又有學生提問道。
「這個問題就是我接下來要講的問題，票號的成立首先要有自己的宗旨，我認為票號的潛在目的是為了凝聚商人，但是更深層的宗旨便是為每一個國人提供更加方便的銀子流通，促進商品交易的發展。為人民服務便是我們的第一要義。
我們要始終把我們服務的對象放在我們的第一位，給在我們這裡寄存銀兩的人提供最為便捷的服務。
有了這樣的信念，那就要求我們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積累足夠的信用，而增加信用最簡單的方式便是誠實守信，所以我們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一定要做到誠信，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發展壯大票號，實現我們更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有了誠信之後我們還要做的便是放利，我們票號歸根結底的目的便在於服務，如何服務呢？我們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我們積累錢財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我們自己，而是要為全民所用，把我們借民眾的錢，再借給民眾去，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得到最廣大的群體的支持發展我們的票號，一次形成一個無窮無盡的大循環。
而實現這樣一種模式，我們需求的人就越多，我們不能單靠那些苦讀聖賢書的士子，我們要專門從事這方面的人才，也就是職業的商人，這也是我今後要開設這樣一個課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