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4章強烈反響
七月五日，陶勇在京城市委黨校廳局級以上幹部理論培訓班上，發表了題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防止西方和平演變」的重要講話，第二天便刊登在《京城日報》頭版頭條的位置上，頓時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由於京城在共和國政治上特殊的地位，引發了連鎖的反映，《rm日報》在理論版全文轉載了陶勇的講話，引發了全國性的大討論，支持者有之，反對者也比較強烈，說陶勇是杞人憂天，過於敏感。
左江是在接到陶勇的電話後，讓陳志欣從學校裡找來的《rm日報》和《京城日報》看到陶勇的講話，全文看過之後，左江不得不承認陶勇這篇文章做得十分精彩，左江和陶勇的談話只能算是一個提示，陶勇卻做足了功課，從那輛初期到改革開放，從東歐巨變到蘇聯嚴峻形勢，一環扣一環的分析，而且找足了理論依據，在政治上陶勇無疑是行家裡手。
陶勇在講話的開篇就提到：「和平演變」，是西方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項長期的戰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隨著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美國核壟斷地位的被打破、北約和華約兩大軍事集團的產生，規模空前的冷戰時期開始了。西方國家的政治家意識到，通過一場真槍實彈的「熱戰」不但難以擊潰社會主義國家，而且這種戰爭的代價是西方國家自己也難以承受的，於是，以杜勒斯、凱南為代表的一批西方政治家、外交家，提出了「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他們企圖通過與社會主義國家的接觸，用西方的價值觀、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影響和改造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特別是第二代、第三代青年人的思想，使社會主義國家逐步變得對資本主義無害，逐步演變成和西方一樣的「自由世界」。
左江其實根本不知道「和平演變」這個名詞產生於本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由美國議員杜勒斯、凱南提出的，還以為是蘇聯解體後才從理論上產生的，而偉大的毛澤東主席在50年代末就敏銳的發現了這一問題。看著陶勇的講話心裡不由得汗顏萬分，從陶勇對篇講話下的功夫看，顯然他對此是極為重視，要做一件事情就要做足功課，這是一個成熟政治家的表現。
50年代後期，毛澤東最先覺察到了帝國主義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的「和平演變」戰略的危險。1959年11月，他講到：杜勒斯所說的和平轉變，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而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基礎的。1964年1月，他公開揭露美帝國主義「力圖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政策，實行資本主義復辟」。同年6月，他進一步指出：帝國主義說，對於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麼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話靈不靈？我不希望它靈，但也可能靈。
毛澤東認為在什麼情況下帝國主義的這種圖謀有可能得逞呢？他說：「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後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裡，而被修正主義者所篡奪，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為了避免發生這種歷史性的悲劇，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在總結蘇聯的經驗教訓的過程中，提出過許多重要的思想。
陶勇講話的佈局很巧妙，由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主席對防止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論述中，引到了蘇聯的身上，接著開始論述蘇聯現在的形勢，他說，毛澤東主席就曾敏銳地指出：「在蘇聯的幹部隊伍中是有這麼一個特殊的階層的。「他們有權、有勢、有錢，特殊於廣大人民群眾和一般幹部。」他們成了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的主要社會基礎。赫魯曉夫提出的系統化的錯誤觀點，就是代表他們的利益和要求的。他認為，這類問題在中國也存在，好在「我們正在開始認識，並著手解決。」
陶勇在講話是提到：赫魯曉夫時期，他領導的蘇聯同樣寄希望於「和平演變」，提出了西方國家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為此，**給予赫魯曉夫以有力的反駁，從此中蘇就意識形態問題發生矛盾和爭論，中國稱蘇聯變成了「修正主義」，最後中蘇決裂。
陶勇在講話中最後提到：毛澤東主席認為，處於執政地位的我們的黨和幹部，為了防止自己脫離群眾直至蛻化變質，除了應當堅持『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嚴於律己以外，還必須接受來自各方面的監督。他說，「主要監督『共產』黨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群眾」；同時還有民主黨派。「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所以「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這些主張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接下來的幾天時間，各大報刊都紛紛發表理論文章，參與到這個大討論之中，國家和省級電視新聞中也多次播發大討論的新聞，正反兩個方面都在，理論觀點針鋒相對，但都是一些搞理論研究的學者提出的，共和國的高層都保持了沉默，沒有表明自己的觀點，可那些學者則是他們利益代表，由他們衝鋒陷陣，這是政治上的需要，一句話就可能將自己置於萬劫不復之地，陶勇旗幟鮮明的態度無疑是一場政治賭搏，贏了則扶遙之上，輸了則一厥不振，因此都在觀望之中，大討論則逾演逾烈。
大討論所以針鋒相對，其實是陶勇的講話中的一段話觸動某人的神經，很有可能觸及了他們的即得利益。這段講話全文是：應當看到，由於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黨和國家的幹部隊伍中的極少數意志薄弱者發生腐化墮落的情況，是難以完全避免，也不難解決的。但是，如果黨和國家的幹部隊伍中形成了特權階層、貴族階層，那麼，問題的性質就會變得嚴重起來，黨和國家政權就真的面臨變質的危險了。因此，毛澤東強調，為了打掉官風，使幹部與群眾打成一片，防止特權階層貴族階層的形成，我們必須「肅清一切工作上、作風上、制度上的錯誤」。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多次強調必須防止形成「既得利益集團」，這同毛澤東的上述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八月十九日，蘇聯發生政治事變，舉國上下一片嘩然，整個世界為之震驚。雖然事變3天後就以失敗結束。政變的發動者本想挽救蘇聯這個瀕臨解體的超級大國，而政變失敗的結果則加速了蘇聯的解體。
蘇聯的政治事變讓上層看到了「和平演變」的危險性，支持陶勇觀點的人越來越多，反對聲逐漸變弱，但上層還在觀望著蘇聯形勢的變化，沒有形成統一的思想。
戈爾巴喬夫試圖通過新聯盟條約把這些加盟國鬆散地拼湊在一起，把原來高度統一的國家變成一個國家的聯合即邦聯。事變後，又有一些共和國要求獨立。9月6日，新成立的蘇聯國務委員會承認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三個波羅的海共和國的獨立，這是蘇聯瓦解的一個突破口。
進入12月，蘇聯迅速瓦解。12月1日，人口和經濟實力占蘇聯第二位的烏克蘭全民公決，贊同烏克蘭獨立。12月8日，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領導人甩開堅持簽署新聯盟條約的戈爾巴喬夫，共同簽署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協議。協議說，「蘇聯作為國際法主體和地緣政治現實正在停止存在。」12月21日，除波羅的海三國和格魯吉亞外，11個共和國的領導在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舉行會晤，聲明這些共和國準備以「平等的創建國」參加「獨立國家聯合體」，發表了《阿拉木圖宣言》。正式宣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即蘇聯)停止存在」，並通知戈爾巴喬夫，取消蘇聯總統這一職務的設置。
1991年12月25日，世界將記住這一天。上午10時，戈爾巴喬夫來到克里姆林宮總統府，精心準備將於晚上發表的告人民書。下午，戈爾巴喬夫同法國總統密特朗、德國總理科爾、英國首相梅傑、美國總統布什通了電話。在宣佈辭職前，戈爾巴喬夫簽署了最後一道總統令：辭去武裝力量最高統帥職務。晚上19時，戈爾巴喬夫向全國和全世界發表辭職講話。講話一結束，他就把發射2.7萬個核彈頭的「核按鈕」(一個裝有發射蘇聯核武器密碼的1.5公斤的黑色公事包)鄭重地通過「獨聯體」武裝力量臨時總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交給俄羅斯總統葉利欽。
19時38分，克里姆林宮上空那面為蘇聯幾代人所熟悉的印有鐮刀斧頭圖案的蘇聯國旗在沉沉夜色中最後一次降落下來，蘇聯歷史合上了最後一頁。
第二天上午,蘇聯最高蘇維埃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議，正式宣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停止存在。
至此，上層迅速的做出反應，統一了思想，提出了「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號召，長達五個月的大討論也就此終止，陶勇的政治地位空前高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