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8月14日，楊度串聯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及嚴復，聯名發起成立「籌安會」，以討論國體問題為名支持袁世凱稱帝。孫、李、胡、劉4人都曾參加過同盟會，是名噪一時的革命黨。楊度用了許多手段把嚴復列為發起人，使袁世凱」極為歡悅」。
8月23日，由楊度親自起草的籌安會宣言公開發表，籌安會宣佈正式成立。楊度為理事長，孫毓筠為副理事長，嚴、劉、李、胡4人為理事。在籌安會宣言裡，楊度說：「彼外人之軫念吾國者，且不惜大聲疾呼，以為吾民忠告，而吾國人士乃反委生任運，不思為根本解決之謀，甚或明知國勢之危，而以一身毀譽利害所關，瞻顧徘徊，憚於發議，將愛國之謂何？國民義務之渭何？我等身為中國人民，國家之存亡，即為身家之生死，豈忍苟安漠視，坐待其亡。度特糾集同志，組成此會，以籌一國之治安。」
「籌安六君子」何許人也，這裡稍作簡介。楊度，字皙子，乃湖南湘潭人，他二十歲（1894年）時中舉人，後來拜在湖南名士王闓運的門下學習經世致用之學；清末新政後，在國內學子留日熱潮的帶動下，楊度也於1902年東渡扶桑，入東京宏文書院學習師範。後來清廷舉行經濟特科考試，學有所成的楊度便回國參考，初試揭榜後，楊度高中一等第二名，第一名則是後來總統府的秘書長梁士詒。
梁士詒是廣東三水人，與梁啟超同時就讀於佛山書院且於1889年同榜中舉，後又在1894年中了進士，入翰林院學習散館後供職國史館。梁士詒喜研究財政、河渠等實用之學，當時朝廷給他分配的工作不符合他的興趣，於是他參加了1903年的經濟特科考試並且勇奪第一，但在複試的時候被小人中傷，說他是逆黨梁啟超之弟，名字也很反動，所謂「梁頭康尾」（康有為，字祖詒，梁士詒的父親倒是曾與康有為同榜中舉），人品可知。當時慈禧太后最恨康梁二人，人所皆知，梁士詒也就心灰意冷，退出競爭；而楊度因是被殺的楊銳、劉光第的同門（同出於王闓運的門下），也就識趣的遠述而去，免得招來橫禍。
受此挫折後，楊度再度遠赴日本學習法政，由於他人品瀟灑，智商很高，於是很快便聲名鵲起，當時還被推為留學生總會幹事長。孫中山對楊度也頗為欣賞，一度還想拉他入同盟會，但楊度在政治上傾向於君主立憲，既不保皇，也不革命，於是婉拒了孫中山的請求。在日本期間，楊度發表了大量政論文章，一時被人稱為憲政理論家，後來清廷派出的五大臣考察憲政，據說交差的調研報告還有一部分是出自楊度的手筆。
清廷決定實行預備立憲後，楊度也在當時的軍機大臣張之洞與袁世凱的共同保薦下進了憲政編查館，由此與袁世凱拉上關係。不過，袁世凱被趕回老家後，楊度並沒有與之同進退，而是繼續留在北京為官。等到袁世凱復出並就任大總統後，楊度發現曾經與自己一同落難的梁大財神，竟然早已在總統府秘書長的位置上坐得穩穩當當，成為了袁總統的紅人，真是羨煞人也、氣煞人也。
楊度早年跟隨王闓運學習帝王之術，這時也敏銳的看到了太子袁克定的帝制陰謀，隨後兩人便很快氣味相投、勾搭成奸。1915年4月，楊度寫了一篇《君憲救國論》的文章，經袁克定牽線搭橋，袁總統得見此文且十分欣賞，當時親筆寫下「曠代逸才」四個大字，並製成金匾條幅賜給楊度。楊度見了這四個字，既喜又憂，喜的是袁總統還認可他這個人才，但憂的是他在袁總統的眼中只是個「曠世逸才」，尚不能得到重用－－－想必這也也是楊度急於表現的原因罷。
至於孫毓筠、李燮和、胡瑛這三人，前文也曾順帶提過，這次的華麗轉身也著實讓人大跌眼鏡。孫毓筠是安徽壽州人，他在1906年便在東京加入了中國同盟會，後來又出任安徽都督，是一名老資格的革命黨了。但在「二次革命」失敗後，孫毓筠先後出任政治會議議員、約法會議議長、參政院參政等職務，這次楊度發起籌安會，孫毓筠也是積極響應，並擔任了會中的副理事長。
胡瑛是湖南桃源人，與宋教仁是同鄉，他也是個老革命黨，曾在1905年的時候與革命烈士吳樾密謀炸死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結果事情沒有辦好，吳樾成了革命烈士，胡瑛則亡命東京，並於當年加入同盟會。後來，胡瑛又回國參加日知會，與黃興等人密謀舉行長沙起義，但因事洩而被捕入獄。武昌起義後，胡瑛出任湖北軍政府外交部長，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又被孫中山任命為山東都督（實際上只佔據煙台一地）。袁世凱當上大總統後，胡瑛被解除都督職務，被委以陝甘經略使、青海屯墾使之類的虛職。好在胡瑛和楊度是好朋友，於是也列名於「六君子」之一。
三個湖南佬，共唱一台戲，李燮和是湖南安化人，他先後參加過華興會、光復會、同盟會，武昌起義後他與陳其美一起組織了上海起義，並出任吳淞軍政府都督。由於與陳其美關係不和，李燮和隨後又出任光復軍總司令，並率江浙聯軍攻克南京，為革命事業立下了汗馬功勞。
這三位朋友原本是同盟會骨幹，辛亥前後也曾為共和革命而衝鋒陷陣、出生入死，如今卻搖身一變，反水投靠帝黨，真是令人慨歎人間易變、世事無常。想必是對革命前途極度失望並發現共和政體不適合中國國情罷，因此這三人窮而思變，雖被革命朋友視之為「反骨仔」也在所不惜。
至於嚴復與劉師培，那都是當時學界的國家級大師，如此德高望重、人所景仰的人物，如何也來摻和這趟渾水，倒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嚴復是福建閩侯人（今福州），原本是福州船政學堂中的最優等生，在學業上比北洋艦隊中的那些老同學劉步蟾、林泰曾、鄧世昌等人要更勝一籌，後來又被選送到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留學，可惜學成後沒能調入北洋艦隊，而是被任命為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想必文人出身的李鴻章認為最優秀的學員上戰場衝殺是一種浪費，派去培育更多的人才方是正途。不過這也是好事，不然嚴復極有可能像他的那些老同學一樣，或在黃海大戰中葬身魚腹，為國捐軀；或在威海兵敗後，舉槍自戕，以身殉國）。
嚴復在擔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期間，此時的副總統黎元洪還是他的小學生呢。甲午戰敗後，嚴復也就絕意海軍，改而從事翻譯著述事業，如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原富論》等，都是出於嚴復的手筆，其提出的「信達雅」三字，至今都是翻譯學的聖經呢。
可惜的是，嚴復雖然被譽為「西學第一」，但因為各種原因都沒有得到重用，唯獨袁世凱出任直隸總督後對他親眼有加，不過此時嚴復已經絕意仕途，他拒絕了袁世凱延他入幕的再三邀請。儘管如此，嚴復對袁世凱的慧眼識人還是心存感激的，當袁世凱被罷出京時，嚴復挺身而出，大聲疾呼：「世凱之才，天下無兩」，「此人國之棟樑，奈何置之閒散？」
民國後，嚴復被袁世凱任命為北京大學（原京師大學堂）第一任校長，蔡元培和胡適都應算是他的後輩，以他在學術界的地位，當時無人及其項背。有意思的是，嚴復雖然精通西學，卻在民國初年極力倡導「復古尊孔」，並發起了北京孔教會（另一名知名的翻譯件林琴南也積極參與之，怪哉？不怪哉？）。不過，也有人說嚴復列名籌安會乃楊度肆意為之，嚴復並不知情；但從之後的情況來看，儘管嚴復從來沒有參加過籌安會的活動，對帝制運動也持消極態度，但他在整個過程中一直保持沉默，並沒有公開站出來闢謠，足見他對帝制之說並不反感－－－「復古尊孔」的結果嘛。
劉師培是江蘇儀徵人，是當時與章太炎齊名的國學大師，他早年留學日本時也曾加入同盟會，但並不熱心革命而專心學術，他回國後被兩江總督端方延入幕府，學問也大有長進。劉師培倒是對帝制運動頗有興趣，在楊度發表《君憲救國論》後，他也發表了一篇《國情論》的文章與之唱和。不過，好在劉師培不太涉足政界，而是醉心於經學、小學、漢魏詩文等中國傳統文化，終成一代國學泰斗。
不過話說回來，倘若是一班無恥政客文人鼓吹帝制以圖私人之功名利祿，想必袁世凱也能洞察其奸，但楊度這樣的才子、加上嚴復、劉師培等這樣頂尖的文化大師們也來支持，你說袁世凱一點都不動心，恐怕也難。據袁世凱的心腹說，袁總統聽說連嚴復都參加了籌安會，「極為歡悅」（此等歡呼雀躍之態，讀者盡可想像），隨後便撥款二十萬，以供籌安會研究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