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13-02-05
到了至正初，小規模起義、暴、亂已遍及全國，僅京南一帶的起義即達三百餘起。舉行起義的農民多是漢人、南人，因此蒙古統治者對漢人、南人更加仇視。元丞相脫脫曾提出了要殺絕漢人張、王、劉、李、趙五姓的主張，同時又重申漢人不得執兵器，不得執寸鐵，並且下今北人毆打南人不許還報等。這些禁令的實施，更激發了反抗的火焰。
反抗蒙古統治者的各種各樣的民謠到處傳播。劉福通以「貧極江南，富跨塞北」為號召。當時有人說：「塔兒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兒紅，南人來做主人翁」。又說：「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這些民謠都強烈地反映了當時日益激化的矛盾，元末紅巾軍大起義正是矛盾的總爆發，而更主要是階級矛盾。
「莫道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這是至正十年（1350年）普遍流行於黃河災區的一個民謠。到順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果然因為挑動黃河，天下反了。這一年，元朝政府命工部尚書賈魯發汴梁、大名等十三路農民共十五萬人修治黃河，同時又派兵沿黃河鎮壓。就是這些黃河工地上服役的農民，點燃了紅巾軍起義的導火線。紅巾起義爆發以後，一時「貧者從亂如歸」，不出數月，黃河長江兩淮之間，到處揭起起義的旗幟。
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發的紅巾軍大起義，主要分為兩支，一支起於穎州，義軍領袖便是眾所周知的人物劉福通，一支起於蘄、黃，領導人是徐壽輝、彭瑩玉（即彭和尚）。
同年五月，劉福通率領農民軍攻下穎州。劉福通長期以來即以白蓮教組織農民進行反元鬥爭。他最初在永年推韓山童為首，稱韓為宋徽宗八世孫，「河、淮、襄、陝之民，翕然從之」。不料事機洩露，韓山童被捕，其子韓林兒逃至武安，福通即來穎州，攻下朱皋，在朱皋開倉賑濟貧民，「從者數十萬」。以後又相繼佔領羅山、真陽、確山、汝寧、息州、光州等地。
八月，徐壽輝、彭瑩玉攻下蘄州。彭瑩玉是袁州「莊民家子」，自幼出家，以清泉為人治病，袁州百姓「事之如神」。他長期利用白蓮教組織農民起義。至元四年（1338年）起義失敗，逃匿淮西，淮民「爭庇之」。
至此彭瑩玉又推布販徐壽輝為首，在蘄、黃起義，建元治平，國號天完，很快便佔領了武昌、安陸、沔陽、江州、饒州各地。這兩支農民軍頭裹紅巾，稱為紅巾軍或紅軍，他們都信奉彌勒佛，燒香聚眾，又稱「香軍」。此外，以紅軍為號的還有蕭縣芝麻李、南陽布王三、荊樊孟海馬、濠州郭子興，「兩淮、豐、沛、許、汝、荊、漢」的農民都起來響應。紅巾軍的基本群眾都是貧苦的農民。元末文人葉子奇說當時「人物貧富不均，多樂從亂」。
明太祖朱元璋也說濠州地區，「民棄農業執刃器趨凶者萬餘人」。農民起兵抗元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元末社會的貧富不均，階級矛盾激化。但蒙古統治者的殘酷的民族壓迫也是重要原因。
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順帝聽信奸臣讒言，把脫脫解職，致使名相脫脫慘死，更是直接導致脫脫統率的「大軍百萬，一時四散」，很多人都投入紅巾軍，劉福通的聲勢日盛。至正十五年（1355年）劉福通擁立韓林兒在亳州稱帝，改元龍鳳，國號大宋，史稱「小明王」。中原各地的紅巾軍都接受了大宋的領導。至正十七年（1357年），劉福通分兵三路伐元。東路由毛貴率領，掃蕩了山東、河北等地的元軍，直抵柳林、棗莊，離大都不過百餘里。在大都（今中國北京）的蒙古貴族都紛紛建議北逃。但紅巾軍在河北中部遇到元朝援軍的阻擊，又撤回山東。中路由關先生、破頭潘等率領，攻絳州，入保定路，折經大同，直趨塞北。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這支起義軍攻佔了上都（今內蒙古自治區多倫附近），燒燬了「富跨塞北」的蒙元宮闕，旋即轉戰遼東各地，並兩度攻入高麗（今朝鮮）。西路由李喜喜、白不信等率領，由荊州、樊城出武關，進攻長安（今陝西西安）。李喜喜入四川，餘部又攻佔了甘肅、寧夏等地。與三路進軍同時，劉福通也攻佔汴梁，並以汴梁為都，於是「造宮闕，易正朔，巴蜀、荊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連結」。正如
紅巾軍檄文所說：「慨念生民，久陷於胡，倡義舉兵，恢復中原，東逾齊魯，西出函秦，南過閩廣，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饑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藥石」，紅巾軍的反元鬥爭至此已達到**。
以毛貴為首的紅巾軍在山東等地，甚得民心，有的人把得到的衣糧分與貧民，凡無罪而被掠者一律放還。「又於萊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車百輛以挽運糧儲，官、民田只十取其二分」。又立「賓興院」羅致人才。為了解除紅巾軍的威脅，元朝政府曾下令要把漢人一概捕殺，並把「諸蒙古、色目因遷謫在外者皆召還京師」。後來看到漢族地主也敵視紅巾軍，就宣告免除南人、北人的界限，凡起兵鎮壓紅巾軍的人都給以萬戶、千戶、百戶的爵賞。元朝政府還賜方國珍、張士誠龍衣、御酒，給以官號，收買他們為蒙古統治者效力。方國珍、張士誠接受了元朝的官號，轉而與紅巾軍為敵。至正十二年（1352年），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起兵進攻紅巾軍，「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同年，答失八都魯也「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北上襲擊毫州。
答失八都魯的軍隊於至正十六年（1356年）被劉福通殲滅，但察罕帖木兒得到元朝統治者的大力支持，軍容日盛。至正十八年（1358年），察罕帖木兒以兵分鎮關陝、荊州、河洛、江淮四地，又以重兵屯太行山，成為紅巾軍最兇惡的敵人。
漢族地主階級在農民起義的過程中，一部分人始終對蒙元效忠，堅決與農民為敵。他們要「竭忠以報國家」。另一部分人則不願做蒙古人的奴才，結寨自保，觀變待機。也有一小部分人參加了農民軍，這是由於漢族地主與蒙古統治者之間還存在著尖銳矛盾，有的人則是迫於農民軍的威力。
劉福通領導的紅巾軍逐漸處於不利的形勢。北伐的三路大軍在事前並無精密的佈置，軍令既不統一，彼此間也缺乏聯繫。關先生、破頭潘和李喜喜的軍隊始終在各地流動作戰，沒有鞏固的根據地，前方勝利，後方又遭到敵人的攻擊。至正十九年（1359年），察罕帖木兒攻佔汴梁，韓林兒、劉福通撤兵走安豐。這時，駐守山東的毛貴被部屬趙君用所殺，察罕帖木兒乘機進迫山東，山東各城亦被察罕帖木兒佔領。山東一失，安豐的屏藩就被撤除了。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張士誠圍安豐，城破，劉福通遇難犧牲。
劉福通、韓林兒領導的紅巾軍雖然失敗，但是在反元鬥爭中，前後十三年，大小數百戰，給予蒙古貴族和官僚地主致命的打擊，已從根本上摧毀了蒙元王朝的統治。
張士誠起義
紅巾軍起義同時，又有至正八年（1348年）浙東方國珍和至正十三年（1353年）泰州張士誠的起義。方國珍出身佃農，傳說他因殺收租的地主而逃命海上。張士誠以操舟運鹽為業，因賣鹽於富家，「富家不給值」，遂率眾起兵。他們所領導的反元鬥爭，都牽制了元朝的軍力，壯大了紅巾軍的聲勢。
當紅巾軍以燎原之勢向四方八面發展之時，蒙元政府派遣御史大夫也先不花前往鎮壓。也先不花率蒙古軍三十萬進駐沙河，企圖一舉撲滅劉福通領導的紅巾軍，但懾於紅巾軍的聲威，元軍夜驚，盡棄軍資器械逃走。元朝政府又派丞相脫脫率軍攻打身在徐州的芝麻李，元軍會集徐州，脫脫連續攻克城池可惜慘被權臣誣陷導致身死，這就使紅巾軍的兩支主力得到喘息發展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