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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五卷 廣明鼎革第七章 廉政建設 文 / 雲昊

    尤其過分的是,相關的情報竟然不是由專門負責國內官員監控的捉影營上報,而是由監控江湖的捕風營在一次搜捕反對朝廷的江湖人的時候,順帶摸出來的線索!

    捉影營究竟在幹什麼?這樣足以影響到帝國根基的情況居然一無所覺?朝廷給他們的高額經費他們都用來吃喝玩樂了嗎?

    李儼的怒火霎那間到了頂點!

    被叫上來的捉影營首領新任捉影使面對李儼的雷霆怒火,也是大敢委屈。自從來鵠離開之後,由他擔任捉影使,他初來乍到,光是理順關係就花了不短的時間。而還沒有意識到問題嚴重性,或者說已經對這一情況司空見慣的捉影使,主要精力都是放在監控官員異心上。當今天下藩鎮割據,監控朝廷官員的舉動很不好做,他們又不像負責江湖和負責軍情的捕風營、鷹眼營可以肆無忌憚。他們監控的對象畢竟是朝廷官員,有些手段是採用不得的。於是他們的人力監控官員的異心倒是足夠了,但要想幹點別的,卻也有心無力。

    李儼總算沒有失去理智,在弄清楚情況之後,對捉影使一番訓斥之後,倒也沒有加罪。不過他也知道,關於廉政建設的任務,看來捉影營是無法承擔了。還必須建立一個專門的、專業的機構才行。

    大唐其實早就有官員的檢察機構:御史台。

    御史台是一種官署名,是中央行政監察機關。也是中央司法機關之一,負責糾察、彈劾官員、肅正綱紀。

    其設立從秦開始,屬御史大夫府。御史大夫佐丞相理國政,兼管監察。下有兩丞,其一為御史中丞,又稱中執法,具體掌握監察權力。西漢末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不再兼管監察,御史中丞出為台主。東漢因襲。稱御史台,直至唐代。

    御史台地職責最重要的為兩項:一是彈劾百官;二是推鞫刑獄。唐御史台有三院:台院、殿院、察院。三院御史為清要之官,雖秩品不高,但威權甚重。玄宗時常用御史充任各種重要使職。玄宗以後,凡節度使、觀察使無不兼大夫、中丞銜,度支、鹽鐵、戶部三使的巡院官也多兼憲銜。這些由外官兼攝的御史被稱為外台,大唐後期。皇權削弱,御史的威權也隨之下降。御史監軍的權力早在唐玄宗時已被宦官取代。

    大唐貞觀之前,御史台僅僅風聞奏事,沒有司法權力。貞觀間,御史台設置台獄,受理特殊的訴訟案件。開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後,專設受事御史一員,以御史充任。每日一人輪流受理詞訟。從此,凡重大案件,御史台和刑部、大理寺組成三法司聯合審理。大理寺負責審訊人犯、擬定判詞,刑部負責覆核,同時報御史台監審。

    到了李儼即位前,御史台地權限雖然已經因為皇權的旁落而降低。但仍然擁有一定地權力。其中也不乏剛直清廉的御史出現。但是在朝廷,皇帝昏庸的情況下,這些御史往往沒有什麼好的下場。畢竟御史有風聞言事之權,其檢察範圍不但包括了官員,連皇帝的行為也可以進諫,自然不受昏庸皇帝的喜歡。比較著名的一個例子就是唐懿宗時候地同昌公主病逝一案,為了阻止皇帝肆意殺人而發洩憤恨,不少御史因此而被貶被殺。

    等到了李儼即位初期,田令孜把持朝政,以宦官之身掌握朝廷。自然也不喜歡束手束腳的御史。御史台的權力被進一步削弱。

    眼下,李儼並不打算仍舊使用御史台作為監察機構。畢竟朝政糜爛那麼多年。就算是御史台,也早已經被腐爛了。其中當然也不乏剛直之人,但那畢竟是少數,是特例。而且御史台目標太大,面對目前如此驚人的現象,御史台人手有限,又被人防備,無法取得好的效果。

    因此,另起灶爐迫在眉睫。當然,另外建立的監察機構就必須隱秘,至少在目前官場腐化現象嚴重的情況下必須隱秘。至於御史台,還是作為表面上的監察機構存在,從表面上得到了加強。左拾遺孟昭圖被越級提拔任命為御史台地次席長官御史中丞(御史中丞為正四品,拾遺則只有從八品)。因為進諫李儼沉迷煉丹而被李儼保護性的貶為郴州司馬的前右補闕董禹被越級提拔為御史台首席長官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為正三品,而右補闕為從七品)。

    董禹此人的剛直自然不用說,歷史上的孟昭圖也是相當剛直的。當時唐僖宗還在成都避難,田令孜把持一切,囂張跋扈,因為西川黃頭軍使郭琪不拜他而賜毒酒害他,造成了郭琪領導黃頭軍兵變事件。

    兵變時,唐僖宗只與田令孜等宦官緊閉城門登上城樓躲避,而不顧其他大臣。兵變過去之後,又不宣慰朝臣,人心大失。

    為此孟昭圖不畏田令孜權勢,上疏諫諍,說:「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為賊所屠,獨北司平善。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嶇,遠奉君親,所宣自茲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及諸內臣閉城登樓,並不召王鐸已下及收朝臣入城;翌日,又不對宰相,又不宣慰朝臣。臣備位諫官,至今未知聖躬安否,況疏冗乎!儻群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群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聖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臣躬被寵榮。職在裨益,雖遂事不奏。辛未。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頤津,聞者氣塞而莫敢言。」

    然而這封奏折沒有傳到皇帝地手上,直接被田令孜扣留。為了報復和避免此人再度進諫,田令孜假借唐僖宗地名義矯詔貶孟昭圖為嘉州司戶,又派人於頤津將孟昭圖投入江中淹死。一位剛直之臣,就此被害。

    當然在這個時空。孟昭圖的命運還不至於如此悲慘。李儼在重建御史台的時候將想到了他與董禹,於是他們也就一步登天,成了三品、四品的大員。一方面充實了御史台的力量,一方面也避免他們在自己耳邊聒噪。御史台的主要任務是監察百官。可是拾遺、補闕卻都是對皇帝進諫的。針對李儼地許多舉動,他們的諫言也著實讓李儼煩不勝煩。

    說實話,李儼並不是一個認為自己不會犯錯誤地人。恰恰相反,他非常希望聽到關於自己錯誤地諫言。但是那些並不正確卻自以為正確的諫言,他是一句也不想聽地。由於他本身的先進性。他的很多思想,除了他培養出來的人之外,當代地人並不能理解。尤其是被儒家流毒腐蝕的人更是對他的許多政策深惡痛絕。

    儒家思想在出現的初期本來是很好的東西。所謂經是好經,但是卻被歪嘴和尚念壞了。尤其是在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還加入了天命之類的神神怪怪。原本健康的儒家,也就變成了精神上的毒品。流毒很深地,讓某些大儒面對異族入侵,竟然以天命所歸這樣的借口投降異族,反而不如販夫走卒有氣節的五德氣運說,天命說,還有什麼天人感應,說天災是人君無德所以上天降下懲罰等等的迷信學說其實都不是真正儒家的東西。五德說得創始人是著名的方士鄒衍,並非儒士。而面對天命之內地神秘東西,孔子還有一句話叫做「敬鬼神而遠之」。意思就是說儒生應該對這些東西敬而遠之。不應該熱衷這些東西。只可惜後來人因為自己的私慾和統治者為了自己的利益,把這些東西加入了儒家。於是儒家也就變成了邪惡的思想毒品。當然這都是體外話了。

    總之,儒家思想培養出來的人才,或許他清廉,或許他剛直,但是他卻無法理解李儼的做法。李儼需要的諫臣並不是這樣的人。而董禹和孟昭圖恰恰是這種受儒家思想影響很深的士大夫,李儼當然要把他們調離了。他們的剛直清廉,用來領導御史台,是再合適不過地了。身為一個皇帝,並不能因為一個人自己喜歡而用他,另一個人因為自己不喜歡而不用他,以個人好惡主宰用人之道,這是一種嚴重地錯誤。恰恰相反,無論對某個人的個人觀感如何,只要這個人在某個地方有用處,就可以在那裡用他。從這個角度來說,天下間沒有沒用地人。他們都有自己的位置。找對了位置,就是人才,把他們放對了位置,就是善於用人的人。從這個角度來說,李儼的用人之道,經過這麼長時間的磨練,已經初步有了一定的火候了。

    在重建御史台的同時,在絕大部分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李儼用這兩個著名的直臣為御史台正副首腦的時候,一個名為「大唐統計處」的特色機構毫不引人注意的成立了。這一機構直屬皇帝統屬。每年國庫的收入有固定的百分之一作為其經費。其人手都是從「捕風營」、「捉影營」、「鷹眼營」之中抽調。

    從名義上講,大唐統計處只是一個小小的,隸屬於皇帝的統計調查機構。只是皇帝用來統計國家數據的機構。在這個極少人認識到數據重要的時代,這樣的一個機構,只能說是因為皇帝的一種個人愛好建立的機構,自然沒有什麼人關注。那些官員們更擔心懼怕的,是御史台。

    於是在官員們絲毫沒有覺察的情況下,大唐統計處開始了運行。他們處理的第一個案子,就是捕風營上報地那個貪墨案。

    專業的廉政機構就是不同。很快他們就將這個案子調查得清清楚楚。一切數據真實詳盡。甚至連那官員的每一次交易內容說的每一句話都調查得清清楚楚。

    等調查結果出來之後。李儼立刻下令御史台處理。統計處雖然水平很高,但是為了避免打草驚蛇,也為了避免其權力的過分膨脹,他們只有調查權,並沒有取證權、執法權。後兩樣權力都是由御史台掌握。

    御史台的董禹、孟昭圖也不負李儼所望,在得到翔實的調查情報之後,他們地取證進行得如雷霆般迅速。那官員的關係網中雖然也有神通廣大、消息靈通地人,竟然也沒來得及通知他。他就已經被御史台的人成功抓獲,病取得了初步的審訊結果。

    接下來的一場轟動大案自然不用說了。反正李儼對此事的處理是從嚴從重從快。某些隱藏在暗處的人都沒來得及反應或者施展手段,主犯和一干從犯已經被斬立決了。

    這種手段不但震撼了某些已經初步產生的官員,也讓許多手腳不乾淨地官員開始老實了起來。而某些隱藏在暗處的力量,更是因此而震驚,從而變得更加小心,行事的大膽程度也大大的降低了。

    李儼並非不知道背後的人是誰。除了那個有「賢王」之稱的壽王李傑還能有誰呢?從治國理念上講。李傑代表的是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而李儼代表地卻是中下層百姓的利益。很自然的,在李傑身邊就集中了大批利益受損的大官僚、大地主。他們為李傑出謀劃策,也為他出人出錢,其目的昭然若揭。

    不過李儼現在卻不想動他們。李傑正好是一個試金石。誰堅定不移的支持自己,誰懷有異心,在李傑這裡,很明顯地就能看出來。就像那個大宦官楊復恭。表面上看來他對朝廷、對李儼忠心耿耿。但是李儼卻發現他跟李傑的關係相當密切。本來李儼還因為楊復恭在歷史上和在剿滅黃巢時表現出來的才幹而猶豫是否要好好用他。而接到他與李傑勾勾搭搭的消息後,李儼就在心中對此人暗暗的判了死刑。

    所以,這一次,他的近臣有好些人要求他對壽王動手的時候,他和來鵠拒絕了。貪墨雖然是大事情,可是壽王卻並沒有直接參與。以這樣的事情要對名聲不錯的壽王定罪是很困難的。要麼不動手,一動手就必須要將對手置於死地。更何況,豬總是要養肥了才能殺地。現在地李傑,還遠遠沒有到肥的時候,何必那麼著急動手呢?

    廣明年間地第一大案在官場上引起了極大的震盪。原本已經出現跡象、出現懈怠跡象的官員們又回到了一切剛剛開始時候的精神面貌。沒有人是天生願意當壞人的。極度貪婪的官員和極度清廉的官員不是沒有,但是這都是少數,大部分的官員還是隨波逐流的。官場風氣好,他們就清廉、就有為,官場風氣要是不好,他們也就變得貪婪。變得尸位素餐了。

    古代的人就是在這一點上沒有人認識到。他們要求人人做聖人。其結果就是人人、至少是絕大多數人做了聖人的相反面。只有嚴格的制度,才能最大限度的淨化官場的空氣。而不是指望官員們自己的覺悟。

    這一場大案終結之後,李儼專門要求刑部從法律上加強了對官員的管理。古代的法律並不很清晰,隨意性很大,同時也不像後世的法律那樣有憲法這樣的根本,也有刑法、民法、商法等等,總之生活中的任何一個領域,都有相關的專業性的法律存在。

    古代就不一樣。或許是出於秦王朝嚴苛酷法而導致秦王朝二世而忘的先例,古代的執政者對嚴酷的法律相當牴觸。但是他們不明白,有的時候、有的地方,法律應該適當的嚴些。比如關於那些暴利行業、關於那些擁有較大權力的官員的管制、關於顛覆國家政權、關於刑事犯罪等等方面。而另外一些法律就應該鬆些。比如關係到民生、影響到民生的很多法律。有些東西實在沒必要太過苛責,因為老百姓的條件達不到。

    總之,古代的法律從根本上來講,主要是針對普通老百姓的。不要說統治階層,就連有權有勢的商人,都往往很少遇到法律的約束。所謂「刑不上大夫」,古代官員的特權實在太大了。

    而李儼的觀念不一樣。他的觀念是只要不涉及到謀反、刑事犯罪的方面,對老百姓的法律應該盡量寬鬆。而對官員則應該盡量嚴厲。當然是那些大節方面。至於言論、某些不必要的禮節等方面,雖然不能掉以輕心,卻也不用太過嚴厲。這必然跟整個官僚階層相衝突。老百姓雖然支持他,但是要統治這個國家,卻需要整個官僚階層的幫助。所以他不能貿然的改變法律,只能通過分化瓦解等等手段,逐步推行古代的法律改革。

    而這改革的第一步,就是針對貪污。貪污是任何一個比較清明的政府都必須遏制的,而任何一個有點良知的官員也都沒有不認為貪污是違法的。從這裡著手,不會影響太多。於是,《廉政法》就這樣出現了。

    這是中國迄今為止第一部專項法律。而不像從前的法律那樣,一部法律就包含了所有律法條文。這樣是相當落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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