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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為家人的衣食，為自己的職務，日日地忙著，沒有坐下閒想的工夫；心里似乎什么都有，又似乎什么都沒有。萍見面時，常歎息于我的沉靜；他斷定這是退步。是的，我有兩三年不大能看新書了，現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地隔膜了；就如無源的水一樣，教它如何能夠滔滔地長流呢？幸而我還不斷地看報，又住在北京，究竟不至于成為与世隔絕的人。況且魯迅先生說得好：“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無論你是怎樣的小人物，這時代如閃電般，或如游絲般，總不時地讓你瞥著一下。它有這樣大的力量，決不從它巨靈般的手常中放掉一個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著它的威脅。大約因為我現在住著的北京，离開時代的火焰或漩渦還遠的緣故吧，我還不能說清這威脅是怎樣；但心上常覺有一點除不去的陰影，這卻是真的。我是要找一條自己好走的路；只想找著“自己”好走的路罷了。但哪里走呢？或者，哪里走呢！ 我所彷徨的便是這個。 說“哪里走？”是還有路可走；只須選定一條便好。但這也并不容易，和舊來所謂立志不同。立志究竟重在將來，高遠些，空泛些，是無妨的。現在我說選路，卻是選定了就要舉步的。在這時代，將來只是“浪漫”，与過去只是“腐化”一樣。它教訓我們，靠得住的只是現在，內容丰富的只是現在，值得拚命的只是現在；現在是力，是權威，如鋼鐵一般。但像我這樣一個人，現在果然有路可走么？果然有選路的自由与從容么？我有時怀疑這個“有”，于是乎悚然了：哪里走呢！舊小說里寫勇將，寫俠義，當追逼或圍困著他們的對手時，往往斷喝一聲道，“往哪里走！”這是說，沒有你走的路，不必走了；快快投降，遭擒或受死吧。投降等也可以說是路，不過不是對手所欲選擇的罷了。我有時正感著這种被迫逼，被圍困的心情：雖沒有身臨其境的慌張，但覺得心上的陰影越來越大，頗有些惘惘然。 我知道這种心情的起原。春間北來過上海時，便已下了种子；以后逐漸發育，直至今日，正如成蔭的大樹，根株蟠結，不易除去。那時上海還沒有革命呢；我不過遇著一個電車工人罷工的日子。我從寶山路口向天后宮橋走，街沿上擠擠挨挨滿是人；這在平常是沒有的。我立刻覺著异樣；雖然是晴天，卻像是過著梅雨季節一般。后來又坐著人力車，由二洋涇橋到海宁路，經過許多熱鬧的街市。如密云似的，如波浪似的，如火焰似的，到處扰扰攘攘的行人；人力車得委婉曲折地穿過人叢，拉車的与坐車的，不由你不耐著性儿。我坐在車上，自然不要自己掙扎，但看了人群來來往往，前前后后，進進退退地移動著，不禁也暗暗地代他們出著力。這頗像美國式足球戰時，許多壯碩的人壓在一個人身上，成了肉堆似的；我感著窒息一般的緊張了。就是那天晚上，我遇著郢。我說上海到底和北京不同；從一方面說，似乎有味得多——上海是現代。郢點點頭。但在上海的人，那時怕已是見慣了吧；讓諦知道，又該說我“少見多怪”了。 第二天是我動身的日子，火來送我。我們在四馬路上走著，從上海談到文學。火是個深思的人。他說給我將著手的一篇批評論文的大意。他將現在的文學，大別為四派。一是反語或冷嘲；二是鄉村生活的描寫；三是性欲的描寫；四是所謂社會文學，如記一個人力車夫挨巡捕打，而加以同情之類。他以為這四种都是Ｐｅｔｔｙ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１的文學。一是說說閒話。二是寫人的愚痴；自己在圈子外冷眼看著。四雖意在為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２說話，但自己的階級意識仍脫不去；只算“發政施仁”的一种變相，只算一种廉价的同情而已。三所寫的頹廢的心情，仍以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３的物質文明為背景，也是Ｐｅｔｔｙ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的產物。這四派中，除第三外，都除外自己說話。火不贊成我們的文學除外自己說話；他以為最親切的還是說我們自己的話。至于所謂社會文學，他以為竟毫無意義可言。他說，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的滅亡是時間問題，Ｐｅｔｔｙ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不用說是要隨之而去的。一面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已漸萌芽蠢動了；我們還要用那養尊處优，丰衣足食（自然是比較的說法）之餘的几滴眼淚，去代他們申訴一些浮面的，似是而非的疾苦，他們的不屑一顧，是當然。而我們自己已在向滅亡的途中，這种不干己的呼吁，也用它不著。所以還是說自己的話好。他說，我們要盡量表現或暴露自己的各方面；為圖一個新世界早日實現，我們這樣促進自己的滅亡，也未嘗沒有意義的。“促進自己的滅亡”，這句話使我竦然；但轉念到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的時候，我又爽然自失。与火相別一年，不知如何，他還未將這篇文寫出；我卻時時咀嚼他那末一句話。 -------- １英文：小資產階級。 ２英文：無產階級。 ３英文：資產階級。 到京后的一個晚上，栗君突然來訪。那是一個很好的月夜，我們沿著水塘邊一條幽僻的小路，往复地走了不知几趟。我們緩緩地走著，快快地談著。他是勸我入党來的。他說像我這樣的人，應該加入他們一伙儿工作。工作的范圍并不固定；政治，軍事固然是的，學術，文學，藝術，也未嘗不是的——盡可隨其性之所近，努力做去。他末了說，將來怕离開了党，就不能有生活的發展；就是職業，怕也不容易找著的。他的話是很懇切。當時我告訴他我的躊躇，我的性格与時代的矛盾；我說要和几個熟朋友商量商量。后來萍說可以不必；郢來信說現在這時代，确是教人徘徊的；火的信也說將來必須如此時再說吧。我于是只好告訴栗君，我想還是暫時超然的好。這超然究竟能到何時，我毫無把握。若能長此超然，在我倒是佳事。但是，若不能呢？我因此又迷糊著了。 這時代是一個新時代。時代的界限，本是很難畫出的；但我有理由，從十年前起算這時代。在我的眼里，這十年中，我們有著三個步驟：從自我的解放到國家的解放，從國家的解放到Ｃｌａｓ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１；從另一面看，也可以說是從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從政治的革命到經濟的革命。我說三個步驟，是說它們先后相承的次序，并不指因果關系而言；論到因果關系，是沒有這么簡單的。實在，第二，第三兩個步驟，只包括近一年來的時間；說以前九年都是醞釀的時期，或是過渡的時期，也未嘗不可。在這三個步驟里，我們看出顯然不同的兩种精神。在第一步驟里，我們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學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驟里，我們要的是革命，有的是專制的党，做的是軍事行動及党綱，主義的宣傳。這兩种精神的差异，也許就是理想与實際的差异。 -------- １英文：階級斗爭。 在解放的時期，我們所發見的是個人价值。我們詛咒家庭，詛咒社會，要將個人抬在一切的上面，作宇宙的中心。我們說，個人是一切評价的標准；認清了這標准，我們要重新說不定一切傳統的价值。這時是文學，哲學全盛的日子。雖也有所謂平民思想，但只是偶然的怜憫，适成其為慈善主義而已。社會科學雖也被重視，而与文學，哲學相比，卻遠不能及。這大約是經濟狀況劇變的緣故吧，三四年來，社會科學的書籍，特別是關于社會革命的，銷場漸漸地增廣了，文學，哲學反倒被壓下去了；直到革命爆發為止。在這革命的時期，一切的价值都歸于實際的行動；軍士們的槍，宣傳部的筆和舌，做了兩個急先鋒。只要一些大同小异的傳單，小冊子，便已足用；社會革命的書籍亦已無須，更不用提什么文學，哲學了。這時期“一切權力屬于党”。在理論上，不獨政治，軍事是党所該管；你一切的生活，也都該党化。党的律是鐵律，除遵守与服從外，不能說半個“不”字，個人——自我——是渺小的；在党的范圍內發展，是認可的，在党的范圍外，便是所謂“浪漫”了。這足以妨礙工作，為党所不能容忍。几年前，“浪漫”是一個好名字，現在它的意義卻只剩了諷刺与詛咒。“浪漫”是讓自己蓬蓬勃勃的情感盡量發泄，這樣擴大了自己。但現在要的是工作，蓬蓬勃勃的情感是無訓練的，不能發生實際效用；現在是緊急的時期，用不著這种不緊急的東西。持續的，強韌的，有組織的工作，在理知的權威領導之下，向前進行：這是今日的教義。党便是這种理知的權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個人的是犧牲，是無條件的犧牲。一個人得按著党的方式而生活，想自出心裁，是不行的。 現在革命的進行雖是混亂，有時甚至失掉革命的意義；但在暗中Ｃｌａｓ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似乎是很激烈的。只要我們承認事實，無論你贊成与否，這Ｓｔｒｕｇｇｌｅ是不斷地在那邊進行著的。來的終于要來，無論怎樣詛咒，壓迫，都不中用。這是一個世界波浪。固然，我絲毫不敢說這Ｓｔｒｕｇｇｌｅ，便是就中國而言，何時結束，怎樣結束；至于全世界，我更無從懸揣了。但這也許是杞憂吧？我總預想著我們階級的滅亡，如火所說。這滅亡的到來，也許是我所不及見，但昔日的我們的繁榮，漸漸往衰頹的路上走，總可以眼睜睜看著的。這衰頹不能盼望在平和的假裝下度了過去；既說Ｓｔｒｕｇｇｌｅ，到了短兵相接的時候，說不得要露出猙獰的面目，毒辣的手段來的。槍与炸彈和血与肉打成一片的時候，總之是要來的。近來廣州的事變，殺了那么些人，燒了那么些家屋，也許是大恐怖的開始吧！ 自然，我們說，這种破坏是殘忍的，只是殘忍的而已！我們說，那一些人都是暴徒，他們毀掉了我們最好的東西——文化！“我們詛咒他們！”“我們要复仇！”但這是我們的話，用我們的標准來評定的价值；而我們的標准建筑在我們的階級意識上，是不用說的。他們是，在企圖著打倒這階級的全部，倘何有于區區評价的標准？我們的詛咒与怨毒，只是“我們的”詛咒与怨毒，他們是毫無認識的必要的。他們可以說，這是創造一個新世界的必要的歷程！他們有他們評价的標准，他們的階級意識反映在里邊，也自有其理論上的完成。我們只是詛咒，怨毒，都不相干；要看總Ｓｔｒｕｇｇｌｅ如何，才有分曉。不幸我覺得我們Ｓｔｒｕｇｇｌｅ的力量，似已微弱；各方面自由的，自私的發展，失了集中的陣勢。他們卻是初出柙的猛虎，一切不顧忌地拚命上前肉搏；真專制的紀律將他們凝結成鐵一般的力量。現在雖還沒有充足的經驗，屢次敗退下去；但在這樣社會制度与情形之下，他們的人是只有一天天激增起來，勢力愈積愈厚；暫時的挫折与犧牲，他們是未必在意的。而我們的基礎，我雖然不愿意說，勢所必至，會漸漸空虛起來；正如一座老建筑，雖然時常修葺，到底年代多了，終有被風雨打得坍倒的一日！那時我們的文化怎樣？該大大地變形了吧？我們自然覺得可惜；這是多么空虛和野蠻呀！但事實不一定是空虛和野蠻，他們將正欣幸著老朽的打倒呢！正如歷史上許多文化現已不存在，我們卻看作當然一般，他們也將這樣看我們吧？這便是所謂“后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我們看君政的消滅，當作快事，他們看民治的消滅，也當一樣當作快事吧？那時我們滅亡，正如君主滅恨一般，在自然的眼里，正是一件稀松大平常的事而已。 我們的階級，如我所預想的，是在向著滅亡走；但我為什么必得跟著？為什么不革自己的命，而甘于作時代的落伍者？我為這件事想過不止一次。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個不配革命的人！這小半由于我的性格，大半由于我的素養；總之，可以說是運命規定的吧。——自然，運命這個名詞，革命者是不肯說的。在性格上，我是一個因循的人，永遠只能跟著而不能領著；我又是沒有定見的人，只是東鱗西爪地漁獵一點儿；我是這樣地愛變化，甚至說是學時髦，也可以的。這种性格使我在許多情形里感著矛盾；我之所以已到中年而百無一成者，以此。一面我雖不是生在什么富貴人家，也不是生在什么詩禮人家，從來沒有闊過是真的；但我總不能不說是生在Ｐｅｔｔｙ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里。我不是個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時代。我在Ｐｅｔｔｙ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調，嗜好，思想，論理，与行為的方式，在在都是Ｐｅｔｔｙ Ｂｏｕｒdｇｅｏｉｓｉｅ的；我徹頭徹尾，淪肌浹髓是Ｐｅｔｔｙ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的。离開了Ｐｅｔｔｙ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我沒有血与肉。我也知道有些年歲比我大的人，本來也在Ｐｅｔｔｙ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里的，竟一變到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去了。但我想這許是天才，而我不是的；這許是投机，而我也不能的。在歧路之前，我只有彷徨罷了。我并非迷信著Ｐｅｔｔｙ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只是不由你有些舍不下似的，而且事實上也不能舍下。我是生長在都市里的，沒有扶過犁，拿過鋤頭，沒有曝過毒日，淋過暴雨。我也沒有鋸過木頭，打過鐵；至于運轉机器，我也毫無訓練与忍耐。我不能預想這些工作的趣味；即使它們有一种我現在還不知道的趣味，我的体力也太不成，終于是無緣的。況且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著我活，也不忍丟下了走自己的路。所以我想換一個生活，是不可能的，就是，想軋入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是不可能的。從一面看，可以說我大半是不能，小半還是不為；但也可以說，因了不能，才不為的。沒有新生活，怎能有新的力去破坏，去創造？所以新時代的急先鋒，斷斷沒有我的份儿！但是我要活，我不能沒有一個依据；于是回過頭來，只好“敝帚自珍”。自然，因果的輪子若急轉直下，新局面忽然的來，我或者被驅迫著去做那些不能做的工作，也未可知。那時怎樣？我想會累死的！若反抗著不做，許就會餓死的。但那時一個階級已在滅亡，一個人又何足輕重？我也大可不必蝎蝎螫螫地去顧慮了罷。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 在革命的進行中，容許所謂Ｐｅｔｔｙ Ｂｏｕｒdｇｅｏｉｓｉｅ同行者；這是我也有資格參加的。但我又是個十二分自私的人；老實說，我對于自己以外的人，竟是不大有興味顧慮的。便是妻子，儿女，也大半因了“生米已成熟飯”，才不得不用了廉价的同情，來維持著彼此的關系的。對于Ｐｒｏｌｅdｔａｒｉａｔ，我所能有的，至多也不過這种廉价的同情罷了，于他們絲毫不能有所幫助。火說得好：同情是非革命；嚴格論之，非革命簡直可以說与反革命同科！至于比同情進一步，去參加一些輕而易舉的行動，在我卻頗為難。一個連妻子，儿女都無心照料的人，哪能有閒情，餘力去顧到別的在他覺著不相干的人呢？況且同行者也只是搖旗吶喊，領著的另有其人。他們只是跟著，遠遠地跟著；一面自己的階級性還保留著。這結果仍然不免隨著全階級的滅亡而滅亡，不過可以晚一些罷了。而我懶惰地躲在自己的階級里，以懶惰的同情自足，至多也只是滅亡。以自私的我看來，同一滅亡，我也就不必拗著自己的性儿去同行什么了。但為了自己的階級，挺身与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去Ｓｔｒｕｇｇｌｅ的事，自然也決不會有的。我若可以說是反革命，那是在消极的意義上。我是走著衰弱向滅亡的路；即使及身不至滅亡，我也是個落伍者。隨你怎樣批評，我就是這樣的人。 活在這時代的中國里的，總該比四万万還多——Ｂｏｕｒdｇｅｏｉｓｉｅ与Ｐｅｔｔｙ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的人數，總該也不少。他們這些人怎么活著？他們走的是哪些路呢？我想那些不自覺的，暫時還在跟著老路走。他們或是迷信著老路，如遺老，紳士等；或是還沒有發現新路，只盲目地照傳統做著，如窮鄉僻壤的農工等——時代的波浪還沒有猛烈地向他們沖去，他們是不會意識著什么新的需要的。但遺老，紳士等的日子不多，而時代的洪流終于要泛濫到淹沒了地上每一個細孔；所以這兩种在我看都只是暫時的。我現在所要提出的，卻是除此以外的人；這些人大半是住在都市里的。他們的第一种生活是政治，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這相反的兩面實以階級為背景，我想不用諱言。以現在的形勢論：一方面雖還只在零碎Ｓｔｒｕｇdｇｌｅ，卻有一個整齊戰線；另一方面呢，雖說是總動員，卻是分裂了旗幟各自拿著一塊走，多少仍帶著封建的精神的。他們戰線的散漫參差，已漸漸顯現出來了。暫時的成敗，我固然不敢說；但最后的運命，似乎是已經決定了的，如上文所論。 我所要申述的，是這些人的另一种生活——文化。這文化不用說是都市的。說到現在中國的都市，我覺得最熱鬧的，最重要的，是廣州，漢口，上海，北京四處，南京雖是新都，卻是直到現在，似乎還單調得很；上海實在比南京重要得多，即以政治論，也是如此，看几月來的南方政局可知。若容我粗枝大葉地區分，我想說廣州，漢口是這時代的政治都市；上海，北京雖也是政治都市，但同時卻代表著這時代的文化，便与廣州，漢口不同。它們是這時代的兩個文化中心。我不想論政治，故也不想論廣州，漢口；況且我也不熟悉這兩個都市，遺跡都還不曾一到呢。北京是我兩年來住居的地方，見聞自然較近些。上海的新气象，我雖還沒有看見，但從報紙，雜志上，從南來的友人的口中，也零零碎碎知道了一點儿。我便想就這兩處，指出我說的那些人在走著那些路。我并不是板起臉來裁判，只申述自己的感想而已；所知的雖然簡陋，或者也還不妨的。 在舊時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來的時候，衰頹与騷動使得大家惶惶然。革命者是無意或有意造成這惶惶然的人，自然是例外。只有參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決這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參加這种實際行動時，便只有暫時逃避的一法。這是要了平和的假裝，遮掩住那惶惶然，使自己麻醉著忘記了去。享樂是最有效的麻醉劑；學術，文學，藝術，也是足以消滅精力的場所。所以那些沒法奈何的人，我想都將向這三條路里躲了進去。這樣，對于實際政治，便好落得個不聞理亂。雖然這只是暫時的，到了究竟，理亂總有使你不能不聞的一天；但總結賬的日子既還沒有到來，徒然地惶惶然，白白地耽擱著，又算什么呢？樂得暫時忘記，做些自己愛做的事業；就是將來輪著滅亡，也總算有過稱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這种情形是歷史的事實；我想我們現在多少是在給這件歷史的事實，提供一個新例子。不過我得指出，學術，文學，藝術，在一個興盛的時代，也有長足的發展的，那是個順勢，不足為奇；在現在這樣一個衰頹或交替的時代，我們卻有這樣畸形的發展，是值得想一想的。 上海本是享樂的地方；所謂“十里洋場”，常為人所艷稱。它因商業繁盛，成了資本集中的所在，可以說是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的中國本部；一面因國際交通的關系，輸入西方的物質文明也最多。所以享樂的要求比別處都迫切，而享樂的方法也日新月异。這是向來的情形。可是在這號為兵連禍結，民窮財盡的今日，上海又如何？据我所知，革命似乎還不曾革掉了什么；只有踵事增華，較前更甚罷了。如大華飯店和云裳公司等處的生涯鼎盛，可見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ｅｉｅ与Ｐｅｔｔｙ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的瘋狂；賄，假使我所聞的不錯，云裳公司還是由几個Ｐｅｔｔｙ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的名士主持著，在這回革命后才開起來的。他們似乎在提供著這种享樂的風气。假使衣食住可以說是文化的一部分，大華飯店与云裳公司等，足可代表上海文化的一面。你說這是美化的人生。但懂得這道理的，能有几人？還不是及時行樂，得過且過的多！況且如此的美化人生，是不是帶著階級味？然而無論如何，在最近的將來，這种情形怕只有蒸蒸日上的。我想，這也許是我們的時代的回光反照吧？北京沒有上海的經濟環境，自然也沒有她的繁華。但近年來南化与歐化——南化其實就是上海化，上海化又多半是歐化；總之，可說是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化——一天比一天流行。雖還只跟著上海走，究竟也跟著了；將來的運命在，這一點上，怕与上海多少相同。 但上海的文化，還有另外重要的一面，那是文學。新文學的作家，有許多住在上海；重要的文學集團，也多在上海——現在更如此。近年又開了几家書店，北新，開明，光華，新月等——出的文學書真不少，可稱一時之盛。北京呢，算是新文學的策源地，作家原也很多；兩三年來，有現代評論，語絲，可作重要的代表。而北新總局本在北京；她又介紹了不少的新作家。所以頗有興旺之象。不料去年現代評論，語絲先后南遷，北新被封閉，作家們也紛紛南下觀光，一時頓覺寂寞起來。現在只剩未名，古城等几种刊物及古城書店，暫時支撐這個場面。我想，北京這樣一個‘古城’，這樣一個大都會，在這樣的時代，斷不會長遠寂寞下去的。 新文學的誕生，引起了思想的革命；這是近十年來這新時代的起頭——所以特別有著廣大長遠的勢力。直到兩三年前，社會革命的火焰漸漸燃燒起來，一般青年都預想著革命的趣味；這時候所有的是忙碌和緊張，欣賞的閒情，只好暫時擱起。他們要的是實行的參考書；社會革命的書籍的流行，一時超過了文學；直到這時候，文學的風起云涌的聲勢，才被蓋了下去。記得前年夏天在上海，《我們的六月》剛在亞東出版。郢有一天問我銷得如何？他接著說，現在怕沒有多少人要看這种東西了吧？這可見當時風气的一斑了。但是很奇怪，在革命后的這一年間，文學卻不但沒有更加衰落下去，反像有了复興的樣子。只看一看北新，開明等几書店新出版的書籍目錄，你就知道我的話不是無稽之談。更奇怪的，社會革命燒起了火焰以后，文學因為是非革命的，是不急之務，所以被擱置著；但一面便有人提供革命文學。革命文學的呼聲一天比一天高，同著熱情与切望。直到現在，算已是革命的時代，這种文學在理在勢，都該出現了；而我們何以還沒有看見呢？我的見聞淺陋，是不用說的；但有熟悉近年文壇的朋友与我說起，也以千呼万喚的革命文學還不出來為奇。一面文學的复興卻已成了事實；這复興后的文學又如何呢？据說還是跟著從前Ｐｅｔｔｙ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的系統，一貫地發展著的。直到最近，才有了描寫，分析這時代革命生活的小說；但似乎也只能算是所謂同行者的情調罷了。真正的革命文學是，還沒有一些影儿，不，還沒有一些信儿呢！ 這自然也有辯解。真正革命的階級是只知道革命的：他們的眼，見的是革命，他們的手，做的是革命；他們忙碌著，緊張著，革命是他們的全世界。文學在現在的他們，還只是不相干的東西。再則，他們將來雖勢所必至地需要一种文學——許是一种宣傳的文學——，但現在的他們的趣味還浮淺得很，他們的喉舌也還笨拙得很，他們是不能創作出什么來的。因此，在這上面暫時留下了一段空白。而Ｐｅｔｔｙ Ｂｏｕｒdｇｅｏｉｓｉｅ，在革命的前夜，原有很多人甘心丟了他們的學術，文學，藝術，想去一試身手的；但到了革命開始以后，真正去的是那些有充足的力量，有濃厚的興趣的。此外的大概觀望一些時，感到自己的缺乏，便廢然而返了。他們的精神既無所依据，自然只有回到學術，文學，藝術的老路上去，以避免那惶惶然的襲來。所以文學的复興，也是一种當然。一面革命的書籍似乎已不如前几年的流行；這大約因為革命的已去革命，不革命的也已不革命了的緣故吧。因而文學書的需要的增加，也正是意中事。但時代潮流所激蕩，加以文壇上革命文學的絕叫，描寫革命气氛的作品，現在雖然才有端倪，此后總該漸漸地多起來的吧。至于真正的革命文學，怕不到革命成功時，不會成為風气。在相反的方向，因期待過切，忍耐過久而失望，絕望，因而詛咒革命的文學，我想也不免會有的，雖然不至于太多。總之，無論怎樣發展，這時代的文學里以惶惶然的心情做骨子的，Ｐｅｔｔｙ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的气氛，是將愈過愈顯然的。 胡适之先生真是個開風气的人；他提倡了新文學，又提倡新國學。陳西瀅先生在他的《閒話》里，深以他正向前走著，忽又走了回去為可惜。但我以為這不過是思想解放的兩面，都是疑古与貴我的精神的表現。國學成為一個新運動，是在文學后一兩年。但這原是我們這爿老店里最富裕的貨色，而且一向就有許多人捧著；現在雖加入些西法，但國學到底是國法，所以极合一般人的脾胃。我說“一般人”，因為從前的國學還只是一部分人的專業，這一來卻成為普遍的風气，青年們也紛紛加入，算是時髦的東西了。這一層胡先生后來似頗不以為然。他前年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懇親會的席上，曾說研究國學，只是要知道“此路不通”，并不是要找出新路；而一般青年丟了要緊的工夫不做，都來擁擠在這條死路上，真是很可惜的。但直到現在，我們知道，研究學術原不必計較什么死活的；所以胡先生雖是不以為然，風气還是一直推移下去。這种新國學運動的方向，我想可以胡先生的“歷史癖与考据癖”一語括之。不過現在這种“歷史癖与考据癖”要用在一切國故上，決不容許前人尊經重史的偏見。顧頡剛先生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的《一九二六始刊詞》里，說這個意思最是明白。這是一個大解放，大擴展。參加者之多，這怕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運動盛于北京，但在上海也有不小的勢力。它雖然比新文學運動起來得晚些，而因了固有的优勢与新增的范圍，不久也就赶上前去，駸駸乎与后者并駕齊驅了。新文學銷沉的時候，它也以相同的理由銷沉著，但現在似乎又同樣地复興起來了——看年來新出版的書目，也就可以知道的。國學比文學更遠于現實；擔心著政治風的襲來的，這是個更安全的逃避所。所以我猜，此后的參加者或者還要多起來的。 此外還有一件比較小的事，這兩年住在北京的人，不論留心与否，總該覺著的。這就是繪畫展覽會，特別是國畫展覽會。你只要常看報，或常走過中山公園，就會一次兩次地看見這种展覽會的記載或廣告的。由一而再，再而三的展覽，我推想高興去看的人大約很多。而國畫的售值不斷地增高，也是另一面的證据。上海雖不及北京熱鬧，但似乎也常有這种展覽會，不過不偏重國畫罷了。最近我知道，就有陶元慶先生，劉海粟先生兩個展覽會，可以作例。藝術与文學，可以說同是象牙塔中的貨色；而藝術對于政治，經濟的影響，是更為間接些，因之，更為安靜些。所以這條路將來也不會冷落的。但是藝術中的繪畫何以獨盛？國畫又何以比洋畫盛？我想，國畫与國學一樣，在社會里是有根柢的，是合于一般人脾胃的。可是洋畫經多年的提倡与傳習，現在也漸能引起人的注意。所以這回“海粟畫展”，竟有人買他的洋畫去收藏的。（見北京《晨報·星期畫報》）至于同是藝術的音樂，戲劇，則因人才，設備都欠缺，故無甚進展可言。國樂，國劇雖有多大的勢力，但當作藝術而加以研究的，直到現在，也還极少。 這或者等待著比較的研究，也未可知。 這是我所知的，上海，北京的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与Ｐｅｔｔｙ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里的非革命者——特別是這种人——現在所走的路。自然，科學，藝術的范圍极廣，將來的路也許會多起來。不過在這樣扰攘的時代，那些在我們社會里根柢較淺，又需要浩大的設備的，如自然科學，戲劇等，怕暫時總還難成為風气吧？——我說的雖是上海，北京，但相信可以代表這時代精神的一面——文化。我們若可以說廣州，漢口是偏在革命的一面，上海，北京便偏在非革命的一面了。這种大都市的生活樣式，正如高屋建瓴水，它的影響會迅速地伸張到各處。你若承認從前京式的靴鞋，現在上海式裝束的勢力，你就明白現在上海，北京的風气，將會并且已經怎樣彌漫到別的地方了。 在這三條路里，我將選擇哪一條呢？我慚愧自己是個“愛博而情不專”的人；雖老想著只選定一條路，卻總丟不下別的。我從前本是學哲學的，而同時舍不下文學。后來因為自己的科學根柢太差，索性丟開了哲學，走向文學方面來。但是文學的范圍又怎樣大！我是一直隨隨便便，零零碎碎地讀些，寫些，不曾認真做過什么工夫。結果是只有一點儿——一點儿都沒有！駁雜与因循是我的大敵人。現在年齡是加長了，又遇著這樣“動搖”的時代，我既不能參加革命或反革命，總得找一個依据，才可姑作安心地過日子。我是想找一件事，鑽了進去，消磨了這一生。我終于在國學里找著了一個題目，開始像小儿的學步。這正是望“死路”上走；但我樂意這么走，也就沒有法子。不過我又是個樂意弄弄筆頭的人；雖是當此危局，還不能認真地嚴格地專走一條路——我還得要寫些，寫些我自己的階級，我自己的過，現，未三時代。一勁儿悶著，我是活不了的。胡适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說：“哲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我想套著他的調子說：“國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這便是現在我走著的路。至于究竟能夠走到何處，是全然不知道，全然沒有把握的。我的才力短，那不過走得近些罷了；但革命期的破坏若積极進行，報紙所載的遠方可怕的事實，若由運命的指揮，漸漸地逼到我住的所在，那么，我的身家性命還不知是誰的，還說什么路不路！即使身家性命保全了，而因生計窘迫的關系，也許讓你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專用在衣食住上，那卻是真的“死路”。實在也說不上什么路不路！此外，革命若出乎意表地迅速地成了功，我們全階級的沒落就將開始，那是更用不著說什么路的！但這一層究竟還是“出乎意表”的事，暫可不論；以上兩層卻并不是渺茫不可把捉的，浪漫的將來，是從現在的事實看，說來就“來了”的。所以我雖定下了自己好走的路，卻依舊要慮到“哪里走？”“哪里走！”兩個問題上去！我也知道這种憂慮沒有一點用，但禁不住它時時地襲來；只要有些餘暇，它就來盤据心頭，揮也揮不去。若許我用一個過了時的名字，這大約就是所謂“煩悶”吧。不過前几年的煩悶是理想的，浪漫的，多少可以溫馨著的；這時代的是，加以我的年齡，更為實際的，糾紛的。我說過陰影，這也就是我的陰影。我想，便是這個，也該是向著滅亡走的我們的運命吧？ １９２８年２月７日作 （原載１９２８年３月《一般》第四卷第３期）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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