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八章必爭之地
將印度尼西亞納入集約集團，算得上是共和國戰略佈局中至關重要的一步。
雖然在很多人看來，東南亞與共和國的關係就如同加勒比地區與美國的關係，但是從戰略格局上看，共和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肯定比不上美國在加勒比地區的影響力，而且對東南亞地區的控制並不牢固。
如同前面提到的，為了確保國家的戰略安全，共和國必須拿下印度尼西亞。
根據後來陸續解密的一些資料，在2052年爆發的印度尼西亞軍火貿易賄賂案並不是突發事件，與共和**情局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比如1位叛逃到美國的軍情局官員就向CIA透露，遠景貿易的法人就在2040年的時候接受過軍情局的特別委託，參與了軍情局向剛果（金）政府提供秘密軍事援助的行動，而且扮演的就是中間商的角色。雖然這並不能證明遠景貿易就是軍情局秘密開設的皮包公司，但是從案件中的各個疑點來看，遠景貿易肯定與軍情局有關。如此一來，軍情局通過賄賂案搞垮印度尼西亞總統埃斯皮拉諾，並且扶持親華政權就變得順理成章了。
從共和國的立場出發，拿下印度尼西亞的好處非常顯著。
別的不說，獲得南下威脅澳大利亞的跳板就足以讓共和國承擔任何風險。要知道，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澳大利亞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就利用英國衰微的機會，積極慫恿澳大利亞成為獨立國家，並且在1986年的時候，正式讓澳大利亞與英國劃清關係，成為完全獨立的國家。美蘇冷戰期間，因為前面還有日本、韓國、菲律賓等眾多盟國，所以澳大利亞是美軍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戰略大後方，也是美國向西太平洋地區與印度洋地區滲透的總基地。日本戰爭前，除了在西太平洋前沿積極壓制共和國之外，美國還一度試圖建立起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的「三角形包圍圈」，其中澳大利亞就是最為重要的頂點，日本與印度則為犄角。印度戰爭後，美國為封鎖共和國進行構築的戰略防線分崩離析，澳大利亞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不降反升，成為了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不可替代的重要盟友。
正是如此，早在2036年的時候，美國就與澳大利亞重新簽署了具有重大意義的《美澳特別關係法》，重申了美國對澳大利亞的戰略安全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承認了澳大利亞在以美國為主的全球戰略體系中擁有僅次於美國的重要地位。隨後，澳大利亞就以西約集團創始成員國的身份幫助美國構築新的全球戰略體系。
由此可見，澳大利亞對美國有著非同一般的重大意義。
用美國前國務卿布魯德林的話來說，在美國全球戰略體系中，澳大利亞不但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還是直接受益者，美國與澳大利亞的關係超過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美國將用保護50個州的態度去保護澳大利亞。
問題是，在2035年之前，澳大利亞卻沒有非要投靠美國不可的必然性。
眾所周知，大蕭條產生的影響遠超過了任何一場局部戰爭。
在這場持續了10多年的經濟危機期間，幾乎所有國家都面臨經濟崩潰的威脅，但是有兩類國家受到的影響最大，一是低端工業國，二是資源出口國。前者很容易理解，畢竟在大蕭條期間，各國的失業率都非常高，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一些傳統的高端工業國也放寬了對低端工業，特別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管制，從而使眾多把經濟建立在出口貿易上的低端工業國遭受重創。後者也不難理解，經濟不景氣就是社會消費不振，沒有消費就沒有市場，也就沒有資源需求，眾多資源出口國肯定會受到影響。
非常可惜的是，澳大利亞即是全球最主要的資源出口國之一，還是低端工業國。
按照人均國民產值與社會生產效率計算，澳大利亞是名副其實的發達國家，還是非常有活力的發達國家。從2013年開始，隨著共和國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國內消費市場迅速發展壯大，對資源的需求迅速提升，澳大利亞的經濟發展進入快車道，各項經濟數據一直領先於其他發達國家。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亞與美國一樣，不但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與極端豐富的自然資源（澳大利亞位於幾大板塊之間，境內擁有多條由板塊擠壓形成的礦脈，礦產資源非常豐富），還是天生的移民國。也就是說，澳大利亞不缺乏吸引移民的所有條件，是最為理想的移民目的地之一。在2015年到2034年的20年間，澳大利亞從包括共和國在內的180多個國家吸收了3000多萬移民，吸引了來自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與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近2000萬勞工。到2035年，澳大利亞的總人口超過1.8億、算上臨時定居的旅居人口，則超過了2億。按照聯合國在2035年公佈的全球經濟調查報告，澳大利亞的發展活力超過了共和國，在全球38個發達國家中名列第一。
問題是，澳大利亞明顯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國家。
用一位西方歷史學家的話來說，如果庫克登上澳洲東海岸的時間提前100年，那麼世界的中心將不在美洲大陸，而是在澳洲大陸。
這就是問題的關鍵。
進入21世紀之後，澳大利亞一直在爭取獨立發展的機會，比如在經濟上，澳大利亞就一直反對孤立與封鎖共和國，認為西方世界不應該把共和國排除在核心利益圈之外，而應該積極拉攏共和國，讓共和國參與遊戲規則的制訂工作，從而使共和國出於利益要求而維護由西方世界構築的世界體系。雖然澳大利亞當局的主要目的不是與共和國結盟，而是希望贏得共和國的好感，以便向共和國出口更多的資源。
事實是，在2015年之後，共和國就在努力尋找更多的資源產地。
從總體戰略上看，隨著共和國的經濟迅猛發展，任何一個國家的資源都不可能滿足共和國的需求，而且為了安全，共和國也不可能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一個國家的身上，只有使資源產地多元化，才能從根本上保護共和國的國家利益。但是從現實情況來看，正是澳大利亞在21世紀初期的一些極端政策，讓共和國當局在資源問題上格外小心，而且把澳大利亞當成了主要威脅。
要知道，在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期間，僅在鐵礦石進口問題上，共和國與澳大利亞就結下了樑子。雖然從經濟角度看，21世紀初的鐵礦石價格談判屬於商業範疇，與國家間的關係，特別是外交關係基本上沒有關聯，但是誰也不能否認，雙方政府均在其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共和國就不多說了，21世紀初的時候，共和國絕大部分鋼鐵廠、特別是大型鋼鐵廠都是國營企業。關鍵就在澳大利亞方面，以當時的情況，澳大利亞當局確實有能力對鐵礦石談判產生影響。比如在資源開採稅與資源出口稅上，只要澳大利亞當局稍微做點讓步，就能讓鐵礦石的價格降低近20%，而當時的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不但沒有在這兩項稅收上讓步，反而得寸進尺。要知道，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所有國家都在想方設法的減輕社會賦稅比例，以刺激市場消費，一些實力雄厚的國家，比如美國還通過退說的方式增強消費者的能力，而澳大利亞政府卻在加稅，顯然是非常不一般的舉動。正是如此，很多人認為澳大利亞並沒有受到金融危機影響。事實上，依靠出口資源，澳大利亞在2009年初就走出了金融危機的陰影，成為了第一個在金融危機爆發後經濟復甦的發達國家，也成為了在金融危機期間日子最好過的國家之一。
雖然從2020年之後，共和國就不再是全球最大的鐵礦石進口國（印度在這一年超過共和國，成為全球最大鐵礦石進口國），而且共和國對澳大利亞的資源依存度迅速降低，但是在2009年之後，共和國就不再信任澳大利亞，不再把澳大利亞當成主要貿易夥伴。別的不說，到2050年，除了王元慶與顧衛民分別在2033年與2043年以國家元首身份參加在墨爾本與悉尼舉行的亞太地區合作與發展首腦峰會期間對澳大利亞進行了非正式訪問之外，沒有一位共和國元首對澳大利亞進行過國事訪問。雖然這與澳大利亞的國體有關，畢竟按照澳大利亞的憲法，英國國王仍然是澳大利亞的國家元首（元首職權由總督代為行使，而總督又由澳大利亞總理提名，由英國國王批准，所以澳大利亞的最高國家領導人是總理），共和國國家元首訪問澳大利亞的意義並不明顯，大多數時候都是由國務院總理、或者全體代表大會委員長代替國家元首訪問澳大利亞，但是澳大利亞怎麼說也是一個擁有上億人口的大國，而且是經濟實力非常強大的發達國家，共和國國家元首近40年都沒去訪問過，確實是非常反常的事情。
總而言之，在很多人看來，共和國都在刻意打壓澳大利亞。
根據在2045年解密的一份資料，在全面消費核武器的戰略談判中，共和國當局就一度拒絕將澳大利亞列入「有能力發展核武器的國家」之中，認為澳大利亞接受了美國的戰略保護，就沒有理由發展核武器，也就沒有理由參與倫敦談判。如果不是美國一再堅持，澳大利亞很有可能被排除在這次極為重要的會議之外。
由此可見，在2035年之前，澳大利亞的日子確實不好過。
在此情況下，澳大利亞國內社會思想發生了一些微妙變化。
大約在2024年，半島戰爭結束後不久，澳大利亞國內興起了一股「共和」潮，一些社團與政黨認為，澳大利亞要想成為一個美國那樣的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就得擁有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必須擁有的全部主權，比如從公民中選舉產生具有重大影響力、以及實際決策能力的國家元首。如此一來，澳大利亞的政治體制就得發生變動，廢除已經嚴重落後的君主立憲制，轉變為共和制國家。當時，甚至有很多人認為應該像1999年那樣，由全民公決來決定澳大利亞的基本政治體制。因為在1999年的公決中，大部分公民選擇了君主立憲制，即維持與英國的關係，而且這次表決的有效期為50年，所以要到2049年，才能對國家基本政治制度再次進行全民公決。也就是說，在2024年的時候，不管澳大利亞民間的「共和」聲音有多麼響亮，都要再等上25年。
從本質上講，共和制就是澳大利亞希望擺脫美國的國民意願的直接體現。
雖然澳大利亞是一個典型的西方國家，白人佔據了社會主流地位，但是作為一個典型的民主國家，隨著越來越多的移民湧入，其他種族在澳大利亞的影響越來越突出，這其中就包括華人。根據澳大利亞政府在2045年做的人口調查，在大約2.1億公民中，白人僅有不到22%，混血人種佔了45%，以華人為主的黃色人中佔了17%（華人大約有2200萬，為澳大利亞第五大族群），黑人與印度人佔了其餘的16%。重要的是，在其他族群中，只有華人擁有可以與白人抗衡的經濟實力。根據一家民間調查機構在同年公佈的調查數據，佔人口總量10.5%的2200萬華人大約擁有澳大利亞社會財富的31%，而佔人口總量22%的白人佔有澳大利亞社財富的48%。單純從平均佔有率上計算，華人已經超過白人。即便從總量上計算，華人也比排第三位的印度人高出了24個百分點。
由此可見，希望澳大利亞共和的就是華人。
不管怎麼說，擁有了財富之後，首先追求的就是政治權利，因為只有在掌握了政治權利之後，已經獲得的社會財富才有安全保障。
當然，在華人的影響下，澳大利亞的對外政策也會有所改變。
可以說，如果不是華人的政治地位並不高（即便到了2050年，華人在澳大利亞社會中的政治影響力仍然微乎其微，比如在聯邦參眾兩院中，華人占的議席不到3%，不但遠遠低於所持有的社會財富，還遠遠低於人口比例），恐怕在2035年之前，澳大利亞就會成為中立國家。
總而言之，在大蕭條的影響下，澳大利亞一度希望與共和國走得更近一些。
可惜的是，在澳大利亞，擁有主宰權的仍然是白人，特別是具有英國血統的白人。拿澳大利亞的離任總理來說，直到2040年，即第一位具有土著人血統的總理出現之前，澳大利亞的總理都是白人，而且近七成具有英國血統。
可以說，澳大利亞的情況正好說明，金錢買不來社會地位。
根據共和國當局在2045年公佈的移民資料，從2044年開始，就有部分之前移居澳大利亞的華人選擇回國發展，並且申請了共和國國籍（共和國一直不承認雙重國籍，即只要獲得了其他國家的國籍就不再是共和國公民）。導致華人回流的主要原因就是在澳大利亞沒有政治地位。
由此可見，在澳洲問題上，不管是出於國家利益，還是為了保護海外華人，共和國當局都沒有理由手軟，而要影響澳大利亞，就得控制印度尼西亞。
當然，要做的事情絕對不會這麼簡單。
早在印度戰爭之後，共和國就在向澳大利亞當局施加壓力。比如在每兩年一次的亞太地區合作與發展首腦峰會上，共和國國家元首都不會忘記提一件事情，即共和國當局將不惜一切代價保護海外華人的利益。當然，共和國國家元首只要見到澳大利亞總理就會提出類似的問題，比如澳大利亞當局應該切實重視華人的社會利益與政治需求，給予華人平等的社會地位與政治權力。
事實上，具有影響力的行動肯定不會出現在公眾面前。
根據後來解密的一份文件，早在2024年，即華人率先在澳大利亞倡導「共和」時，軍情局就以非常隱秘的方式，通過一些歐洲華人開辦的企業，向澳大利亞的華人社團提供了大約1000萬澳元的活動經費，並且安排部分澳大利亞華人社團成員回到共和國，接受相關方面的專業培訓。
當然，這僅僅是個開始，而不是結束。
雖然軍情局的目的並不是為了顛覆澳大利亞政權，實際上以澳大利亞的政治體制，顛覆政權的意義並不明顯，不管怎麼說，僅佔人口總量10%的華人不可能成為澳大利亞的主流人群，至少不可能在21世紀中葉主宰澳大利亞，但是軍情局的這些舉措，卻讓澳大利亞的問題變得更加複雜，也更加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