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鞍部分：
西漢時期，弓箭是匈奴和漢軍騎兵最重要的作戰武器，它的使用受到馬具的嚴重制約。沒有馬鞍的時候，在奔馬上射箭極為困難，因為騎手一邊要雙腿使勁夾住馬腹並保持平衡，一邊還要雙臂用力拉開弓並盡量使射出的箭命中目標，即便是自幼生活在馬背上的遊牧民族，這一作戰方式也是非常低效且難於實行的，這時候最好的辦法是停住馬射箭或乾脆下馬發射；當高橋馬鞍投入應用後，它給予騎手一個縱向的穩定作用，使其可以在飛馳時向前方射箭，但由於橫向上無有效支撐，朝左右方向甚至轉身向後射箭時仍然容易跌落，是很危險的，前面引用西方學者的評價中就可看出這一點。但是，在史料中卻有這樣的記載：「匈奴追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18這種轉身後射的情況，說明此時應已有馬鞍和馬鐙的使用。況且在漢代的史料中，除個別故意表示輕蔑漢軍者外，從未見到有關匈奴下馬作戰的記錄，假如沒有鞍鐙的應用，這不能不說是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古代弓箭的使用還受到天氣影響，弓弦如果被雨水澆濕，作用將會大減，而假若遇上嚴寒天氣，威力也會嚴重下降。宋人就曾記載：「契丹將耶律遜寧號於越者，以數萬騎入寇瀛州。都部署劉廷讓與戰於君子館，會天大寒，我師不能彀弓矢，敵圍廷讓數重。」19而在著名的白登之圍中，「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圍高帝於白登。」20「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21)在如此寒冷的境況下，匈奴和漢軍的弓箭很難說還會保持威力，雙方一旦接陣就會爆發激烈的白刃戰。在短兵相接的戰鬥中，沒有鞍鐙的騎兵戰鬥力不可能趕得上步兵，如果匈奴下馬迎擊，也不會是歷來擅長步戰的漢軍的對手，要阻止漢軍突圍便是件困難的事情，那麼長達七天的輕鬆圍困就變得難以解釋了。更何況此戰匈奴的兵力雖據《史記》所稱有四十萬，卻很可能是個虛數，因為在《史記》中原本就提到冒頓時期的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餘萬」(22)，扣除留守草原的兵力，又何來如此之多的人馬？再說縱使「四十萬」之數是準確的，由於遊牧民族參加出征的人數中經常要包括大量婦女、老人、兒童等非戰鬥人員，其真正的作戰兵力也遠不會有那麼多，加上前面所述近戰中的質量劣勢，應付起漢軍的突圍來更加捉襟見肘了。既然如此，不懼戎馬的劉邦為什麼還遲遲不敢突圍呢？對此只能有一種解釋，就是當時的匈奴騎兵已經裝備了馬鞍和馬鐙，對步兵具有強大的近戰優勢和衝擊力，冒險突圍只會導致全軍覆沒。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在兩漢史料中出現了「突騎」這一叫法：「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橈亂也」(23)「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24)「賊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曰：『幾為虜嗤。』」(25)對於《漢書》中「突騎」一詞的含義，顏師古注為：「突騎，其言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26)顏師古是唐人，其註釋未必就能代表漢代「突騎」的真正意義，那麼在漢代史料記載中它的作用又是什麼呢？「光武北擊群賊，（吳）漢常將突騎五千為軍鋒，數先登陷陳。」(27)「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28)可見至少在東漢初年，騎兵已經能夠擔當站在頭排正面衝鋒、「先登陷陣」的任務了，利用騎兵的衝擊力衝垮敵陣、步兵隨後跟進決定勝負的作戰方式已經確立。如果說在同匈奴的近戰中僅僅是用騎兵對抗騎兵，雙方彼此處境相同，對騎手穩性的要求不一定很高的話，那麼在此要面對的則是以步兵為主力的敵軍，若想正面衝擊其陣，只有同時裝備了馬鞍和馬鐙才有可能辦到。
董仲舒部分：
評價歷史人物，最好不走極端。董仲舒能夠成功，並不是他的學識能夠壓服所有人，而是他受到了武帝極度的推崇，甚至在他退隱之後，武帝還時常派遣人去聽取他的意見。時勢造人，所以我並不認為此人離開皇帝的極度推崇之後，能大有作為。這是其一。
其二，董仲舒的思想，大家還是應該多查找些史料，去看看他具體提倡些什麼，或者至少應該看看他留下來的那些策論。不要跟著部分人，人云亦云。隋煬帝都能平反，董仲舒卻要一棒子打死，不是個好的態度。董仲舒某些東西在後世看來確實不怎麼樣，但是有些東西卻是足以採信的。封建體制下就需要適合封建體制的東西，統一意識形態可以說是愚民，但也在某種程度上保持了穩定和文化的抗壓性，至少使得後來在外來文明的衝擊下，保持了固有的生命力和文化主張。如果所有流派齊頭並進，一旦外族入侵之後，恢復中原王朝的統治，往往容易喪失溯源的能力。最終導致文化在別人的衝撞下，漸漸湮滅本來有的面目。
其三，董仲舒的儒家學說和孔孟有很大的區別，但是，為何篤定說孔孟的學說就更適合後世呢？形勢在發展，孔孟學說未免有些烏托邦，而沒有具體化。董仲舒在某種程度上污名化了儒學，但是也在某種程度上具體化了儒家的思想。其中他的好處與壞處，大家可以討論，反正歷來史學界都是沒有定論的。
所有總而言之，歷史人物和問題不好下定論，也不能使用簡單的排除法，說如果沒有這個人，沒有這個事就能怎麼樣。如果這個人不出現，終究還會有下一個人出現。想要通過一時之功，開萬世太平的，幾乎是在癡人說夢。能做的，就是兼容並包，而不是走極端。覺得獨尊儒術不好，就把儒術徹底打壓下去，這便又惹下了個不小的禍端。總之，不得不承認，儒學的興起在當時是有深厚的社會土壤和統治需求基礎的，董仲舒不過是率先將其集大成者。如果把董仲舒除了，還會有李仲舒，張仲舒。因為社會發展到這個階段，出於加強君權和穩固社會基礎，統治結構的需要，都會採取類似董仲舒的學說。不是你把這個人殺了就能了事的。以一個人的力量，漠視社會的發展規律和現狀，即便再強大，也不過是螳臂當車，擋得了一時，擋不了一世。本朝先例不少，可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