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蔣介石本人及國民政府是否實行過抗日或者在準備抗日呢？讓我們看看歷史事實。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役，你們十九路軍剛開始是獨自在上海作戰的，後來國民政府也調派部隊參加了戰役。這些隊伍可是蔣介石的嫡系精銳部隊，是經過德**事顧問團精心訓練，並裝備有最先進的德式武器，就這樣才勉強抵抗住了日本人的進攻。」郝教授抬頭看了眼劍鳴，靜靜地說。
十九路軍得到國民革命軍第五軍和稅警團的支援是在劍鳴受傷住院後的事了，不過聽說戰況很是慘烈，第五軍和稅警團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1933年長城抗戰、密雲抗戰，國民政府派出了二十多萬軍隊前去抵抗日軍的進攻。1936年又發動和支持了綏遠抗戰。試想，如果不是南京國民政府有抗戰的決心，這幾十萬軍隊怎麼可能在戰場上拚命廝殺呢？這都表明，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在行動上是抗日的，並切切實實地與日軍交過戰，與望風而退、堅持退避的張學良是完全兩種樣子。1931年『九一八』事變，張學良被全國人民喻為『不抵抗將軍』；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役，你們十九路軍一戰成名，被全國人民所愛戴和稱頌。這說明什麼？天理昭彰，公道自在人心啊！」
喝了口水，郝教授接著說：「中日必有歷史性的一戰，可我們能支撐戰爭的經濟基礎卻太過薄弱。日本國自『明治維新』變革以來，政局穩定、科技發展迅速，已經形成了很強大的工業實力，其鋼鐵總產量是我們的145倍、煤總產量是4倍、石油產量是130倍、銅產量是125倍，其工業總產值已經接近60億美元，占國民經濟的八成，是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而我們的工業總產值不過13.6億美元，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僅佔一成左右，日本的工業總量是我們中國的4.5倍。中日兩國實力相差懸殊，比較起來，我們只是個虛弱的農業大國，且不具有實質上的國家統一，一旦開戰，前景不容樂觀。世界上還沒有一個以農村社會為基幹、民眾衣食未果的農業國家打敗一個工商先進國家的先例。」
劍鳴對日本國科技發達有著切膚之痛感。『一二八』淞滬戰役時，面對日本軍的飛機、坦克、大炮等精良的武器裝備，我們中**隊根本沒有可有效反制的武器，只有選出敢死隊員全身綁上手榴彈滾到坦克底下和它同歸於盡。真就是戰報中那句觸目驚心、斑斑血淚的話語：「人來的是一陣陣炮彈，我去的是一堆堆血肉！」。現代戰爭已遠遠不同於冷兵器時期的爭鬥，兵力的多寡已讓位於火力裝備、後勤補給、海陸空多兵種協同作戰等綜合力的展現。在這些方面，日本軍隊比我們都有至少兩倍以上的優勢。僅有英勇的血肉之軀是阻擋不住現代化的鋼鐵洪流，軍事的較量已成為綜合國力的大比拚。
「那這麼說，當年我們十九路軍擅自違命與日寇作戰是錯了？」劍鳴疑問。
「你們那一仗完全是很有必要打的，再不打我們真要亡國了。我們國家積弱已久，自1884年鴉片戰爭以來，對外就沒有取得一場戰爭勝利。『一二八』淞滬戰役雖說也失敗了，但你們的頑強和勇敢卻為這個國家贏得了尊重。正因為有你們在上海的奮起一戰，給日本侵略者以重創，向世界證明我們中國政府、中國人民是敢於抵抗，而不是一味地屈膝忍讓，我們就不能獲得世界輿論的極大同情和廣泛支持，日本人也開始對侵略我們有所忌憚。一個國家、民族的尊嚴是抗爭出來的，抗爭的越強，得到的尊嚴也就越多。」郝教授激動地說道。
「至於八項主張中的『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派，共同救國』和『停止一切內戰』這兩條，題目是對的，但根本就不應該是你張學良來提。1933年熱河失守，胡適先生震驚之餘倒是對張學良之罪過有很中肯的概述，總括為五點：一、自己以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負此大任而偏要戀棧，貽誤國家，其罪一；二、庇護湯玉麟，縱容他禍害人民，斷送土地，其罪二；三、有充分時間而對熱河、榆關不作充分的準備，其罪三；四、時機已急，而不親赴前線督師，又至今還不引咎自譴，其罪四；五、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無一敢負責做事的人才，亦無一能負責自為戰的軍隊；事必躬親，而精力又不允許；部下之不統一，指揮之不統一；都由於無一個人肯替他負責任，其罪五。實質上，張學良的這些罪過是所有地方軍閥們的共性，即『戀棧權位、擁兵自保，自我利益高於國家利益』。時行政院長汪精衛曾叱責說，『今熱河告急，平津危殆，張漢卿擁兵不前，民族危亡，指日可待；故救國唯有去軍閥，統一內政』。真乃一針見血，直指痼疾。軍閥，是我國政治的第一毒瘤。」
一陣急促地咳嗽，郝教授喘息了會兒又開口說道「歷史上中國曾經被無數異族入侵，但結果都幾乎一樣，就是入侵的異族最終失敗，甚至徹底滅亡。這是因為中國自古以來人口眾多，經濟發達，文化繁榮，民族成分也相對單一。如果國內民眾能夠團結起來一致誓死對抗異族入侵，敵人想要勝利是非常困難的。我國歷史上唯一被異族征服的兩個時代，只有元朝和清朝。元朝從本質上說，是因為中國當時已經分裂成金、南宋、西夏、大理、吐蕃等諸國，互相不能協同作戰，被蒙古人給各個擊破。明清易代時所爆發的入關之戰，滿人能不費吹灰之力襲吞中國，也因我內亂叢生矣。就以明朝末期的揚州之戰舉例：當時清兵攻打揚州城的只有八萬兵馬，而明朝南京政權所統轄的軍隊則有四十多萬。在帝國最後存亡的危急時刻，南明大將鳳陽總督馬士英、湖北王左良玉不是同心協力去抵禦滿清入侵，反而試圖為爭奪最高指揮權發生嚴重的爭鬥。兵部尚書史可法僅是帶領區區四千兵丁困守揚州，血戰七天七夜，最後全軍覆沒，揚州城隨即遭到清軍十日屠城，八十萬平民被殺。馬士英和左良玉之間的戰鬥也兩敗俱傷，就無力再能抵抗清兵的進攻。最終，明朝數十萬部隊因內訌而徹底覆滅，南京政權也迅速瓦解，大明弘光皇帝被押解到北京處死，清兵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就消滅了南明朝最後的抵抗。歷史告訴我們，當面對外族凶悍的敵人，如果全面戰爭尚沒有發生時，我們所需要做的就是建立一個唯一能夠控制地方的最高政權，盡快統一內部的紛爭，整肅隊伍、抵禦外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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