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表面我自己的立場，本人是堅決支持抵制ri貨的!
1919年5月，在至今仍然被史學家以里程碑式的定語屢屢提起的五四運動中，愛國學生第一次採用了抵制ri貨的方式，表達對於日本侵佔中國領土的抗議。這是中國公眾第一次通過國際貿易和社會情感來教訓日本當局。86年後的春天，商品手段仍然成為中國人向日本當局表達不滿和抗議的一種重要方式。近日圍繞部分日本企業暗地支持或贊助日本修改歷史教科書的問題，瀋陽、廣州等地的中國人或是中國商店，自發地取下和抵制這些企業的商品，更讓人們感到中國人的愛國情操從來沒有變過。
歷史不會重演，今天的國際環境和中國國家實力，客觀上已經保證了中國不再會陷於五四時期的歷史困境中，各個城市都出現的抵制ri貨的活動，也見證了中國人對歷史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這種感受在任何時代都無可厚非。
有專家認為，中國民眾應該通過輿論等壓力，讓日本企業認識到，在中國賺錢也是有條件的，逼迫它們不做傷害中國民族感情的事情。上個世紀70年代，日本企業進入東南亞時，也曾遭遇過反ri浪潮。東南亞民眾通過遊行、抵制ri貨等行為讓日本政府感受到壓力，最終做出「絕不做軍事大國」等政治表態。
唯一令人擔憂的是，對於日本商品的抵制活動，不應演變成大規模、激化的反ri暴力活動，甚至成為社會群體分化，甚至引起民族內部衝突的直接動因。
因此，在抵制ri貨的合理要求中，我們仍然期待公眾理性。公眾理性是社會良性發展的動因，也是一個民族能夠自我保護和實現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途徑。這種公眾理性的本質應當是，我們在抵制ri貨的愛國活動中，如何把自發xing的群眾運動，有效地控制在協助國家利益而不是造成社會壓力的程度上，既讓世界包括日本在內，看到中華民族在歷史問題上的原則性和能量，又顯示大國民眾進退有度的行動能力和靈活性。
2005年對於中日關係來說無疑是一個艱難的時期，其艱難處不止在於中國人應當如何面對一個至今無法正確認識歷史的日本當局。據瞭解，在日本爭取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活動中，日本已經近乎成功地遊說了超過2/3的成員國，以及除了中國之外的其他4個常任理事國。中國如何以高超的技巧和深刻的理性，來處理日本的歷史身份和世界定位問題，這個難題是一個發展的中國，在和一個經濟發達同時爭取政治地位的日本相處時，遲早會遭遇的歷史命題。
一方面它把中日之間久已存在的歷史觀對抗白熱化和公開化，另一方面也將歷史和現實互動的潛在規則更直接地擺到檯面上。儘管中國可以簡單地以一張否決票終結日本的「爭常」，但是如何利用目前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身份，和中國的大國影響力來爭取中國的最大利益，同時，保護公眾情感，打擊日本右翼歷史觀，需要中國外交的制度理性。
制度理性的核心，是國家精英在處理外交事務中，能夠將長期的國家利益最大化作為首要的目標。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外交警英不但要尊重公眾情感，借助歷史武器，還要按照利益規則進行外交博弈。這種理性的外交戰略，需要從制度上保證國家利益能夠不以少數人的意志為轉移，也不以短期的決策快感為目的，而是根據整個民族的利益需要來衡量外交手段。整個民族的利益，既包括正常的民族情感，也包括政治空間、經濟利潤和國家形象等多個因素。
公眾理性和制度理性是中國能夠為國家取得利益最大化的兩個武器，也是中國超越歷史悲情，重塑民族自信的必經之路。公眾理性和制度理性在外交領域的有效結合，能夠保障中國在毫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順利達到既保護國家利益、完成對日本右翼反動勢力的打擊，又避免陷入國際外交尷尬的境地。在此次對日本的外交鬥爭中，我們應當超越「1919式」的歷史悲情，尋找2005年的大國理性，只有這樣，才能展現中華民族的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