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中國人的婚姻，是要講點「緣份」的。「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中國還有句老話：「捆綁不成夫妻，強扭的瓜不甜。」所以婚姻這種事，「組織」插手沒有問題，但不能代人做主，更不能用「組織」作為武器高壓強迫。
但是那個年代，就算不是部隊裡，平頭老百姓家也難得有自由戀愛的，基本都是那種結婚前都沒見過面的家長包辦式的婚姻，男人一死，剩下的女人這日子可就艱難了，要是男人生前是部隊上的或者是我黨組織裡的，還好一些，算是烈屬，村上和縣上要照顧的，地都由政府安排村裡人幫著種了。
那些被鬼子屠殺的老百姓留下的孤兒寡母日子可就不好過了，山裡的地貧瘠，是要下大力氣伺弄的，女子們畢竟身單力薄的，日子就過的恓惶的很，整個十一分區這種算作烈屬和不是烈屬的寡婦就有一千多人！
出了這陝北籍傷兵要求入贅寡婦家的事情後，分區政治部和靈滿行署一粗略調查，和這傷兵類似的事情居然還不少呢！得有個幾十例的，在有些不太開化的村子裡，這種事還造成了不太好的影響。
楊棒子自己不也是因為蓮香的事情險些和老百姓動起手來的嗎，當時和老百姓發生衝突這是政治上的大事！楊棒子回過頭來想，當時是黃司令保著他的，要是沒有黃司令，他鬧不好就被槍斃了！
現在自己的部下又出了這類事情，該怎麼辦？楊棒子做了難了！
別說他作難了。這類事情在我黨歷史上一直都是個不太好說的話題。
說說俺和朋友們對我黨「結婚」問題的一些看法。查看歷史。自我黨1937年抗戰開始到1949年取得全國政權。前後共有三次結婚的高峰。
第一次結婚**是在抗戰初期的1938-1939兩年。那一時期，大批來自祖國四面八方的女青年、女學生來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這給了那些有一定領導地位的黨政軍幹部們挑選配偶的好時機，因此，相當部分的我黨領導幹部都是在那兩年結婚的。
你在無數我黨黨政軍領導人的傳記中都可以看到，他們一從外地回到延安，馬上放下工作，立即到女學生成堆的地方去尋找對象。陳賡是個典型。連鄧大人也不例外。當你「瞄準」了對象之後，剩下的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一切由「組織」出面去辦。
由黨的「組織」出面包辦，解決你的婚姻即終身大事，這絕對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一大景觀吧？世界上恐怕沒有第二個政黨能這麼辦？敢這麼辦？因為這是要講婚姻自願的。除非是政治聯姻，由不得自己。
試問：假如萬一女方不從怎麼辦？霸王硬上弓強迫？我在各種傳記和歷史中均未看到有這方面的答案。反抗「組織」出面包辦的人（主要是年輕的女方）肯定會有，只是不宣揚就是了。從那個年月過來的人，無論男女，在回憶中談起這樣的被組織包辦的婚姻事情，好像還沒有什麼人覺得不正常的。習慣了。
給我講這段歷史故事的人。也是個抗戰過來的女幹部。據她自己說，她最初被楊成武介紹給紅軍幹部曾雍雅。可是她拒絕了，自己作主和一個抗戰幹部結成夫婦。
我再舉我最熟悉的晉察冀軍區第一軍分區為例，1938年底結婚的：一分區司令員兼政委楊成武；1939年結婚的：參謀長黃壽發、政治部主任羅元發、一團長陳正湘、後來的新參謀長徐德操等等。晉察冀很有名的分別嫁給了王平、王宗槐、易耀彩的范氏三姐妹，也是在這個時期的婚姻。尤其易耀彩。
易耀彩曾當過冀察軍區的參謀長，1945年8月，他和楊春甫、白文治、楊卓，帶領冀察軍區教導大隊和警衛營，到宣化建立攻打張家口的「北線指揮部」。易耀彩為人寬厚，處事低調，平易近人，不霸道、不爭功、不倨傲，在冀察幹部中易耀彩有很高的威信。他留在今天冀察幹部心目中的印象、人緣、名聲都很好。
據記載，易耀彩曾「反抗了組織包辦的對象」，自己給自己找到了對象。范氏三姐妹，大的兩個不用說了，上面提到了，都已經名花有主，只說這最後一個的小姐妹。據說，「組織」上原本給易耀彩物色的對象，是一個醫生。醫生去「相親」，拉著范家三妹一起去，為的是作個伴。不想相親回來，易耀彩沒有看上這位醫生，卻看上了陪著去相親的伴娘。最後的結局大家都想得到，「組織」出面做工作，范家三妹成了易耀彩夫人。
第二次結婚**是在抗戰勝利前後的1945-1946兩年。八年抗戰勝利到來，人們欣喜若狂，受到抗戰勝利的鼓舞，解放區、還有日偽統治區、國民黨統治區的大批男女青年聚攏到我黨的大旗下，於是相當部分的我黨的黨政軍幹部有了又一次大規模結婚的機會。
這部分幹部因為數量很多，我不舉例了，只要看到那些在1946-1947兩年出生的孩子，我就知道是一個個的「抗戰勝利嬰兒」。他們的父母，一準是抗戰勝利的那年結婚的。我熟悉的幹部，包括一分區幹部、冀察幹部、華北步兵學校幹部、平津糾察總隊幹部裡面，抗戰勝利那兩年結婚的幹部有許多人。
第三次結婚**眾所周知，是在我黨取得全國政權的1949年。那一年，全國大中城市的青年學生一批批走進革命隊伍、特別是軍隊，這給了那些**黨政軍各級領導從容不迫的挑選新配偶的一次絕好機會。包括以前經歷過那兩次結婚**的幹部在內，這一次再次結婚，史上稱這些幹部的再次結婚行為是「**」行動。
這種發生在全國解放初期的領導幹部「**」行動，毫無疑問是一種當年的**行為——「喜新厭舊」。這些幹部將原來一起吃苦患難的「糟糠之妻」甩掉，換上城裡人「學生妹」，所以受到**等許多黨政軍最高領導人的強烈譴責。
這老故事的敘述中，有的人對婚姻關係要經過「組織」的批准感到不解。又不是發展入黨，又不是審干，幹嘛搞得那麼嚴肅認真？
這裡面有個背景情況，在前面已經介紹過了。這就是在抗戰勝利那年，由於「組織」上對幹部婚姻問題的過問和干預，一些男女幹部難免會已經有了婚姻記錄。雖然有的幹部本人會提出異議，不接受「組織」的這個婚姻安排。但在這之後的婚姻關係，還是要在「組織」批准後確定更好一些。要「組織」批准的目的，是為了起到一個類似今天的「公證」的作用，確認「這個幹部並非已經有了配偶」，他（她）絕對不是「有婦之夫」或「有夫之婦」。
對一些謹慎的幹部來說，這一步手續，非走不可。否則，將來有麻煩你說不清。比如，說你「奪走了誰的老婆」之類。
在對晉察冀抗戰史的研究中，我收集了不少八路軍幹部的婚姻狀況。我黨幹部、八路軍幹部，不都是聖人，有時的幹部關係中的夫妻關係和兩性關係是很混亂的。眾所周知的，李銳、范元甄夫妻和鄧力群之間的三角關係，屬於特例，沒有類比的可能，所以不計。但「和別人的老婆」結婚的事情不是沒有，這些真實的事例今天是不好拿出來講的。人家的孩子都一把年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