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在美國華盛頓，美國財政部長康納利與日本大藏大臣水田三喜男進行了一場談判，康納利要求日元兌美元升值18%，而水田三喜男則堅持升幅必須在17%之下，為了渲染日方主張的合理性，水田三喜男講述了一個有關日元的故事———17%對日元來說是非常不吉利的數字，因為1930年日本重回金本位時，日元升幅就是17%，這次升值最終導致日本經濟陷入蕭條。
可能是水田三喜男講故事的能力打動了對手，12月在華盛頓史密森博物館召開的西方十國財政部長會議上，日元升幅最終定在16.88%，達到1美元兌308日元，並以此為基準匯率，上下浮動2.25%，這就是史密森協議，通常被劃定為日元升值的第一階段，以此為起點，日本繼續由固定匯率制向浮動匯率制轉換。
我們猜想當時水田三喜男肯定是用聳人聽聞的手法來講述上面那個故事的，但後來的一連串事實表明，這種誇張一點不過分，相反，日元升值故事所具有的悲劇色彩甚至要遠遠超過水田三喜男當初的估計。
資料顯示，史密森協議簽訂當年，日本經濟曾一度衰退，增長率由上一年的10.2%降到了4.3%，但景氣在1972年1－3月達到谷底後立即回升，1972年日本出口增長率保持在19%的水平，貿易順差額達到51億美元。
沒有達到擊垮對手的目的，美國人再度出手，1973年2月宣佈美元兌黃金貶值10%，日本只得讓日元向浮動匯率制過渡，由此，日元升值進入第二階段，從1973年到1985年，日元逐步升值為1美元兌240－250日元浮動匯率。
在這段時期，日本的汽車產業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著，日本車以低成本和高質量迅速贏得越來越多的市場份額，1975年，日本一躍而為世界汽車出口第一大國，可以說，汽車市場格局的嚴重不均衡引發了日美間長達數年的貿易摩擦，也為日元再度升值埋下伏筆。
另一方面，口子越拉越大的巨額貿易差也是美國不能忍受的，1981年日本對外貿易順差為87億美元，到1985年增至461億美元，其中對美出口的增加率達74%。
80年代中期時，日本已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經濟規模抵兩個德國。
1985年日本又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對外淨資產高達1298億美元，而美國當年則是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在種種威脅之下，美國又一次寄望於匯率。
1985年9月，在美國發動下，七國財長與中央銀行行長簽訂了日本人迄今耿耿於懷的廣場協議，規定美元對世界其它主要貨幣的比率在兩年內貶值30%，日元被迫升值，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一位專家曾做過這樣的比喻：「美國的政策就是讓日本人用自己的鍋煮熟自己。」
事實證明了這種說法，日元匯率此後進入了長達10年的升值週期，這便是日元升值登峰造極的第三階段，日元兌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
後來眾多學者公認的觀點是：正是廣場協議吹啟了日本的泡沫經濟，也是引發日本經濟衰退至今的罪魁禍首之一。
在國際金融界專家口中，日元升值的故事是這樣被講述的，自從世界匯率體制脫離佈雷頓森林體系後，日元對世界主要貨幣開始踏上漫漫升值路，按照在日元研究領域非常有權威的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羅納德-麥金農的說法，日本陷入漫長而痛苦的日元升值綜合症征。
眾所周知，日本經濟之所以能在二戰後突飛猛進，這跟鎖定22年之久的固定低匯率的保護分不開，日企不必理會匯率上下，只需將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生產、出口等方面，因此，廣場協議帶來的匯率比價驟升，使外貿首當其衝受到打擊，日貨的國際市場價格大幅上揚直接削弱其競爭力。
出口增長的放緩導致依靠外向型經濟的日本陷入了由日元升值帶來的不景氣———日元升值蕭條。
數據顯示，1985年10－12月出口同比負增長。
1986年出口額比上一年減少15.4%，經濟增長率由前一年的4.4%降至3.0%。
除此之外，國內物價暴漲、勞動力成本急劇攀升，大批製造業企業紛紛轉移陣地，去海外謀求生存空間，日本產業空洞化現象加劇。
為了扭轉經濟下降的勢頭，日本大藏省和日本銀行開始大幅降息，用寬鬆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發展，1986年一年裡，日本4次降低利率，累計調低近2%，1987年2月更是一度把官方貼現率降到2.5%的歷史低點。
另一方面，由於存在升值預期，熱錢大量湧入，而日本政府為了維持匯率，阻止日元進一步升值，不得不放出大量貨幣干預市場，市場上資金過剩，加上低利率，兩種因素相加作用，資金自然而然流入了獲利最快最高的行業———房地產和股票，房地產、股票的價格隨之飆升，泡沫經濟由此而生。
各個行業、各個地區此起彼伏的一輪又一輪泡沫在1989年底達到頂峰，當時，日經平均股價漲到日元的歷史新高。
1986年到1989年，東京市中心地價提高了2.7倍，打個比方，如果把東京23個區的土地全賣了，就可買下整個美國。土地價格嚴重偏離實際價值的嚴峻事實擺在面前，日本政府意識到必須採取果斷的措施了。
1989年11月25日，日本銀行將貼現率提高到4.25%，1990年8月再次提高到6%，試圖通過緊縮的貨幣政策來阻止銀行向投機者貸款。
金融緩和時代的終結也宣告泡沫經濟走到盡頭，幾乎一眨眼的工夫，日經平均股價從3.8萬日元跌至1990年2月至4月的約2.9萬日元。
東京、大阪等大城市的地價也一路下探，根據標價，九十年代開始，東京地區住宅土地的降幅為22%，大阪地區為36%，名古屋地區為13%。
日本人為貨幣升值、為泡沫付出的代價不可謂不沉重，泡沫破滅後消失的10年就是最好的證明，嚴重的通縮、過剩的商品、資產價格無底線地下滑……最嚴重的，10年中，日本幾乎所有重要的經濟指標都創下戰後最壞紀錄，在戰後西方經濟增長格局中保持的優勢地位，尤其是對美國的優勢地位，也喪失殆盡。
從廣場協議到日元升值蕭條，從泡沫經濟到消失的10年，日元升值給日本上的這堂經濟課真是代價慘重，作為深刻反思的結果，低日元已越來越成為日本匯率政策的主導取向，甚至成為日本政府整個對外經濟政策和宏觀調控體系的核心內容。
為了達到阻止日元升值或誘導日元貶值的目的，日本不惜損人利己、以鄰為壑，典型案例就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前後，在日本官方操縱下，日元兌美元匯率由1995年的高點79——1貶到1998年的低點147——1，這相當程度上直接誘發並惡化了亞洲金融危機。
為減輕國際社會對此的批評和譴責，日本還將公開干預改為秘密干預，原來，日本政府在委託中央銀行干預市場前，會提前公開表示，事後還會宣佈何時、何地、動用了多少資金進行干預。
不管日本政府如何希望日幣貶值再貶值，但誰都明白，有些事情是無法挽回的，有意義的是，如何從中汲取經驗訓，不讓1985年日本在美國壓力下輕易退守的歷史重演。
對於早在七十年代進入日本市場的孤星基金來說，只是在日本政府的傷口上又重重的撒了一把鹽，插了一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