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字安保公司的的記者說明會上，面對潮水般湧來的記者，黑字安保公司的發言人蔣美珍發表了一篇感人肺腑的講話。
這次衝突以勢不兩立著稱，更嚴重的是，世界和南華聯邦的公眾也因對這種衝突的不同認識和態度分成兩派，但又極為諷刺的是，兩派都指責對方無視平民生命，是不折不扣的恐怖主義。
其實，這次衝突的平民傷亡到底如何？稍加分析不難發現，恰恰是在數字問題上，很多人因強烈的預設情感立場而不夠客觀。
比如，某著名反普世價值領袖稱——6天來，3000多名平民被打死，其中多數是婦女兒童和老人，讓我們到他所稱的小道消息中去核實一下。
在南華通訊社埃勒3月11日電中講到——至此，黑字安保公司持續6天的軍事行動已經造成埃勒小城上千名索馬裡人傷亡，整個小城只有6000多人口，這其中包括500多人死亡，800多人受傷。
可見，死亡500多人被巧妙地混淆成3000多人被打死，擴大了好幾倍，並偷梁換柱成援引南華通訊社消息，企圖構成黑字安保公司承認對平民實施大屠殺的自供狀，而同樣激動的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在指責南華聯邦正在試圖種族清洗，這是多麼的可笑。
10日3名自願來採訪的1名記者被炸死的消息，引來的同情者甚至包括美聯社，法新社這些世界上有影響的媒體，雖然美聯社報道也記載了我公司稱——初步調查認定，這人是青年黨成員，但這一細節巧妙地被放在——這次是黑字安保公司首次承認將記者作為襲擊目標，以及這名記者與青年黨武裝分子有關兩段陳述之後加以弱化，而且並未調查這個記者進行了些什麼樣的報道，是否利用職務之便參與恐怖活動。
我們當然不能說我公司的正義行動沒有造成平民傷亡，傷亡平民不值得同情，但對弱者的天然同情恐怕使我們忽略了幾個問題：海盜和青年黨成員亦匪亦民，被打死者即使是恐怖分子，也統一被計入平民。
逾半數傷亡者為婦女、兒童和老人，但利用這些人為掩護開展活動，也是海盜和青年黨的手法。
尤其是青年黨，是索馬裡暴力活動新聞鏡頭的明星，他們的所作所為均造成人員的重大傷亡，這足以說明防範要有有效性，卻使之因流血太少而損失在一場衝突中的道德正當性？
而對青年黨和索馬裡海盜來說，他們聲稱代表本民族爭取生存權的鬥爭，反而非要使己方平民傷亡越大，才越有正當性？
實際上，海盜組織明確暴力活動以為宗旨，極力想代表全體索馬裡人，並極力將這個全體投入到它的暴力反以活動中，在索馬裡沿海地帶，他們肆意踐踏國際法，在我看來是對全人類的宣戰。
從軍事上來看，我公司制止恐怖組織將導致減少所有國家的損失和傷亡，同時也在控制對方傷亡，抓獲的200多名嫌疑人已經移交給當地政府，但只要暴力組織不消失，在世界的每一個地方，以平民流血賺得的道義同情就永遠是一劑靈丹妙藥。
與之類似的局面並不是我們公司來了才有這種情況，戰爭，作為一方強迫對方屈服的暴力活動，其殘酷性與生俱來。一方面，參戰者為使對方屈服，極易不擇手段，乃至好戰嗜血，多數時候顧不得戰爭的正義、人道和君子之風，但同時，所有的戰爭旁觀者恰恰容易以這些角度評判戰爭，而往往拋開參戰者自身的利益和選擇餘地，特別是有強者欺負弱者之嫌時。
同樣為旁觀者忽略的是，現代國際社會和一些國內政治，早已對戰爭中的倫理問題構成了強大壓力，多數軍隊都認識到戰爭的社會和輿論影響，對戰爭的順利實施，特別是成功結束，至關重要，減少不必要的平民傷亡，早已是軍事科學的重要內容。
由於近年以低烈度，軍民混雜的反恐戰爭為主要任務，降低附帶損傷已經成為全世界武器和戰術開發的口頭禪，特別是在城市狹窄空間作戰，有的彈藥在高精度之外，還可以調節子彈藥的拋撒面或破片飛散範圍，最小控制在直徑6米以內，可編程引信能控制所有子彈藥同時或間隔起爆，還有被動失效安全裝置，防止戰後遺留未爆彈，下一步還可能出現能預先選擇殺傷模式、殺傷半徑和殺傷效應的武器。
當然，在仍以侵略者和佔領者，受害者和反抗者來區分交戰雙方的語境下，前者約束強大打擊力往往被視為鱷魚淚，但這種語境下，特別是對游擊戰有特殊感情的華夏民族，尤其容易忽視的，恰恰是受害或反抗者的人道問題。
游擊戰利用某種地理條件和群眾掩護，如魚得水，神出鬼沒，不是幻想，但只是硬幣的一面，作為弱者的暴力，游擊戰多數時候需要平民身份和日常活動掩護，土製武器的製造和投送危險很大，作戰效能以騷擾為主，殊難大量消滅對手，而平民因此被誤殺和報復性傷害，卻永遠是帶給本民族的雙刃劍。
青年黨武裝和海盜的暴力活動殺死的多數是本國同胞，對此，我國很多人很容易以內奸該死一筆勾銷，但一個民族面對外敵有如鐵板一塊，也從來是幻想，有時很可能只是對抵抗方式的不同見解，也能引發內鬥。
何況青年黨一類極端組織，以聖戰名義綁架同胞的生存選擇權，以內奸名義清除異己，有意以平民充當人肉盾牌，都並不鮮見，公開斬首人質和對間諜拖屍遊街更談不上什麼正當。
當然，一夜之間就能出現上百具死屍，這對恢復平民的安全感，減少他們對極端主義者的支持構成嚴峻挑戰，但恐怖者的溫床會誕生無數這樣的噩夢。
平民死亡事件發生後，我公司董事長三度道歉，並承諾將在索馬裡邦特蘭地區投資至少1500萬美元發展農業以解決當地人的吃飯問題，然而他們在這一點上本來是有進展的——把欠賬結清，還不幸的是他們還在賴賬。
從另一個角度說，我這裡有個統計，世界上混亂的低烈度衝突只有16%死於雙方戰鬥之手，但其中有55%歸因於非戰鬥因素，還有數不清的平民死於猛增的暗殺浪潮。
然而，問題是對我個國家的人而言，平民死亡數增加多少，顯然比是誰殺他們更多要重要得多，這真是一個很奇怪的邏輯。
而且，不管打死多少武裝分子，但暴力組織的規模始終維持並無明顯減少，原因就在於——貧困，那些誇誇其談的人，你願意捐出你們的家產幫助那些人嗎？如果你沒做到，就請閉嘴。
更有趣的是，當土耳其國家電視台駐索龍記者伊扎特驚歎越來越多我國人被我國政府洗腦，忘記了民主，自由，人權的時候，立刻指出土耳其是充當某個國家的走狗，這不能不說是個絕妙的諷刺。
另一方面，有些國人支持我公司的理由很民族化——我公司面對挑釁敢於出手，又是另一重值得推崇的價值。
可見，與平民傷亡有關的善與惡，與暴力在不同勢力手中的正當性密切相關，這個正當性又與各方不同利益，以及國際社會不同價值觀糾纏，雖然無法勸說各方都立地成佛，也沒有誰的血更貴，但誰的暴力更殘忍，還是可以看見的，因為每個人會有自己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