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好聲音》終於是迎來了決賽的日子。＋＋＋＋
就決賽而言，還分為四分之一決賽，和半決賽之分。
而這其中的賽況自然是無比的緊張激烈。
其中齊勤戰隊的冠軍，是貴有天籟空靈之聲稱號的，美女選手，余雁。
而汪鋒戰隊，則是由何翔勝出。
李沁戰隊，則是由擅長rap的黑馬選手，林春波勝出。
楊昆戰隊的冠軍自然是蘇晨了。
在決賽還沒有開始的時候，坊間和很多的賭場，便已經在暗暗地下著賭注。
人們都在猜測，到底是誰將會取得這一季度，好生意的總冠軍獎盃。
這其中，余雁的勝率要算的上是最高的了。
第二的則是林春波，第三何翔。
而原來被寄予厚望的蘇晨，竟然是第四個，可能成為冠軍的對象
易中天：
上一集我們講到諸葛亮，而且講到諸葛亮和曹操的相似之處。這話很容易，引起不同的意見，因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這是完全相反的兩個人，可謂漢賊不兩立，怎麼會是相似呢？如果我們讀的是《三國誌》，而不是《三國演義》，如果我們講的是這兩個人歷史形象，而不是他的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如果我們撇開政治集團立場，撇開道德品質評價，單從政治路線看，這兩個人確實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田餘慶先生在講到曹操的法家路線，講到曹操的法治的時候。說了這樣一句話，他說三國中只有諸葛亮相可比擬，就是至少在法家路線依法治國這兩條上，他兩個人是一致的，而且我甚至認為諸葛亮在蜀漢執行的就是一條沒有曹操的曹操路線，或者說反對曹魏的曹操路線。我們知道曹操要建立的就是一個法家寒族政權，是一個依法治國，而不是由士族地主階級來壟斷的這樣一個政權，這一點諸葛亮和他是完全一樣的，而且是在北方曹丕已經改變了他父親的政治路線的時候。諸葛亮在南方。在益州還在堅持這樣一條路線，這也是他最先滅亡的原因之一，我們在前面的節目裡已然講過，我們甚至會發現他們倆人的官銜都非常相似。曹操是丞相。封武平侯。命冀州牧；諸葛亮是丞相，封武襄侯，命益州牧。不同的在於什麼？不同的在於曹操後來又當了魏公。後來又當了魏王，而諸葛亮沒有封公，沒有封王。但是並非沒有這個動議，李嚴就曾經寫信給諸葛亮要他加九錫，晉封王爵，讓他稱王，當然李嚴寫這封信可能是不懷好意，也把他放到爐子上去烤一烤，問題是諸葛亮怎麼回答的呢？諸葛亮先說我遭到先帝的殊遇，位極人臣，賜錢百億，我已經非常感激了，而現在先帝的恩德還沒有報效，我們的事業也還沒有成功，根本不是談加九錫，晉王爵這個問題的時候，接下來他說（畫面字：若滅魏斬睿，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耶。）：「若滅魏斬睿」就是如果我們滅了曹魏，殺了曹睿，因為那個時候曹魏的皇帝已經是曹睿了，「帝還故居」我們皇上能夠回到洛陽，「與諸子並升」我和諸位一起陞官，「雖十命可受，況於九耶」那個時候你不要說給我加九錫，加十錫都行，我都能接受，那這個話常常認為不可靠，在歷史上已經有人認為不可靠了，這個話在什麼地方出來的呢？《諸葛亮集》，是他自己的文集裡面的，但是歷史上還是有人不相信，說諸葛亮這個人是很謙虛的，他怎麼會說這種話呢？我的看法是他怎麼就不能說這個話呢，三國時期的人是有血性的，就包括劉備，包括魯肅，這些在某些作品中被描寫的沒有血性的人，其實都是很有血性的，諸葛亮就不能有血性嗎？何況這個話他是反將李嚴一軍嘛，但是很多人覺得這有損丞相形象啊，這個話不能講啊，我的看法怎麼就有損了，我覺得很光輝啊，我看了這句話我覺得太過癮了，本來就是嘛，如果真的是統一了天下，有什麼不能接受的，只不過前面有一些人是接受了這些封號以後他就篡位了，我可以不篡嘛，所以老實說這兩個人真是有很多相似之處。
第一是自身區別。畢竟這是兩個不同的人，他們自身是有區別的，就政治上而言，一個重要的區別是曹操稱了公，稱了王，諸葛亮沒有，曹操的稱公、稱王就為後來曹丕的篡漢或者代漢打下了基礎，因此不管曹丕的稱帝是不是曹操的願望，曹操都有洗刷不乾淨的這樣的一個罪名，曹操到底想不想當皇帝，我還是堅持我的觀點，四個字：聽天由命。就是他既沒有說一定要曹丕當皇帝，也沒有說曹丕一定不能當皇帝，他說的是：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如果天命真的在我們曹家，兒子你就當皇帝，如果天命不在我們曹家，你就不要當。但是他牢牢把握一條最高權力得攥在咱曹家手裡，我們必須大權獨攬，權力一點不放，名分可以馬虎一點，但是儘管如此，曹丕還是當了皇帝，曹丕當了皇帝這個篡漢的罪名只好曹操來背，他洗刷不乾淨，而諸葛亮絕無此嫌疑。那麼後代的這些人還是正統思想很重的，他在這上面一定是大做文章，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曹操奸詐，諸葛亮坦誠。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你看諸葛亮搞過陰謀詭計嗎？沒有吧，他都堂堂正正地在做事，而正因為他堂堂正正做事，他累啊，所以他特別累。曹操還有很多時間去玩兒，我們看不出諸葛亮有時間去玩兒，太正派了。那麼這也讓後世的人要把這兩個人分開了。但是我這裡要交待一下曹操的奸詐後來也是被誇張了的，奸詐是有的。殘酷也是有的，沒有後人說得那麼重，這個有很多歷史學家已經做了清理了，有興趣你們去讀歷史學家的書。第三點區別呢，就是曹操和諸葛亮都是真實的人。但如果要做一個區分的話，曹操更多的是真，諸葛亮更多的是實。曹操他敢說真話，而諸葛亮做事是很謹慎的，諸葛一生為謹慎，唯一一次被認為不謹慎就是十命可受。所以被人懷疑。而曹操不管。「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這種話犯大忌諱的，得罪很多人的。別人一般人不敢說的。他就敢說。我們去讀曹操的《述志令》你會發現這個人是一個很真實的人，很敢講真話的人，我這個人是不是啊。出身不好，名聲也不好，所以一開始野心也不大，就想做一個好的什麼郡守啊、縣令之類的，讓大家覺得我這個人不是有能力的，但是慢慢的我野心大起來，我現在想做齊桓公、晉文公，他就這麼實實在在地說，他真。諸葛亮實，腳踏實地地做事，實實在在地把一件一件事情做好，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是更喜歡實的，中國文化當中有一種精神就是知行合一的實踐精神，所以我們會更喜歡諸葛亮這樣腳踏實地的人，而不喜歡曹操那樣說一些犯忌諱話的人，自身區別的第四點呢，是曹操複雜，諸葛亮純粹。諸葛亮是一個很純粹的人，他就是一心一意地擔負起天下的興亡，一心一意地輔佐劉備，一心一意地治理好蜀國，全身心都撲在工作上，這樣的一種人品是我們民族喜歡的，我們講要做一個好人的時候，有一條就是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按照這樣一個標準諸葛亮當然是一個值得崇敬的人。我們不太喜歡象曹操這樣複雜的人，曹操的性格我講過，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複雜的一個人，田餘慶先生總結了四句話，說曹操是什麼人呢？叱吒風雲的英雄，反抗傳統的叛逆，文采**的才士，權詐忌刻的奸臣。權詐忌刻這就是奸，叱吒風雲這就是雄，加起來就是奸雄，反抗傳統，文采**，再加上我前面說的喜歡說真話，率性地表現出自己的個性和自己的喜怒哀樂這叫可愛，合起來就是可愛的奸雄。這話很多人聽不懂啊，奸雄怎麼能可愛？聽不懂我也沒有辦法，但是我們實際上我們歷史上有很多看起來矛盾的這些詞，比方說儒將，儒雅就不會打仗，打仗就是大老粗，怎麼會儒雅的？怎麼可能有儒將呢？還比如說義盜，做賊那不是義，怎麼會是有義盜呢？大家想想有沒有義盜，有沒有儒將，如果有義盜，有儒將，怎麼就不可能有可愛的奸雄？所以曹操是一個可愛的奸雄。諸葛亮則是一個備受推崇，其實卻不被真正理解的孤獨的人，這是他們自身的區別，也是他們的文學形象和歷史形象完全不同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文藝渲染。由於這兩個人的歷史形象本身就存在著差別，到了後代的文學藝術作品當中，這種差別被放大了。比方說曹操講：寧我負人，毋人負人。八個字，還不是正史記載，到了《三國演義》裡就變成了：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人。放大了，本來人家話是有對象的，寧肯我對不起他，不可他對不起我，是一對一的，加上一個天下人，變得普天下人了，放大多少倍？所以他的奸詐和殘酷在文學藝術作品當中是被放大了的。另一方面，諸葛亮的智慧在文學藝術作品中也被放大了，什麼草船借箭啊，借東風啊，空城計啊，編出多少故事來，因為這一段實際上在史書的記載上是空白啊，那麼這樣一種做法，作為文學藝術作品來說，它是符合文藝創作規律的，話要講清楚，文學藝術作品要做什麼呢？塑造典型。典型有兩種，一種叫科學典型，一種叫藝術典型，科學典型選擇的那個東西叫什麼呢？叫標本，標本一定是這個物種當中最普通的那一種，一定沒有任何特殊性，他才標準，標準的本嘛，標本嘛，比方說你做個臭蟲標本，你一定要找個最一般的臭蟲那才叫標本，叫科學典型。藝術典型剛好相反。藝術典型一定要把一個人當中某一個性格他把它突出出來，比方說要描寫一個人非常吝嗇，就吝嗇到什麼呢？吝嗇到偷自己家裡的東西，他才成為藝術典型，文學藝術作品他塑造典型那麼這兩個人他一定要把他典型化，一定要把他們身上某些特點加以渲染、突出，他才有藝術價值。所以說從文學藝術創作的規律來講，文學家、藝術家這樣做是對的，但是我們的觀眾一定要清楚地知道這是文學形象，不是歷史形象。這是兩個概念。這兩個形象可以並存，但我們要把他分清楚，否則就是一筆糊塗帳，然後你再來討論問題就沒辦法討論。這種文學藝術的渲染除了典型化的這種需要以外。還有沒有什麼別的需要呢？有。政治需要。這是這兩個人文學形象和藝術形象差別那麼大的第三個原因。政治需要。什麼政治需要？統治階級需要一位忠臣，人民群眾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需要一位代表。三種人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諸葛亮。因為我前面講過了諸葛亮在蜀漢確實是八個字：位極人臣，大權獨攬。依照他的能力、地位、聲望完全可以做第二個曹操，他完全也可以封個公，稱個王，最後把那個雖然不弱智，但是肯定鬥不過他的劉禪趕下去，完全可以這樣做，但是他沒有這樣做，這叫做千載難逢的一個忠臣的楷模啊，上哪兒找這麼忠誠的人去？而且是一個亂世啊，你想，亂世英雄起四方，和尚摸得我摸不得，誰都可以撈一把的，太難得了，太值得肯定了，太值得大書特書了。所以統治階級看中了這一點，需要一位忠臣，人民群眾需要一位清官，我們中國人啊或者說我們傳統社會的中國人有三個夢：第一個夢叫作明君夢，就是希望有個好皇帝，真命天子出來了，天下太平，如果皇帝指望不上了，他就希望有一位清官，就是第二個夢叫做清官夢，皇帝糊塗一點，我頭頂上的父母官是個清官，我日子也還好過，如果清官也指望不上了，他還有第三個夢俠客夢，這個時候我就希望有一個俠客出來，半夜三更取那貪官首級，為我們報仇雪恨，為我們平反冤案，如果俠客也指望不上了呢？就只好指望武俠小說了，這就是中國人為什麼那麼喜歡武俠小說的原因。
好了，三個夢：明君夢、清官夢、俠客夢，這清官夢大家又選中了諸葛亮，因為諸葛亮確實廉潔奉公啊，而且執法公平啊，正因為他廉潔奉公、執法公平，所以他去世了以後，蜀國的老百姓都主動來祭祀他，至今崇拜他啊，寄托了我們人民群眾這樣一個社會理想啊，這是人民群眾需要一位清官。第三個文人、士大夫需要一個代表。「士」這個階層非常特別，它在春秋戰國的時候是最低一等的貴族，秦漢以後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他們的特點是什麼呢？是基本上沒有不動產，有的是一身本事，有武藝的叫武士，有文才的叫文士，武士可以給別人做保鏢或者刺客，文士可以去給別人做謀臣或者秘書，所以士這個階層的特點他是一個要參與政治的，只有極個別，極個別真正不願意參與的那叫隱士，其他的文士也好，武士也好他都要參與現實的社會政治。但是士這個階層他還有一個特點是什麼呢？他是**的，他沒有不動產，他是可以流動的，是所謂人才流動啊，他是可以流動的，因此他是什麼？他是毛，毛要附在一張皮上才有作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他一定要附在一張皮上，但是他又不肯附在一張皮上，因上附在一張皮上我就沒有自尊了，沒有尊嚴了，因此最好是什麼呢？最好是皮來找毛，跟毛說你來附在我身上，我說我不去，你來吧，我不去，你來吧，好吧我勉強去，三顧，為什麼後世那些人要把三顧誇成那個樣子？就是表達了他這樣一種政治需求，希望最好天底下的君主都像劉備一樣請我三回，對不起，歷史上就這一回，而且後世的皇帝不但不來請你，還告訴你，你想來依附嗎？先考試，科場考試你知道是個什麼樣子？進門的時候是要脫光了衣服搜身的，怕你帶個什麼作弊的東西啊，全部光著身子進去，三國時代還有一位士人是三請才出來，他太羨慕了，三股力量集中在一起就塑造出諸葛亮的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了。因此他由人變成了神，那麼有人問曹操呢？曹操為什麼由人變成了鬼呢？道理也很簡單，典型需要，正面典型還需要一反面典型，正反兩個方面的典型才能夠教育後代嘛，諸葛亮既然做了正面典型，那曹操當然去做反面典型了，活該你，誰要你闖在前面呢？誰要你自己有那麼多毛病呢？誰讓你被人抓住那麼多把柄呢？政治需要。哪個皇帝都不希望自己的宰相學曹操，有那個皇帝喜歡？對不對？哪個做下級的也不喜歡自己的上司一不高興殺人？誰喜歡？至於文人、士大夫當然不會表揚曹操了，因為曹操是宦官家庭出身的，你要知道宦官和士族是矛盾大大的，東漢末年叫做清流和濁流，根本是不能合流的，蔑視他還來不及呢，政治需要，第三個原因。
第四個原因，社會心理。中國人的社會心理是什麼呢？聖人情結。因為中國是一個宗教意識就是我們民族是一個宗教意識淡薄的民族，在我們傳統社會的社會生活中，其實是沒有宗教的，我們沒有本土宗教，宗教都是外來的，道教是宗教外來以後才出現的，不是自己產生出來的，我們不崇拜神，我們崇拜人，這是中西文化的差異，西方人崇拜神，而且基督教的神是無形的，基督教教義的上帝沒有形狀，不是人格神，他是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存在，因此超越了所有的人，因此才可能實現在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才有了對上帝的懺悔，他實際上是一種內心獨白。而中國呢？它沒這個概念，中國傳統沒這個概念，它崇拜的是人，從伏羲開始，然後是周公，孔子，都是真人，真人崇拜，那麼這個真人一旦他變成了崇拜對象就必須把他完美化，就把他神話，就要弄得他完美無缺，比方說孔子，後世被尊為大成至聖先師，甚至後來有一種說法說一個人，你只要在孔子身上學到三條你就是君子了，孔子太高大、太完美，高山仰止，你只能仰著頭看，你學都學不來的，你學三條就不錯了，有一個紈褲子弟、花花公子就說了，我就學了孔子三條，人說不可能，就你這麼個人還能學到孔子三條，我當然學到三條：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唯酒無量。由此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真人崇拜是多麼的可笑，是人他就會有弱點，是人他就會有缺點，是人他就會犯錯誤，世界上哪有無弱點、無缺點、不犯錯誤的人呢？那神都難免嘛，《聖經》裡面那個上帝他也不知道伊甸田里有條蛇嘛，你說那蛇哪來的，是他創造的還是不是他創造的？是他創造的他不全善，外面進來的他不全能，外面進來一條蛇他不知道他不全知，神都難免犯錯誤何況人呢？那麼由於我們有這樣一個崇拜，我們就要把這個對象說得完美無缺，而在我看來一個人一旦變成完美無缺了，我就不相信，絕不可信，也絕不可愛，可愛的人一定是有缺點錯誤的，哪怕睡覺打呼嚕，你總得有點缺點。
實際上，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在我們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當中的曹操和諸葛亮一個神一個鬼，恰恰就是我們人性的兩面，人是複雜的，人是矛盾的，任何人的內心深處都有善與惡的鬥爭，當我們這個人性折射到文學藝術作品當中，折射到我們的民間傳說當中就形成了這樣兩個形象，因此我們說他們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這枚硬幣就是人性。他們也是長江的後浪和前浪，曹操是前浪，諸葛亮是後浪，都在致力推行一條屬於庶族地主階級的法家路線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