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底的一天，5名全副武裝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在鹿兒島縣的一個村莊，向身著戎裝的裕仁天皇以及皇后良子的「御像」舉槍射擊，在刺鼻的硝煙之中，「御像」的碎片四散飛濺。自從1928年裕仁舉行登基大典之後，天皇和皇后的「御像」就在日本全國各級學校、府、縣政府所在地、軍隊和軍艦以至於普通村莊供奉著，並且由專人負責看護保管。在小日本的法律之中，損壞天皇陛下的「御像」乃是「大不敬」之罪，是要被殺頭的。
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東久邇宮稔彥內閣向駐日盟軍司令部提出了嚴重抗議：「日本政府在促使總司令部嚴加注意的同時，望最高司令部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抗議歸抗議，但是在戰敗投降的處境之下，宮內省也認為繼續在各地懸掛天皇的「御像」已經不合時宜了，為了避免類似事情的再次發生，宮內省不得不向全國發出了「送還御像」的通知，後來宮內省把全國各地送還的1000多幅「御像」在皇宮護城河畔全部予以焚燒。望著被焚燒的「御像」所散發出來的縷縷青煙，裕仁又怎麼能夠不感到心驚肉跳呢？
而更讓裕仁寢食難安的，還是美軍逮捕戰犯嫌疑人的行動，到9月底為止，駐日盟軍司令部已經公佈了三批逮捕名單。此時此刻的裕仁，不僅為愧對列祖列宗而感到十分內疚。同時也為美軍不斷逮捕他的忠實臣民而痛苦萬分。甚至還萌生了退位的念頭。裕仁曾經對宮內大臣木戶幸一說道：「昨天還是我所依靠的人們，今天就被作為戰爭責任者交給了米軍，實乃痛心難忍之事，能否由朕一人承擔，哪怕退位也可。」但是裕仁仍然還抱有最後一絲幻想，因為他注意到美軍逮捕的前三批戰犯嫌疑人都是戰爭時期的軍政首腦，還沒有涉及到皇族以及他的心腹近臣，所以裕仁認為美軍確定的戰犯也就大概局限於這個範圍。
但是裕仁的幻想很快就破滅了，在10月2日，駐日盟軍司令部公佈了第四批59名戰犯嫌疑人名單。裕仁天皇的叔父梨本宮守正親王（他就是李垠的老丈人）赫然名列其中。梨本宮守正親王雖然是當時日本陸軍四元帥（另外三人分別是杉山元、寺內壽一、煙俊六）之中地位最高的，但是他已年逾七旬，而且在七七事變之前就已經退出了政治舞台，主要擔任供奉天照大神的伊勢神宮的主持等閒雜職務。他在戰爭之中的責任遠不如皇族之中其他6位陸海軍將領嚴重，但是誰也沒有想到梨本宮守正親王會首當其衝。
當梨本宮守正親王自己得知這個消息之後也感到非常不解，他向採訪自己的美聯社記者奧利弗?沃爾科特不滿地表示道：「我非常不明白，為什麼要把我列為戰爭責任者，從滿洲事變開始我就對戰爭表示反對，而且自從昭和13年（1938年）擔任伊勢神宮的主祭以來，我就從來沒有陷進戰爭裡面！」
後來梨本宮守正親王才知道，美軍之所以要逮捕他，就是因為他擔任了伊勢神宮的主持和大日本武德會（二戰爆發之前小日本設立的一個以振興、教育、彰顯武術、武道為目的的組織）總裁，因為在同盟國看來。神道教是鼓吹天皇至上的超國家主義、軍國主義，是瘋狂支持侵略戰爭的精神支柱。
梨本宮守正親王被指定為戰犯嫌疑人，使得裕仁天皇已經迫切感受到追究戰爭責任的浪潮已經日益向他逼近了。小日本內閣和宮內省則認為，無論如何都要避免梨本宮守正親王遭到逮捕，否則就可能會造成拘留天皇的借口。於是日本方面以梨本宮守正親王年老體弱為借口，懇請駐日盟軍司令部緩期拘留，但是卻遭到了麥克阿瑟的嚴詞拒絕。
無奈之下，小日本也只能接受現實，10月11日晚上，裕仁天皇在皇宮之中宴請梨本宮守正親王。與之告別。裕仁眼淚汪汪地對梨本宮守正親王說道：「拘留所可能很冷，請您多多保重身體。」晚宴結束之後，裕仁還賜給了梨本宮守正親王兩條毛毯。第二天早上，梨本宮守正親王被送往東京巢鴨監獄，他向前來送行的親屬安慰道：「我此去就是充當皇族的總代表。相信米國人也不會拿我怎麼樣，我就權當為天皇陛下而去。大家不必為我感到擔憂。」
梨本宮守正親王所料不錯，在6個月之後的1946年4月13日，他就被無罪釋放。不過在1947年的時候，美國方面為了壓制小日本的軍國主義，大力打擊日本傳統貴族勢力，有一大批日本宮家被撤銷皇籍，梨本宮守正親王家也成為了被打擊的對象之一。而且駐日盟軍司令部拒絕給梨本宮守正親王因為被撤銷皇籍之後的財產損失提供補償，由於1945年的東京大轟炸已經使梨本宮守正親王失去了自己的官邸，因此他不得不賣掉自己的鄉村別墅償還債務。
讓裕仁感到憂慮的事情遠不止於此，就在梨本宮守正親王剛剛被逮捕之後，裕仁最為倚重信賴的宮內大臣木戶幸一也收到了駐日盟軍司令部發出的逮捕令，要求他在10月16日前往巢鴨監獄報到。當裕仁得知這個消息之後，立刻命令侍從長籐田尚德召木戶幸一進宮，準備為他設宴告別。但是木戶幸一卻對籐田尚德推辭道：「我現在已經淪為戰犯嫌疑人，就不必再麻煩天皇陛下了。」裕仁得到籐田尚德的報告之後，立刻向木戶幸一回復道：「從米國來看愛卿是有罪之人，但是從日本來看卻是有功之臣，如果愛卿有所顧慮，那麼朕就命人把飯菜送過去。」
聽到裕仁的這番話，木戶幸一十分感動，當天傍晚便誠惶誠恐地來到皇宮，和裕仁共進晚餐。晚飯之後，裕仁把一方雕花鑲金的中國端硯賜給了木戶幸一，其實在這之前裕仁就曾經賞賜過木戶幸一同樣的一方端硯。在日本，把硯台賜人自古以來就是主人對臣屬表示信任的一種方式，而裕仁兩度賜給木戶幸一端硯，顯然是希望木戶幸一這位對自己在戰爭期間的活動瞭如指掌的重臣牢記自己的身份，在受審的時候不能說出不利於天皇的話。而且在和木戶幸一告別的時候，裕仁還閃爍其詞地向他下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口諭：「愛卿蒙難朕實在萬分難過，請務必要保重身體。我們之間從來都是無話不談，朕相信愛卿應該非常理解朕現在的心情，請向獄中的官員多加解釋。」顯而易見，裕仁這又是在暗示木戶幸一要讓那些已經被關押的小日本文武大臣們明白，無論如何都不能在未來的審判之中把天皇牽涉其中。對此，心領神會的木戶幸一當即表示：「微臣自當誓死遵從陛下旨意！」
但是讓裕仁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木戶幸一自從九一八事變擔任宮內大臣秘長開始，一直到小日本戰敗投降的時候，每天都有堅持寫日記的習慣。而木戶幸一的日記在日後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面，不僅成為了揭露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內幕的罪證線索，而且也為世人認清裕仁的戰爭責任提供了重要的佐證材料。
在東久邇宮稔彥內閣解散之後，小日本統治集團從「應該由充分瞭解米國的人物組閣」這一考慮出發，決定推舉幣原喜重郎上台組閣。幣原喜重郎於1872出生於大阪府一個地主家庭，他是三菱財閥巖崎彌太郎的四女婿，和曾經擔任首相的加籐高明是連襟。幣原喜重郎從東京帝國大學法科畢業之後就進入外務省工作，曾經擔任外務記官、日本駐荷蘭大使、日本駐美國大使館參事官等職務。從1915年起，幣原喜重郎開始擔任大隈重信內閣、寺內正毅內閣、原敬內閣的外務省次官，在這期間他還曾經擔任日本駐美國大使、華盛頓會議日方全權代表。
由於曾經長期在外務省以及日本駐外使館任職，所以使得幣原喜重郎對於國際形勢，特別是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形勢有著較為清晰的認識，從而逐漸形成了屬於自己的外交思想。在1921年擔任日本駐美國大使期間，幣原喜重郎和加籐友三郎、德川家達一起，作為日本的全權代表，出席華盛頓會議，代表日本簽訂了《五國海軍裁軍條約》《四國條約》《九國公約》。
幣原喜重郎從1924年起開始擔任加籐高明、若槻禮次郎、濱口雄幸等內閣的外務大臣，期間經歷了五次內閣變更，和田中義一擴軍備戰的自主外交路線有所不同，幣原喜重郎在擔任外務大臣的5年多時間裡面，堅持協調外交，特別強調維護日英美之間的關係。在對華政策上面，幣原喜重郎反對使用武力，主張以經濟滲透的方式，鞏固擴大日本在華權益和影響。基於上述設想，幣原喜重郎在擔任外務大臣期間，推動日本政府參加了倫敦裁軍會議，簽訂倫敦海軍條約，努力緩和日本與英美之間的關係；簽訂日蘇條約，恢復兩國政府之間的交往；在北洋軍閥混戰期間採取不介入，中立立場等；締結日中關稅協定，承認中國的關稅自主權；在蔣介石率領的北伐軍席捲長江流域的時候，幣原喜重郎在南京事件之後第一個承認了國民政府。但是幣原喜重郎的外交政策卻遭到了日本軍部的責難，被稱為「********」。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幣原喜重郎被迫於1931年12月11日辭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