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從記事兒起，這條街一直被稱做下街，解放後才有正式的名稱——安平路。
解放前，此地類似於城市裡的貧民窟，蓋房子沒人管。所以，城里拉洋車的窮哥們兒就聚到這兒來了。拉洋車的兄弟有的是力氣，剷除荊棘和茅草，用廢磚、亂石壘起了一片簡易房。為了出行方便，他們在兩片房子中間留了一條很寬的路，這大概就是下街的雛形了。後來，挑擔子捎腳的哥們兒來了，沿街剃頭的「待招」們來了，賣大炕的窯姐兒也來了……從此，這條不算大的街就有了不凡的歷史。雖然經年流轉，但遺風使然，街上依舊出產頑劣子弟和浮浪女子，他們使下街這個地方在人們茶餘飯後的閒談中聲名遠揚。
我爺爺說，他拉著洋車在這裡壘起屬於自己的房子時，下街的西面有一條長滿蘆葦的河。夏天，滿河都是洗澡的人，男人光屁股，女人穿大花褲衩。河水在這個季節很溫柔，到了秋天就變得暴躁起來，時常捲起牆那麼高的浪，猛砸河沿蘆葦邊的破房。現在，那條河沒有了，就像下街兩旁的柳樹一樣，不知什麼時候失蹤了。六十年代初，那條河的舊址上多了一個方圓幾里的廠房，每天都有臭雞蛋味道從裡面飄出來，瀰漫在下街的天空裡。
下街的柳樹沒有了，它永久地留在了我的記憶深處。現在，街道兩旁全是法國梧桐，梧桐葉子上落滿油膩膩的灰塵。知了趴在葉子下面不時「嘰」上一聲。碰上「嘰」聲大了，街上那條著名的流浪狗便會偏著頭到處亂看，像是在跳探戈舞。此刻，我滿腦子都是楊波這個名字。腦袋偏向楊波家的那扇窗戶……關什麼窗啊，大夏天的。
那個夏天的午後，我遭了槍擊似的站在下街大廁所的門口，呆望一個女孩家的窗戶。
那個夏天的午後，我野心勃勃，發誓要把這個叫楊波的姑娘領回自己的家。
那個午後，在大廁所對面，在那幢高樓下的蔭涼裡，在幾輛東倒西歪的自行車旁，有幾幫人在下棋在打牌在吹牛。
下棋的這堆人裡面有個腿短身子長的中年人，他叫王老八，大人們說，文革的時候，這傢伙是下街一霸，誰的反都敢造。他下得一手好像棋，人也很江湖，可惜現在他蔫得像一株被霜打過的草。打牌的人堆裡有個滿臉麻子的三哥，比我年紀大的人都叫他屎蛋，他打得一手漂亮的「夠級」。吹牛的人堆裡有個蘭斜眼，這傢伙整天被一群老青年大小伙兒罵著貶著使喚著，依然樂呵呵。他是個熱心腸，就像下街人調侃的，人好，嘴臭。
我爺爺去年去世的時候，我跟人打架受了傷，躺在醫院裡「洋干」（當地土話，半死不活的意思）。我爸爸哭得沒了力氣，我哥哥在勞教所裡關著，我媽就去找了王老八。我媽說，他王八哥，我家老爺子死了。王老八沒有說話，打發我媽走了，回頭拖著一架板車去了我家。後來我爸爸說，你八叔混帳歸混帳，是個好人呢，幫我發付你爺爺……我沒讓他多嘮叨，我說，他算什麼好人？好人還扒咱家的房子？我爸爸說，那都是過去的事情了，咱們家搞迷信活動，不扒房子不行呢。
儘管我也有些感激王老八幫我孝敬爺爺，可是我的心裡還是感覺不爽，他扒過我爺爺親手蓋起來的房子。
我朦朧記得，那年我爺爺在正屋的桌子上擺了一個我家祖先的牌位，王老八帶著一幫戴紅袖標的人來了……
我爺爺說，扒就扒了吧，三十多年的老屋了，也該翻新翻新了；我爸爸說，這事兒不怪王八，是街道上讓他來的。
我哥哥有一陣子跟王老八相處得很好，像一根尾巴似的跟在他的後面到處出溜。
後來我哥哥長成了一個壯實的小伙子，王老八就成了我哥哥的尾巴。
再後來王老八就蔫了，我哥哥砍斷了他扒我家房子的那隻手。
我這裡正提著褲子張望楊波家的窗戶，麻臉三哥看見我了，一個煙頭嗖地彈了過來：「老二，瞎**看什麼看？」
我剛回了一下頭，蘭斜眼就踩著地雷似的暴叫起來：「好傢伙哎！大家快看，是不是一哥出來了？」
一個光著膀子，滿身都是青色文身的漢子從一輛自行車上跳下來，就勢將車子沖蘭斜眼一丟：「剛出來。」
下棋的，打牌的，吹牛的全都安靜下來，齊刷刷地瞄向了他，眼神萬般複雜。
一哥將拴在褲腰上的汗衫抽下來，當空揮了一下，沖麻臉三哥一擺頭：「老三，來一下。」
三哥的臉忽地黃了，彈簧似的跳起來，戰戰兢兢地跟在一身黝黑腱子肉的一哥身後進了對面的一條胡同。
不多時候，胡同裡就傳出三哥殺豬般的慘叫：「一哥饒命，我不敢啦！一哥，饒了兄弟啊……」
王老八掃一眼公雞打鳴般抻著脖子聽聲音的人群，晃一下腦袋，拎起馬扎踱進了樓房旁邊的那家小酒館。
蘭斜眼的臉黃成了鴨子皮，兩條腿哆嗦得就像車床下面掛著的鼻涕：「老天，又開始了，又開始了啊……」
一哥名叫張毅，是我的哥哥。
這一天，我哥剛從勞教所裡出來；這一年，他二十四歲，一身虎威，霸氣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