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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走



吳萍郢火栗四君

  近年來為家人的衣食,為自己的職務,日日地忙著,沒有坐下閒想的工夫;心里似乎什么都有,又似乎什么都沒有。萍見面時,常歎息于我的沉靜;他斷定這是退步。是的,我有兩三年不大能看新書了,現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地隔膜了;就如無源的水一樣,教它如何能夠滔滔地長流呢?幸而我還不斷地看報,又住在北京,究竟不至于成為与世隔絕的人。況且魯迅先生說得好:“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無論你是怎樣的小人物,這時代如閃電般,或如游絲般,總不時地讓你瞥著一下。它有這樣大的力量,決不從它巨靈般的手常中放掉一個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著它的威脅。大約因為我現在住著的北京,离開時代的火焰或漩渦還遠的緣故吧,我還不能說清這威脅是怎樣;但心上常覺有一點除不去的陰影,這卻是真的。我是要找一條自己好走的路;只想找著“自己”好走的路罷了。但哪里走呢?或者,哪里走呢!
  我所彷徨的便是這個。
  說“哪里走?”是還有路可走;只須選定一條便好。但這也并不容易,和舊來所謂立志不同。立志究竟重在將來,高遠些,空泛些,是無妨的。現在我說選路,卻是選定了就要舉步的。在這時代,將來只是“浪漫”,与過去只是“腐化”一樣。它教訓我們,靠得住的只是現在,內容丰富的只是現在,值得拚命的只是現在;現在是力,是權威,如鋼鐵一般。但像我這樣一個人,現在果然有路可走么?果然有選路的自由与從容么?我有時怀疑這個“有”,于是乎悚然了:哪里走呢!舊小說里寫勇將,寫俠義,當追逼或圍困著他們的對手時,往往斷喝一聲道,“往哪里走!”這是說,沒有你走的路,不必走了;快快投降,遭擒或受死吧。投降等也可以說是路,不過不是對手所欲選擇的罷了。我有時正感著這种被迫逼,被圍困的心情:雖沒有身臨其境的慌張,但覺得心上的陰影越來越大,頗有些惘惘然。

三個印象

  我知道這种心情的起原。春間北來過上海時,便已下了种子;以后逐漸發育,直至今日,正如成蔭的大樹,根株蟠結,不易除去。那時上海還沒有革命呢;我不過遇著一個電車工人罷工的日子。我從寶山路口向天后宮橋走,街沿上擠擠挨挨滿是人;這在平常是沒有的。我立刻覺著异樣;雖然是晴天,卻像是過著梅雨季節一般。后來又坐著人力車,由二洋涇橋到海宁路,經過許多熱鬧的街市。如密云似的,如波浪似的,如火焰似的,到處扰扰攘攘的行人;人力車得委婉曲折地穿過人叢,拉車的与坐車的,不由你不耐著性儿。我坐在車上,自然不要自己掙扎,但看了人群來來往往,前前后后,進進退退地移動著,不禁也暗暗地代他們出著力。這頗像美國式足球戰時,許多壯碩的人壓在一個人身上,成了肉堆似的;我感著窒息一般的緊張了。就是那天晚上,我遇著郢。我說上海到底和北京不同;從一方面說,似乎有味得多——上海是現代。郢點點頭。但在上海的人,那時怕已是見慣了吧;讓諦知道,又該說我“少見多怪”了。
  第二天是我動身的日子,火來送我。我們在四馬路上走著,從上海談到文學。火是個深思的人。他說給我將著手的一篇批評論文的大意。他將現在的文學,大別為四派。一是反語或冷嘲;二是鄉村生活的描寫;三是性欲的描寫;四是所謂社會文學,如記一個人力車夫挨巡捕打,而加以同情之類。他以為這四种都是Petty Bourgeoisie1的文學。一是說說閒話。二是寫人的愚痴;自己在圈子外冷眼看著。四雖意在為Proletariat2說話,但自己的階級意識仍脫不去;只算“發政施仁”的一种變相,只算一种廉价的同情而已。三所寫的頹廢的心情,仍以Bourgeoisie3的物質文明為背景,也是Petty Bourgeoisie的產物。這四派中,除第三外,都除外自己說話。火不贊成我們的文學除外自己說話;他以為最親切的還是說我們自己的話。至于所謂社會文學,他以為竟毫無意義可言。他說,Bourgeoisie的滅亡是時間問題,Petty Bourgeoisie不用說是要隨之而去的。一面Proletariat已漸萌芽蠢動了;我們還要用那養尊處优,丰衣足食(自然是比較的說法)之餘的几滴眼淚,去代他們申訴一些浮面的,似是而非的疾苦,他們的不屑一顧,是當然。而我們自己已在向滅亡的途中,這种不干己的呼吁,也用它不著。所以還是說自己的話好。他說,我們要盡量表現或暴露自己的各方面;為圖一個新世界早日實現,我們這樣促進自己的滅亡,也未嘗沒有意義的。“促進自己的滅亡”,這句話使我竦然;但轉念到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的時候,我又爽然自失。与火相別一年,不知如何,他還未將這篇文寫出;我卻時時咀嚼他那末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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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英文:小資產階級。
  2英文:無產階級。
  3英文:資產階級。

  到京后的一個晚上,栗君突然來訪。那是一個很好的月夜,我們沿著水塘邊一條幽僻的小路,往复地走了不知几趟。我們緩緩地走著,快快地談著。他是勸我入党來的。他說像我這樣的人,應該加入他們一伙儿工作。工作的范圍并不固定;政治,軍事固然是的,學術,文學,藝術,也未嘗不是的——盡可隨其性之所近,努力做去。他末了說,將來怕离開了党,就不能有生活的發展;就是職業,怕也不容易找著的。他的話是很懇切。當時我告訴他我的躊躇,我的性格与時代的矛盾;我說要和几個熟朋友商量商量。后來萍說可以不必;郢來信說現在這時代,确是教人徘徊的;火的信也說將來必須如此時再說吧。我于是只好告訴栗君,我想還是暫時超然的好。這超然究竟能到何時,我毫無把握。若能長此超然,在我倒是佳事。但是,若不能呢?我因此又迷糊著了。

時代与我

  這時代是一個新時代。時代的界限,本是很難畫出的;但我有理由,從十年前起算這時代。在我的眼里,這十年中,我們有著三個步驟:從自我的解放到國家的解放,從國家的解放到Class Struggle1;從另一面看,也可以說是從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從政治的革命到經濟的革命。我說三個步驟,是說它們先后相承的次序,并不指因果關系而言;論到因果關系,是沒有這么簡單的。實在,第二,第三兩個步驟,只包括近一年來的時間;說以前九年都是醞釀的時期,或是過渡的時期,也未嘗不可。在這三個步驟里,我們看出顯然不同的兩种精神。在第一步驟里,我們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學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驟里,我們要的是革命,有的是專制的党,做的是軍事行動及党綱,主義的宣傳。這兩种精神的差异,也許就是理想与實際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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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英文:階級斗爭。
  在解放的時期,我們所發見的是個人价值。我們詛咒家庭,詛咒社會,要將個人抬在一切的上面,作宇宙的中心。我們說,個人是一切評价的標准;認清了這標准,我們要重新說不定一切傳統的价值。這時是文學,哲學全盛的日子。雖也有所謂平民思想,但只是偶然的怜憫,适成其為慈善主義而已。社會科學雖也被重視,而与文學,哲學相比,卻遠不能及。這大約是經濟狀況劇變的緣故吧,三四年來,社會科學的書籍,特別是關于社會革命的,銷場漸漸地增廣了,文學,哲學反倒被壓下去了;直到革命爆發為止。在這革命的時期,一切的价值都歸于實際的行動;軍士們的槍,宣傳部的筆和舌,做了兩個急先鋒。只要一些大同小异的傳單,小冊子,便已足用;社會革命的書籍亦已無須,更不用提什么文學,哲學了。這時期“一切權力屬于党”。在理論上,不獨政治,軍事是党所該管;你一切的生活,也都該党化。党的律是鐵律,除遵守与服從外,不能說半個“不”字,個人——自我——是渺小的;在党的范圍內發展,是認可的,在党的范圍外,便是所謂“浪漫”了。這足以妨礙工作,為党所不能容忍。几年前,“浪漫”是一個好名字,現在它的意義卻只剩了諷刺与詛咒。“浪漫”是讓自己蓬蓬勃勃的情感盡量發泄,這樣擴大了自己。但現在要的是工作,蓬蓬勃勃的情感是無訓練的,不能發生實際效用;現在是緊急的時期,用不著這种不緊急的東西。持續的,強韌的,有組織的工作,在理知的權威領導之下,向前進行:這是今日的教義。党便是這种理知的權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個人的是犧牲,是無條件的犧牲。一個人得按著党的方式而生活,想自出心裁,是不行的。
  現在革命的進行雖是混亂,有時甚至失掉革命的意義;但在暗中Class Struggle似乎是很激烈的。只要我們承認事實,無論你贊成与否,這Struggle是不斷地在那邊進行著的。來的終于要來,無論怎樣詛咒,壓迫,都不中用。這是一個世界波浪。固然,我絲毫不敢說這Struggle,便是就中國而言,何時結束,怎樣結束;至于全世界,我更無從懸揣了。但這也許是杞憂吧?我總預想著我們階級的滅亡,如火所說。這滅亡的到來,也許是我所不及見,但昔日的我們的繁榮,漸漸往衰頹的路上走,總可以眼睜睜看著的。這衰頹不能盼望在平和的假裝下度了過去;既說Struggle,到了短兵相接的時候,說不得要露出猙獰的面目,毒辣的手段來的。槍与炸彈和血与肉打成一片的時候,總之是要來的。近來廣州的事變,殺了那么些人,燒了那么些家屋,也許是大恐怖的開始吧!
  自然,我們說,這种破坏是殘忍的,只是殘忍的而已!我們說,那一些人都是暴徒,他們毀掉了我們最好的東西——文化!“我們詛咒他們!”“我們要复仇!”但這是我們的話,用我們的標准來評定的价值;而我們的標准建筑在我們的階級意識上,是不用說的。他們是,在企圖著打倒這階級的全部,倘何有于區區評价的標准?我們的詛咒与怨毒,只是“我們的”詛咒与怨毒,他們是毫無認識的必要的。他們可以說,這是創造一個新世界的必要的歷程!他們有他們評价的標准,他們的階級意識反映在里邊,也自有其理論上的完成。我們只是詛咒,怨毒,都不相干;要看總Struggle如何,才有分曉。不幸我覺得我們Struggle的力量,似已微弱;各方面自由的,自私的發展,失了集中的陣勢。他們卻是初出柙的猛虎,一切不顧忌地拚命上前肉搏;真專制的紀律將他們凝結成鐵一般的力量。現在雖還沒有充足的經驗,屢次敗退下去;但在這樣社會制度与情形之下,他們的人是只有一天天激增起來,勢力愈積愈厚;暫時的挫折与犧牲,他們是未必在意的。而我們的基礎,我雖然不愿意說,勢所必至,會漸漸空虛起來;正如一座老建筑,雖然時常修葺,到底年代多了,終有被風雨打得坍倒的一日!那時我們的文化怎樣?該大大地變形了吧?我們自然覺得可惜;這是多么空虛和野蠻呀!但事實不一定是空虛和野蠻,他們將正欣幸著老朽的打倒呢!正如歷史上許多文化現已不存在,我們卻看作當然一般,他們也將這樣看我們吧?這便是所謂“后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我們看君政的消滅,當作快事,他們看民治的消滅,也當一樣當作快事吧?那時我們滅亡,正如君主滅恨一般,在自然的眼里,正是一件稀松大平常的事而已。
  我們的階級,如我所預想的,是在向著滅亡走;但我為什么必得跟著?為什么不革自己的命,而甘于作時代的落伍者?我為這件事想過不止一次。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個不配革命的人!這小半由于我的性格,大半由于我的素養;總之,可以說是運命規定的吧。——自然,運命這個名詞,革命者是不肯說的。在性格上,我是一個因循的人,永遠只能跟著而不能領著;我又是沒有定見的人,只是東鱗西爪地漁獵一點儿;我是這樣地愛變化,甚至說是學時髦,也可以的。這种性格使我在許多情形里感著矛盾;我之所以已到中年而百無一成者,以此。一面我雖不是生在什么富貴人家,也不是生在什么詩禮人家,從來沒有闊過是真的;但我總不能不說是生在Petty Bourgeoisie里。我不是個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時代。我在Petty Bourgeoisie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調,嗜好,思想,論理,与行為的方式,在在都是Petty Bourdgeoisie的;我徹頭徹尾,淪肌浹髓是Petty Bourgeoisie的。离開了Petty Bourgeoisie,我沒有血与肉。我也知道有些年歲比我大的人,本來也在Petty Bourgeoisie里的,竟一變到Proletariat去了。但我想這許是天才,而我不是的;這許是投机,而我也不能的。在歧路之前,我只有彷徨罷了。我并非迷信著Petty Bourgeoisie,只是不由你有些舍不下似的,而且事實上也不能舍下。我是生長在都市里的,沒有扶過犁,拿過鋤頭,沒有曝過毒日,淋過暴雨。我也沒有鋸過木頭,打過鐵;至于運轉机器,我也毫無訓練与忍耐。我不能預想這些工作的趣味;即使它們有一种我現在還不知道的趣味,我的体力也太不成,終于是無緣的。況且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著我活,也不忍丟下了走自己的路。所以我想換一個生活,是不可能的,就是,想軋入Proletariat,是不可能的。從一面看,可以說我大半是不能,小半還是不為;但也可以說,因了不能,才不為的。沒有新生活,怎能有新的力去破坏,去創造?所以新時代的急先鋒,斷斷沒有我的份儿!但是我要活,我不能沒有一個依据;于是回過頭來,只好“敝帚自珍”。自然,因果的輪子若急轉直下,新局面忽然的來,我或者被驅迫著去做那些不能做的工作,也未可知。那時怎樣?我想會累死的!若反抗著不做,許就會餓死的。但那時一個階級已在滅亡,一個人又何足輕重?我也大可不必蝎蝎螫螫地去顧慮了罷。
  Proletariat 在革命的進行中,容許所謂Petty Bourdgeoisie同行者;這是我也有資格參加的。但我又是個十二分自私的人;老實說,我對于自己以外的人,竟是不大有興味顧慮的。便是妻子,儿女,也大半因了“生米已成熟飯”,才不得不用了廉价的同情,來維持著彼此的關系的。對于Proledtariat,我所能有的,至多也不過這种廉价的同情罷了,于他們絲毫不能有所幫助。火說得好:同情是非革命;嚴格論之,非革命簡直可以說与反革命同科!至于比同情進一步,去參加一些輕而易舉的行動,在我卻頗為難。一個連妻子,儿女都無心照料的人,哪能有閒情,餘力去顧到別的在他覺著不相干的人呢?況且同行者也只是搖旗吶喊,領著的另有其人。他們只是跟著,遠遠地跟著;一面自己的階級性還保留著。這結果仍然不免隨著全階級的滅亡而滅亡,不過可以晚一些罷了。而我懶惰地躲在自己的階級里,以懶惰的同情自足,至多也只是滅亡。以自私的我看來,同一滅亡,我也就不必拗著自己的性儿去同行什么了。但為了自己的階級,挺身与Proletariat去Struggle的事,自然也決不會有的。我若可以說是反革命,那是在消极的意義上。我是走著衰弱向滅亡的路;即使及身不至滅亡,我也是個落伍者。隨你怎樣批評,我就是這樣的人。

我們的路

  活在這時代的中國里的,總該比四万万還多——Bourdgeoisie与Petty Bourgeoisie的人數,總該也不少。他們這些人怎么活著?他們走的是哪些路呢?我想那些不自覺的,暫時還在跟著老路走。他們或是迷信著老路,如遺老,紳士等;或是還沒有發現新路,只盲目地照傳統做著,如窮鄉僻壤的農工等——時代的波浪還沒有猛烈地向他們沖去,他們是不會意識著什么新的需要的。但遺老,紳士等的日子不多,而時代的洪流終于要泛濫到淹沒了地上每一個細孔;所以這兩种在我看都只是暫時的。我現在所要提出的,卻是除此以外的人;這些人大半是住在都市里的。他們的第一种生活是政治,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這相反的兩面實以階級為背景,我想不用諱言。以現在的形勢論:一方面雖還只在零碎Strugdgle,卻有一個整齊戰線;另一方面呢,雖說是總動員,卻是分裂了旗幟各自拿著一塊走,多少仍帶著封建的精神的。他們戰線的散漫參差,已漸漸顯現出來了。暫時的成敗,我固然不敢說;但最后的運命,似乎是已經決定了的,如上文所論。
  我所要申述的,是這些人的另一种生活——文化。這文化不用說是都市的。說到現在中國的都市,我覺得最熱鬧的,最重要的,是廣州,漢口,上海,北京四處,南京雖是新都,卻是直到現在,似乎還單調得很;上海實在比南京重要得多,即以政治論,也是如此,看几月來的南方政局可知。若容我粗枝大葉地區分,我想說廣州,漢口是這時代的政治都市;上海,北京雖也是政治都市,但同時卻代表著這時代的文化,便与廣州,漢口不同。它們是這時代的兩個文化中心。我不想論政治,故也不想論廣州,漢口;況且我也不熟悉這兩個都市,遺跡都還不曾一到呢。北京是我兩年來住居的地方,見聞自然較近些。上海的新气象,我雖還沒有看見,但從報紙,雜志上,從南來的友人的口中,也零零碎碎知道了一點儿。我便想就這兩處,指出我說的那些人在走著那些路。我并不是板起臉來裁判,只申述自己的感想而已;所知的雖然簡陋,或者也還不妨的。
  在舊時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來的時候,衰頹与騷動使得大家惶惶然。革命者是無意或有意造成這惶惶然的人,自然是例外。只有參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決這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參加這种實際行動時,便只有暫時逃避的一法。這是要了平和的假裝,遮掩住那惶惶然,使自己麻醉著忘記了去。享樂是最有效的麻醉劑;學術,文學,藝術,也是足以消滅精力的場所。所以那些沒法奈何的人,我想都將向這三條路里躲了進去。這樣,對于實際政治,便好落得個不聞理亂。雖然這只是暫時的,到了究竟,理亂總有使你不能不聞的一天;但總結賬的日子既還沒有到來,徒然地惶惶然,白白地耽擱著,又算什么呢?樂得暫時忘記,做些自己愛做的事業;就是將來輪著滅亡,也總算有過稱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這种情形是歷史的事實;我想我們現在多少是在給這件歷史的事實,提供一個新例子。不過我得指出,學術,文學,藝術,在一個興盛的時代,也有長足的發展的,那是個順勢,不足為奇;在現在這樣一個衰頹或交替的時代,我們卻有這樣畸形的發展,是值得想一想的。
  上海本是享樂的地方;所謂“十里洋場”,常為人所艷稱。它因商業繁盛,成了資本集中的所在,可以說是Bourgeoisie的中國本部;一面因國際交通的關系,輸入西方的物質文明也最多。所以享樂的要求比別處都迫切,而享樂的方法也日新月异。這是向來的情形。可是在這號為兵連禍結,民窮財盡的今日,上海又如何?据我所知,革命似乎還不曾革掉了什么;只有踵事增華,較前更甚罷了。如大華飯店和云裳公司等處的生涯鼎盛,可見Bourgeoiseie与Petty Bourgeoisie的瘋狂;賄,假使我所聞的不錯,云裳公司還是由几個Petty Bourgeoisie的名士主持著,在這回革命后才開起來的。他們似乎在提供著這种享樂的風气。假使衣食住可以說是文化的一部分,大華飯店与云裳公司等,足可代表上海文化的一面。你說這是美化的人生。但懂得這道理的,能有几人?還不是及時行樂,得過且過的多!況且如此的美化人生,是不是帶著階級味?然而無論如何,在最近的將來,這种情形怕只有蒸蒸日上的。我想,這也許是我們的時代的回光反照吧?北京沒有上海的經濟環境,自然也沒有她的繁華。但近年來南化与歐化——南化其實就是上海化,上海化又多半是歐化;總之,可說是Bourgeoisie化——一天比一天流行。雖還只跟著上海走,究竟也跟著了;將來的運命在,這一點上,怕与上海多少相同。
  但上海的文化,還有另外重要的一面,那是文學。新文學的作家,有許多住在上海;重要的文學集團,也多在上海——現在更如此。近年又開了几家書店,北新,開明,光華,新月等——出的文學書真不少,可稱一時之盛。北京呢,算是新文學的策源地,作家原也很多;兩三年來,有現代評論,語絲,可作重要的代表。而北新總局本在北京;她又介紹了不少的新作家。所以頗有興旺之象。不料去年現代評論,語絲先后南遷,北新被封閉,作家們也紛紛南下觀光,一時頓覺寂寞起來。現在只剩未名,古城等几种刊物及古城書店,暫時支撐這個場面。我想,北京這樣一個‘古城’,這樣一個大都會,在這樣的時代,斷不會長遠寂寞下去的。
  新文學的誕生,引起了思想的革命;這是近十年來這新時代的起頭——所以特別有著廣大長遠的勢力。直到兩三年前,社會革命的火焰漸漸燃燒起來,一般青年都預想著革命的趣味;這時候所有的是忙碌和緊張,欣賞的閒情,只好暫時擱起。他們要的是實行的參考書;社會革命的書籍的流行,一時超過了文學;直到這時候,文學的風起云涌的聲勢,才被蓋了下去。記得前年夏天在上海,《我們的六月》剛在亞東出版。郢有一天問我銷得如何?他接著說,現在怕沒有多少人要看這种東西了吧?這可見當時風气的一斑了。但是很奇怪,在革命后的這一年間,文學卻不但沒有更加衰落下去,反像有了复興的樣子。只看一看北新,開明等几書店新出版的書籍目錄,你就知道我的話不是無稽之談。更奇怪的,社會革命燒起了火焰以后,文學因為是非革命的,是不急之務,所以被擱置著;但一面便有人提供革命文學。革命文學的呼聲一天比一天高,同著熱情与切望。直到現在,算已是革命的時代,這种文學在理在勢,都該出現了;而我們何以還沒有看見呢?我的見聞淺陋,是不用說的;但有熟悉近年文壇的朋友与我說起,也以千呼万喚的革命文學還不出來為奇。一面文學的复興卻已成了事實;這复興后的文學又如何呢?据說還是跟著從前Petty Bourgeoisie的系統,一貫地發展著的。直到最近,才有了描寫,分析這時代革命生活的小說;但似乎也只能算是所謂同行者的情調罷了。真正的革命文學是,還沒有一些影儿,不,還沒有一些信儿呢!
  這自然也有辯解。真正革命的階級是只知道革命的:他們的眼,見的是革命,他們的手,做的是革命;他們忙碌著,緊張著,革命是他們的全世界。文學在現在的他們,還只是不相干的東西。再則,他們將來雖勢所必至地需要一种文學——許是一种宣傳的文學——,但現在的他們的趣味還浮淺得很,他們的喉舌也還笨拙得很,他們是不能創作出什么來的。因此,在這上面暫時留下了一段空白。而Petty Bourdgeoisie,在革命的前夜,原有很多人甘心丟了他們的學術,文學,藝術,想去一試身手的;但到了革命開始以后,真正去的是那些有充足的力量,有濃厚的興趣的。此外的大概觀望一些時,感到自己的缺乏,便廢然而返了。他們的精神既無所依据,自然只有回到學術,文學,藝術的老路上去,以避免那惶惶然的襲來。所以文學的复興,也是一种當然。一面革命的書籍似乎已不如前几年的流行;這大約因為革命的已去革命,不革命的也已不革命了的緣故吧。因而文學書的需要的增加,也正是意中事。但時代潮流所激蕩,加以文壇上革命文學的絕叫,描寫革命气氛的作品,現在雖然才有端倪,此后總該漸漸地多起來的吧。至于真正的革命文學,怕不到革命成功時,不會成為風气。在相反的方向,因期待過切,忍耐過久而失望,絕望,因而詛咒革命的文學,我想也不免會有的,雖然不至于太多。總之,無論怎樣發展,這時代的文學里以惶惶然的心情做骨子的,Petty Bourgeoisie的气氛,是將愈過愈顯然的。
  胡适之先生真是個開風气的人;他提倡了新文學,又提倡新國學。陳西瀅先生在他的《閒話》里,深以他正向前走著,忽又走了回去為可惜。但我以為這不過是思想解放的兩面,都是疑古与貴我的精神的表現。國學成為一個新運動,是在文學后一兩年。但這原是我們這爿老店里最富裕的貨色,而且一向就有許多人捧著;現在雖加入些西法,但國學到底是國法,所以极合一般人的脾胃。我說“一般人”,因為從前的國學還只是一部分人的專業,這一來卻成為普遍的風气,青年們也紛紛加入,算是時髦的東西了。這一層胡先生后來似頗不以為然。他前年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懇親會的席上,曾說研究國學,只是要知道“此路不通”,并不是要找出新路;而一般青年丟了要緊的工夫不做,都來擁擠在這條死路上,真是很可惜的。但直到現在,我們知道,研究學術原不必計較什么死活的;所以胡先生雖是不以為然,風气還是一直推移下去。這种新國學運動的方向,我想可以胡先生的“歷史癖与考据癖”一語括之。不過現在這种“歷史癖与考据癖”要用在一切國故上,決不容許前人尊經重史的偏見。顧頡剛先生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的《一九二六始刊詞》里,說這個意思最是明白。這是一個大解放,大擴展。參加者之多,這怕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運動盛于北京,但在上海也有不小的勢力。它雖然比新文學運動起來得晚些,而因了固有的优勢与新增的范圍,不久也就赶上前去,駸駸乎与后者并駕齊驅了。新文學銷沉的時候,它也以相同的理由銷沉著,但現在似乎又同樣地复興起來了——看年來新出版的書目,也就可以知道的。國學比文學更遠于現實;擔心著政治風的襲來的,這是個更安全的逃避所。所以我猜,此后的參加者或者還要多起來的。
  此外還有一件比較小的事,這兩年住在北京的人,不論留心与否,總該覺著的。這就是繪畫展覽會,特別是國畫展覽會。你只要常看報,或常走過中山公園,就會一次兩次地看見這种展覽會的記載或廣告的。由一而再,再而三的展覽,我推想高興去看的人大約很多。而國畫的售值不斷地增高,也是另一面的證据。上海雖不及北京熱鬧,但似乎也常有這种展覽會,不過不偏重國畫罷了。最近我知道,就有陶元慶先生,劉海粟先生兩個展覽會,可以作例。藝術与文學,可以說同是象牙塔中的貨色;而藝術對于政治,經濟的影響,是更為間接些,因之,更為安靜些。所以這條路將來也不會冷落的。但是藝術中的繪畫何以獨盛?國畫又何以比洋畫盛?我想,國畫与國學一樣,在社會里是有根柢的,是合于一般人脾胃的。可是洋畫經多年的提倡与傳習,現在也漸能引起人的注意。所以這回“海粟畫展”,竟有人買他的洋畫去收藏的。(見北京《晨報·星期畫報》)至于同是藝術的音樂,戲劇,則因人才,設備都欠缺,故無甚進展可言。國樂,國劇雖有多大的勢力,但當作藝術而加以研究的,直到現在,也還极少。
  這或者等待著比較的研究,也未可知。
  這是我所知的,上海,北京的Bourgeoisie,与Petty Bourgeoisie里的非革命者——特別是這种人——現在所走的路。自然,科學,藝術的范圍极廣,將來的路也許會多起來。不過在這樣扰攘的時代,那些在我們社會里根柢較淺,又需要浩大的設備的,如自然科學,戲劇等,怕暫時總還難成為風气吧?——我說的雖是上海,北京,但相信可以代表這時代精神的一面——文化。我們若可以說廣州,漢口是偏在革命的一面,上海,北京便偏在非革命的一面了。這种大都市的生活樣式,正如高屋建瓴水,它的影響會迅速地伸張到各處。你若承認從前京式的靴鞋,現在上海式裝束的勢力,你就明白現在上海,北京的風气,將會并且已經怎樣彌漫到別的地方了。
  在這三條路里,我將選擇哪一條呢?我慚愧自己是個“愛博而情不專”的人;雖老想著只選定一條路,卻總丟不下別的。我從前本是學哲學的,而同時舍不下文學。后來因為自己的科學根柢太差,索性丟開了哲學,走向文學方面來。但是文學的范圍又怎樣大!我是一直隨隨便便,零零碎碎地讀些,寫些,不曾認真做過什么工夫。結果是只有一點儿——一點儿都沒有!駁雜与因循是我的大敵人。現在年齡是加長了,又遇著這樣“動搖”的時代,我既不能參加革命或反革命,總得找一個依据,才可姑作安心地過日子。我是想找一件事,鑽了進去,消磨了這一生。我終于在國學里找著了一個題目,開始像小儿的學步。這正是望“死路”上走;但我樂意這么走,也就沒有法子。不過我又是個樂意弄弄筆頭的人;雖是當此危局,還不能認真地嚴格地專走一條路——我還得要寫些,寫些我自己的階級,我自己的過,現,未三時代。一勁儿悶著,我是活不了的。胡适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說:“哲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我想套著他的調子說:“國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這便是現在我走著的路。至于究竟能夠走到何處,是全然不知道,全然沒有把握的。我的才力短,那不過走得近些罷了;但革命期的破坏若積极進行,報紙所載的遠方可怕的事實,若由運命的指揮,漸漸地逼到我住的所在,那么,我的身家性命還不知是誰的,還說什么路不路!即使身家性命保全了,而因生計窘迫的關系,也許讓你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專用在衣食住上,那卻是真的“死路”。實在也說不上什么路不路!此外,革命若出乎意表地迅速地成了功,我們全階級的沒落就將開始,那是更用不著說什么路的!但這一層究竟還是“出乎意表”的事,暫可不論;以上兩層卻并不是渺茫不可把捉的,浪漫的將來,是從現在的事實看,說來就“來了”的。所以我雖定下了自己好走的路,卻依舊要慮到“哪里走?”“哪里走!”兩個問題上去!我也知道這种憂慮沒有一點用,但禁不住它時時地襲來;只要有些餘暇,它就來盤据心頭,揮也揮不去。若許我用一個過了時的名字,這大約就是所謂“煩悶”吧。不過前几年的煩悶是理想的,浪漫的,多少可以溫馨著的;這時代的是,加以我的年齡,更為實際的,糾紛的。我說過陰影,這也就是我的陰影。我想,便是這個,也該是向著滅亡走的我們的運命吧?
  1928年2月7日作
  (原載1928年3月《一般》第四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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