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海中回想著即在歷史書上的宋金貨幣史中的一些記載，再結合柳師師所說的月前開始出現的鬧錢荒的這一狀況，顧同不由的聯想到了金章宗末年，因為金朝貨幣『混』『亂』而爆發的那場震動甚至可以說是摧垮大金經濟的震『蕩』。
txt小說免費下載75txt-
顧同清楚的記得，在海陵王搜刮民間之銅後，金朝始鑄銅錢，可是，這猶不能滿足因為經濟發展而帶來的對於貨幣的需要。
海陵王之後，金世宗即位，積極籌措銅源，為鑄錢作準備。
為此，金世宗下令，收括民間現存銅貨，大力實施銅禁。大定八年，「民有犯銅禁者，上曰：『銷錢作銅，舊有禁令。然民間猶有鑄鏡者，非銷錢而何？』遂並禁之」，大定十一年二月，「禁『私』鑄銅鏡。舊有銅器悉送官，給其直之半。惟神佛像、鍾、磬、鈸、鈷、腰束帶、魚袋之屬，則存之」，對於民間允許存留的銅器，朝廷也加以優惠價格收購。
搜刮民間銅器的同時，金朝也開始積極開採銅礦，大定十二年正月「以銅少，命尚書省遣使諸路規措銅貨。能指坑冶得實者，賞」，甚至一度千里迢迢，「以夫匠逾天山北界外採銅」，但北方銅產稀缺，此舉更多出自一種象徵意義而實際意義十分有限。
經過十餘年的積蓄，金朝開始掌握了相當多數量的銅。大定十八年，金朝在代州立監鑄錢，「其錢文曰『大定通寶』，字文『肉』好又勝正隆之制，世傳其錢料微用銀雲」。大定十九年，年鑄錢量為一萬六千餘貫。大定二十年，名代州監為阜通監，設專官管理，甚至一度以參知政事粘割斡特剌提控，可見世宗對於鑄錢的高度重視。大定二十七年，又在曲陽設立利通監。兩監歲鑄錢達到十四萬餘貫。不過由於官吏**及管理不善等原因，鑄錢的成本一直高居不下。大定末期歲鑄錢十四萬餘貫，而歲所費高達八十餘萬貫，成本為幣值的5。7倍，已經為政fu難以承受，章宗即位的大定二十九年，罷阜通、利通二監。
章宗後期，隨著對外用兵而造成的財政危機的背景下，在『交』鈔阻滯和發行銀幣中途下馬的情況下金政fu無奈之下又想到增鑄銅錢。泰和四年「鑄大錢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寶』，與鈔參行」，章宗的目的是想用財政手段使鑄幣的名價高於實價，可是非但沒有解除危機，反而更加促進通貨膨脹。
總的說來，大金在鑄造銅錢方面，本朝的銅錢投入市場量遠遠達不到替代舊錢的程度，「金朝錢幣，舊止用銅錢。正隆、大定、泰和間，始鑄新錢，余皆宋舊錢」，可見金朝在鑄錢量來看，超過遼朝和西夏，但遠遠不及北宋時期的鑄錢量，與同時期的南宋相比也略遜一籌。
因為銅錢不足，金朝統治者只好利用已經在兩宋發展起來的『交』子發展紙質貨幣。不過不同於兩宋先鑄造銅錢後發佈紙幣的慣例，金朝卻是別開生面，先印行紙幣而後鑄造銅錢。「海陵庶人貞元二年遷都之後，戶部尚書蔡松年復鈔引法，遂制『交』鈔，與錢並用」、「海陵遷中都，徙榷貨物以實都城，復鈔引法，皆自松年啟之」，蔡松年建議下金朝在河南路發行了『交』鈔，「初，貞元間既行鈔引法，遂設印造鈔引庫及『交』鈔庫，皆設使、副、判各一員，都監二員，而『交』鈔庫副則專主書押、搭印合同之事。印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謂之小鈔。與錢並行，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猶循宋張詠四川『交』子之法而紓其期爾，蓋亦以銅少，權制之法也」，以銅錢為本位，與遼宋錢並行。『交』鈔與銅錢的比值是一比一。
『交』鈔最初只限於河南一路流通，「過河即用見錢，不用鈔」，後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金朝政fu始終注意控制『交』鈔發行量，使『交』鈔信用非常高。在這種條件下，『交』鈔輕便的優越『性』日漸突出。最終『交』鈔跨過黃河，流通於大金各路。以後又進一步發展為合同『交』鈔，即京師與各路，各路與各路之間訂立的相互流通的合同。合同『交』鈔的出現，表明金代的紙幣有逐漸向全國流通的趨勢，此為同時期的南宋會子等紙幣無法比擬。
『交』鈔最初發行時，「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是學習宋代『交』鈔分界法而來。分界制度雖然有利於國家控制、調節『交』鈔的流通量和發行量，但又不利於保持紙幣的穩定和信用，不利於商業的發展。於是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朝廷就『交』鈔是否繼續發行和七年釐革制是否要廢除進行討論。經過討論後「遂罷七年釐革之限，『交』鈔字昏方換，法自此始」。紙幣從有界期發展到無限期流通，標誌『交』鈔作為金屬貨幣的符號在商品『交』換中取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因此是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突破。但是，一系列問題也隨之產生，特別是在連續用兵而財政困難的背景下，取消七年釐革制後，『交』鈔越發越多，導致錢重鈔輕，支而不入。
明昌四年，『交』鈔阻滯在陝西開始出現，對此章宗君臣不斷討論此問題。如討論限錢問題，企圖以行政手段迫使民間蓄錢投入流通。如在一些路分諸科名錢銀鈔各半，並減少官兵俸祿中鈔的比例，企圖回收一部分『交』鈔。如以行政手段強迫部分路的人民使用一貫以上的大鈔，若大鈔不行則行小鈔，最後到了提高小鈔身價把它當作與銅錢相等的鈔本的地步。
結果通貨膨脹越來越嚴重，「自是而後，國虛民貧，經用不足，專以『交』鈔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業衰焉」，而在民間「時民以貨幣屢變，往往怨嗟，聚語於市」。在由社會經濟發展而引起的矛盾擴大的情況下，金朝君臣不是以大力改革前弊為做作，只是竭力調整貨幣政策，企圖消除財政危機，最終越修補漏『洞』越大，形成惡『性』循環。
章宗後期，通貨膨脹越來越嚴重，後『蒙』古南侵，金朝南遷，統治者位苟延殘喘，橫徵暴斂，濫發紙幣。紙幣發行越來越多，紙幣名稱不斷變更，「大鈔滯更為小鈔，小鈔弊改為寶券，寶券不行易為通寶」。
為了緩和經濟發展中的錢荒，『女』真統治者除了在銅錢和『交』鈔上面下功夫，更是一度鑄造金銀幣。
金銀在『女』真族的商品『交』換中佔有重要地位，從『女』真族崛起，再到建國，『女』真貴族對於金銀幣始終有一種獨特的鍾愛。
在對遼朝和北宋的戰爭中，『女』真大小貴族和軍功頭目對金銀的掠奪表現出了比銅錢更濃厚的興趣。金軍襲擊遼帝斡魯朵「應行宮內庫三局珍寶，祖宗二百餘年所積」，將遼國百年寄存下來的金銀，全部搶劫一空。金軍攻破北宋開封，勒索金銀，檢閱府庫「金三百萬錠，銀八百萬錠」、金廢偽齊，得府庫中「金一百二十萬，有銀六千萬」。
通過戰爭掠奪只是金統治者聚集金銀的一個手段，除此之外，兩宋百年之間，共計向『女』真人輸出歲幣銀達到1485萬兩。而大金本身對於金銀礦的開採，也是國庫中積累上千萬兩金銀的一個重要的來源。
金世宗大定三年「制金銀坑冶許民開採，二十分取一為稅」，與北宋礦業達到最興盛的神宗時期實行的二八『抽』分制，即將產品分為十等份，官府『抽』取十分之二，承買者獲得十分之八的政策相比還要優惠許多，二十稅一，其餘皆歸礦業戶所有。大定十二年，世宗「詔金、銀坑冶聽民開採，毋得收稅」，就是連二十稅一也免除。大定二十年「定商稅法，金銀百分取一」，徹底廢除了金銀禁榷的政策。在如此寬鬆的條件下，金朝的礦業生產特別是金銀礦的生產得到較快的發展，尤其是原北宋實施礦產謹慎開發的河北河東地區，發展勢頭強勁。同時金的礦業生產以招募制和承買制為主，政fu不進行過多干預，這也為金銀的積累從制度上得到了保證。
經過戰爭掠奪、歲幣和礦業開發的積累，金的府庫積累了大量的金銀。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金府庫銅錢見在錢總三千三百四十萬貫有奇，而明昌二年「天下見在金千二百餘鋌，銀五十五萬二千餘鋌」，折合銅錢5502萬貫，多於同時期庫存銅錢數量。在章宗時『交』鈔阻滯的情況下，金君臣自然而然的想到了這筆巨額白銀，希望將其投入流通，以緩解錢荒。遂於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開鑄銀幣，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仍定銷鑄及接受稽留罪賞格」，「與錢兼用，以代鈔本」。
發行銀幣是金朝的一創舉，不過由於它不是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產物，只是在軍費增加，財政困難和『交』鈔貶值阻滯的情況下採取的應急措施，加之其問世後「『私』鑄『承安寶貨』者多雜以銅錫，浸不能行，京師閉肆」，因此僅僅流通了三年，朝廷便被迫罷鑄，停止使用。
銅錢生產難以跟上緊急發展需要，銅礦稀少，鑄錢成本重，加上紙幣隨意發行，幣值『混』『亂』難定，鑄造的銀幣又不能及時的流通和被市場需要，金朝本就破敗的經濟更加的『迷』『亂』，從這也可以看得出大金國勢江河日下，日漸不復一日。
顧同把自己記憶中的關於大金銅錢和『交』鈔的使用情況回憶了一遍，這才知道，這一次看似是因為世家叛『亂』而爆發的擠兌引來的錢荒，其實更可以看作是大金自章宗明昌四年之後，新的一場錢荒爆發的徵兆。
而現在只是泰和元年，距離金章宗再次發行「泰和重寶」還有三年時間，可見，未來三年的時間內，錢荒將會越來越嚴重，老百姓手中漫不要說白銀，就連銅錢可能也不能得到，而白銀、銅錢只會最大規模的向世家豪族、大商賈手中集中，如此一來，未來百姓生活無疑更加的困難。
顧同又接著想到即將在山東之地爆發起來的那場「紅襖軍」起義，心中憂慮不覺更盛。
「這個時代，可真是越加的『混』『亂』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