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華約組織之中第一次在遠東參戰的部隊，身為民主德國人民軍第4o空中突擊團指揮官—克勞斯.洛倫茨上校承受著空前的壓力，儘管不是第一次擔負這樣深入敵後的作戰任務—事實上克勞斯上校已經在民主德國人民軍中服役2o年了，正是他和當年的那些同僚身著著便衣越過東、西方在古老德意志中心地帶建立的戰線，將聯邦德國的熱血青年所急需的武器和作戰技能傳承到他們手中。
但是作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克勞斯上校深知普通民眾對戰局展的深遠影響。在聯邦德國那場血腥的內戰之中，西方世界總是將科隆政權最終崩潰歸咎於以莫斯科為的**陣營對聯邦德國不遺餘力的顛覆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軟弱和其所奉行的綏靖政策。不過對於親身經歷過那場德意志民族重新崛起的血腥內戰的當事人而言，克勞斯上校卻有著自己的見解。
應該說克勞斯上校是少數對源於中國的**軍事思想有深刻理解的華約軍人之一。在他看來儘管科技的展早已令核武器成為了魯登道夫所提出的總體戰的終結者。但是並非所有的戰爭都是一場雙方孤注一擲的末日對決。在東、西方力量對比的天平沒有出現完全的傾斜之前，克勞斯上校相信類似生在自己祖國那樣的局部戰爭還將延續很長一段時間。而在那些戰場之上，民眾的倒嚮往往將成為決定性的因素。
在民主德國人民軍第4o空中突擊團於位於遼闊俄羅斯中南部的新西伯利亞空軍基地起飛之前，事實上克勞斯上校和他的大部分部下已經獲知了戰爭爆的消息已經自己所肩負的使命。不過通過莫斯科的宣傳機器所傳來的消息是在一度脫離社會主義大家庭的中國內部，無數不滿政府倒行逆施的民眾已經揭竿而起，掀起了無產階級革命戰爭的浪潮，作為全世界無產者的大本營，華約組織有義務向那些挺身而出的革命者伸出援手。
應該說包括克勞斯上校在內的很多人最初都天真的相信了這一說法，畢竟在中蘇決裂之後的幾十年裡，莫斯科和柏林對中國政府的表述始終是負面的，從「斯大林主義的集權和殘酷」到「喪心病狂的民族主義者」，而隨著中美關係的正常化和不斷升溫又出現了「帝國主義在遠東地區的橋頭堡和幫兇」這樣的新稱謂，不過在這些負面宣傳的同時，蘇聯和東歐國家又往往鼓吹一番他們與中國人民的傳統友誼，以及中國大陸的普通民眾「水深火熱」的生活狀況。在這樣的宣傳口徑之下，絕大多數空降在北京的蘇聯和華約組織的官兵最初都不會將自己定義為侵略者，他們甚至還懷著一份崇高的情操期待著中國人民用簞食壺漿來歡迎自己的解放。
但是隨著他們的雙腳踏上中國的土地，他們的情緒很快便陷入了空前的落差之中。民主德國人民軍第第第1o4傘兵團的登陸場實際上是相疊加的。這直接導致了搭乘民主德國人民軍空軍第44「阿圖爾·皮克」運輸航空兵師機群飛抵北京的德國傘兵在戰場上空盤旋了2o分鐘之久。
民主德國人民軍空軍第44「阿圖爾·皮克」運輸航空兵師組建於1957年，它的名字來自於民主德國漢莎航空公司總經理、任總統威廉·皮克之子。不過在漫長的歲月裡這支空中運輸部隊都僅有1個大隊的編制，直到7o年代中期也僅裝備可憐的2架伊爾－62運輸機、5架圖－134a運輸機、1架圖－154運輸機和6架米－8s直升機。
但是兩德的統一，卻給了民主德國的航空工業以新的轉機。隨著內戰的結束，聯邦德國的四大航空工業集團除與荷蘭合作的跨國公司—聯合航空技術－福克公司之外全部被收歸國有。民主德國一躍成為了足以與法國、意大利比肩的歐洲航空強國。到7o年代末，民主德國不僅已經可以在國內仿造蘇聯最為先進的一線戰鬥機，甚至還擁有了華約組織內部唯一的一條伊爾—76軍用運輸機的生產線。
有了強大航空工業的支持，民主德國空軍的規模迅得以擴充。除了原有的3個防空師（最初命名為「航空兵師」，後更名「殲擊航空兵師」，但最終還是定名為「防空師」）擴編為防空集團軍外，組建於1981年12月的前線航空兵和運輸航空兵力量司令部更迅將手中原來組織鬆散、規模較小的幾個特種兵大隊都擴充為航空兵師。
當然在兩德統一的過程中，聯邦德國原先獨自自主的展模式也遭到了來自莫斯科的粗暴干涉。不僅與英、意合作研製的「狂風」戰鬥機慘遭腰斬，連於法、英、荷蘭及西班牙聯合研製的「空中客車」a3oob客機，與南日本合作研製的bk117直升機，與荷蘭共同研製生產vf－614短程客機等民用機型的相關項目也紛紛下馬，唯一得以保留的國際合作項目是同樣經歷了與「鮮花革命」的法國聯合研製的「阿爾法噴氣」高級教練機，當然很大程度是因為這個項目在內戰結束前已經接近完成，而蘇聯方面在這個領域本身也沒有太好的機型可以提供給盟國（除了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i1—39「信天翁」）。
在蘇聯第第1o4傘兵團成功完成了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空降行動之中，民主德國人民軍第4o空中突擊團才獲准進入戰區。在克勞斯上校看來，在北京上空盤旋的2o分鐘無疑是他生命中最為漫長的一段經歷，好在中**隊在北京城區內沒有部署太多的防空武器，才最終令滯留在空中的民主德國人民軍第4o空中突擊團可以奇跡般的繼續毫無傷。
不過空降過程本身並不是那麼的順利，由於蘇聯第1o4傘兵團的大量重型裝備和補給品還滯留在空降場內，來自德國的傘兵們花了相對漫長的時間才最終重新收攏起來。和部下們一樣依靠著降落傘著陸於古老北京的克勞斯上校第一時間對眼前陌生的場景無疑空前的擔憂和恐懼。
可以容納8萬觀眾的北京工人體育場內此刻雜亂無章的擠滿了兩個傘兵團的各型車輛和火炮。在各種口令和尖銳的哨子聲中，一隊隊神情緊張卻又不免有些恍惚的蘇、德兩國傘兵正宛如沒頭蒼蠅一般的到處亂竄。在這麼狹小的區域內堆積這麼多的部隊，克勞斯上校或許只能用瘋狂和愚蠢來形容這次行動的組織者。因為只要對手可以組織一個炮兵連的火力來對這裡展開炮擊，那麼就可以輕易的打殘兩個傘兵團。
「中國人不會這麼作的，因為他們知道炮彈不長眼睛！」對於克勞斯上校的擔憂，蘇聯第第2營營長巴彼切夫中校顯現出了一個斯拉夫人所特有的滿不在乎。因為北京工人體育場在日壇公園一樣都比鄰著北京城內的使領館區，在這個敏感的地帶之上，中**隊只能是「瓷器店裡逮耗子—投鼠忌器」。而在兩個空降團的兵力還在收攏的過程之中，克勞斯上校便得到了來自伊爾庫茨克的蘇聯遠東空降集團軍司令部的命令。他的部隊被配屬給蘇聯第76近衛空降師，在該師的統一指揮之下，協同第1o4傘兵團，先穩固登陸場，隨後向南展，與日壇公園方向第第119傘兵團建立聯繫。
「師部研究決定，你部應迅組織有力之一部（不少於第2營編組成一個戰鬥群全力打擊控制朝陽門外大街的中**隊側翼，策應第119傘兵團於芳草地一線建立防線。掩護第1第76近衛空降師師部的命令之後，克勞斯上校並沒有太過遲疑。親自率領已經完成部隊收攏工作的第第第第2營投入戰鬥。
而作為北京工人體育場地區的實際最高指揮官蘇聯第1o4傘兵團團長沃羅比約夫上校對於來自華約組織的同僚也表現出了足夠的敬意，在簡單的磋商之後，他主動提出將第2營歸入克勞斯上校的指揮之下，也就是向南展開進攻的3個傘兵營將統一於克勞斯上校的步調之下。當然沃羅比約夫上校肩上的擔子也並不輕鬆。除了協助第119傘兵團解圍之外，他還要抽調出2個營的兵力，迅奪取朝陽門、東直門一線，而在此刻複雜的戰場環境之下，他還並不清楚這處戰略樞紐的實際情況。
午夜的北京工人體育場東路的大街之上，由於全城已經實行了燈火管制而一片漆黑。一輛輛滿載著蘇、德兩國傘兵的各型傘兵戰鬥車輛正順序從北京工人體育場周遍的停車場內駛出，在他們行進的方向兩側的街道上之上，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早已端起了手中的照相機，準備記錄下這一歷史性的時刻。而這些照片無疑都將成為明天人們手中報紙的頭條。而在比鄰著大街的一棟漆黑的民居之內，一支仿製的蘇聯svd狙擊槍的瞄準鏡正緊緊跟隨著坐在領頭的烏阿斯－469吉普車前排位置的克勞斯。
站在窗口全神貫注的狙擊手身旁，2名分別手持著81式自動步槍和班用機槍的戰士正依在房間兩側牆壁上屏住呼吸，感受著窗外一輛又一輛蘇聯bmd系列空降步兵戰車隆隆碾過馬路時的微微震顫，而他們的目光全部集中在此刻正蹲在房間中心位置懷抱著無線電電台低聲向幾個街區之外的連長報告著的通訊員。「連長……他們出來了……」。
有些模糊不清的聲線在岳海波的耳邊低沉的傳來。「繼續觀察……」坐在自己的裝甲指揮車內，岳海波同樣刻意壓低著聲線回答道，在結束通訊之前，他還是補了一句：「注意安全！」。從位於朝陽管莊的駐地出，岳海波所率領的中國陸軍警衛第第13團偵察1連已經連續作戰了近6個小時了，在這6個小時之中，偵察1連沿著朝陽路和朝陽門外大街連續突擊，先後突破了蘇聯傘兵的4道阻擊線，成功奪取了朝陽路、朝陽門外大街和關帝店北街的三岔路口。為後續部隊控制朝陽門外大街，對日壇方向形成合圍提供了有力的幫助。
但是在推進的過程之中，偵察1連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累計戰鬥減員87人包括連指導員司馬驤。也就是說戰前以1個加強連的兵力投入戰鬥的偵察1連已經減員過三分之一。在大多數情況下已經不能再被視為戰鬥力量。但是此刻不利的戰局，卻要求偵察1連繼續留在戰場之上。
在蘇聯第二波次空降部隊抵達之前，中國陸軍警衛第第第13團沿建國門外大街不斷向西推進外。駐守通縣和懷柔的第第第3師師部曾雄心勃勃的計劃集中3個主力團於日壇公園方向一舉吃掉蘇聯蘇聯空降兵第119傘兵團。
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儘管第12團成功沿著東大橋路一線展開，從東邊不斷壓縮蘇聯空降兵的防線。但是擔負迂迴包抄任務的第11團卻在開進過程中遭到蘇聯空軍的密集火力壓制，不但遭遇重大傷亡，還極大的延誤了進攻時間。到蘇聯方面第二波次空降部隊抵達戰場之時，第11團除少數小股突擊部隊，團主力剛剛抵達酒仙橋一線。原定該團第11團由日壇公園北側的工人體育場北路、朝陽門外大街突擊前進的計劃顯然已經成為了泡影。
此刻在朝陽門外大街的戰場之上，只有第12團的1個營又第第第3師對日壇方向的三面合圍儘管已經形成，但是北翼卻並不穩固，而為了不讓上級領導擔心，已經抵達六里屯的警衛第3師師部事實上並沒有將戰場的實際情況向上匯報，依舊報告說全師第119近衛傘兵團。這一點很大程度上令警衛第3師在戰後始終處於不利的地位。
蘇聯第二波次空降部隊在空中飛行的過程之中，事實上第13團團長劉天年便已經向師部提出蘇聯後續部隊可能在北京工人體育場一線空降的可能和危險性。但是當時警衛第3師師一級領導認為當下以第119近衛傘兵團是迫在眉睫的要任務，不宜再分散兵力去控制工人體育場一線，何況第11團正在向東直門一線挺進，如果蘇聯方面在工人體育場再空投一個師恰好又處於警衛第第3師只要揚連續作戰的精神完全可以再吃掉對手的這一顆孤子。
正是源於這樣托大的想法，令警衛第3師錯失了扼守登陸場，阻擊蘇聯後續空降部隊的可能，更令北京中心城區以東的戰局陡然再度惡化。此刻在克勞斯上校麾下3個營的傘兵面前，中**隊在朝陽門外大街僅有不足2個營的兵力。一旦朝陽門外大街的控制權再度易手，那麼不僅吃掉蘇聯第第3師支援中心城區的道路也將被再度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