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說了，楊棒子去幫忙找到了一批因為鬼子調動對一分區機關駐地掃蕩而滯留的幹部們，並且讓他們南下去川口鎮，從十一分區那邊過平漢路去，俺說了，這裡有個人可得交待一下，很傳奇的故事，事從以前交待的抗大二分校離開冀中說起。
1942年春節過後，狼牙山傳來消息：晉察冀的抗大二分校馬上就要回到陝北的消息。抗大二分校下設的幾個大隊不回陝北，留在晉察冀，與各軍分區合併。幾年來與一分區同駐在一起的抗大二分校一大隊，很自然與一分區合併。
為了幫助冀中軍區培養抗大幹部，抗大二分校與冀中軍區合辦了一個「抗三團」。抗大二分校撤走回陝北，這個抗三團由繼續留在晉察冀的一大隊接管。這就是一大隊李振軍一行人離開狼牙山一分區，到冀中來的原因，他們是為接管抗三團來的。
那是在1942年的3-4月間，正是冀西山區青黃不接，根據地最缺糧的時候，一分區幹部連黑豆糊糊、煮南瓜都吃不飽（1942年初，一分區連吃兩個月的黑豆，在一分區地盤上的抗大二分校一大隊也不能倖免，所以當時被派往冀中接收抗三團的幹部都歡呼雀躍。後來細查，當年最苦的是在唐縣的三分區，一連吃了四個月的黑豆），狼牙山老百姓想像能吃上冀中的白麵饃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
李振軍他們3月底出發，因為要過鐵路線兩邊的封鎖溝，直到4月初才到達冀中。抗三團的團長政委，都是長征過來的紅軍幹部。
抗三團成立時最先駐紮在冀中七分區的博野縣，1942年初向南轉移到安平縣。李振軍到達冀中抗三團時，被任命為抗三團大隊代理教導員、總支書記，大隊長是江西紅軍幹部。只知道姓歐陽，八十年代還活著。
李振軍他們到達冀中的時候，雖然此時還是春天。遠不到新糧下來的時候，但他們仍然可以吃上白面。每天小米干飯管夠，而且吃得很飽。冀中地區的富足，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振軍他們到達抗三團的時候，是1942年的4月初，冀中的形勢已經很緊張了。抗三團幾乎每天都在運動，但都在安國縣、博野縣、蠡縣、安平縣之間的方圓百十來里地範圍內轉悠，大致都在冀中七分區的範圍內。直到4月末。令他們想不到的是。他們剛開始工作不久，對冀中的情況還沒有完全摸清，鬼子對冀中的「五一大掃蕩」就開始了。
抗三團雖然有武裝，但幾乎在五一大掃蕩的一開始就垮掉了。鬼子力量太強。抵抗突圍不成，抗三團領導決定：大家就地埋藏武器，換上便衣，分散突圍。
你想，李振軍幾個剛到冀中。地理不熟，口音不同，你讓他們幾個往哪裡走？他們一度和越過石滄公路的六分區部隊冀中警備旅走到了一起，最初高興了一陣，以為和大部隊在一起。安全有了保障，但很快又失望了。
這個旅旅長王長江（張蔭梧河北民軍過來的，按照一分區的說法：游雜幹部出身，孟閣臣、趙玉昆一類的人物）、旅政委匡伏兆，下設兩個團，警一團1600餘人，警二團大約700多人，旅直900多人，總計三千人多一點。
但這個冀中警備旅也決定分兵突圍，旅長王長江帶一團、旅政委匡伏兆帶二團。那些依附於警備旅的抗三團在轉移中還是走散了。最後只知道王長江帶領的警一團全軍覆沒，團長被捕叛變，副團長犧牲。以後，是突圍出來的警二團接應殘存的抗三團成員轉移出冀中。抗三團原本一千一百餘人，被警二團保護集結時，僅剩七十餘人。
在一個當年抗三團學員的回憶五一大掃蕩的文章中，有關李振軍的一絲描寫：「大約是五月十一日拂曉，日寇的合圍又開始了。槍炮聲由遠而近，群眾開始逃出村莊。李教導員（這位不是，他是東北人）把大家集中起來，尾隨軍區警衛營，在深淺不一的道溝裡向南跑步前進，炎熱的天氣，使人口渴至極，從井中打上一桶水來，爭相喝飲，有的同志索性跳到淺井裡低頭去喝。跑、熱也使個別同志靠在道溝邊上昏迷過去。下午三點多，前沿部隊返回，南邊已被敵人封鎖，即向西衝，也被敵人阻回，轉頭向北，尾隨之敵也已佈置好了，並叫漢奸喊：『你們投降吧！只有這一條路了！』戰士們給了他們一排子彈又返回。東面的敵人在坡上已露出了身影，顯然已處在四面包圍之中。在這條道溝的十字路口，遇到總支部書記、代理一大隊政治教導員（這才是李振軍），和團警衛連長帶一個排一挺機槍，大家爬在道溝沿上觀察敵情。西面和北面之敵已向我逐步逼近。」
李振軍、朱韜他們幾個是在石滄公路稿城縣以北的無極縣境內被捕的。
李振軍他們被捕後能生存下來，沒有被屠殺，得益於幾個原因。第一，他們是在冀中被捕的，不是在狼牙山一分區。冀中屬鬼子的政治區，爭取的對象，採用的是「懷柔」的政策；狼牙山屬鬼子的軍事區，是軍事進剿的對象，下手較狠。
第二，他們是被偽軍抓住的，不是被鬼子抓住的。偽軍要將這幾個俘虜請賞，拿賞錢。第三，抓住他們時，身穿便衣，不帶武器。軍裝和駁殼槍都被埋在了莊稼地裡，他們沒有反抗，也就沒有帶來報復。
這也是李振軍回到一分區被審查時楊成武最不能容忍的地方：狗日的，你們把軍裝和武器都埋了，不打鬼子。你們他媽是什麼人？還是八路軍嗎？在一分區，你們這是絕對的戰場叛逃行為，當逃兵，是要被槍斃的。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鬼子在1942年的政策發生了變化。
1942年。是岡村寧次接手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的第二年，他開始在冀中實行「懷柔」政策，加上關外勞動力的極度匱乏。關東軍和華北方面軍達成了《關於入滿勞動者的協議》，日偽在華北推行強制性的「供出制」。華北日軍將掃蕩中的戰俘和平民，大批押送的關外，主要從事煤礦、採礦的勞動，總數達到二十萬人。
關東軍按照每個人頭幾幾百元的代價支付給華北方面軍。所以，華北日軍最終以每名戰俘幾十元至一百元不等的賞錢，給抓住八路軍戰俘的日本兵和偽軍。李振軍他們就是這樣活下來的。
成為俘虜的李振軍他們，最初關押在石家莊戰俘營。在這裡他們得知。跟他們一起突圍的警一團團長張子元、抗三團副團長王洗凡被捕後均叛變投敵。
《日本侵略華北罪行檔案：集中營》，在這本書裡的石家莊集中營部分，可以清楚瞭解到李振軍他們當初被捕後的英勇表現。
書中有一節說：「抗三團組織股副股長谷自珍（化名劉旺）被捕入營後，考察聯繫了一批抗三團的黨員。挑選未暴露身份，立場堅定，並能大膽工作的**黨員，成立了一個秘密支部，因為是6月1日。又是在沒有與上級黨和地方黨取得聯繫的特殊環境下，所以定命叫『六一特支』（又稱『六一小組』），谷自珍任書記、王忱（化名杜五子）任組織委員、劉亞龍（化名張順）任宣傳委員，莊子凱（化名王士林）任小組長，黨員餘人。聯繫著原抗三團的被俘人員幾十人。」
「支部領導也因外送勞工，及時進行調整和增補，先後擔任支部領導的有趙秉均（化名王風）、李振軍（化名馬良）、朱韜（化名李滿貴）、石巖等。」
在李振軍他們被押解到關外作礦工後，書中記載：「在阜新新邱礦，石家莊『特支』的負責人李振軍、朱韜、崔溯源組織了『新邱特支』。」「1942年9月，石家莊『特支』的負責人李振軍、朱韜成立的『新邱特支』，在阜新礦支持並參與組織了新邱暴動。」
這是一次失敗的暴動，失敗者被關進了特別監獄。李振軍後來回憶：「1942年8月日我們離開了集中營，臨走前把『特支』的工作和關係交給了石巖同志。爾後由於無法通訊，都斷了聯繫，散佈在各地的同志的鬥爭情況也無從得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既然『火種』播在了『乾柴堆』上，那是撲滅不了的!這年冬天，我們在東北阜新新邱礦暴動失敗後被關在鬼子憲兵隊的特別監獄裡，曾經得到過『高德特支』的營救。」
在前幾年崔永元拍攝的《我的抗戰》中，專門有一集是談被捕的八路軍人員的。1942年跟李振軍一起在無極縣被捕的抗三團教員朱韜，也在影片中現身說法，談了他們當年被捕後是怎樣鬥爭的。
李振軍是在1943年從遼寧阜新煤礦再次暴動，一路晝伏夜行回到河北省狼牙山一分區的。回來後按照當時的規矩，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給分配工作，每天接受鋤奸科和組織科的幹部審查。詢問你被捕的經過和被捕後的表現，特別詢問你是怎樣逃出來的。
很長時間，從1943年李振軍回到一分區，到1944年他被解除審查，提升為組織科副科長，一分區幹部對李振軍以「李幹事」稱呼。但當時他雖然在一分區組織科，但實際上處在「被控制使用」的審查階段。
1945年鬼子投降之前，李振軍被提拔為一分區組織科副科長，但還是營級幹部，這決定了他1955年授銜只能是上校，只能拿三級而不是二級**勳章，1960年才提升為大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