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口袋裡有了錢，中央大佬的底氣就足了很多，真所謂「家裡有糧，心中不慌」。他們也就能夠進行早就想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也敢進行機構裁減，也敢推行受必派指責的政策措施。
能夠擔任中央大佬的人都不是傻子，都是人精，他們都知道現在的經濟情況之所以這麼好，郭拙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非常大，完全可以說是無可蘀代的。
這就是郭拙誠這個帶括號的副部級幹部能夠參加這次部級以上會議的原因，要知道，有很多帶括號的部級領導都無權參加這個會議。
開會的時候郭拙誠心裡也沾沾自喜：我可是改變歷史的人哦，呵呵。
在這次會議行將結束的時候，會議的工作人員微笑著下發了一份文件《關於鼓勵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發展的討論稿》。
看了這個討論稿，特別是裡面有關企業雇工問題，讓郭拙誠更是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如果說機構精簡、提出市場經濟、改善僵化老齡的幹部隊伍比原來的歷史提前了半年到一年，那麼這份文件的出台至少將時間提前了三年！
他清楚的記得前世在雇工問題，特別是私人企業雇工數量上的爭論，改革派和必派對抗非常激烈。因為有人說按照馬克思的理論，私人雇工的人數超過七人就是資本家，就是搞資本主義。當時有部門領導同志在佈置工作時強調雇工數量不得超過這個莫名其妙的數字。雖然後來又容許技術性較強的私人企業的主人可以帶最多不超過五個學徒，多個主人可以多帶幾個學徒來默默地打破這個規矩，但私營企業雇工數量還是卡得死死的。
一直到1984年最高首長借「傻子瓜子」的創始人僱傭一百多工人而被判刑的事情說他無罪，這才慢慢地解決了私人雇工數量的限制。
雖然在1991年有一定的反覆，有人重新提限制雇工數量，但在1992年最高首長南巡之後就沒有任何限制了，國家反過來鼓勵企業多僱傭工人。
這種事在後來的人心裡感到很好笑，感覺當時的人真是可憐，真是無事找事，多雇幾個人少雇幾個人有什麼關係。至於這麼鄭重其事嗎？但在當時這個數字「七」可是新與舊的碰撞，甚至可以說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失敗了很可能身敗名裂。
就算郭拙誠是重生的，他也不敢在這個時候觸及這條紅線，也一再要求牟小牛忍耐又忍耐，不要過於出風頭。
討論稿一發下來，果然如平靜的湖面扔下了一塊巨大的石頭！
幾個老同志立即要求發言，堅決反對中國朝資本主義的邪路滑下去。與必派同志旗幟鮮明的行為相反。那些改革派反而有點畏首畏腳，看到這些老同志大義凜然，他們一時不知道如何是好，感覺自己理虧，自己有點見不得人，有人甚至把目光看向了坐在後排的郭拙誠。雖然郭拙誠已經盡量低調。但在人們心裡，郭拙誠還是一個十足十的改革派、激進者。
最高首長顯然預計到了這種情況，他先請軍隊的領導離開會場。面對有人質疑，最高首長擲地有聲地說道古往今來軍隊就是管軍隊的事情，不參與政務上的糾纏。不參與地方上的事務。
最高首長的話猶如滾熱的油鍋裡倒進了一瓢水，水珠、油珠立即飛濺。剛才正在反對擴大雇工人數的必派立即將槍口對準了軍隊不參與政務糾紛這個問題上。對於最高首長所說的「軍隊不許參與地方上的事務」，這些必派同志甚至認為這個議題才是最高首長今天會議的最主要目的，其用意就是要把軍隊獨立出來，採取各個擊破的辦法來實現政治改革。
剛才之所以拋出《關於鼓勵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發展的討論稿》，其實是為了轉移大家的注意力。讓大家分心。
自以為識破了最高首長計謀的老同志們一下將火力轉移了，紛紛要求發言，反對將軍隊從政務和地方事務中排擠出去。
這個時候，特別是在前幾年那個特殊事期，軍隊深深攪進到了地方政務中，甚至取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很多時候軍隊不但擔負起了社會治安和廠需企業保衛的責任，軍隊領導有的乾脆擔負起了行政領導工作，很多地方、企業經常執行軍管。很多軍隊領導很樂於在地方上指點江山、揮斥方遒。
現在最高首長突然這麼宣佈，把軍隊從地方上趕走，讓那些必的老頭的自己的權力進一步削弱，急了，爭先恐後地說什麼現在的軍隊不是古代封建社會的軍隊，人民的軍隊就應該參與社會各方面的工作，就應該與所有的人打交道，就應該幫助、監督地方政府。
這些話或多或少引起了地方領導幹部的反感，於是他們也一反剛才不敢說話的樣子，開始與對方辯論起來。辯論的雙方首先辯論的軍隊職能問題，在最高首長等人的引導下，大家慢慢地開始辯論雇工數量的問題。
通過一段時間的辯論後，本來有點縮手縮腳的改革派再也沒有剛才的膽怯，越辯底氣越足，到後來更是全面出擊，一下子變被動為主動，整個會場成了戰火紛飛的戰場。
直到這個時候，郭拙誠也開始了發言，為改革派搖旗吶喊。
隨著風向的轉變，必派人一下子丟盔卸甲，守住了這邊失去了那邊，守了那邊又丟了這邊。他們越辯越覺得底氣不足，越辯他們這邊改變陣容的人就越多。
這不能說他們辯論能力不強，是因為他們本來就沒有可靠的基礎：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軍隊都是不參與地方政務的，必派人根本舀不出令人信服的論點論據。
雇工人數問題也一樣，他們根本說不出六個雇工、七個雇工、八個雇工是如何來區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無論怎麼引經據典，無論翻出那個先哲的文稿，都抵不過一句真理：「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即使馬克思真的說過超過七個雇工就是走資本主義，但中國具體實際不同，這個數字就有商榷的必要。
等到誰也說服不了誰、誰也不能用大帽子壓人的時候，最高首長一錘定音：放開私人企業雇工人數的限制！
當然，為了照顧那些必派的面子，最高首長還是留了一線「機會」給他們：先嘗試，看看社會上老百姓的反應，如果遭遇激烈的反對，我們再修改。
這句話也僅僅是安慰而已，所有人包括必派的人都知道下面的老百姓是決不可能反對的，更別說激烈了。只要老闆發工資，私人企業僱傭的人數越多才越好呢，這樣大家才容易找到工作，這樣才能生活得更好。
川昌省、魯河省、滇南省等幾個省份的省委書記旗幟鮮明地支持這個討論稿裡有關經濟改革的論點，其中魯河省的姚致雍書記更是指出這個政策如果出台，我們的知（青）工作安排問題才能順利解決，如果大家有顧慮，魯河省可以作為全國的試驗省率先執行。
他的發言引起了眾官員的一致叫好。
看到姚致雍的表現，郭拙誠真是感慨良多。他可是知道姚致雍在前世的時候是典型的必派，一直很努力地維持過去那一套，不到撞牆不不回頭，想不到這世他從楚南省調到魯河省後就一下變成了走在前列的改革派。
郭拙誠為他的改變而高興，也再次為自己改變了歷史而自豪。姚致雍的改變既是他個人的幸運，也是國家的幸運。
剛剛被任命為楚南省省委書記的高國輝也站在了改革派一邊。
這位從川昌省出來的省長，看到郭拙誠竟然出席這等高級別的會議大吃一驚，雖然郭拙誠坐在最後排。如果說看到郭拙誠的父親郭知言在這裡開會，他也許只是稍微驚訝一下，會馬上認可這件事，畢竟郭知言從縣委副書記做起一步步晉陞的，現在主管全國第一家高科技開發區，成為副部級幹部、部級幹部都有可能。
可這個小子怎麼也能坐這裡？他不是讀大學嗎？不是讀大學的時候參軍了一段時間，不過在戰場立了戰功嗎？怎麼就成為了部級幹部？
這怪不得他，因為郭拙誠的事是保密的，而且他做的事情與高國輝的工作實在沒有太多的交集。郭拙誠不是在軍隊、軍工企業那種高度保密的地方，就是在長河縣那種小地方，根本不可能入高國輝的法眼，他不清楚郭拙誠的仕途陞遷是肯定的。
在開始的時候，高國輝還真不想當出頭鳥，只想坐在這裡看著改革派和必派爭論，可是看到了郭拙誠後，他觀望的心理一下就改變了：這小子能如坐火箭般地躥升，不就是因為粘了改革的光嗎？如果不是領導賞識，就算他的技術最好、軍功最多，也不可能坐在這裡。
而領導之所以扯他，肯定是因為他積極改革。中央領導讓他坐這裡，還不就是給其他人一個樣板，給大家樹立一根標桿？誰支持改革，誰就能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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